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季
至少对上海这座城市而言，2010只有两个季节——一个月后，让我们拥抱世博季。
这将是一个感性的季节。网络时代的确可以“鼠标在手看遍环球”，于是，“现场”的价值似乎一路跌落，许多人久违了在人潮中涌动的快乐。在世博季，四面八方的人将聚拢而来，素不相识的他们为相同或不同的观感而微笑、欢呼，为在同一个时空出现在这个“现场”而激动。这也将是知性的季节。全世界在你的眼前精心呈现，浓缩的都是精华，片段演绎着永恒。每一个场馆都是现场版的discovery，进园时是“知道分子”，出园时想做“知识分子”。
今天，在这本杂志上出现的这些面孔，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世博人。精彩，由他们与你一起书写。
吴志强：马不停蹄的喜悦
6年来，2000多个日日夜夜，吴志强几乎天天如此，没有休息，没有假期，连最起码的准时吃饭的时间往往都不能保证。
记者/何映宇
对上海世博会园区总规划师吴志强先生的采访，是从深夜23点40分开始的。
“真的，如果我每个采访都接受，我就不要睡觉了。”吴志强一边苦笑着，一边无奈地说。
所以他给助手安排的一大任务，就是让蜂拥而来的媒体知难而退。忙，忙到记者都不好意思占用他太多的时间。第二天一早他就要飞往辽宁，为辽宁馆出谋划策，完事之后，马不停蹄，飞日本大阪，还是世博的事儿。
他的作息表里已经没有什么属于自己的闲暇，世博局、同济大学的办公室或者某一个外地会议的会场，已经将他的工作时间瓜分得一干二净。家，目前对他来说，也许只意味着一张床，只为第二天的工作充足电力。
2010年3月24日，星期三，雨。
上午10点和他约好晚上19点30分采访，可是到了时间，吴志强又在电话中大叹苦经：“不好意思啊，我还没有吃饭呢。晚一点。晚一点再聊。”
星期三晚上他一直在开会，研究今年10月最后一次世博主题论坛的具体安排。
“10月？那不是还有半年时间么，还早了吧？”记者问他。
“不早了。”吴志强回答说，“很多事必须现在就定下来了，一个一个落实，谁能来，谁来比较好，来了，讲些什么，都要落实，到时候怎么来得及？”
那是世博会闭幕前的最后一次主题论坛，特别重要，除此之外，吴志强这两天还忙着负责起草《上海宣言》的具体内容，真有分身乏术之慨。往往，开完会，已是夜深人静时分，走出办公室，跨入这茫茫的夜色之中，呼吸着微凉的空气，终于可以让自己的身心放松一下。
6年来，2000多个日日夜夜，吴志强几乎天天如此，没有休息，没有假期，连最起码的准时吃饭的时间往往都不能保证，他说自己深感责任重大，丝毫不敢懈怠。忙碌但不抱怨，“在这座城市里，终究会有一些人在凌晨3点入睡，每天只睡几个小时。想一想那些在世博会工地上流汗的工人，每个人都在为世博做贡献，我只是他们中的一分子而已。”采访过程中，他总是这样谦虚地说，马不停蹄地喜悦着。
世博方案，兼容并蓄
6年前，经过一轮一轮的筛选，吴志强率领他的同济团队设计的上海世博会园区规划方案从国外众多一流设计公司的包围圈中脱颖而出，成功杀入三甲(也是三甲中唯一的中国方案)。中国人，城市规划方面的权威专家(他还担任着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世界规划院校大会秘书长、亚洲规划学院联合会主席)、优秀的设计，众多因素集中起来，最终，总规划师的重任落到了吴志强的肩膀上。
“我的方案主要考虑的是，我们的设计能否体现本届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建筑单体当然由各个国家来设计建造了，但是底板是主办国的，如果底板不好，就不能反映出中国人的创意。我们要确立园区规划的核心理念，并直接解释我们的主题思想。其实，园区就是最直接地回答什么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它是一种演绎和示范。整个园区就是未来的、走向科学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城市，整个园区就是个最大的试验宣传品，能够在世博会的历史上展开新的篇章。”
