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新闻

海南旅游业房地产捆绑发展 城市物价超北京上海

瞭望东方周刊

关注

海南人的海南梦

引子

自“国际旅游岛”思路出台,饱尝波折的海南开始了新一轮悸动。很多人都希望,这种以生态和低排放为特征的尝试能给中国其他地区以启发。

不过,就目前的情势而言,与发展旅游业贴身捆绑,房地产迅速火热并成为此轮发展的基础。

虽然地方政府和投资者已从中受益,但从沿海发达的三亚到中部落后的琼中,海南人似乎获益不多。他们中的一些人,除非出卖自己最后的落脚之地,否则很难享受此种发展之惠。

在大陆已经因为土地财政出现种种弊端并引发社会问题之后,面临新机会的海南仍然以此为“捷径”,试图让东部沿海的那一段“花边”迅猛升值。但是,一条漂亮的“花边”,显然难以拉动一座庞大的、拥有860万人口的海南岛。

经验告诉我们,尊重民众的期望和梦想,乃是一切发展的根本动力,并应成为一切发展的根本目标。海南人的海南梦,因此显得沉重而又急切。

天堂向左,工业向右?

公路至海岸间的环带将成为海岛美丽而富饶的花边,但这花边再美丽,也很难让中西部地区尽快获益,海南本已严重的区域失衡可能加剧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海南海口报道

国际旅游岛战略,正改变着海南过去七年坚持的“苦行僧”之路。自2003年以来,这个海岛推动着借助“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工业“跨越式”发展的战略实施。

不过如今,无论岛内岛外,大家似乎都在称许它的新选择,淡忘它对于工业曾经的孜孜以求。

与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升级转型不同,旅游岛战略的实质,是企望将一个工业、农业都处于初级阶段,拥有3.4万平方公里、860万人口的巨大区域,通过第三产业实现富裕和现代化。这不仅在中国前所未见,于世界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试验。

当然,无论工业还是旅游业,只要能够实现富民梦想---按照海南省发改委主任林回福的话,即使两条路径仍有一定区别---仍是这个海岛发展的最大成功。

令人担忧的是,在最近数月间,旅游业与房地产已经捆绑在一起。基层官员甚至并不讳言二者之间悄然置换的关系,并称海南终于也得到了发展土地财政的机会。

在旅游地产热的催动下,资源正向海滩进一步集中:以环岛高速为界,公路至海岸间的环带看起来将成为海岛美丽而富饶的花边。但这花边再美丽,也很难让中西部地区尽快获益,海南本已严重的区域失衡可能加剧。

最为重要的是,除了越来越高的社保,目前还看不出海岛居民能够获得更多财产性收入的迹象。但是,城市中的物价正在超越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都市。

这使得沿海在与中部落差拉大之外,也面临着内部的撕裂与冲突。

凡此种种矛盾与失衡,需要更优良的发展策略以及更明确的决心加以弥补。否则对于地方主政者、外来投资者以及生长于斯的平头百姓,国际旅游岛的前景难称乐观。

跑工业项目犹如苦行僧

从北面的海口到最南端的三亚,一条海榆中线公路正把海南划分成不同的世界。海岛上新旧两种发展策略因这种地理分割而更显清晰。

由海口沿中线公路一路向南,左转会前往东海岸---那里的文昌、琼海、万宁、陵水,正大张旗鼓地建设一个又一个动辄上百亿的旅游房地产项目。

如果转向右边,西海岸上的洋浦、儋州、昌江、东方等市县,将保留海南的工业基础。

海榆中线公路行经琼中、白沙、五指山等中部地区。在这里,人均年收入只是全省平均值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西部曾经寄托了海南兴盛的希望。2003年10月,中海油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卫留成调任海南。其后6年,海南省工业增加值从123亿元提高到300亿元,年均增长17.6%,高于全国的12.1%。而从10亿元增长到123亿元则用了近15年。

在一些重点地区,比如重新启动的洋浦经济开发区,5年间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53%。

来自超大型国企的省委书记采取了“两大战略”,2003年后启动的四个大型项目对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贡献率超过80%。

“大企业、大项目进入海南哪儿有这么容易。”经常随卫留成“跑项目”的海南省发改委主任林回福对《望东方周刊》记者说,“我们选择这条路就相当于选择了一条苦行僧的路。”

大项目落户海南原因诸多,而卫留成的个人魅力举足轻重。除了人脉,林回福连续用了三个词汇来形容“跑项目“的艰辛:“没有任何捷径,勤勤恳恳、扎扎实实、以诚相待,以你的诚心诚意去感动上帝。”

海南工业发展的另一个条件是国家的战略布局。作为中国第二大岛,海南无论对于颇为敏感的南海,还是中国东出大洋,都有重大意义。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2010年全国两会参加海南代表团审议时也谈到,海南“既然是占尽地利,就要感应天时,当然贵在人和”。

林回福说,选择“两大战略”的主要原因是环境压力。在生态理念还未流行的90年代,海南并非没有计划发展乡镇工业。但一道海峡导致企业成本的增加,加之远离产销地,这也是过去海南工业一直没有明显发展的主因。

基础薄弱,走过几年苦行僧之路的海南工业仍处于较低水平: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位列全国倒数第二,仅好于西藏。

直到国际旅游岛战略横空出世,一条更“快捷”的发展之路似乎乍现眼前。

房地产的快富效应让其他努力黯然失色

在海南,提倡旅游岛战略的官员和专家言必称夏威夷和佛罗里达,认为第三产业同样可以给大海南一个美好前景。不过珍珠般散落在太平洋上的夏威夷群岛,恐怕没有海南这样难以突破的纵深及众多人口。比如那里最大、占全部岛屿面积三分之二的夏威夷岛,总面积1万平方公里,却只有不到15万人。

