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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西南旱灾:贫困村民面对干旱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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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南 祈无恙

云贵亢旱,天下汹汹。灾民暴渴,专家最囧。

说来好怪,做惯专家尾巴的我们,今年突然发现,专家不知何时,幽幽地做起了谁的“尾巴”。

当公众抱怨预警缺位时,他们赶紧抱歉,灾害性天气是无法预测的,某国的预测只是“幸中”而已;当舆论质疑气候异常时,他们赶紧表态,本次“特大干旱”,主凶恰好是“冷空气不够强势,没有冷暖气团的交汇”;当灾民疑惑:西南5省“已经建成水库塘坝7.5万多座、总库容达380.5亿立方米”,这水,都蒸发了吗?!专家非常专业地回答:水库虽多,“但控制当地河川径流量不到6%,远远低于全国平均17%的水平”。

而当小朋友傻傻地问:为什么我们不打井呢?他们又出来慈祥地解释——小朋友啊,西南5省多为喀斯特地貌——什么叫喀斯特地貌呢,就是岩石裸露、草木不生,具有洞穴、落水洞、地下河而缺乏地表河流和湖泊为特征的地区,适合打井的地方很少,所以……

有十万个为什么,就有十万个专家说。专家总是适时地亮相,又及时地谢幕:“病、险库太多”,“丰水年的水资源无法储存给枯水年使用”、甚至连“人口及经济发展超出了当地水资源承载能力”以及“水资源有效利用率低”、“应急管理技术落后”等等、等等都成了旱魃的成因。

还有什么“主因”没上祭台吗?

如果还有,我们就只好接过重庆公交售票员的吆喝了:同志们,收腹,提肛,再上一个!来,再上一个……

唯云南依然旱着。

黔桂川依然旱着。

本刊前方记者发回的深度调查,虽然触目惊心,发人警醒,但毕竟发回了希望;毕竟,论灾情还远远未至明末大旱“母食子肉,弟爨兄骨,牲畜鳞甲杀无遗种”的地步。

有国家的伟力,社会的关注,云之南,祈无恙!胡展奋(主笔)

岔河村:深度干渴

整个马路乡305个自然村,还有很多贾梅梅那样的人。全乡2.4万人,5.38万头牲畜深度干渴。贫困让他们对干旱无能为力。

首席记者/杨 江

8岁女童贾梅梅那句“这日子怎么过啊!”的哀叹,让记者的心沉痛至今,连日来,持续的干旱导致云、贵、川、桂、渝西南五省区连连告急,《新民周刊》记者穿梭多个灾区调查采访,随处可见农田荒芜、江河干涸、民众疾苦。

昆明巫家坝机场的跑道被晒裂了,滇池的水位也下降了1米,过去,人走在滇池堤上,手可以触及水面,现在人可以在河床上轻松骑车;漓江的水小了,山水甲天下的风景不再,没有了水的缠绕,山失去了往日的灵气;亚洲第一大瀑布——黄果树瀑布也“瘦身”了,每天不得不靠人工调控维持细小的瀑面。

龟裂的土地,枯萎的万亩油菜地,干旱摧残着这个中国水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

——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马路乡大坪村岔河小组是这场干旱最好的见证。

背水的女孩

8岁女孩贾梅梅的脖子上、手腕上都是黑痂,出汗后,用力搓一下,污垢一片一片往下落,然而,这并不是一个不爱干净的小姑娘,问她多久没有洗澡了,女孩本就高原红的面庞更红了,她低垂着头,沉默不语,一旁的村民解释,她可能连洗澡是什么概念都不知道。

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马路乡大坪村岔河小组,干旱对于这里的40多户143位村名而言,就像村庄所处的石漠化严重的山体一样,很古远的时代就存在了。

岔河小组建在海拔1800多米的山腰上,属于干热河谷气候,年均降水量不足500毫米,加之这里的地质属于喀斯特地貌,仅有的这点降水也无法在地表蓄积,直接渗至地下,岔河村的村民因此祖祖辈辈饱受干旱之苦。

只不过,往年,村民们只需要下山背水两三个月,而这一次,从去年10月至今,村民们就一直在背水,而且仍将继续。

贾梅梅就是岔河村的一个小村民,谈起眼下的干旱,年近70的老太太杨云秀禁不住抹泪,“这旱,什么时候才到头啊?!”杨云秀从记忆起就在背水,她告诉记者,家里养着3头猪和1头牛,需要用水,家里的年轻人都外出务工了,她只好自己背。

“咋过哦!”贾梅梅的眉头也锁了起来,稚嫩的眼神中藏掖不住的是沧桑与迷茫。

岔河村的山脚下,海拔1000多米处就是牛栏江,牛栏江是金沙江最大的支流,在云南和贵州交界处的乌蒙山深处奔流而过。这是村民们的生命之源,唯一庆幸的是,即便这样百年一遇的干旱,牛栏江也没有干涸。

过去的几个月,尽管每天都有乡政府组织的送水队前来送水,但只够一部分村民的生活用水,更多的生活、牲畜用水则需要村民们徒步到牛栏江上背。

从岔河小组到牛栏江,海拔直线距离不过800米,但通往江边的4公里羊肠小道却是异常陡峭,平均坡度60度,并且乱石裸露,崎岖难行。

过去的几个月,岔河村至牛栏江边的这条山路上,每天都有这样一支悲壮的背水队,8岁的贾梅梅、70岁的杨云秀,都在此列。

这天早上7点,村民们就陆续下山了,贾梅梅和视力不好的父亲贾明华也拿起了各自的水具,贾明华拿的是乡里发的50斤装的塑料桶,贾梅梅背起的是一个竹子做的背篓,里面都是她捡来的矿泉水瓶,她要将背篓里的水瓶装满带回来,贾家有3头牛、1头猪,需水量很大。

这并不是最早出发的村民,一些腿脚不便、行动缓慢的老人,天不亮就打着电筒出发了。

背水的队伍中,有不少贾梅梅的小伙伴,有些年纪比她还要小,一根木棍肩上挑,两头各系一个空的大可乐瓶。

岔河小组的村民们每天要去山下取水两次,早上7点出发、9点回村,下午4点出发、7点回村,在这两个时段背水,主要是因为日照不是很毒,可以减少一些身体的水分挥发。

贾梅梅弱小的身躯和杨云秀蹒跚的步伐,与他们脚下石漠化严重的裸石成了这支背水队伍最悲壮的组合。

出了村子不久,就可以看到山脚下的牛栏江,可是至少还要一个多小时才能走到江边,下山的路容易踩空,贾梅梅每一步都跨得谨慎,在一些陡峭的地方,她几乎是将后背贴在山石上往下一点点地滑。