新篇章的帷幕就在吴志强的手中慢慢拉开。那是一幅未来城市的绝美画卷，而且由实体的建筑构成，绝不是乌托邦幻想。当然，方案得到肯定，并不意味着大功告成，其实工作才刚刚开始，“当时开了许多研讨会，讨论分析。当然，我们的工作就是博采众长，兼容并蓄，每个方案都有其利弊，都有它成功的创意和未能妥善考虑的弱点，我们希望通过各种方案的研究，并在我们的方案基础上最终确定一个园区总体规划，努力让园区的规划接近完美。”
他坦言：“这是一个国家的责任，非常大的压力。”压力转化成动力，在位于浦东南路上的世博局，他有一间办公室。做总规划的时候，每天早上8点，吴志强都会准时来到那儿，雷打不动，研究和细化方案。上海世博会预计将吸引世界各地7000万人次参观者前往参观，还有各国政要、名流，如何保证这样庞大的参观人群能够看得尽兴、玩得尽兴，交通、卫生、突发状况……都是他需要考虑的问题，“世博会就像奥运会一样，它是一个国家的盛会，不能出现差错。”他认真地说。
未来之城
身为一位城市规划设计师和城规学院教授，可以想见的，吴志强很早就开始关注世博会。
他搜集了大量的世博会资料，阅读各种文献，对世博会的历史、规划和建筑差不多烂熟于胸。从纸上到现实，他与世博会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可以追溯到1992年的西班牙塞维利亚世博会。不过，他也直言因为之前阅读了太多了资料，“所以那一届的世博会反而没有太让我震惊。”
听他这么说的时候，记者在想，那大概就像老友重逢般的熟识和喜悦的吧？之后，他更是有机会就去世博会参观，他说现在，他的女儿才12岁，却已去过5次各类世博会——当然都是他带去的。
世博会上什么稀奇古怪的建筑他没看过？那些实验性的建筑都在吴志强记忆的年轮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世博会至今已有160年的历史，在这么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实验型的建筑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世博会和奥运会一样，比的是各个国家的创造力，实验精神，代表着未来，代表着我们对于未来城市的期许。事实上，世博会上的建筑风格和样式确实会成为未来世界建筑发展趋势的风向标。”
在本届上海世博会上，英国馆尖锐的刺、西班牙馆性感的藤板、俄罗斯馆童话般的世界……都是想象与建筑的完美结合，实验，但不古怪。吴志强相信，这样的实验绝不是空中楼阁，一定会对中国民用建筑产生深刻而又积极的影响：“就技术而言，光电、LED、节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一定会对中国未来的民用建筑产生深刻的影响，我想，世博会对于中国建筑，可以说是一次革命性的影响，未来的城市一定是个性昭彰的产物。至于这些新技术应用到中国的民用建筑上来的时间，我想，很快。在不同的时间段，5年，10年，15年，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会有不同的应用。”
更让吴志强动心的还是每届世博会上的新技术新观念。在本届的上海世博会上，世博会园区就开发和利用了10项最新技术，这其实是世博会一以贯之的精神所在。