至于佛罗里达,虽然旅游业久负盛名,但早在80年代就已形成现代化与多样化的经济结构。其电子工业在美国排名前10,番茄出口居世界之首,工业产值早已进入美国前15名。

也有很多人希望佛罗里达走捷径,比如成为新的博彩业中心,或者更加突出金融业和房地产业。而这些声音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已全无踪影。

虽然过去很多年里海南一直被称为旅游大省,但并非旅游强省。2009年,全国旅游总收入1.24万亿元,海南旅游只有211亿元。从2001年开始,除个别年份,海南第三产业对经济的贡献一直低于全国水平。

根据海南省的计划,在2015年旅游业总收入要达到540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从2008年的40%上升到47%以上。旅游强岛仍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

林回福说,海南仍然需要工业来实现真正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省领导心里有数”。在他看来,旅游业的作用在于创造更好的软环境来吸引投资。

他告诉本刊记者,虽然大项目运作周期很长,但两年内海南的工业还会实现一个大突破。三亚等地已预留了一些自然条件好的海湾用于发展高科技产业。

卫留成也曾表示,旅游与工业不会发生大的矛盾。比如新加坡发展旅游业,但仍是亚洲最大的炼油中心与石油化工中心。

不过眼下恐怕还谈不到旅游能否改变海南的问题。因为在“国际旅游岛”的刺激下,海南房地产首先勃兴,它正在改变海南。

2009年,海南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287亿元,同比增长44.3%。旅游收入增长约10%,制造业投资却下滑33.9%,50家重点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滑36.9%。

如果这是一种策略---短期内利用土地财政快速“致富”,中长期依靠工业增强实力---看起来也很好,不过前提是地方干部愿意走“苦行僧之路”。

现在,在从海口到三亚的595公里东海岸上,云集了十数个巨大的旅游地产项目,每一个都能拉动GDP和地方财政的明显增长。

虽然此前有论者认为,国际旅游岛将使海南改变以GDP为基础的通行官员考核方式,但目前的情况是:基层官员在向本刊记者谈及国际旅游岛的前景时,仍然强调它能为本地区带来多少个点的GDP增长。而这种增长的动力,正由过去一直无法实现的工业变成旅游地产。

而且旅游地产热已不可阻挡地辐射西海岸。比如东方市,正希望通过北部沿海地区吸引一批投资建设旅游房产。而按照《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只有东方工业园、洋浦工业园能够发展重化工。

房地产的快富效应似乎让其他努力黯然失色,并攫住了所有人的目光和热情,这是否该令人欣喜?

20年前的旅游战略

熟悉海南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并不是海南第一次选择旅游作为主导产业。

曾任海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海南省副省长的王学萍向本刊记者回忆说,早在海南建省时,就曾对旅游业寄予厚望。

1993年2月,当时刚就任的省委书记阮崇武就提到,必须突出和强调旅游业在海南经济发展中的位置,“使之成为海南经济发展的龙头”。

仅1993年,全省就组织了186家省内外旅游企业和单位参加了15个旅游展销会和大型节庆活动,还分三批公布了170个重点旅游建设项目。亚龙湾正是在这一年成为重点项目之一。作为支持,国家旅游局将几年内所有重要展会和活动都放在海南。

不过,这一轮旅游开发热是与当时海南热烈的经济环境结合在一起的。比如1992年举办的第一届海南国际椰子节盛况空前,但2.3万宾客中大部分是为了寻找投资机会。

1993年 4月举行的第二届海南国际椰子节开幕当天,总投资71亿元人民币、120亿元港币、4000万美元的10个大项目同时剪彩。

然而两个月后,中央启动宏观调控。“一是没人来,二是没钱了。”王学萍说,虽然后来省里强力扶持,但旅游业仍然一蹶不振,其地位也下降为“第三产业的龙头”,最终了无声息,“没人敢提”。

这一轮旅游热为后来海南的旅游发展打下了基础,但100多个已经开门迎客的旅游项目中,只有亚龙湾等少数几个在今天仍然为海南经济作出贡献。

林回福在总结90年代初的这一次经验教训时也谈到,其根本原因是海南没有坚实的工农业基础,本地需求有限,无论旅游还是房地产业都对大陆依赖性很强。一旦大形势波动,海南就无法自保。

值得注意的是,海南国际旅游岛上升为国家战略期间,正值中央采取多种措施强力刺激经济。仅2009年,国家就批复了十多个地区规划,每项振兴战略一经公布,都引发各地的投资热。

隐藏于光环下的危机

旅游地产热的直接后果是加剧了海南岛沿海与腹地的落差。此前,旅游与工业项目已经集中在沿海环带上。

一种估算是,自去年年底以来,东线高速和西线高速合成的环岛高速带以内,虽然拥有50%左右的人口,却只获得低于10%的外部投资;而即便在环岛高速以外,仍有约三分之一的区域很难与海滩发生经济关系。

广袤的海南岛中部地区一直以农业为主。虽然20多年来也有所发展,但在农业内部粮食作物比例仍在50%左右,是以温饱为目的的农业。在自然条件相似的台湾,这个比例大约只有20%。

林回福在谈及制约海南农业发展的根本原因时说,现代农业也是一项资本密集产业,而资金和科技正是过去若干年中海南最缺乏的。

显然,在国际旅游岛战略给沿海带来上千亿投资的同时,还没有人愿意来海南投资农业。

退休后一直致力于本民族---黎族文化推广的王学萍说,八九十年代五指山地区还有一些游客,自从海滩发展起来后,中部的游客越来越少。

去年,他和一些黎族文化推广者打算帮五指山腹地的村庄建一座5米高的黎族神祗像吸引游客,“找到许多大老板,他们说佛教、道教神像都行,但是建黎族神像可能要亏钱。”最后一个“小老板”被说动,拿出了投资。