上山容易,下山难,可是在贾梅梅看来,这话说反了,她说,等背着一背篓的水往回走,那才叫一个难。

持续的干旱让牛栏江也萎缩了,不过,水却很是清澈,村民们看到水,欢跃了起来,女人们忙着洗把脸,男人们掬起水喝个饱,一些孩子跳进水里撒欢。

看到水,贾梅梅干巴巴的面孔也恢复了灵气,她跑到水边大喝了几口,不介意不远处被村民们拉来的牛、骡子也在大口饮水。

等贾梅梅把背篓里的矿泉水瓶装满,村民们大多也已经准备返回了。有骡子的村民可以享一点福,因为骡子可以帮他们背水,但是贾梅梅们没有这么幸运,背篓足有她半个人高,由于负重爬山,贾梅梅弯着腰、垂着头,从后面只能看到她的一双小脚。

太阳越发毒辣,汗已经浸湿小姑娘的衣服,在实在陡峭的地方,大人们拉她一把,实在走不动,就倚在石头上休息一会。没有人可以接过她的背篓,因为每个人的背上都是装满的水桶,因为陡峭,这条路上,常有背水的牲畜翻下山去。

山风吹得人嗓子干痛,贾梅梅舍不得喝水,她说,在牛栏江边已经喝够了,等背到家才能再喝一点。

贾梅梅的家是一个土房,在土墙上挖出一个一人高、两人宽的洞就算是门了。

她把背篓卸下,长吁一口气。贾梅梅家的贫困在这个小山村很具有典型性,贾明华眼睛看两三米远的地方都是迷迷糊糊的,贾梅梅的母亲因为小时候打针,一条腿行动不便,基本没有劳动能力。

贾家门前有两棵核桃树,去年核桃结果卖了200元,加上政府救济的1000元,这就是一家全年的收入。

她因此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做饭,不过,贾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锅灶,其实就是一个铁炉子上面架起一个铝锅。

小姑娘俯下身子,贴在炉口往里吹,回烟呛得直咳嗽,午饭就是玉米面,没有菜,就着一点盐巴,因为太干,难以下噎,贾明华给女儿的碗里加了一点凉水。

“没有菜,一点也没有,怎么过哦?!”贾梅梅的眉头又锁了起来。

8岁,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然而,贾梅梅至今未能入学,因为离村子最近的学校单程也要行走4个多小时。

贾梅梅说她怕,那条路比背水的这条路难走多了。村子里还有十多个适龄儿童没有入学,因为路远,七八岁的孩子走不动,只有等再大一些才能去上学。

梦想却没有因为干旱和贫穷而远去,让人意外的是,贾梅梅的梦想倒不是与水有关,她对飞机有着强烈的好奇。

她总想从我们这些山外来客的嘴中得知飞机是什么样子的,“你们当中谁是开飞机的,能不能告诉我?”

贾梅梅经常在白天或者夜晚,站在山顶上,看着天空中飞过的飞机,她没有出过山,而贾家也没有什么电器,因此,没有人能告诉她飞机是什么样子的、飞机究竟有多大。

这个8岁的女孩过早承担起了繁重的家务,然而,午饭后,她只能倚在门洞上小憩一会,她不能贪玩。

她必须保存体力,下午4点的时候,她又要背起背篓下山取水了。

送水的女人

岔河小组的村民们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刻就是看到那辆灰蒙蒙的小货车,开车的是一个面孔同样布满高原红的女人——管艳。33岁的管艳是一个外村人,住在马路乡上,过去的两个多月,她已经往返马路乡与岔河小组一百多个来回。

管艳是来给岔河小组的村民们送水的,18个水桶,5吨水,每天两次,对岔河村民而言是一份不小的厚礼。

从马路乡到岔河小组路程不过22公里,可是开一趟车起码要走两三个小时,因为路实在太难走了,管艳说,那其实根本都不能算是路,简直就是乱石冈。

马路乡党委书记乔虎一声叹息,今年干旱,乡里调集了12辆运水车送水到最缺水、最边远的村寨。然而,岔河村的道路实在太难走,尤其是一段4公里的山路,开车需要半个小时,路面是村民用石块垫成的,有如锋利的刀刃,极易划破轮胎。“给再多的钱,很多司机也不愿意开。”

管艳一开始只是出于好奇才接下了这个重任,“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干旱,想去看看,情况到底怎样了。”

车开到半途,管艳就尝到苦头了,一不留神,轮胎就被尖石扎破,在过去的两个多月,管艳在这条路上一共被扎破了10次轮胎,最多的一天扎破了两次。

第一次把水送到岔河小组,村民们巴巴的眼神让管艳心一痛,“看到水车来了,全村人都涌了出来,锅碗瓢盆,能装水的家伙都拿了出来。”

管艳坚持了下来。这辆车,其实是她用来做生意的,几年前,管艳夫妇贷款买了一辆大货车,老公一个人在外开车拉货,管艳后来在家又开了一个小型的砖厂,今年年初,她花了6万元买下了这辆小货车,专门为砖厂配货,一个月下来,砖厂也能有五六千元的收入。

镇里的补贴其实很少,只有区区600元,还不够油费与轮胎的损耗费用,但是管艳却丢下了生意,把砖厂停了,做起了送水人。

每天早上5点半,管艳就开着车出发了,等她半个小时后到达取水点,天还没有亮。管艳用车灯冲对面山坡晃了一下,不多时,对面亮起手电。这是他与取水点的负责人石维忠对暗号,石维忠每天都要帮她取水。

不一会儿,石维忠跑过来,跳上车,管艳站在车厢旁边帮着照明,石维忠把水管插进车上的大塑料桶里。

在灾区,有头脑精明的人已经做起了卖水生意,在马路乡,按路程的远近和道路状况计算,较近一点的地方水价40元/立方米,较远且路况差的地方,比如管艳去的岔河村民小组,水价达170元~180元/立方米,如果卖水一车就能卖八九百块。

可是管艳往岔河村民小组送水是义务的,甚至连取水费都是自己掏,每车10元。管艳说,钱以后可以继续赚,眼下要帮帮可怜的岔河村民,“他们实在太困难了”。

尽管村民们每次都留管艳吃饭,但管艳却不肯,因为有一次,她送水到村里,因为冷,就到一户村民家中取暖,热情的村民张罗着给她做饭,却半天也没有做出来,因为这家人已经没有粮了,锅里只有一碗糖水煮面条,还是留给坐月子的妻子吃的。