“事实上，在网络时代，世博会受到了巨大挑战。我们希望能为世博会提供一些新的要素。我可以说，中国生态城市的技术和国际先进水平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现在建筑的潮流，正在从追求速度的发展模式向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需求转变，低碳、可持续、绿色建筑的发展代表了世界建筑发展的潮流。生态城市、绿色建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了飞速的发展，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上海世博会可以说是中国建筑师集体创新的结果，大型国际建筑的国际招标，主要都是中国人在主持，这是中国人的骄傲。”吴志强自豪地说。
吴志强相信，世博会将和奥运会一样，对中国经济和城市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你看”，他说，“东京、大阪的世博会对当时的日本经济发展就产生了非常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日本人认识到，举办世博会是一个国家跨入现代国家的一种标志。”
期待“生日礼物”
采访完毕，吴志强长舒了一口气，乐呵呵地笑了起来：“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回到家，生活中的吴志强是也是个工作狂吗？其实，设计师也是艺术家。
私下里，他是个如假包换的文艺男，喜欢大提琴、书法和磁画，喜欢看演出。现在没有时间泡剧院，有一点时间，他还会拉拉大提琴，听一点古典音乐，或者在书案上铺开宣纸，蘸满了墨汁，写几幅字，可以静心，这些业余爱好几乎都成了他现在繁忙生活中最好的调剂。
当然了，世博会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活动让吴志强也分外激动。“忙完之后，肯定会去啊，这么好的机会。”他高兴地说。
吴志强对即将开幕的世博会充满了憧憬与期许，同时他也相信，“这会是一次科学、艺术和文化的盛会。”“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作为主题，我的理解有三点。首先，它把握住了时代脉搏。联合国统计显示，50%的世界人口进入了城市，而2012年，中国也将进入这样的阶段。第二，提出了世界性的命题，它关注的是我们生活质量的改善，是每个国家每个人乃至地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第三，回到人间，它的可参与性很强。世博会是不同种族、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同参与的盛会，而我们和城市的关系又是如此密切。中国有30%的人已经从农民变成了市民，这个人口数字相当于两个美国或四个日本的国民人口总和。不管你们是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什么样的宗教、来自什么样的国家，都不会对城市陌生，每个人都可以参与。”
是啊，上海世博会要表达的是，不同信仰、不同财富、不同生活方式的人在地球上和谐共处的理念。这种世界大同的理念，一定会在上海世博会的舞台上，开出鲜艳的花朵。
而今年8月，吴志强先生也满50周岁了。世博会的成功举办，毫无疑问，将是送给他本人的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
“亦小亦美”托马斯
托马斯说：我还不会讲上海话，遇到上海朋友讲上海话最最难受了，觉得被排挤在外了。
主笔/沈嘉禄
从毛焰的肖像画中走出来