目前海南正在尝试一个巨大的城乡一体化规划:将整个岛屿建设成为一个城市,从而解决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据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人向本刊记者介绍,海南要在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改革、林权改革、农垦体制改革等方面取得突破。

对此,王学萍有喜有忧:这肯定是中部地区的发展机会,但很少与外界打交道的中部农民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失去自己最后的依凭---土地。

他回忆说,90年代初启动海南上一轮发展时,也曾规划农民可以从中获得多少亿元好处,但“海南农民没有技术和知识,体力也比不过四川、湖南、湖北来的农民。”

在一些刚刚崛起的东部沿海地区,旅游地产热正重新划分人们的阶层和财富,并引发冲突。即使在三亚、海口这样的沿海较发达城市,虽然政府承诺提供更多保障性住房,但在中国还没有一个城市依靠保障性住房就能解决市民的居住问题,何况还有越来越多从中部前来谋生的农民。

由于最近数月沿海地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部农民、特别是青年人正进入这些地区,他们不仅会带来住房压力。王学萍回忆说,30年来海南有两次大规模“严打”,每一次都是在海南大发展之后:一次是80年代初包产到户后,另一次就是1992年之后,“第一次邓小平过问了,第二次江泽民过问了。”

他说,虽然海南中部的少数民族生性平和,但这些年在经济刺激下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50年代农民曾无偿把土地交给国家建农场,但近年他们已经提出归还或补偿的要求。

而在林回福看来,海南人还需要树立“劳动致富”观念。在民风彪悍的海岛西部,一些人即使舍命犯险,也不愿勤恳工作;中部和东部则一直依赖优越的自然环境,相当一批农民对于艰苦的劳作也兴趣不大。

随着国际旅游岛大幕徐徐拉开,隐藏于光环下的危机也可能显现。对于海南人来说,有些危机并不陌生,有些却可能是从未见识过的。

1992年过去的时候,海南人都很怀念它;1993年过去的时候,海南人都想忘记它;2010年过去的时候,海南人会如何选择?■

“被高端”的三亚

一个三亚网友在了解到海棠湾10家“超五星酒店”于同一日开工后发帖说:“三亚最后的处女地奉献给了外地的有钱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海南三亚报道

“我有时候挺烦那些有钱人的,特别张狂。”名导演冯小刚沙哑着嗓子说,“亚龙湾那是他们集中张狂的地方!”

台下没有喝彩,鸦雀无声。这是不久前发生在博鳌国际旅游论坛上的一幕。

现实是,一个又一个亚龙湾正在海南蜿蜒美丽的海岸线上被复制。

高端旅游以及高端游客,已经确定成为新一轮海南旅游发展的重点。这一策略未来将对游客“过筛子”,但眼下三亚普通市民已开始体会“高端”给生活带来的影响---在三亚,入夜后满街游荡的年轻人和看不到灯光的高尚住宅,让人体会着些许凉飕飕的分裂感。

垄断沙滩

三亚现在已经是一个由海湾建筑而成的城市。从拥有漫长海岸线的三亚湾开始,向东依次是大东海、亚龙湾和海棠湾。三亚湾海岸线向西一直延续到市界。

亚龙湾高级酒店密集:全长7.5公里的海岸线上依次分布了近10家五星级酒店,它们外形都相似:米色和深棕色搭配的平缓建筑,大堂通透式,直望大海。

更加雷同的还有酒店内涵。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在博鳌国际旅游论坛上总结说,在三亚住一天比较甜蜜,住二天很休闲,第三天就比较闷,“大家把北京中国大饭店里的年会都搬来了。”

同样抱怨的还有博鳌亚洲论坛理事、秘书长龙永图。他在博鳌国际旅游论坛的部长级圆桌会议上说,亚龙湾的酒店只能呆三天,因为这时酒店里的东西已经吃腻了。

亚龙湾的吸引力在于沙滩。每家酒店都拥有大致以自己酒店宽度向海边平推的“私家海滩”,非本酒店客人不得入内。

据说这些酒店刚落成的几年里,许多市民曾向政府投诉。所以现在沙滩上巡逻的酒店保安一般不会查询游客是否酒店住客。但普通游客仍很难进入这片沙滩:因为酒店之间几乎没有空隙,想进入沙滩只有通过大堂,而在这里很容易受到阻拦。

就这样,一排酒店将也许是三亚最好的海滩与市民分隔开来。

不过,亚龙湾的模式在三亚和整个海南都受到鼓励。一位参加博鳌国际旅游论坛的开发商就曾向本刊记者表示,他获得的东部港湾在建设后会比亚龙湾“更出色、更高端”。

由于认为住宅房地产项目不能充分发挥海南沙滩的价值,目前海南已禁止在沿海一线开发单纯的住宅项目。

2010年初,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发布《关于充分发挥土地调控作用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再次明确表示,“沿海一线海景和具有特色优势资源的土地应优先安排作为高端度假休闲旅游项目用地。”

比如在三亚最北的海棠湾,1994年《三亚市城市总体规划》中就将其确定为保留用地,规划期内不作大规模开发。90年初曾任三亚市副市长的江上舟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当时确定20年内不动海棠湾,使其成为三亚最后的发展空间。按照当时的总体规划,海棠湾将是“三亚的城市未来发展区”。

20年还没到,海棠湾已成一片工地。2009年,不到20公里长的海岸线上已经有15家“超五星”酒店开工。

一名三亚网友在了解到海棠湾10家“超五星酒店”于同一日开工后发帖说:“三亚最后的处女地奉献给了外地的有钱人。”而类似帖子也出现在海口、陵水等东部海岸城市的论坛中。