出了门,管艳就哭了,她有两个子女,大一点的女儿在外念书,7岁的儿子在她身边,她很同情贾梅梅这些岔河村的孩子们。“我从没看到那里的娃手里拿过零食,也很少看到哪家能吃到白饭。”

这天下午,管艳的车一路颠簸开到了岔河村王增玉家。去年年底,王增玉用政府补贴的1000元,加上自己出的2000元,建起了一个20立方的水窖。管艳这一车水灌进王增玉家的水窖,可以解决附近4户人家的吃水问题。

不过,因为贫穷,岔河村有水窖的家庭并不多,岔河村没有水源,即便打井也没有水,而且石漠化还在逐年加剧。

村民小组长戴小普指着村里许多从高处蜿蜒而下的土沟说,平时村民们都是靠天吃饭,在地势低一点的地方挖一个坑,每年雨季,雨水和山洪顺着简易的土沟流到坑里,有一点条件的人家把雨水引到自家的水窖里。

村民往里面洒上石膏、石灰或者水泥,几个小时后,等水稍微清亮一点就开始饮用。由于储水条件实在太差,几个月之后,水里能见到蚂蝗等各种虫子。

现在,岔河小组正在修建的水窖还有三五家,杨得顺家也在全家动员,挖一个20立方的水窖。说是挖水窖,其实不如说是在挖石头,因为水窖基本上都是在青石中挖出来的。

乔虎谈及岔河村就摇头,他说,政府现在出资为修建水窖的村民提供水泥,由于财政有限,劳动力的耗资只能由村民承担。“如果修建一个水窖要50个工时,成本算起来,马路乡没有几家能修成。”

而修建一个水窖,对于8岁的贾梅梅一家来说,更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修路的村民

岔河小组的村民们深受干旱之苦,可是村民们却说,他们还要感谢今年的这场特大干旱,因为不是干旱,他们的贫穷可能还不能为外界所知。岔河小组去年的人均年收入只有600元,这在发达地区,不过是饭店里的一桌菜钱。因为贫穷,村里解放后没有出过一个高中生,仅有的一名初中生目前正在乡上念书。

而这次的干旱已经让村民们的庄稼地绝收,站在山顶望下去,裸露的农田暴露在烈日下,就像被剃光了头一般触目惊心。

贫穷势必因此加剧,因为贫穷,村上的年轻人大多都出外打工了,只留下杨云秀与贾梅梅这样的老人与孩子。村民姚忠宝无奈地说,他的两个儿子出去打工已经两年多没有回来了,“孩子们不愿意回来,我们其实也想搬走了,可是,搬到哪里去呢?”

阻碍这个小山村的发展以及造成干旱加剧的症结被归结于路。村民们对于路的渴望超越了他们对水的渴望,岔河小组所在的大坪村村民们连日来男女老幼齐上阵,在村干部们的带领下,用肩挑手扛最原始的方式修建山路。

这是一支壮观程度不亚于牛栏江上方背水人的队伍。在这支队伍中,我们同样见到了古稀老人与弱小的儿童。没有任何机械设备,搬不动的石头,村民们就用手推。

33岁的大坪村原支书熊成富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每天他跟60名党员组成的背水队给岔河村孤寡老人们背完水后还要到这里修路。岔河村几任村支书都认为修路没有意义,只有熊成富坚持要修路,他认为只有修路才能彻底解决岔河村乃至大坪村的问题。

这是一条长约5.5公里的山路,中间还有700米的悬崖,村民们按照分户承包的方式进行,而村干部要多修50米。干旱加剧了村民们修路的艰辛,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嘴唇已经干裂,但仍旧舍不得喝一口水,为了尽量节省水,有些村民甚至早上出发的时候就干脆不带一滴水到工地上,口渴厉害的时候,想吞一口吐沫都没有。

岔河村对面的山上几年前种下了核桃树,熊成富说,这里适合种植烤烟、核桃等经济作物,但是没有路,致富的梦想就难以实现。

岔河的村民们将他们摆脱世代贫困、世代背水的梦想就寄予在这条山路上。淳朴的村民们说,我们不缺力气,我们缺的就是20吨用来炸山的炸药。

岔河小组只是马路乡最远、最困难的一个小山村,从会泽县城到马路乡,124公里的山路要开两个小时,全程200多个弯口,全乡地质结构为石灰岩溶地形、多溶洞、沙质土壤,雨水大部分经溶洞(落水洞)直接流到硝厂河和牛栏江里,由于沙质土壤保水能力差,山间常年流淌和清泉基本找不到,一到雨季就容易发生洪灾、地质灾害,一到枯水季节就旱灾。

马路乡党委书记乔虎感叹:“为了枯水季节有水喝,农民用水常采用在低洼的地方挖一个大水塘,下雨时把雨水引进水塘里装满,沉淀清后挑回家直接饮用。这样的大水塘子人畜共用,时间一长,水里微生物大量繁殖,塘里爬满了小动物,水质变成深绿色。到了枯水季节,连这不卫生的水都全部用完了,农民只有到20公里远的地方去背水。”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上级的扶持加大,一些农户建起了小水窖取代原来的大水塘,饮用水卫生上有了一定改善,但水窖中蓄积的水还是等不到下一雨季,农民用水依旧是个大问题。”

整个马路乡305个自然村,还有很多贾梅梅那样的人。

全乡2.4万人,5.38万头牲畜深度干渴。

贫困让他们对干旱无能为力。▲

柯渡:一个镇的水利之困

柯渡镇8000多户村民,目前至少有一半农户面临因旱返贫。张玉万认为,基础水利设施的欠缺,是老百姓没水喝、庄稼没水浇灌的根本原因,在有条件的地方修水窖、挖水塘,做管引,“可是,钱呢?”

首席记者/杨 江

农民贱卖耕牛、吃松树尖

3月27日,49岁的秦顺德起了一个大早,他走到院子后面的核桃树下,将那头饲养了两年的耕牛牵进了院子。老婆抱来一捆玉米秸秆送到牛跟前,牛不肯吃,因为太渴了,渴得实在吞不下干草料,可是持续的干旱,山上的野草都没有发芽,到哪里去割鲜草。

秦顺德摸着牛干瘦的脊骨也很心疼,身体水分充足的牛,鼻孔上都是黏液,可是,这头牛因为长期喝不饱水,鼻子都干了,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老婆的眼圈红了,到屋里舀了一小盆清水想给牛喝,被秦顺德制止了:“都要卖了,还给它喝啥子,留着给人喝吧。”