托马斯在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圈里有相当大的知名度，这是因为他多年来与南京的画家毛焰合作，在后者“托马斯系列”中以很酷的姿态出镜，落雪无痕地融入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玄妙语境。为此，人们在谈论他时，总会流露出三分感谢、三分欣赏和四分敬重。
现在，托马斯来到了上海，就在世博园区内与英国馆、荷兰馆和意大利馆相邻的卢森堡馆里。他是卢森堡馆的馆长，也许是世博园区里最年轻的馆长。像许多在中国生活工作有一段时日的老外一样，他也有一个中文名字：罗浩林，但记者在采访时还是执意称呼他为托马斯。
10年前，25岁的托马斯·罗德瓦尔德从卢森堡来中国留学。开始学中文，后来在卢森堡驻华大使馆工作，当一名随员。“其实什么事都干，我们使馆小，人员少，一个人得顶几个人使用。”他说，可以想象，陌生而新鲜的外交官生涯，令他忙得不可开交。后来他来到上海，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读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顺利了取得了文凭和学位。正当他兴冲冲到处求职时，世博会场馆进入全面开工阶段，他被卢森堡驻沪领事馆相中，任命为卢森堡馆馆长。“这档事，我从来没有干过。”托马斯在说这话时，像所有的欧洲人一样，耸肩并摊开双手，表示无奈。
说到此，卢森堡馆的设计师瓦伦蒂尼正好来到我们面前，托马斯像遇到救兵一样将他将推到我面前：“请他讲吧。”与托马斯一米九的个子相比，德国人瓦伦蒂尼要小两号了，但此人不可小觑。1991年，瓦伦蒂尼代表卢森堡参加了威尼斯建筑双年展，2002年他还创办了卢森堡第一本建筑类杂志。后来还设计过德国亚琛欧洲文化中心、挪威斯塔万格音乐厅、奥地利萨尔茨堡莫扎特之家等知名建筑。
童话般的城堡
记者跟随两位卢森堡人进入馆内——就像进入一个中世纪的城堡，只不过布满苔藓的石头换成了铁锈红的钢铁。
上海世博会卢森堡馆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展览面积约1300平方米，高约20米……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它是袖珍型的，正如瓦伦蒂尼一再强调的，它是一座迷你展馆。“卢森堡也很小，所以展馆小一点是应该的。不过如果按国土面积算的话，可能是最大的。而且是1958年布鲁塞尔世博会以来，面积最大的世博会卢森堡展馆。”托马斯在一旁补充说明。也因此，卢森堡馆强调的是“亦小亦美”，并将这四个超过人体的大字刻在城堡的外墙上。记者发现，将建馆理念刻在展馆外墙上的，唯有卢森堡人。这体现了一种小国大格局的坦诚和自信。
要了解卢森堡馆的建筑奥妙，应该先对卢森堡这个国家知多一点。
卢森堡全称为卢森堡大公国，是现今欧洲大陆仅存的大公国，位于欧洲西北部，东邻德国，南毗法国，西部和北部与比利时接壤。由于其地形富于变化，在历史上卢森堡处于德法要道，一直是重要的军事要塞，有“北方直布罗陀”之称。卢森堡是工业国家，也是欧盟中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经济高度发达，钢铁、金融、广播电视是其三大经济支柱产业。
托马斯对记者说：“我们国家有许多森林和古堡，所以就叫卢森堡，中文翻译得很传神啊。有些古堡有一千多年历史了，首都之外，大多散落在乡村，有些还不能住人，只留陈迹供人凭吊，因此卢森堡也有‘千堡之国’的美誉。这次瓦伦蒂尼先生的设计也体现了这个特点，整个展馆就是一个童话般的城堡，看上去有点变形，以符合孩子的童话的语境和孩子的审美心理。”