寻找海水

在反对圈占沙滩的人中,海南金凯旋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向和是比较有名的一位。“企业独占海滩资源,在某些开发商的眼里竟是理所当然的,在个别政府官员眼里是情有可原的。”他说。

在亚龙湾开发启动时,王向和在海南省法制局工作并参与过海岸线立法。他后来多次参与海南省有关方面组织的调研时发现,各类房地产项目的目的几乎都是获得沙滩。

酒店对沙滩的垄断有很多种:在建设酒店时就将沙滩使用权捆绑,或者征地时就包括在内。在使用权上,有些付费,有些则免费“垄断”。

再比如“垄断”较轻的大东海,许多高档酒店的地块即使并不涉及沙滩,它们还是巧妙地用通道和栅栏把酒店前的沙滩控制起来。“如跑马圈地般在优美的大东海海岸带上画地为牢,各行其是,又相互封锁。”王向和认为,这就像一座高品位的矿山,却被一帮无知的盗采者胡乱开采。

他认为,只有立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海南有关海岸带的立法最早也要在今年面世。

三亚人唯一可以自由进入的沙滩都在三亚湾。但是老城区前的这片海水污染日益严重。即使在最好的天气,也只能看见寥寥数人在海水里游泳。年轻人为了寻找干净的海水,不惜驾车一两个小时到更远的海棠湾。不过,那里正在“被高端”。

本地青年的眼神

沙滩并非三亚唯一“被高端”的东西,物价在过去一两年里已拔地而起。

冯小刚说,开车的司机向他抱怨每月只挣一两千元,但最便宜的菜也要三元多一斤。

其实,司机在三亚属于高收入人群。比如出租车司机,月收入有2000多元。

据国家统计局三亚调查队的数据:2009年,三亚城镇居民收入在“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态势”下,人均可支配收入15233.03元,同比增长13.1%;农民人均纯收入5620元,比上年增加431元,同比增长8.3%。

而在三亚本地人经常光顾的第一市场,普通猪肉7元一斤,精肉9元,排骨15元;白萝卜3元一斤,小葱5元,青椒3元,紫茄子2.5元。这与北京春节前后的菜价不相上下。

至于外地游客青睐的海鲜,海胆由2008年的3元一个涨到了4元,石斑鱼45至50元一斤,皮皮虾45至50元一斤。游客询价后往往用不同地方的口音抱怨海产价格并不便宜。

第一市场旁的街道几乎是入夜后全三亚最热闹的地方。它所在的老城区才真正属于三亚本地人,这里有公交车和3元一瓶的可乐。

第一市场的人群中总有一些皮肤黝黑、穿着随意的本地年轻人夹杂其中,他们经常在大排档之间犹豫许久,然后四五个人要十几串最便宜的烧烤和两三瓶啤酒,消磨一两个小时。

其实入夜后在第一市场旁的小店吃海鲜,可以减少很多压力:在中午会遇到更多本地年轻人,守着一碗米粉,一边吃一边用复杂的眼神望着大快朵颐的游客。好在晚上,看不到他们的眼神。

对外地游客情绪复杂

22岁的阿黄哥---当地年轻人通常互相称呼“阿哥”、“阿姐”---家在城区西部。他说,三亚本来只有三亚湾这一块地方。他长大的这十几年里不断沿海岸向两侧扩展,把过去的郊区、包括他们家都吸纳进来。

三亚湾从城区一直到西边凤凰机场的海岸线上都盖满住宅,有十几个大小规模的社区。阿黄哥家原来就在一个叫做兰海的楼盘附近,现在那里已经卖到3万元一平方米。

白天从这条叫做椰梦长廊的海滩一路走过去,满眼都是豪华精致的门庭和整齐帅气的保安。不过,晚上9点后亮灯的住宅恐怕低于三成。

高档社区似乎属于另一个世界,三亚本地人在夜晚除了海边和第一市场这样的地方,已别无去处。这里经常有演出以及世界小姐大赛一类的活动,但还没有一个像样的电影院。

最大、差不多是唯一的“海滨电影院”,如果不是贴了《2012》这样的海报,还会让人以为回到了70年代。“外地人来三亚看沙滩,不看电影,所以没有人投资电影院。”一位在海边遛弯的老人说。

征地后,阿黄哥家就成了城里人,这样的三亚市民越来越多。像其他失地农民一样,阿黄哥先去酒店打工,结果一次外地客人要他倒酒。“我们酒店没有这个服务。”倔强的阿黄哥在争执中差点把酒泼到对方脸上,他就此被解雇。

一直“看不上”外地人的阿黄哥在几家酒店辗转,“月薪没有超过800元的,干也不够花,三亚连啤酒都没有4元以下的了。”

阿黄哥有些埋怨当初父母卖地的价格,一亩地只有万把块钱。他听说,在东边新开发的海棠湾,几万元一亩仍然引起农民的强烈反对。

去年那里的民众曾与政府激烈冲突,官方后来表示“数百名村民多次强力阻挠相关工程项目施工,甚至发生袭警事件”。

海棠湾肯定将是三亚物价“最高端”的地方,而现在物价高低依次是亚龙湾、大东海和三亚湾。大东海集中了一些中档旅游设施,比如潜水俱乐部和许多旅行社。

旅行社的高级经理在三亚就属于高收入人群,一般月薪都有四五千元。不过,一位经理抱怨说,压力更大。比如,他们经常接到投诉,潜水教练向游客讨要小费。如果不能如愿,就在潜水时迅速把客人拖到十几米的深度,叫作“坐电梯”。