秦顺德就这样依依不舍地将牛牵到了镇上,因为干旱,几乎所有的养牛户都无力喂牛,很多人将牛牵出来卖,可是,谁来买呢,买回去就得喂水、喂青料,可是水呢?秦顺德一上午求了好几个买家才最终将这头耕牛以1300多元的价格卖掉了,要在往年,这头牛怎么说也能卖个3000元。他因此很心疼,可是天太干了,人吃水都成问题,哪有能力再喂牛,再养下去,要是牛被渴死了,损失就更大了。

秦顺德的家在云南省寻甸县柯渡镇大坪子村,这个村建在一个山腰上,一共17户人家,40多口人,从去年12月份开始,村里人畜饮水开始紧张,大坪子村中央的老树下有一个大水窖,一根细长的水管将这个水窖连接到山脚下的一个山泉,往年,村民们的吃水就靠这个山泉,但去年12月份开始,山泉干涸了。

水窖里的水维持到2月份终于滴水不剩,秦顺德是这个村的村长,他原本养着7头牛、1头骡子、4头猪,还有若干只鸡,他开始带着村民们每天早上天不亮就下山找水。

附近的村子都在四处找水,秦顺德有一天早上牵着骡子6点就出发了,走了几十里山路,找了三处水源地,要么干涸了,要么被其他村的村民抢先占据了。到了下午,秦顺德好不容易在十多公里外的柯渡镇边上找到了一处水源,灌了整整8大桶水,等他赶着骡车回到大坪子村,天已经墨黑了。

可是家里人畜用水量实在太大了,秦顺德背回来的这桶水只够用一天,他已经记不清多久没有洗澡了,身上又馊又痒,衣服两三个星期才能洗一次,还不敢用洗衣粉,否则脏水连牲畜都不肯喝。脸也舍不得洗,用毛巾的一角沾一点水,然后擦一下眼睛,趁着还有湿气递给老婆擦,这就算洗了脸了。做饭的时候,米也舍不得多淘,用一点水,把米搅一下,淘米的水留着喂牛、喂猪。

秦顺德家共有30多亩地,往年一季能收入一万两千元,但现在全荒着,去年至今雨一直没下,地里干得冒烟,红土块硬得像石头,往下刨至少30厘米才能感觉到一点凉意。秋播错过了,现在春播看来也黄了,他不敢下种,因为即便最耐旱的土豆,种下去,因为没有水分,也很可能被炽热的太阳烤“熟”。

秦顺德的两个儿子为了家里不断粮,到昆明打工去了,留下了秦顺德夫妻俩。地荒着,牛就没了作用,还得喂水。无奈之下,秦顺德每天只给牛喝几碗水,不渴死就行,要在往常,一头牛起码要喝一大桶水才能饱。

做了一辈子农民的秦顺德看着牛眼巴巴望着他的眼神很不忍,为了让牛少一点消耗,他将牛牵到屋后的树下乘凉,可是没有水,牛连干草都不吃,看着往下掉膘。

鸡已经卖了,牛也卖了一头,大坪子村已经有好几户村民将家里的牲畜全都贱卖,然后举家出外打工了。秦顺德一筹莫展,再这样下去,还得贱卖,可是如果都卖光了,等雨季来了,恢复耕种,重新买牛,牛价又涨上去了。

“我已经因旱返贫了,再也承受不起这样的双重损失。”秦顺德苦不堪言。

从大坪子村到另一个山头上的公路还有一段三四公里的羊肠小道,大车根本开不进,只能容一辆马车通过。3月30日的中午,秦顺德和七八个村民草草扒了几口饭,就赶着骡车等候在公路口。一个多小时后,从柯渡镇方向开来了几辆成都军区驻滇集团军老山主攻团英雄营的送水车,因为持续的干旱,公路上红土飞扬,送水车仿佛开进了沙漠。

柯渡镇主管水利的副镇长张玉万也在送水车上,他跳下车,与英雄营带队的政治教导员刘吉奎一道帮秦顺德们往骡车上的水桶里放水。渴急了的骡子听到水声急得嘶叫,半个小时后骡车装满了,张玉万开始与部队的战士一起往村子背剩下来的水桶。

一个水桶50斤,战士们一路小跑,路边一望无际的荒地,张玉万说,往年绿油油的山头现在俨然成为黄土高原了。

柯渡镇还有很多大坪子这样的村庄,在多衣箐,34户村民居住在海拔2000多米的深山里,距离村庄最近的取水点也得走两三个小时,村民们8个小时才能从泉眼处等到一小桶水。

在龙潭箐,20多户村民连日来一直要跟山下丹桂村的100多户村民“抢”水吃,这个浑浊的小水源不堪重负。

因为持续的干旱,村民们已经半年多没有吃到蔬菜了,村民滕章树老两口3天前学着其他村民到山头摘松树的嫩尖回来用油、辣椒爆炒了当下饭菜。

松树尖很涩、很酸,滕章树的孙子苦恼着不肯吃,老人感慨万千,说记忆中还是在1959年大饥荒的时候吃过松树尖。

这一切,让看在眼里的张玉万很焦虑。

水利设施严重欠缺

柯渡镇是寻甸县14个乡镇中干旱最为严重的一个,全镇13个村委会、187个自然村,到目前已经有34个自然村、5300多人受灾。张玉万介绍,寻甸县去年的降水量只有400毫米,而柯渡镇只有280毫米,不到正常年景雨量的三分之一,干旱从去年的6月就已经开始,到12月,有4个村庄开始出现断水现象。

目前旱情严重的34个村庄都位于山区、半山区,为了缓解人畜饮水困难,去年年底前,柯渡镇利用上级拨款改进了其中23个自然村的管引设备,一共花费了200多万元,但由于资金缺口,仍有11个自然村没有改进。

今年以来,干旱开始进一步加剧,即便改善了管引设备的村庄,水源也陆续枯竭了,到3月底,34个村庄全面断水。

“除了天灾、水源枯竭,主要原因还是水利资金投入不到位,加剧了人畜饮水困难。”张玉万介绍,他在柯渡镇做了9年的副镇长,一直分管水利。在过去的数十年当中,当地的水利建设在他印象中基本上没有投入什么资金。“我们的镇财政收入连工作人员的工资都无法解决,实在是囊中羞涩。”

34个旱情严重的自然村在去年年底之前基本上没有像样的水利设施,20多年前,依靠国家财政支持,曾经铺设了一些简易的水管,但因为缺钱,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维修、升级。以龙潭箐为例,1998年,曾经从5公里外的水源地拉了一个水管到村里,但一年后,水源就枯竭了,村民们11年来一直在背水吃饭。

“干旱发生后,我们尴尬地发现,多年前铺设的管道要么因为水源枯竭荒废,要么因为老化生锈,甚至破裂,愣是守着水源无法发挥作用。”