城堡塔楼内部是展馆的核心部分，里面为两层，全部由卢森堡北部地区砍伐的云杉做成板条内饰，下面是展厅，在小型的舞台上还可举办一些民间歌舞表演和爵士乐。楼上有100平方米，将按照卢森堡一个典型家庭的格局布置成一个低碳环保但非常舒适的生活空间，以传递本届世博会的理念。妙的是，二楼还有一个藏起来的阳台，可以像古代城门口的吊桥那样放下来，人从里面走出来时，情调相当浪漫，是拍婚纱照的极佳外景。为增强城堡的质感，大门做得相当厚实，看上去难以攻克，但因为设计合理，并安装了精密的轴承，一个人推起来倒易如反掌。所谓“亦小亦美”，也许能从这些设计上体现出来。
白葡萄酒和“铁板烧”
城墙内有一个很浅的水池，中间有十几个大圆平台，像欧洲的睡莲，更像中国园林水池中的石磨盘，瓦伦蒂尼承认这个想法“很中国”，受到北京一位建筑师朋友的启发。池中注水后，主塔将被水池围绕，且有美丽的倒影呈现。
“我相信，游客在这里可以享受到休闲乐趣，在别处逛累了，就到这里走走，享受阳光和清风。”托马斯对记者说：“展馆的围墙表面还将有植物覆盖，用以唤起大家对森林的联想。”
城墙是空心的，里面设有餐厅，由“苏浙汇”来打理，“苏浙汇的老板是卢森堡籍的香港人。”托马斯向记者透露。怪不得，有一次在苏浙汇吃饭，喝到了在别处难得一见的卢森堡啤酒。“在开馆后，这里还会有卢森堡的白葡萄酒。卢森堡北部摩泽河谷一带有广阔的葡萄园，酿造高品质的白葡萄酒。零售价从200元到1000元的都有。”
“太贵了！在上海，法国的白葡萄酒一百元左右也能买到。”
“好喝吗？”托马斯不服气地说。
为了配合葡萄酒的宣传，在展馆外面还搭起了好几个葡萄架，再过一个月，藤上就会长出叶子来。
“有卢森堡的腌肉吗？”
“我们的腌肉确实好吃，但产量太少，只够本国人吃，送到这里的话几天时间就怕消耗完了，所以……要吃的话，去卢森堡吧。中国人去欧洲旅游，到卢森堡只是过境，不过夜，这是一个遗憾。其实我们那里的古堡很值得一游。”
据托马斯介绍，卢森堡金融业非常发达，世界大银行都在此设立分行。首都卢森堡市系欧洲重要金融投资中心。目前卢森堡有250多家银行，2000余家投资基金。卢森堡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欧洲最大的基金管理中心。“每天有10万人从邻近的国家从高速列车赶来上班，晚上再赶回去。卢森堡总人口加起来刚刚达到50万。”
钢铁冶金业也是卢森堡经济的支柱产业，阿塞洛尔-米塔尔集团不仅是卢森堡的第一大企业，也是世界第一大钢铁集团。为展现这份骄傲，设计师用了500吨、1500平方米耐候钢——又称考顿(Corten)钢——板材将城堡整个包起来。这类钢材具有抗腐蚀的保护作用，无需任何保护漆。托马斯用手在城墙上一擦，翻过来让记者看，一点铁锈也没有留下。不过记者还是发现了设计缺陷。“要是夏天毒日头一晒，钢板会变得很烫，游客行走在城墙上，就像一盘铁板烧了。”
总是略带腼腆的托马斯笑了，神情有点紧张：“啊，我们会铺些软垫，不会太热的。”
希望一直呆在上海
卢森堡馆在世博会后会拆除，钢材和木材可以回收再利用，不过托马斯觉得非常可惜，“这是一件艺术品，能留在中国那是最好不过了，也有人来谈过，希望购买，但这个……不是我能作主的。”
托马斯这个馆长主要负责公关、接待、讲解、宣传、保安管理员工等日常事务，布展交给一家法国公司代理。记者说：“看看其他国家的展馆还在最后冲刺，卢森堡馆已经完工了，你可以悠哉游哉地吹吹口哨了。”
“啊，不，我不能轻松，事情还是很多的，需要我出面协调。”
当时卢森堡有关方面将使命赋予托马斯，也许因为他在中国有10年以上的生活经历，中文也说得好，还有人脉关系，但他的知名度，应该也是考量之一吧。托马斯看出记者想问他一些读者更感兴趣的问题了，马上摇手：“不要问我私人生活方面的事好吗？”
