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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虎年，而从闻名遐迩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显现的早期北方民族的崇虎情结，就能管窥虎在中华十二生肖观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鄂尔多斯市博物馆副馆长杨泽蒙说。
生肖起源
杨泽蒙说，十二生肖是基于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认识自然能力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古人或出于对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动物的依赖情结，或出于对危害自身安全的动物的恐惧、敬畏感，而产生的动物崇拜、图腾崇拜以及早期天文学常识的结晶。
杨泽蒙介绍，中华传统的十二生肖，都是在本民族心目中具有特殊地位、与自己最亲近的动物，大致可归为三类：第一类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六畜”，即牛、羊、马、猪、狗、鸡，它们是人类为了生存而首先驯化饲养的动物，占十二生肖动物的一半。“六畜”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在传统观念中，“六畜兴旺”还昭示着家族人丁兴旺、生活蒸蒸日上的意念。第二类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野生动物，有虎、兔、猴、鼠、蛇，这其中既有为人们所敬畏的凶猛动物虎、蛇，也有为人们所喜爱的动物兔、猴，还有虽因常常侵扰人类而令人厌恶、却是与人类接触最密切的鼠。第三类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龙。而鄂尔多斯青铜器中出现的虎饰牌，又与中华生肖观有哪些不解之缘？
虎饰牌故事
“鄂尔多斯青铜器”以其复杂巧妙的图案构思、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优美的造型而享誉海内外，尤以装饰有动物咬斗图案的饰牌、饰件最引人注目。而图案中的主角，则多为虎和包含有虎特征的异兽。
杨泽蒙指着虎噬鹿纹银腰带饰牌说，“这件饰牌整体造型是一只高浮雕的伫立猛虎，威风凛凛，圆耳直立，瞪目张嘴，吻部抵在一只呈匍匐状的鹿头顶部，一只前肢踩踏在鹿的背上。鹿的两前肢向前平伸，在虎的踩踏下，头部与前肢紧紧挤压在一起，面部表现出一种恐惧、无奈的垂死神情。这类饰牌在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数量很多，它们栩栩如生地再现了草原上猛虎捕食到猎物后的精彩瞬间，不仅细节生动、传神，刻得细致入微，充满了生活气息，再现了大草原上弱肉强食的悲烈气氛，而且充分表现了佩戴者对虎的仰慕之情，以及藉此欲显示的张扬、豪放个性和独步草原的豪迈气概。”
杨泽蒙介绍，虎禽搏斗纹青铜饰牌主体图案采取浮雕、镂空的表现手法，左侧为伫立的老虎张开大口咬着一只猛禽粗硕的大腿，而右侧振动双翼展翅欲飞的猛禽则曲颈衔住老虎的脖子。
双虎咬斗纹银饰件采用高浮雕的表现手法，塑造了两只呈匍匐状面对面相拥在一起的幼虎，两虎头左右偎依，张大口噬咬着对方的肩部，前肢相互搂抱，后肢略侧卧前伸，后爪则在撩拨着对方的前爪，尾巴卷曲上扬。
还有虎牛咬斗纹金饰牌，其中央浮雕一只呈匍匐状的牛，四肢平伸，上下两侧各有两只头头相向的猛虎，分别死死噬咬着牛的颈部和腰部，牛虽然完全受制于猛虎，但仍在拼死抗争，尖利的犄角分别穿透了两侧猛虎的耳朵。饰牌直观上反映的是大草原上司空见惯的群虎捕杀野牛的生动情景，但这个逼真画面的背后，还寄予着更加深远的含义。饰牌中的虎，应取意于天上的昴星团，牛则取意于黄道十二宫的金牛宫，由于昴星团位于金牛宫中，虎群（四虎）噬牛所要展现的，就应当是匈奴单于称雄草原、独步天庭的宏伟欲望。
一套12件镶宝石虎鸟纹金饰牌更是引起专家们的兴趣。杨泽蒙研究后得知，虎鸟纹金饰牌主体图案为一只作匍匐状的猛虎，由虎头至虎尾装饰鹿角状的火焰纹，上边环绕八只简化鸟的图案，虎的身上镶嵌七颗红绿宝石。
这件饰牌中的虎代表天空中的昴星团，由于昴星团由七颗星组成，镶嵌七颗红绿宝石。饰牌周围环绕八只鸟，而同样的饰牌以12件为一组伴出，则可能意寓着狄——匈奴民族以自己的族星——昴星团周而复始的运行来确定每年四时八节十二月的生产与生活。这类饰牌所展现的内涵，早已超出了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虎的意念，赋予了它更加深邃的内涵。
崇虎情结
虎是大型食肉动物，被誉为百兽之王，在中国人心目中，虎是威严与权力的象征。古人常借虎的形象表示权威和力量，作为一种威慑力量世代相传，崇虎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观念。
杨泽蒙说，据最新考古发现可知，我国境内自原始社会以来虎崇拜的事例发现很多，如：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良渚文化中玉琮的兽面、中原殷商青铜器流行的饕餮纹都与虎的形象相似等等。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地域内的古代先民，像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的早期北方民族这样，对虎这种处在生物链顶端的动物，具有如此深的崇尚、仰慕、眷恋之情，如此丰富多彩的精神寄托和如此鲜活、生动的情景再现。
杨泽蒙认为，“鄂尔多斯青铜器”中老虎造型的大量涌现，应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特殊原因。据《说文》解释：“昴，白虎之中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白虎星。又据《史记·天官书》载：“昴，胡星耶”，这里称谓的“胡”，即中原人们概念中的以狄——匈奴民族为代表的北方草原民族。由此可见，狄——匈奴民族不仅崇尚现实生活中的猛虎，还将天象中的昴星团（白虎星）视为自己的族星、希望之星、寄托之星。所有这些，都是早期北方民族较其他民族对虎除具有敬畏之情外，还拥有更多的敬仰、依赖与寄托情结的根本所在。
此外，由于早期北方民族特殊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日常生活中很大程度上主要依靠个人的能力与智慧，去面对大自然无情的肆虐以及邻人的劫掠，他们不仅需要强壮的体魄，彪悍的性格和独立不羁的品质，而且也造就了比农耕民族对于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这一大自然法则更为深邃的理解和崇尚。基于虎在自然界的霸主地位，自然就成为他们效法的楷模，在日常社会生活或大型活动（战争、祭祀等）中佩戴大量装饰有猛虎捕食食草动物造型图案的饰物，便是他们崇虎情结的最好见证。
杨泽蒙认为，不断涌现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中大量虎造型的应用所折射出的以狄——匈奴系统为代表的早期北方民族深深的崇虎意念和虎情结（其实还应包括牛、羊、马等首先驯化于草原地带的动物），确实应该引导我们对于早期北方民族在我国传统十二生肖观起源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北方草原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及发展进程中所处的独特地位，给予重新的评估。
本报记者 张昊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