柯渡镇境内共有两个主要的水源地,一个是蓄水量230万立方的军民水库,建于1972年,是昆明市海拔最高的一个水库,另一个是蓄水量40万立方的小一型水库,因为干旱,军民水库的需水量已经降低至60万立方。

多年来,柯渡镇一直渴望在借龙箐新建一个蓄水量50万立方的水库,如果建成,将惠及周边5个村委会。但遗憾的是,1997年,镇里就做了勘测、设计,报告送到上面,至今没有批复。

“我们早就看到了水利设施的欠缺,但没有钱,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空谈。”张玉万很苦恼。

3月底,干旱进入最困难时期后,老百姓们只好每天骑摩托车或者赶着马车到别的村庄找水,一般至少都要走三四公里山路。

因为缺水,村民们常为了争夺水源发生争吵,张玉万亲自参与调解的就有三起。因为缺水,他三次被村民们告到主管部门。

“老百姓从山上下来,跑到镇里拦着我,指责我怎么管水利的,让他们没有水吃了。”委屈归委屈,张玉万还得跟着村民们上山查看实情,调集运水车救济。

3个月来,柯渡镇所有的主题都与水有关,而张玉万也跑遍了187个自然村,他说,每个村庄至少都去了三次。

在柯渡镇,记者看到山上山下两重天,山脚下,尽管流量不大,但河沟中仍有不少流水,附近的庄稼也是绿油油一片,而山上则是枯黄一片。

张玉万说,这明显暴露了水利设施的欠缺,“我看到老百姓到下游小沟拉水,河水里很多牛粪、马粪,但老百姓顾不得那么多了,我看着很惭愧,如果水利设施到位,这些水可以抽到山上去的,不用老百姓吃这么大的苦头的。”

“唉,钱啊!”

村民因旱返贫,政府部门囊中羞涩

柯渡镇主要的基本作物是水稻、麦子、土豆、玉米,但现在山区、半山区都已经绝收,经济作物主要是烤烟与板栗,但漫山遍野的板栗林现在很多都枯死了,剩下的多数叶片萎靡,甚至没有发芽。

烤烟往年都是在4月18日雨季来临时节开种,种植期只有15天,但现在看这个势头,雨季至少还要四五十天,如果再不下雨,烤烟最佳种植期可能又要错过了。

张玉万很焦急地说,整个柯渡镇8000多户村民,目前至少有一半农户面临因旱返贫。

“老百姓没有一丁点收入,这将导致就学、生活问题。”他介绍,柯渡镇往年劳务输出1.3万人左右,现在已经升至1.7万人左右,而且上升的趋势越发明显。

口粮危机也在3月份露出兆头,柯渡镇通过民政拨款调集了20多吨大米分发下去。

“绿色蔬菜,一年前就断了,连山上的野菜都挖不到了。”张玉万介绍,老百姓要吃蔬菜,就得从外地引进,前几天,张玉万在镇上买了两棵大白菜,花了9元钱,往年只要1元就可以买到,甚至送人都没人要,可是现在即便涨到这么高的价格,也是很难买到的。

柯渡镇上的大米原先3.1元一斤,现在好一点的卖到了5元多,差一点的也卖到了4元多。一方面,老百姓无奈之下贱卖牲畜,一方面出外打工,而物价又在上涨,张玉万很焦急:“这会加剧老百姓的贫困。”

3月26日,刘吉奎带着一支300人的部队进驻柯渡镇抗旱救灾,5辆送水车每天穿梭在柯渡镇上最大的取水点与34个自然村之间,在一些不通路的山村,战士们最远要负重行走40多分钟才能将水送到农户家中。

要想恢复生产,在老天爷没有降雨之前还是一个奢望,因为柯渡镇农田水利设施也是严重欠缺,山区、半山区的农田基本上就是靠天吃饭。即使张玉万们组织农户对庄稼施水,但空气太干,地表积了很多热量。最后的情况可能是,植物根部是湿的,但地表部分却会枯死。

在毗邻水库或者水沟的几个村委会,由于农田基础水利设施的欠缺,也只能是守着水源干着急。

张玉万认为,基础水利设施的欠缺,是老百姓没水喝、庄稼没水浇灌的根本原因,在有条件的地方修水窖、挖水塘,做管引,“可是,钱呢?”

他已经做了一个报表,修建借龙箐水库需要600万元,按照现在的农户水窖修建方案,一个水窖4000元,政府补贴其中的水泥等建材资金2000元,全镇需要100多万元,干旱让数十年前修建的水库的隐患暴露了出来,如果要加固,又要500万元,水库加固后,要做管引将水引到附近的村庄,这一块又要400万元。

总额统计下来,报告也送到了寻甸县里,可是张玉万却没了底气,“1700多万元啦,县里的财政能力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寻甸县去年的财政收入只有3亿多元,截至3月22日,全县因旱人畜饮水困难11.01万人、大牲畜11.85万头(只)。

柯渡镇只是全县受灾的14个乡镇中的一员。

张玉万透露县里已经准备拨款支援柯渡镇,但他有数,只能是杯水车薪。▲

干旱带来的反思

环境是共有的,影响也是关联的,面对这场干旱,上游与下游,东部与西部,你或者我,没有谁可以是旁观者。

首席记者/杨 江

水库的三种缺

旱灾延续到4月,一些地区迎来了零星降雨,但这对缓解旱情作用并不大,今年的雨季目前估计要比往年延后不少,这就意味着我们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要与干旱抗争。西南五省市区一向是我国水资源充足的地区,人们诧异于,如此严重的旱情为何发生在这些地区。

在云南,记者发现,虽然干旱少雨,一些地区并不缺水,水在下面流,人在上面愁,才是很多灾区干旱的本质。

复杂的地质构造是造成这一被动局面的主要原因。云南省喀斯特地区多,普遍存在地表水存不住、地下水利用率低的问题,全省山区、半山区面积占94%,海拔最高点和最低点相差6600多米,山多坡陡、山高谷深,雨水顺着地势快速向谷底江河汇集,利用较为困难。另外,全省岩溶面积11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8%,岩溶地区的降雨径流大部分或全部下渗至地下,难于发挥对地表植被的涵养作用。

喀斯特地形还带来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多年来,云南省水土流失面积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35%,每年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国流失面积1/10。

灾区的很多官员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都认为,天灾本并不至于引发灾区如此的被动,此次干旱暴露出的最大特点就是西南地区水利设施建设的滞后以及工程性缺水矛盾的突出。

西南地区一直以来普遍存在对水资源利用率偏低的问题,以云南省为例,全省水资源在全国排在第三位,但水资源利用率却只有6%,远低于全国16%的总体利用率。在云南省内,一些地区的水资源利用率更低,比如普洱,水资源利用率只有3.4%。