“三亚人总觉得挣外地人钱是应该的。”他说,其实三亚人心气不是很高,很容易满足。但是面对汹涌而来、出手阔绰的外地客,他们总有一种复杂情绪。

这种情绪,与越来越多的“张狂”行为关系很大。要缓解这种情况,恐怕也要像冯小刚说的,“希望咱们国家的这种富裕能够体现在所有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里!”■

最后的疍民

虽然用了30多年时间还没有最终上岸生活,但下决心放弃陆上的土地只需要几个月时间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海南陵水报道

入夜,新村港里一片灯火通明。远远望去,人影婆娑,让人感到那里的重重心事。

在海南,有关土地和财富的传说已经弥漫于1580公里海岸的每一个角落。这令新村港的家人---以水为生的人们也充满期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谋,如何出售自己在陆地上唯一的土地,然后,重回古老祖先浮萍一般的生活。

乡镇飞起来

全国唯一的滨海国家级贫困县---陵水黎族自治县位于三亚市东北。三亚最后开发的海棠湾向北,就是陵水刚刚起步的陵水湾。新村镇占据了陵水湾最北侧的土地,500多户民就生活在这里。

广义上的民是中国东南沿海渔民的统称。海南岛的家人更加符合狭义上的民:秦汉时南方百越民族的一部分退入山中,成为黎族等少数民族的祖先;另一部分被迫入海,称为民,几百年来陆续从福建泉州和广东南海、顺德等地漂泊至海南。

由于同一族源,他们也被叫做“家黎”。50年代新村镇搞“渔改”时,曾把民定为“族”,后来才划为汉族。

陵水的土地是从2008年热起来的,政府首先受益。到2009年,在全县GDP增长13.5%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65.3%,达到3.8亿元,连续两年增幅居海南省第一。

就在5年前,2004年全县财政收入仅为4300万元。曾在县里工作的新村镇党委书记黄聪向本刊记者回忆说,90年代以来陵水也曾费尽心机引进一些工业项目,却很少成功。很多年里,财政要么负增长,要么增幅就在个位数上徘徊,干部工资都经常拖欠。

根据陵水统计局信息,2009年完成房地产税收约2亿元,占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53.8%,拉动一般预算性收入增长39.3个百分点。与其相关的建筑业也完成税收9158万元。

其实这一年全县房地产销售额47.9亿元,应收税款5.2亿元。这意味着除了2009年已完成的2亿税收外,这一年的房地产销售还将在今后两年为县政府带来3.2亿元收入。

不过,这仅仅是房地产给政府带来的一部分收入。在现有体制中,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主要由个税、企业所得税等各类税收组成。地方政府出让土地获得的土地出让金纳入专门的基金预算管理,与一般财政预算收入相对独立,在使用上有一定限制。

按照陵水县国土资源局的数字,2009年全县挂牌出让的两个供地项目共34.87公顷,占总供地面积的55.6%,成交额6.95亿元。

在2010年1至2月,陵水销售最好的雅居乐、富力等项目,平均每平米售价1.88万元。

陵水的房地产项目集中在57.5公里长的海岸线上。这条被叫做“珍珠海岸”的海滩是目前海南全省滨海开发中最热的区域。2009年陵水的房地产增幅名列全省第一。

“珍珠海岸”由香水湾、清水湾和土福湾三座湾区组成。清水湾和土福湾又合称陵水湾。陵水的GDP和财政收入就是由海湾边的三个乡镇支撑着。

排名第三的新村镇在清水湾项目中获得了大约三分之一、8000亩的开发面积。这使得2009年全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达到2902万元,比上年增长1583万元。

“国际旅游岛”叫响后,黄聪每月都要接待近十拨投资者,“很多大企业,但是少于3亿的不要谈。”刚过30岁的黄聪意气风发。他说,争取两年内新村镇的财政收入达到亿元,这已相当于琼中、白沙等中部县的县级财政收入。

艰难上岸

因为土地,陵水政府三年来已打了100多场官司,收回了6万多亩在90年代转让、一直被闲置的土地。当时很多企业买地的价格每亩不足千元。

为了土地,政府尚且不惜面对如此压力,普通老百姓更无法抵御诱惑。

民本没有土地。66岁的郭世荣祖上从广东南海来琼,已是第8代。他说,几百年来民都住在渔船上,在海南岛不同的港口停留。如果在哪里停留时间长,他们就用椰枝、蕉叶搭些“高脚屋”来安顿老幼。

1958年开始,地方政府迁民上岸生活,由政府分给土地。分布在海南沿海的民开始集中到陵水新村港、海口海甸港、三亚港等几个港口。目前全岛有大约10万人是民后裔。其中在新村镇有2500多户,1.3万多人。

不过,上岸后的民后裔大多已经变成普通农民,耕田生活。新村港里这500多户仍然保持着水上生活。黄聪说,这已是海南最大的一批“真民”。

新村的民上岸用了17年。郭世荣回忆说,开始时民很抗拒岸上生活,政府一度派船在岸边巡逻,防止民驾船离开指定的居住地。

到1975年,新村港的民终于全部迁移上岸,盖房居住。目前新村镇90%的民后裔居住在平房和楼房,其余都是瓦房。不过,大多数“真民”还会像祖先那样在水上保留一个家。

与过去把渔船连在一起不同,现在民们在港口建了大量“渔排”,进而形成水上渔村。这些“渔排”就是把木头拼成网格状、浮在水面上。下面用渔网兜住,用于养殖以及存放打捞回的水产,上面盖了简易房用于居住。

虽然用了30多年还没有最终上岸生活,但下决心放弃陆上的土地只需要几个月。

卖不卖房

从新村港出来驾船向南,就是陵水湾,向北则进入香水湾。无论哪个方向,现在沿岸的土地都已被围墙圈了起来,驻扎了建筑工人和车辆。

就在前两年,当海棠湾的一亩土地卖到一两百万元的时候,陵水湾还只有几万元。现在,被征地的陵水农民一家就可以获得几万到上百万元的征地补偿。在海南的大型论坛上都可以看到陵水人的帖子,希望出售没有被征用的土地:临海一线土地每亩要价100万元上下。这让家人很失落。