只得再绕一会圈子，然后慢慢靠拢这个话题。他放松下来，很谨慎地说：“在上海的感觉很好，这个城市充满活力，也有个性，每天见到的人，比我一年里接触过的总数还多。上海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开始很难与上海人交朋友，但一旦交上了，他们是很讲信誉的，务实的，是可以托付的。上海人比中国其他城市的人更讲契约。只是现在我还不会讲上海话，遇到上海朋友讲上海话最最难受了，觉得被排挤在外了。上海菜？好吃好吃，我经常与朋友一起上馆子，自己不会烧。家住静安区，出入很方便，没有买房，租的。我也经常在休息天独自一人穿行在大街小巷，看看普通上海人的生活。很逼仄的弄堂，有点杂乱无章，但很有人情味，上海人是见过大世面的。世博会后……不一定在领馆里做了，也不一定非得在金融行业，看情况吧，我喜欢上海，希望一直呆在上海。别忘了，到时候一定来喝白葡萄酒！”▲
陈硕：要零碳，也要时尚
对于参与世博后的变化，陈硕笑着说：“我的二氧化碳排量高了，因为经常加班。”
记者/钱亦蕉
8：00，与张又民事务所的人谈造价控制；
10：00，世博工地现场，检查施工情况；
12：30，参加世博局的会议，有关媒体需求和餐厅运营；
14：00，到万科上海讨论低碳进展情况；
16：00，与零碳馆运营商Telling会谈；
17：30，与风筝碳基金洽谈资助音乐节事宜；
18：00，会见英领馆代表，推动通信行业的低碳化；
19：00，与北汽福田讨论低碳交通和流动零碳馆；
20：00，与皇明太阳能公司的会议(后取消)；
20：30，与北京环境交易所讨论低碳信用卡；
22：30与中国地板控股协调碳标识别……
这是上海世博会零碳馆馆长陈硕3月18日一天的行程，随着世博临近，他每一天的行程表都安排得满满的，周末也不得喘息。我去采访他的那天就是周六，由于团队不断增大，他们的办公室正在搬家。进门时，工人们正在乒乒乓乓安装百叶窗，他则在走廊里打电话，小会议室里是正等着他回来开会的几个客户，手下的员工们则在电脑前忙碌着。在总经理办公室等候采访时，小陶告诉我，他们已经响应世博局的号召放弃休息天了，可不知怎么总有干不完的活，“昨晚还忙到了12点。”
陈硕此前是英国零碳中心的生态建筑师。他早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老师就是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师何镜堂先生，后来他去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攻读建筑环境专业的硕士，从此节能减排成了“主题词”。毕业后陈硕在全球第八大建筑事务所RMJM任职，设立了低碳研究院，随后又进入了英国零碳中心。上海世博会的零碳馆项目是与英国合作的，因此陈硕就被英国零碳中心派来负责零碳馆项目。
对于参与世博后的变化，陈硕笑着说：“我的二氧化碳排量高了，因为经常加班。”
英国技术，中国制造
陈硕说话温和，举止彬彬有礼，很有些绅士派头。他回答每一个问题都逻辑缜密，并且中英文俱佳，从容地周旋于外国代表和中国企业之间。但或许这都只是表象，要知道零碳馆这个2009年4月才上马的项目，真是千头万绪，全都等着他来协调处理，压力可想而知。
“决定做这个项目其实挺费周折的。一开始英国政府要协助世博建造零碳馆，但是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一来，英国政府没法做这事了，就叫零碳中心接手做。可是半个月后，金融危机越演越烈，零碳中心也没法做了。于是零碳中心的几个董事成立了新的董事会，在中国设立机构，继续推进这一项目。正式与世博签约已经到了2009年的4月份。”
从接手这个项目开始，陈硕面临的最大困难也就是“找钱”——募资运营(部分建设费，全部的运营费用和装修布展费)，为此他到处“化缘”，还找了不少英国公司赞助，因为他刚回中国时根本找不到本地资源。最初的启动资金，是靠他们团队帮人设计打工来支持的。而他对项目各环节熟练的“背书”大概也是利用各种场合招商而练就的。