“这场大旱给我们最大的警示,就是必须加强水利设施建设。”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说。

云南省水资源分布极不均匀,雨季降水量占全年总量的85%,干季降水量占全年总量的15%。水利基础设施薄弱、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水平低、水资源供需矛盾尖锐。

《新民周刊》记者的调查发现,灾区水利设施的欠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就是保障居民生活用水的水利设施欠缺,此次云南省受灾的800万人,75%都在山区或者半山区,而这些地区中,有不少数十年来连最基本的管引设备都没有,因为贫困,农户的水窖拥有率也非常低,导致干旱来临,百姓无力应对。

第二,就是农田灌溉水利的缺失,据水利部统计,中国现有的18.3亿亩耕地中,尚有9.59亿亩是没有灌溉条件的“望天田”,已建成的8.67亿亩灌溉耕地,灌溉水利用率也只有46%。在灾区的采访,本刊记者也发现,有水利设施的村子与没有水利设施的村子状况相差很大。 

此外,不少地区的坝塘近年来为了创收,承包出去搞水产养殖,干旱来临时,鱼塘主与下游农户的用水矛盾凸现,为了保证鱼塘利益,鱼塘主不肯放水,也导致这些水利设施起不到灌溉作用。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干旱提示我们,至少在西南地区,在现代化农业的道路上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必须加强水利建设,特别是中小型水利工程和配套农田灌溉网络工程,改变“靠天吃饭”的现状。

为从根本上解决因工程性缺水造成的饮水困难,云南省政府决定从今年起至2012年,筹集不少于100亿元资金支持水利工程建设,同时争取国家支持,带动地方、企业和民间资金投入建设400亿元,3年内拟投入水利和农村水电建设资金达到500亿以上。

就眼下而言,云南省今年准备陆续开工建设100个骨干水源工程和100万个小山塘、小电灌站等水利工程。贵州省委常委王正福也表示,要全力以赴做好水利项目的申报工作,加大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从根本上解决工程性缺水问题。

对于广为关注的水库问题,本刊记者的调查总结,水库的“缺”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一些已有的水库,尽管蓄水减少,但还是有水的,就因为缺乏配套的水利设施,或者现有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造成无法有效利用,老百姓守着水干着急。

灾害发生后,几乎每个接受本刊采访的官员、百姓都对修建水库的呼声很高,时常听到老百姓们说,如果当地修建一个水库,此次就不至于如此被动,可是项目申报了多年,因为缺乏资金至今没有动工。这是水库的第二缺。

第三缺是很棘手的问题,中国的农田水利工程多数修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截至2007年底,中国已建成水库总计约8.7万座,其中病险水库约3.7万座,占水库总数的42.5%。近年来,由于国家财政投入不足,多数水利设施老化失修,一些地方在干旱面前束手无策,水利设施不堪重负。以云南省第二大市曲靖市为例,该市共有520座小(二)型水库,但目前共有442座水库存在不同程度病险,严重影响水库效益的正常发挥。这样的情况在邻省贵州同样存在,由于水利历史欠账多,到2009年底,贵州还有1600多万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小(二)型以上病险水库829座。

对于水库的三缺需要具体分析,对于第一个缺,有必要今后加大水利设施建设,使现有大型水库发挥应有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对于第三个“缺”,必须引起警惕,雨季迟迟不来,但雨季迟早要来,应该尽早赶在雨季来临前对病危水库进行加固,以防大旱之后出现大涝的情况。

重点要思考的是第二缺,这也是目前争议最大的,修建更多的水库,确实可以解决饮用与灌溉的问题,但必须全面论证,慎重思考,否则水坝数量无序、非理性井喷,非但会造成上下游的用水矛盾,还很可能进一步导致自然环境的恶化。

由于云南特殊的地形地貌,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打井,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修筑水坝,打井只能是一个应急做法,此次抗旱中发现,村民们使用的较为原始的水窖的方式,在雨季把雨水、泉水聚集起来,在旱季使用,是一个切合当地实情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如何与自然相处?

干旱带来了一场大反思,到底我们应该怎样与自然相处?因为干旱,深山里的贫穷终于为外界所知,记者发现,出于摆脱贫困的良好愿望,很多山区近年来开始大面积栽种核桃树、橡胶树等经济作物,但山上蓄水功能本就比较差,生态脆弱,很多山民尴尬地发现,经济作物还没开始受益,因为破坏了原有的植被,无雨即旱、有雨即涝的情况愈加严重,贫困因此加剧。

云南省的特殊地形本就决定了该省地表蓄水功能较差,在这次干旱中,一些地区在寻找水源的过程中发现,在水冬瓜树密集的地方,水不仅不枯竭,且水质较好。水冬瓜树,在海拔3000米以下,年平均气温15℃—18℃,降水900毫米—1400毫米地方均可生长,本是大自然赐给云南这种特殊地貌地区的一个礼物,被当地人称为天然的水窖,这是因为水冬瓜树用途广泛,根系发达,耐潮湿土壤,对抗旱保水、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失、防止森林火灾都有很大的作用。这种植物的叶片易腐烂,氮、磷、钾含量较高,是很好的肥源,根系有根瘤,能固定大气中的氮气,增加土壤肥力,改善土壤结构。

然而,近年来,水冬瓜的数量正在急剧下降,背后原因是,思茅松、桉树等更容易带来经济受益的经济林受到青睐,大片原生林被砍伐,栽种上了这些经济植物。

思茅松与桉树可以用来造纸、取脂,一亩桉树能带来成千上万元的利润,然而,这些树在当地也有另一个称号——“抽水机”,它们会大量消耗土壤中的水分。

干旱当然不是桉树、思茅树造成的,但生态的脆弱、山体蓄水功能的下降,以及干旱来临时的被动,却不能不说与之有关。

退耕还林在一些地区尤为重要,在追求地方GDP的同时,必须要算一算生态账,这个问题同样适用于西南地区江河上越来越多的小水电,我们有没有必要修建那么多的小水电?

只有人和自然的相互和谐才能真正从长久来解决旱灾的威胁!

在云南采访期间,记者发现,山体从远处看总体还是绿的,但走近一看,山坡上的耕地都裸露着,山体就像被剃了光头一般触目惊心。这些耕地都位于山顶或者山腰,或许并不适宜农业生产,村民所从事的农业生产又是非常低端的,种植的往往是产值很低的少量玉米和土豆。

在云南楚雄永仁县,记者发现,从2002年起,该县就开始陆续进行生态移民。原来在山上居住的彝族人,到镇里一趟要4个小时的山路,往返8个小时,一旦缺水,生活难以想象。迁移到平地后,由政府每人分一亩地,虽然面积不大,但同时把彝族具有民族特色的刺绣带到市场,每年也有很好收入。

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一代,近年来高山移民、生态移民普遍开展,当然,对于经济相对欠发达和人均耕地以及平原面积较少的西部地区,大面积高山移民是不现实的,但是不是应该考虑对一些极度不适宜人居住的地方实行移民?

