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煦
3月28的武汉晚报《说吧》，登载了一篇《大旱灾想起了永贵大叔》，此文甚妙，尤其妙在最后两段，我抄一下：“一九七四年五月，陈永贵访问墨西哥，永贵大叔看到农场的一套滴灌系统，蹲在那儿不走了，两个小时参观时间结束了，他还不走，直到墨西哥总统答应送他两套，他才高兴地起身。由于陈永贵回国后推广，全中国多出了一亿三千万亩水浇农地。可惜，陈永贵病故后，他的喷灌、滴灌系统也据说成了废物。……现在的症结是，分田单干后怎么进行‘集体性’的水利工程？”
我看了此文后有些诧异，倒不是诧异陈永贵在地头蹲了两个小时，而是确有“人亡政息”之说，不过被“息”掉的，通常都是一些矛盾大、争议多的政策。如果真有一笔“好买卖”，谁会放弃呢？即便主事者下台，后来人通常也会将其改头换面、变成自己的政策继续推行下去。“陈永贵病故后，他的喷灌、滴灌系统也据说成了废物”，“据说”二字，看来大有文章。
我要找历史真相。
我找到了1998年第7期《农村工作通讯》，其中写道：“我国于1974年引进滴灌技术。鉴于引进技术的造价昂贵，又不能用于大田粮食作物，当时周恩来总理批示：要在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基础上，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滴灌技术。”
“引进技术的造价昂贵”，有多昂贵呢？2004年的《节水灌溉》杂志上有介绍：“在各种节水灌溉工程造价中，滴灌的造价是最高的，每公顷造价为1.5万元左右。如果配备自动控制设备，有的能达到3万元以上。如此价位在尚不富裕的农村推广，难度之大可以想象。”
原来如此：花大量外汇进口滴灌系统种粮食不划算，决策者是周总理。
其实中国的节水农业步伐也不算慢，灌溉面积已在世界前列；但是在拿旱灾说事、反对分田单干的人眼里，这些都被无视了。
我倒是想反问一下，西南大旱，但饿不死人；“学大寨”的日子里，就是丰收，大家又吃得怎么样？
分田单干，确实不利于农田水利建设。可农民另有一笔账。在此我要引用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的回忆录《流逝的岁月》——
1981年，李新到河北永年县调研“分田到户”。他发现，永年县的农业生产已经基本上机械化了；分田后必然要废弃机耕实行畜耕乃至人耕，这显然是一种倒退。因此县委不同意分田，希望他向上面反映。李新又去探访那些战争年代跟着他干革命的老农、老党员，他们说：“自己种地，还能多得点；机器种，都归了队里。”李新又发现，农村修得好的房子，不是队长的，就是书记的；农民的房子都要差一点。于是他得出结论：“由于党风不正、干部不公，再加上管理不善，尽管实行了机器耕种增加了生产，但农民得利不多，所以他们愿意分田到户。”就这样，他没有把县委的意见向上面反映。
从机耕退回人耕，可笑吗？不可笑，这就是历史的“螺旋式上升”，也就是列宁“退一步进两步”里面那个“退一步”；如果农民愿意“退一步”，那就“退”好了，这是对几亿农民的尊重。（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