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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孩子们看商周青铜器，他们不陌生，因为在电视上常看到；但带他们看纺花车、石磨盘——几十年前家家户户必不可少、人们赖以吃饭穿衣的家伙，他们却倍感新奇：这是啥？这是弄啥哩？！
过去的生活方式还存留于我们的语言体系里，但用得越来越少了，诸如“牵着牛鼻子”、“不是省油的灯”、“剃头挑子一头热”、“老鼠钻进风箱里——两头受气”，这些语言，如今即便使用，也因远离场景，不再具体生动。
一个时代已随风而逝。
中国翻天覆地。“洋犁洋耙，电灯电话”，几十年前人们的梦想早已不在话下。伴随着隆隆的声响，机械化把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人们欢天喜地地送别旧时代，几乎毫无留恋。各种旧工具，犁、耙、磨、风车、石磙，迅速没有了实用价值，被人们弃若敝屣。
使用过那些工具的人，渐渐老去，蓦然回首时，有人开始怀念，怀念那些曾经赖以安身立命的老家当。但曾经无处不在的东西，如今已荡然无存，踪影难觅。时代的更迭与兴灭之快，令人惊叹。
周口郸城大贺庄一位老农，越到暮年，越怀念以前相依为命的老农具、老工具。他的儿女十分孝顺，也很有实力，为了满足父亲心愿，开始收购各种旧工具。
他们原本只是想收藏点“玩玩儿”，没想到征集过程其乐无穷，“越收劲儿越大”。为了找到父亲最怀念的“油榨”，他们甚至在大河报上刊登广告征集。最终，他们收集到了农耕时代完整的工具体系，建起了个人专项博物馆——“中原民俗园”，用以展示中原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成为追忆农耕文明的好去处，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说，那里“每一个器物都是一个历史真实的细节，一个直通祖先的情感的载体”。
老农恋旧怀念“油榨”
一座石牌坊，高耸在郸城丁村乡大贺庄村口，吸引着过往行人的目光。那牌坊俊朗而不乏质朴，宛如一位乡村帅哥。细看之下，才发现其材料十分独特，全用石磨、石磙、石耱（ｍò）建成。陪同记者采访的贺恒平先生说，这样的石牌坊，大概全国独一无二。
石牌坊后面，通往大贺庄的柏油路六七百米长，挨着柏油路，有一条石磨盘铺成的小路，一直延伸到村庄。应该说，这条小路十分“奢侈”，这些石磨盘都有一二百年以上的历史。在过去的农家，磨盘是“大件”，一般四五家才有一盘磨，没有人舍得用几千个“大件”铺条路；就是现在，大概也只有大贺庄能办到这样的事：该村在建设中原民俗园的过程中，搜集到了四五万盘磨。
中原民俗园是贺恒平兄弟建起来的，他如今是该园负责人。沿着石磨小路缓步而行，贺先生回顾说，最初收集旧农具，是为了满足他父亲的心愿。
贺恒平的父亲是位普通农民，一辈子忠厚善良，辛勤操劳。大概人老了都有些恋旧，这些年日子过好了，父亲渐渐怀念起往昔的岁月。那种艰辛中的温暖、操劳中的快乐，本来就格外令人珍惜，但村里全变了样，房子、路变了，过去的农具也全无了踪影，老人心里有些没着没落。最令他不能忘怀的，是“油榨”。
青壮年时期，他为大集体“打”了二十多年油。在没有压榨机的年代，榨取植物油全靠人力，用的工具叫“油榨”。这物件是用两根大树干围成木槽，宽约五尺，长约丈余，横铺在地上，木槽下有厚木板做成的底盘，底盘上开凿小沟，直通下方出油口。那时，一般只榨棉籽油，花生油、芝麻油是农民们吃不起的。榨油的时候，先用磨将棉籽磨开，粗筛子筛去皮不要，随后将棉籽仁碾碎，上笼蒸过，然后置于柔韧草丝编的油圈上，填满压实，依次排于榨槽内，两头用厚木板挤压紧密，木板外竖插一个大木楔，用油锤敲击木楔，挤压榨槽里木板夹着的油圈，让油从榨槽中流出来。
榨油是“要人命的活儿”。油锤共五个，小的十多斤，最大的100多斤，叫“老垛子锤”。开始用小锤打，油呼呼地淌，随后渐次用更大的油锤，油一滴半滴地下，最后要上“老垛子锤”。当地俗话，说起啥事不好办，就说“不下老垛子锤拿不下来”，可见这锤的厉害。用这锤，是榨油最苦的事儿，100多斤的锤，打100多下，累吐血的大有人在，累死的也不乏其人。油圈一般20多厘米厚，最后挤压到三四厘米，那真是榨到“最后一滴油”。这一遍要两个钟头，能打十来斤油。五六个人加班加点，一天能打七八次。
贺恒平年幼时，曾跟父亲去打油。他说打油一般都是晚上干活，这活儿太累也太热，冬天，打油的人都不穿衣服，顶多穿条裤头；夏天更难受，打完油，“人跟从水里捞出来一样”。用大锤的时候，人都情不自禁地大声呼喊，“吆——嗨”、“吆——嗨”，夜深人静，那声音，能传十里地。