比如岔河小组那样的村庄?

没有谁是旁观者

抗旱,首先要确保的就是民生问题,大量或悲壮或感人的抗旱故事每天都在灾区上演。昆明市郊的花农杨源在接受采访时,望着自家3亩多地绝收的玫瑰哭了,春节过后,雨一直没来,村里的几口大池塘干涸了,杨源家花地上裂开的口子可以放进一只手。鲜花变成了“干花”,路边的野草枯了,就连生命力旺盛,被视为“害草”的一支黄花也鲜见踪迹了。

作为普洱茶大省,云南省已经有近300万亩茶叶受损,占总面积的六成,近5万亩茶树枯死。在西双版纳,橡胶种植面积高达360万亩,农民近六成的经济来源依靠橡胶,然而,因为干旱,橡胶树大片枯死,景洪市30多家橡胶厂有一半因此停产。

紧随而来的市场反应是,昆明斗南花卉市场拍卖中心,最上等的A级玫瑰每扎价格已经从起价20元抬升至60元。花卉是云南省的主要经济产业,全省80%的花卉面积受灾,其中绝收的就有2.56万亩,不断减少的花卉产品与居高不下的价格,让历经20年发展才到目前规模的云南花卉面临失去部分国际市场的危机。

普洱茶协会已经预测,今年的普洱茶价格平均调价幅度将会达到三成,部分品牌甚至涨幅百分之一百。在昆明市郊的“七彩云南”旅游点,滇药销售人员也劝记者赶紧购买中药三七,全国97%的三七都是产自云南文山,因为干旱减产,三七的价格已经从去年每公斤70元飙升至400多元。

没有水,洗浴业可以暂时关闭,没有水,泼水节可以改到河边进行,但没有水,饭却不能不吃,日子却不能不过。蔬菜没有了,就连山上的野菜都挖不到了,寻甸县柯渡镇副镇长张玉万花9元钱买了两棵大白菜,哭笑不得,这个价格是常年的9倍。

保持民生的安定以及经济发展的稳定,是灾区首先面临的问题,因为争夺水源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因旱返贫的人数也正在增加,因为无力饲养,农户们正在贱卖他们重要的生产资料——耕牛,尽管很多灾区群众已经采取出外打工的方式减少损失,但对于灾区而言,抗旱之后的扶贫仍是一个重要的工作。

其实,无论是长久的还是眼下的,一系列暴露出来的问题和解决之道,接受采访的灾区官员们都很清楚,但他们普遍的反应是“就差钱”。

地区发展不平衡,让西南地区面临干旱确实显得乏力。

环境是共有的,影响也是关联的,西南的干旱已经导致了南方的用电紧张与全国部分领域的物价连锁反应。

面对这场干旱,上游与下游,东部与西部,你或者我,没有谁可以是旁观者。▲

天旱?人旱?

中国科学院水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夏军认为,如此严重的西南旱情,成因很复杂,既有几年降水持续减少导致的气象干旱,也有降水减少、蒸发加大进一步导致土壤水严重耗竭,危及需水期农作物生长的农业干旱,还有包括水库、河流干涸导致人畜饮用水困难的水文干旱。

记者/黄 祺

西南大旱,究竟“天灾”和“人祸”该各打几板,在各色人等口中仍然语焉不详。尽管如此,一场灾害让更多人看到,地大物博的中国,同时是生态脆弱的国度——这是灾害带来唯一的“财富”。

未来一段时间,极端天气引发的各种灾害,可能会频繁地出现。面对灾害将频繁袭来的现实,我们准备好了吗?

多重原因带来重旱

4月1日傍晚,春雨光临广西百色市,一处被积水淹没的路段,登上了头条新闻的位置。这样的照片,过去可以被用来批评当地市政工作的欠缺,但现在,只会给渴望雨水的灾区民众带来欣喜——从去年8月开始,百色市所辖的旱情重灾区,连续200多天无雨,土地干涸得冒烟。

在3月末以后,四川、广西、贵州、云南的部分灾区,终于出现了降雨,但是,对于已经龟裂的土地来说,短暂的降雨仍然是杯水车薪,已经持续超过半年的西南特大旱情,还没有结束。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任富民3月31日表示,“要想彻底解决干旱,起码要下10场暴雨”。根据贵州送达的报告,贵州起码缺水490毫米,这意味着如果按50毫米一场暴雨来计算,需要10场暴雨才能彻底解决旱情。这样的算法,还没有考虑雨水的流失。

气象干旱监测图上,深红色的“特旱”区域,张牙舞爪地笼罩在云南、广西、贵州三省区的交界处,而鲜红色的“重旱”区域,从“特旱”中心向东、西两个方向延伸。这样的局面,对于身处灾区以外的人来说,只是图像而已,而对于干旱地区的民众,意味着每天有限的饮水、长期无法洗漱、庄稼枯萎、春耕无望和农民们可以预见的收入减少。目前的统计数据是,西南五省市区因旱造成饮水困难的灾民,达到近2000万人,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数百亿元。

这次西南旱情持续时间超过半年,历史上非常罕见,对于出现旱情的原因,相关专家认为,多种气候条件制造了这一次西南旱情,全球气候正在发生变化,变化中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会增加,而西南干旱就是极端天气中的一种。

中国科学院水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夏军认为,如此严重的西南旱情,成因很复杂,既有几年降水持续减少导致的气象干旱,也有降水减少、蒸发加大进一步导致土壤水严重耗竭,危及需水期农作物生长的农业干旱,还有包括水库、河流干涸导致人畜饮用水困难的水文干旱。

但夏军认为,其中最关键的影响因素仍然是气候原因。

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教授钱维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西南旱情形成的原因,是由于季风气流弱,季风不能把水汽送到西南地区,所以难有降雨。他进一步分析说:“这次干旱真正的原因是气流比较偏弱,青藏高原的存在,有一个昆明静止风,必须有暖湿空气往这里输送,今年的暖湿空气比较弱。弱的原因是,海陆风怎么形成的,要有海上和陆上温度对比,一边温度高了,一边温度低了,才会形成这个风,有了这个风以后,把海上气流吹上来,吹上来有降水。今年海上温度高了,陆地上特别是中国北方或者东部地区冬天都比较冷。陆地上比较冷,海洋上比较暖,不利于海风的形成。”