民们集中居住在新村港内的新村镇和三个村子里。但是,具有渔业户口的民一般没有耕地。“我们也不会种地,要了也没用,生活都要靠船。”郭世荣说。然而50多年后,年轻人已经开始埋怨老一代人当初的选择。

更为重要的是,虽然也在海湾里,但是新村湾早已围坝建设大型渔港,几乎没有沙滩。

于是,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窘境:世代依海而居,却很难像其他人那样从海滩的开发热中获得实惠。除了出卖宅基地---他们在陆地上唯一的落脚点。

像“高脚屋”一样,岸上的房子里一般只留下老人和孩子。这使得一些经济不宽裕的民往往应付了事:一个家族的几家人经常只盖一座房子,其他宅基地一直荒废着。但是这半年来,人们都开始关心那些没盖房的宅基地是否还属于自己。

去水上渔村的几分钟船程里,就有三四个家人向本刊记者咨询有关宅基地的政策问题:政府是否有权力收回、荒废多长时间收回⋯⋯

在新村镇上,临海不到百米、占地五六十平方米的宅基地,“地皮”要价十几万元。这些钱可以购买一艘更大的钢铁渔船。近海捕捞现在已经很难有收成,要去更远的海域作业必须拥有更大更好的渔船。

“房子小,但是可以开小旅馆。”搭本刊记者去水上渔村的家人说,再过几个月,“地皮”肯定要翻倍。显然,他并不担心卖房后的生活,因为还有船。“我们往上三四代人都住在船上。”这似乎使他们比一般农民更能适应失去土地后的生活。

最近几个月,连续有农村户口的亲戚找到他,希望在船上讨生计,“前年给的补偿款花得差不多了,去城里又找不到工作。”虽然征地后,政府承诺他们可以在海边新建的酒店里工作,但眼下陵水营业的度假酒店还不多,而且看起来只有年轻人适合这种工作。

其实像大陆上一样,最近几年陵水农民因为征地与政府产生的纠纷也越来越多。

私下的土地买卖也令黄聪头痛。在镇政府大院门口,悬挂着严格土地管理的条幅。“看来要抓几个人才能管住。”黄聪说,解决这一问题已经成为镇党委和镇政府的主要工作。

不过,本地民卖房的行为在那些外来的家人看来很不“安稳”。新村港的水上渔村现在有大约三成外地人,多来自其他沿海市县以及大陆。这些在新村没有住宅的家人说,虽然“渔排”能够抵抗风暴,但大台风来时还是要上岸借住在新村人家里。

随着越来越多外地人来到海边,他们和本地人的矛盾也变得明显。有人抱怨说,那些江西、安徽来的大陆人不会渔业经营,就想垄断这里的水产市场,“收货的时候故意来晚,把船靠在我们的船外边,不让我们拉货。”

即使海南岛其他地方到海边谋生的人,与本地人的冲突也越来越多:不仅发生过致死人命的事件,他们一度还围攻派出所。

民对于房子有着自己的想法,政府对于新村镇也有自己的计划。黄聪从提包中抽出一本澳大利亚风情小镇的宣传册,这本出国考察获得的小册子他一直带在身边。

“新村镇也要成为一个风情小镇。”他说,已经打算将镇区的面积扩大四分之一,新镇政府大楼的设计也已做好,“我考虑至少要改造镇子。”

在两边海岸的土地比珍珠更金贵的情况下,新村镇看起来已经成为一块价值洼地。如何实现这里的价值,让这些对于陆地仍感陌生的民们懵懂而又冲动。■

什运村:海边很遥远

什运村最有钱的人,可能也是这一片几个村子里最富裕的人,是一直住在山上的一个孤老头,“70多岁,没娶过老婆、没孩子,在山上不花钱”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海南琼中报道

虽然距离三亚只有100公里,但56岁的什运村农民王轩秀却从没去过海边,他的儿子没去过海边,他儿子的儿子也没去过海边。

全村800多人,大多和他一样是从电视里认识大海的。不过,曾经能看60多个频道的卫星电视现在只剩下十几个台。这让王轩秀觉得,自己离海边更远了。

电视也告诉王轩秀,海南要成为一个“旅游岛”。“什么时候带1000块钱去三亚旅游。”王轩秀带些情绪说。

电视带来的特区

和五指山所有农民一样,王轩秀有张满是皱纹的脸。即使身在海南,他的故事里恐怕也不包括“特区”、“开放”这些海南最流行的词汇。

什运村---在海南话里,如果“什”用作地名,就要读成“杂”。它是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运乡的6个村子之一。这个县位于海南岛中央,没有一处临海。乡干部简洁地介绍了全乡的情况,人口和他们的主要财产,包括5000多口人,两三千头猪,两三千头牛和1万只鸡鸭鹅。

它其实离“外面”并不遥远:南北贯穿海南岛的海榆中线公路就从一公里外的乡墟经过。沿公路北上海口有200公里,南下三亚只需两个小时---虽然要经过无数山间急弯,经常使北方来的旅客呕吐不止。

什运村现在有800多人,600多亩地。村子周围的山大多属于农场,村里的地都在背后那个叫鹦哥岭的山上。王轩秀去自己的橡胶林要走4里地。

曾经有很多年,差不多贯穿了王轩秀的整个青少年时代,他们生活的主要目标是得到粮食。“邓小平很好。”他说,包产到户以后大家都能吃饱了。

在记者的强烈要求下,他艰难地把记忆拉回到1988年,像剁蕉叶那样反复用力。“开会!”王轩秀豁然开朗---那时他们去二里地外的乡上开大会,庆祝成立海南省,“说这样会让我们更富裕,现代化。”