英国在节能减排方面技术领先，“贝丁顿”是世界上首个二氧化碳零排放社区，政府还对新建建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立法，指标逐年上升，到2016年必须实现零碳排放。这乍听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陈硕解释说，“一般人认为用电就会产生二氧化碳，但其实不是这样，要看用什么电，如果是太阳能、风能，就不产生碳。比如这次零碳馆采用的就是太阳能发电和生物能热电联产。”
中国零碳馆的建设则是结合了英国的技术和中国的制造，在此之前，陈硕已经在英国伦敦和中国深圳实行过两个零碳项目，分别是零碳学校和万科零宅。“零碳馆是我国第一个完全采用本土化产品的零碳建筑。我们把英国的技术和图纸拿过来，在中国找生产厂商重新打造。”陈硕说。当然，不是所有的设计都能照搬英国的，比如上海5月-10月的气候比较炎热，世博零碳馆的空调系统是太阳能、风能以及地源热能联合驱动的，房顶上的20多个风帽将新鲜空气输入每个房间，实现换气需要，而地下一根通向黄浦江的小管道能将源源不断的黄浦江水引入馆内，满足制冷需要。
“其实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做得要比大部分中国人以为的好得多。现在全世界一半的太阳能发电板在中国生产，六成的风力发电机是中国生产的。你看在美国的富豪榜上，前100名不可能看到可再生能源的影子，而在中国百富榜上，尚德太阳能、江西赛维、玖龙纸业等等都是排名非常靠前的。”这是陈硕参与这个项目后的最大感受。世博后，零碳馆不会拆除，将永久保留下来。
找故事，找创意
虽然“低碳”这个名词在国内已经有些泛滥，但是真正理解低碳概念、愿意改变生活习惯的人却很少。为了让进入零碳馆的游客接受理解“低碳”、“零碳”，陈硕很大一部分精力花在了把“零碳”生活化、艺术化、时尚化上，也就是他自己说的“找减排的故事”，通过小的细节来展示低碳。这些有趣的“故事”都是通过与各界不断的头脑风暴而产生的。
比如将在零碳馆供应的低碳牛奶。一般牛羊会产生温室气体，主要以甲烷的形式，打嗝、放屁、粪便……而蒙牛通过“现代牧场”技术把甲烷气体收集，和粪便混合后发酵，然后发热发电，把这些气体消灭。他们生产的就是低碳牛奶。
再比如在零碳馆餐厅将使用可食餐具。“我们用饼干做刀叉，吃完饭可以连餐具一起吃掉；用冰块做杯子，里面可以盛放可乐。喝完，这个杯子会融化掉。”
还有陈硕的研发团队设计出来的“零碳大富翁”游戏(碳册系统)也是为了增加趣味性的。将50个互动系统分布于零碳馆各个角落，参与的游客可以亲身体验生活节约细节(比如每个月水电煤使用量、来世博馆使用的交通工具等等)，结算出每个人的碳排量，并且发放碳凭证。以后，游客可以通过个人碳账号登录这个碳册系统，以自己的生活改变来计算自己的碳减排。而这些碳减排量也是有价值的，它可以被捐赠给世博会或者相应的碳慈善基金。
艺术和设计是陈硕让普通大众接受高科技零碳馆的法宝。6月零碳馆将和中央美院第九工作室合作零碳家具设计节，7月零碳馆与一系列的媒体和文化机构组织零碳文化节，8月，零碳馆会举办零碳美食节，9月份零碳馆将和顶尖的时装设计师开展一系列环保的时装秀，让大家体验时尚零碳的生活方式。10月将展映一系列的低碳电影和纪录片。
陈硕对零碳馆和碳减排事业有很多好创意，好设想。好设想得到实现当然令人鼓舞，不过也有遗憾，原先陈硕打算在零碳馆造6套样板房，征集6户普通人家居住，然后拍成纪录片，可是世博规定所有场馆晚上不能住人，只得作罢。
陈硕的团队现在有40多人，他估计世博召开时会变成100人，到世博结束时达到120人。而他，正怀着改变中国建筑的梦想，与他们一起日夜奋战。▲
“我欠妻子一场婚礼”
去年8月，郝晨钧的妻子怀孕了，他们的婚礼和婚纱照计划无限期搁置了。