“天算”难解

事实上,尽管“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流行语,但在未来的时间里,全球气候究竟会怎样变化,如今还是科学界的一道课题,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持久干旱、洪涝这样大尺度的气象事件。

国家气候中心任福民在今年4月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与短期天气预报不同,气候预测的时间比较长,影响气候的原因也更加复杂,我们需要从大气状况、海洋状况,甚至是太阳活动等方面寻找信号,但从科学上讲,对这方面的认识还是很有限的,国内外从事气候方面的学者都在极力做。

形成今年干旱的原因是什么——谨慎的科学家都不愿意回答这样的问题。全球气候变化不过是近10年才被提出的命题,对于气候变化,人类并没有掌握多少知识,所以,大多数学者还在从各种已经发生的气象事件中寻求规律,而准确的长远预测,更多的尚处于“猜测”阶段。

正因如此,一些大胆的预测会受到高度的关注。今年西南大旱以后,6年前的一条旧文被重新翻出来。2004年,美国五角大楼一份报告称,全球气候正在发生突变,中国南部地区在2010年前后将发生持续整整10年的特大干旱,而北方会陷入水患。但这样的大胆预测,并没有被主流的科研人员认可,德国著名气候学家,德国基尔大学海洋科学学院教授莫吉布·拉提夫当时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这是不严肃的,气候的改变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

气候将在短期内发生突变的看法,没有得到大多数科学家的认可,但一个已经达成的共识是,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极端天气的发生将越来越多,干旱作为对人类生活影响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有频繁发生的趋势。

“现在不光要盯着西南地区,今年华北甚至东北地区可能出现的干旱情况也令我非常担心。”夏军表示。不仅如此,干旱往往与洪涝相伴而生,所以,连续几年大旱之后,洪灾的出现也值得担忧。干旱和洪涝都被叫做极端水文事件,如果一年中总的降水量变化不大,那么干旱与洪水灾害就会集中到某个季节。

中国西南地区经历特大干旱的时候,东南亚国家也相继陷入严重干旱,西南湄公河流域国际间的水问题态势也十分严重。而据夏军了解,近些年来,欧洲等西方国家自然灾害的发生也很频繁。

探究极端天气发生的原因,现在俨然已经成为“显学”,但同时,这方面的讨论也变得越来越“敏感”。一种观点认为,全球气候变得越来越“暴躁”,是自然气候系统周期性变化的表现,另一种观点认为,人类活动是改变全球气候的主要推手,而后一种推测的讨论,往往牵涉到一些大型的人造工程,这就让气候科学问题,延伸成为经济,甚至政治话题。

4月2-5日召开的首次湄公河委员会峰会上,对于此前有非政府组织指出湄公河流域旱情与中国工程有关的说法,中国政府代表做出了回应。湄公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在中国境内被叫做澜沧江。参加峰会的中国政府代表副外长宋涛表示,有充分的科学数据表明,旱情是此次湄公河干流水位下降的根本原因。所谓中国在澜沧江上的水电开发导致了湄公河水位下降的说法既没有科学根据,也与事实不符。

中国方面的解释是,中国澜沧江出境的水流只占整个湄公河径流总量的13.5%,湄公河径流的86.5%来自于中国境外湄公河支流的水量的汇总。这次极端的旱情导致了中国境外湄公河流域的来水量减少,造成了湄公河水位的大幅下降。另外,中国在澜沧江上从事的梯级水电开发并不耗水,三个已建成的电站运行基本不耗水,水库面积小,蒸发量有限;在建的小湾水电站进入枯水期后一直没有蓄水。所以说,中国澜沧江水电开发不可能造成下游水位的下降。

脆弱的农业

夏军表示,“虽然科学界还存在争议,我个人仍觉得自然气候系统和水循环的变化是导致水旱灾害的主要因素;同时,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冲击越来越强,叠加起来在全球尺度就形成了全球变化,反过来对区域的水资源时空格局的变化带来显著影响,并促进了极端水文事件的发生。人们必须正视这个事实,通过研究和对不确定性的风险分析,采取恰当和有效的对策与措施。”夏军说,“社会经济发展活动对自然气候的变化有一个反馈和加强的作用。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加强研究。”

导致全球气候变化、极端天气越来越多的原因,究竟是自然规律还是人类活动的影响更大,尚需要更多的科学证据,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未来一段时间,气候异常带来的自然灾害,很可能频繁地发生,这给中国的防灾和救灾能力,提出了挑战。

尽管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西南地区河流纵横、降雨丰富,但西南很多地方,本来就是降雨分布严重不均的地区,旱情经常出现。云南有雨季与干季之分,每年5~10月的雨季,降雨量占全年雨量的85%~95%,干季在11~4月,雨量仅占全年的15%~5%,每年的春季耕种季节,正好是干季,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旱情几乎年年发生。历史上发生的旱灾中,西南地区干旱发生的次数、频率仅次于华北,排列第二位。

事实上,西南旱情这样的重旱,在最近几年中并不陌生。2006年冬季重庆大旱,记者站在朝天门码头遥看,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江底暴露在阳光下,船舶搁浅在江心,60多岁的当地居民说,从未见过朝天门码头如此的景象。2008年末到2009年初的北方旱灾,触发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Ⅰ抗旱应急响应,旱情覆盖了北部地区12个省份,占到大半个中国的面积。有统计显示,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我国发生比较严重的干旱事件有200多次。

中国自古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度,如果没有农业水利设施,看天吃饭的耕地,常常因各种自然灾害而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西南旱情发生以后,一些评论认为,西南农业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农业水利抗旱能力薄弱,加重了这次干旱带来的损失。

西南地区是典型的喀斯特地形,这样的地形意味着,降水很快渗入到地下溶洞,形成暗河,尽管降雨量不少,但能够用于农业灌溉的水量却很少。相对于北方平原,在西南地区建造农业水利设施,是更加复杂的工程,而维护这些水利设施所需要的投入也更大。

但是,这些年,西南地区农业水利设施薄弱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根据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报道,截至2007年年底,中国已建成水库总计约8.7万座,其中病险水库约3.7万座,而病险水库主要就是中小型水库,约占总病险水库的99.9%,云南也不例外,由于复杂的地质结构,境内的水库大多为中小型水库,且多数年久失修。近两年来,尽管中央和云南省政府都在逐步加大对水利建设的投资,但是由于病险水库基数太大,问题始终无法解决。

干旱还在持续,旱情继续考验着西南地区脆弱的农业环境和生态基础。极端天气越来越多的趋势下,中国农业的安全,也许会成为最重要的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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