作为干部,当时担任大队文书的王世彪去了十几里地外的琼中县城开会。“领导说,搞特区了,就要搞经济。”

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比较难。

怎么“搞经济”

1988年的什运村,大多数人仍住在茅草房里。在1991年前后,全村陆续住进了政府盖的瓦房:大约一家六七十平方米。到今天,海南仍在解决偏远山区的住房问题。

王世彪的房子有60平方米,最显眼的是一张住进来时就贴在墙上的巨幅毛主席像。前几年,又在旁边贴了一张小观音像。

房间里的摆设如下:四张床、一套桌椅、一台电视、三只电灯泡、一个米缸、一台碾米机。屋外还有四头小猪、大约十只鸡鸭,以及山里必需的摩托车。

对于这些微薄的财产,当过干部的王世彪有些不好意思。不过他说,在更高、更远的山里这已经算是“小康”了。

住进瓦房,王世彪说这是海南省成立后什运村最大的变化。从包产到户算起,它就是第二大变化,第一大变化当然是吃饱肚子。如果能成功“搞经济”,恐怕就是第三大变化了。

县里给各级干部们开了很多会,贯彻上级精神。后来每次国家给海南新机会,王世彪都领回红头文件,再开村民大会。有时候,他自己说得也很激动,好像海口那些高楼大厦就要在什运村拔地而起。

作为干部,王世彪是去过海边的。1992年后的海口令让他记忆深刻:过去晚上漆黑一片的城市变得灯火通明,来自大陆的外地人操着各种口音说着上百万元的事情。

虽然从没做过生意,但他很奇怪这些身无长物、露宿街头的人们本钱在哪。他猜测,也许是他们满是汗渍的白衬衫上那个小小的兜里揣着支票。

广东,这是大陆上最近的地方,据说那里的农民都穿西服、住进大楼。他们从香港进货,运到内陆卖掉,每次都能挣几万元。或者找老板来开工厂,加工服装卖给香港人。外地人跟王世彪们讲各种他们从来没听过的“搞经济”的办法,然后说,你们海南岛这么好的地理位置,肯定比广东更能赚钱。

“我们决定搞橡胶。”王世彪说。

只有橡胶存活下来

王世彪不知道从哪里进货,海口商店里的东西还是原来那么多。海口的房子也变得很贵,一个人站的地方就卖一万块,那是他们全家五六年的收入。至于西服,他现在有一套,天冷的时候就穿上。正式的场合,比如接受记者采访时,也从屋里拿出来穿上。那是前几年在县城里花几十元买的。

那时没有一个老板到这里来看看。后来的20多年里,外边的海滩上潮起潮落,但它们都没有进入过什运村的世界。

种橡胶是简单的:一年割一次胶,其他时候不用管。他们也种过龙眼、荔枝一类的经济作物,还有西瓜。现在只有橡胶很好地生存下来。

王世彪说,很多年里他们只知道用农药解决经济作物的生长问题,后来才知道农药多了也会引发虫害,现在龙眼树比过去差不多高一倍,果实却还没有过去的十分之一。

至于西瓜,“农技站的人只会种橡胶,不懂西瓜”,结果也种得一塌糊涂。现在他们全家有900多棵橡胶树,一年收益两三千元。

2000年前后,政府组织农民去更富裕的海边打工。王世彪的大儿子去了文昌,每月能寄一两百元回来。不过他前两年结婚时还是住在老屋里。大儿媳妇后来生了两个孩子,他们一家就9口人了。

好在王世彪的三个儿子、一个儿媳妇以及一个女儿都已出去打工。他们都是政府组织的,自己贸然出去还是很危险。经常听说邻村有年轻人去了外面,最后连回来的路费都没有了。

王轩秀家的好处是,他的四个女儿都已嫁到外地。这些年,村里越来越多的姑娘嫁到了琼中以外的地方。

他的儿媳妇是从五指山那边更靠近山里的村庄娶过来的。这样一家只有六口:老两口、儿子夫妇和两个小孩住在这70平方米的老屋里,四个成年人每年共有四五千元收入。

什运村最有钱的人,可能也是这一片几个村子里最富裕的人,是一直住在山上的一个孤老头,“70多岁,没娶过老婆、没孩子,在山上不花钱。”王轩秀琢磨了一下,“他能有几万元存款。”

海边和山里是两个世界

虽然一条水泥路---省道S301线就从什运穿村而过,但匆匆前往三亚、五指山的游客并不停留,全村甚至没有一家像样的餐馆。前几年政府鼓励他们发展黎族文化,织些黎锦拿出去出售。不过织一件黎族服装要一个月,却很难卖出去。

王世彪说,自己家没这样的衣服,赶上婚丧仪式就借来穿穿。

在五指山这些散落的黎族村庄里,什运还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因为村里有一位大人物:90岁、会唱34种黎族歌调的王大。她大概也是全乡最有见识的人:曾经两次去人民大会堂唱黎族民歌。

不过这几天,王大去县里住院了。如果她不在了,这些调子恐怕就要失传。

至于年轻人就更不要说了。王轩秀听说附近乐东县这些地方年轻人都“吃毒”,什运村的墙上也刷了“预防艾滋病、远离毒品”这些标语。

这些年出去打工的年轻人也有“坐监”的。在王轩秀的话语中,海边和山里是两个世界。山里人出去只能卖苦力、“受欺负”。

但是年轻人显然更愿意去海边,即使没有工作,他们也愿意在海边的城市里闲逛。

前些天政府又给了20只小鹅。王轩秀觉得这些年国家给他们的帮助很多,“从盖房子开始,树苗、小鸡、小鹅什么都给。”不过对于贷款扩大生产这些事情,他是万万不敢的,“还不起。”实际上,即使有这些钱,他也不清楚该投资在什么地方。