贺恒平说，四五个人打一夜，到天明，弄点油炸一点红薯面疙瘩，小孩子跟一夜，就是为了吃这个。对于大人来说，也可以放开肚皮吃顿油烙馍，一贯的规矩是，打油的人都吃油烙馍，不能吃蒸馍，怕的是有人“揩油”。油来得这么不容易，平时是绝对舍不得吃的，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炸一点东西吃。棉油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晚上纺花织布时用来点灯照明。那灯不能说亮，只是有点光，绝对是“省油的灯”。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机械榨油设备逐渐普及，“油榨”没了用处。1980年分田到户时，村里各种工具都分了，没人要这东西，太笨重，几千斤，又占地方，分给谁都不想要。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实现，旧农具没了用处，很多被劈了当柴烧，油榨太硬，烧火都劈不开，这物件后来没了下落，怎么没的，没有人能说清楚。
到了晚年，贺恒平的父亲念旧情绪越来越浓，尤其怀念那“油榨”。一次过年的时候，全家团聚，他无意间跟儿女们透露了自己的心事，“我跟您叔，几个人的命，在那个‘油榨’上”。
他的儿女们都很孝顺，尤其长子贺恒德更是十里八乡闻名的孝子，并且很有身份地位，老父亲的话，让他深受触动，开始琢磨着怎么满足老人家的心愿。
将军孝顺搜罗农具
贺恒德1948年生，16岁应征加入武警。跟很多家庭的长子一样，他自幼勤奋、顾家，能吃苦，敢担当。进入武警后，他历任副班长、班长、副中队长、中队长、参谋、参谋长、副支队长兼参谋长、支队长、副总队长、总队长，武警少将警衔，可以说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
贺恒德是个乡情很重的人，在河南任职期间，每年过年，三十不回来，初一准回。大贺庄一带的风俗，大年初一全村大拜年，一般是辈分低的去给辈分高的拜年，贺恒德不管这个，带着弟兄几个，挨家挨户拜年。谁家割不起肉、吃不起饺子，就给一百元帮一下；听说哪个不孝顺，就让人喊来训一顿。这样坚持了十多年，直到他调离河南。
他训谁，没人敢不听；他的话，在村里很管用。实际上，在外面走得顺风顺水的贺恒德，多年来成了村里的一个依靠，物资紧张的年代，买化肥、农药、手扶拖拉机，都去找他；村里要通电、修路，还是去找他。这些年，大贺庄啥事都没落到别人后面。
近十多年来，贺恒德历经劫难，先是肾癌，随后又是肝癌，做了两次大手术，承受心理压力之大超出想象。即便如此，只要家乡有事，他也勉力而为。
一次大手术康复后，他回家过年，向支书问起村里近况，支书迟迟疑疑地说，村里的小学快塌了，需要修一修。贺恒德一听就埋怨：“你咋不早说呢？！”支书说：“你遭了恁大的难，还操家里心干啥？”贺恒德不再说话，静静地想了半天，决定自己拿出一部分，再想办法申请一些财政拨款。他给北京的朋友打电话，沟通之后，交代支书过了年和乡长一起去北京；然后，他又给在北京工作的女儿打电话：“你爸这个将军，可是从这个小学走出来的！火车票，吃住，都由你解决。”
大贺庄小学很快重建，并且建的是标准化教学楼，成为周口市农村样板学校。
学校建成后的一年春节，贺恒德又回到家乡，敏锐地发现了老父亲怀念旧农具的失落情绪。这时，家乡的事再次汇集到面前，这次主要是想修贺氏家谱，贺恒德联想到父亲心事，就提议在村里大井边建三间房，家谱修好后放在那里，同时把旧农具找找也放在那里。
他的提议让村民们很兴奋，都觉得是个好主意。有人又想到大井边的大坑，说能不能把坑填填。大贺庄地洼坑多，附近人笑话说，“蛤蟆尿尿，大贺庄都发水”。因为这，过去周围村子的闺女都不愿嫁到大贺庄，所以说起填坑，村民劲头都很大。
此时贺恒德任职海南，本想招商引资，将大贺庄变成一个大镇，一举解决根本问题。因政策不允许，这个设想难以实现。他和兄弟们商量，决定自己动手，至少把那些坑填了，填了坑就有了20多亩地，干脆多收些旧农具，建个特色博物馆。
于是，贺家人边建园子边搜集旧农具。老父亲心中十分畅快，对儿子们说：“只要你们几个把这事弄起来，我死了也值过。”
老三贺恒平负责操办具体事务，贺恒德跟他交代，一定要收到“油榨”。不过这事并不顺利，这物件好像绝了迹，费尽心力，只收到几个小零件。不得已，贺恒平想到一个办法：在大河报刊登广告。本报广告效果历来立竿见影，襄城县一位老农听人说起此事，托人找来报纸，仔仔细细地看了看，弄明白了究竟。他给郸城打来电话，说自己保存着一个“油榨”，完好无缺。
贺恒平带人前去，问起老农要卖个啥价，老农拉起他的手：“我不要钱！我临死前，你们把这东西保存住，我千谢万谢！”
周口市郸城县丁村乡大贺庄村口的这座石牌坊，全是用石磨、石磙、石耱建造，质朴而不乏俊朗。
中原民俗园里的石磨盘小路，展示着一种生动而独特的风景。 记者王建立摄
这就是让贺恒平父亲念念不忘的“油榨”，虽然看上去破旧，甚至有些丑陋，但它真实地记载了手工业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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