对王轩秀,他的儿子,还有儿子的儿子来讲,也许还需要慢慢地攒钱,然后去海边或者更远的地方看世界。■

海南三分之一的面积应享受生态补偿

经过核算,海南生态服务功能极重要和重要区域面积11676.89平方公里,占全岛面积的34.2%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海南海口报道

自从国际旅游岛战略开始对海南产生影响后,岳平也经常和手下的一班兄弟讨论高涨的物价和疯狂的海滩。他是海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同时担任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站长、海南省人大资源工作委员会委员。

岳平也在承担《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中的一些内容:推进海南的国家生态补偿试点建设。在国务院意见中,相关内容在第二部分,即总体要求之后,发展旅游业之前。但它仍然很容易被忽视。

作为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下属的研究机构,海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一直负责海南生态补偿的制度设计。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后,岳平就启程前往中部的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参加在当地举行的一个生态补偿现场会。

大变革中的海南,中部与沿海、沿海地区内部,差距看起来都将不可避免地拉大。海南省副省长姜斯宪在博鳌国际旅游论坛上说,亚龙湾一线用了10年发展到今天的样子,二线也许要30至50年时间。如此,深处内陆的中部地区显然更无法复制沿海的发展经验。

岳平的工作就是弥补这些撕裂和落差。他认为,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将调和矛盾---无论是中央与海南、海南内部不同区域乃至同一地区内部的矛盾。

《瞭望东方周刊》因此将这篇访问作为本组报道的尾声,呈现一个海南人对于解决自身问题的梦想。

海南的三分之一需要生态补偿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海南推进生态补偿的问题和挑战是什么?

岳平:海南位于我国最南端,丰富的热量资源、充沛的降水,为生态系统发育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条件,为海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生态保障。近年来沿海地域发展加速、中部山区发展滞后,经济社会的地区差异扩大,海南各类生态系统面临巨大的压力,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功能退化加剧。建立有效的生态保护机制,促进发展与保护的协调,对海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紧迫。

最近这些年海南为了保护生态系统,先后出台了一些生态补偿措施。比如2006年开始执行的《海南省生态转移支付暂行办法》,其目标是补偿市县因保护生态环境而导致的财政损失,促进市县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办法规定从2006年起每年安排2000万元,按照因素法分配,并重点考虑中部山区。随着财政收入的提高,2009年省财政安排了4000万进行生态转移支付。

海南生态补偿的探索和实践虽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仍不能满足海南生态保护的要求,主要问题有包括缺乏系统规范的生态补偿法律体系,生态补偿标准低,生态补偿对象和生态补偿方式不完善,资金来源单一,生态补偿成效缺乏监督机制等等。

比如水源下游的地方即使同意对上游进行补偿,但很难确定不同下游用水地的收益情况。这样就会影响到补偿资金的来源。而且与海南广大的中部地区相比,海南省政府的数千万元拨款并不能有效实现生态补偿。因此,整个机制的成败也取决于是否能够扩展生态补偿资金的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在海南,涉及生态补偿的范围有多大?

岳平:根据初步设想,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来确定生态补偿范围,选择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水源涵养重要区、水源地保护区、防风减灾重要区作为确定海南生态补偿空间范围。经过核算,海南生态服务功能极重要和重要区域面积11676.89平方公里,占全岛面积的34.2%。

根据中部山区生态服务功能特点和分步实施的原则,选择中部山区生态保护核心区作为海南生态补偿的试点区。这个面积大约占中部山区总面积920000公顷的52.87%。

应向游客收取生态补偿

《瞭望东方周刊》:补偿标准如何确定?

岳平:可以根据中部地区市县土地租金政府最低指导价作为主要依据,并结合土地利用机会成本进行确定。财政转移支付按政府财力而定;居民民生补偿参照现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进行补偿。

海南生态补偿方式应以资金补偿为主,辅以政策补偿、智力补偿以及项目补偿等方式。

在补偿途径上,可以在现有机构的基础上进行,建立省级的生态补偿专有账户,负责将补偿资金下发各市县,市县建立生态补偿资金专户,负责直接转到生态保护用地的土地所有者或承包者的个人银行账户。通过农民粮食直补途径发放补偿款是一种有效措施。

《瞭望东方周刊》:补偿资金从何而来?以海南目前的财力,政府显然无法负担。

岳平:我们认为可以根据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益者的分析,遵循“谁享用生态服务谁付费”的原则,筹集生态补偿资金。首先是中央、省财政从财政拨款中预留出一部分资金,进入专项基金。

需要强调的是,根据国际旅游岛的战略定位,海南的工业发展会受到一定限制,这肯定影响海南经济的发展。作为为全国提供生态平衡的海南,应该在生态补偿方面得到中央更多的倾斜。

其次是水电企业、用水企业、居民。对于水电企业、用水企业,生态保护提供了水源供给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意味着企业风险降低。适当提高城镇居民和用水企业水费,将增加的资金上缴省财政进入专项基金。

第三就是旅游者。来海南的旅游者是生态系统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防风减灾等生态服务的享用者,也是生态保护的受益者。在旅游门票和宾馆酒店的房费增加生态补偿基金的收费项目,增加的款项由旅游管理部门上缴省财政厅进入专项基金。

目前海南最为明显的是沿海与中部的差距在迅速拉大,这个地区的生态保持对于中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虽然省里希望推进中部地区的旅游发展,但是这需要相当时间才能实现。在此之前,生态转移支付是解决中部山区问题的主要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