记者/金 姬
郝晨钧即将双喜临门：他的夫人预产期就在5月，而世博轴阳光谷索膜工程也将在5月1日正式迎来首批参观者的检阅。
郝晨钧是上海建工(集团)总公司机械施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施公司”)浦东分公司的副经理。如今，36岁的他每天清晨从宝山区通河新村的家里驱车9公里去机施公司位于闸北区的办公室处理日常公务，有时从办公室再行驶14公里到浦东世博轴阳光谷的工地指挥收尾工作。“我希望在世博会期间带着自己的孩子去拍照。”“准爸爸”郝晨钧自豪地说，“我要让父母、爱人在参观世博会中感受到我的工作成就。”
说起家人，郝晨钧的脸上写着歉疚。“我已经连续3个春节在工地上过了，希望今后有更多时间陪陪家人。”为了这次世博建设，他亏欠家人太多，没有给妻子一场婚礼，甚至没有一张婚纱照，母亲摔断腿了也无法照顾。在索膜结构施工最紧张的那几个月中，每天早出晚归，除了工作就是吃饭睡觉，几乎没有和家人交流的时间。
2009年，郝晨钧荣获“迎世博做贡献服务奖”，成为建工集团在世博园区里唯一获此殊荣的人。
在索膜结构施工准备期间，郝晨钧和20多位项目管理人员每天早上5点15分就到现场了。在交通通畅的情况下，郝晨钧一般开车20多分钟就能到世博工地，但这意味着他早上4点50分就要出门了。而对于那些没有车的机施工作人员而言，住在世博工地的宿舍就成了家常便饭，否则他们在地铁或公交车首班车之前就要出门了。
开始施工时，考虑到上海的天气，一般每天早上6点就要开始工作了，因为上海在8点以后就会起风，而安装索膜很忌讳大风。那一时期，郝晨钧每天早上5点45分告别睡梦中的妻子，开车出发，6点10分抵达世博工地办公区域。他和其他项目管理人员都戴上安全帽，换上黄色工作服。因为他们是高危作业，醒目的颜色在工地上很重要。
然后是管理人员集中点名，大概23人一起在6点15分坐面包车，到离办公室1公里处的施工现场。“之所以这20多个管理人员必须都在现场，是因为要保证每个作业点上有一个管理人员监督作业。膜很贵，技术含量很高，每一道工序必须要有施工经验丰富的人完成。”郝晨钧说，此次世博轴阳光谷索膜结构中的项目管理人员，起码做过10个项目。
在正式参与世博轴阳光谷索膜工程前，郝晨钧已有10年的相关施工经验。这个上海小伙1994年从上海建筑工程学校毕业后就进入机施公司工作，这也让他有机会在日后的职业生涯中接触到普通人并不熟悉的索膜结构施工。
索膜结构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自1970年代以来在国外建筑中广泛应用，如大型体育场馆、入口廊道、公众休闲娱乐广场、展览会场和购物中心等。在中国首次采用索膜结构的就是郝晨钧所在的上海机施公司。作为上海建工集团的子公司，成立于1958年的机施公司在1996年建造上海八万人体育场屋盖时采用了索膜结构。为此，公司专门请了外国安装指导专家给中国施工人员培训了15天。
1999年，时任技术科副科长的郝晨钧第一次参与索膜结构施工——陆家嘴的海鸥舫，其主体建筑外形犹如一只凌波汲水、展翅欲飞的巨大海鸥。随后，郝晨钧和其他机施员工在虹口足球场、新国际博览中心、F1赛车场等一系列索膜结构施工中逐步完善自己的施工工艺和管理体系。因此，当德国SBA公司设计的世博园区内最大的永久性单体工程——世博轴阳光谷工程——采用索膜结构时，机施公司自然就成了最合适的施工单位，而有着丰富施工经验的项目工程师郝晨钧就成为这个项目的青年骨干之一。
2007年11月，机施公司开始进驻世博园工地，首先是进行钢结构施工。当时领了结婚证的郝晨钧还在参与M6号线9个车站钢膜结构项目。本来准备在2008年五一节办婚礼的，可郝晨钧的母亲摔断了腿，而当年6月世博轴索项目施工就要开始了，他的婚礼就一直没有办。对此，郝晨钧对自己当时无法照顾母亲感到愧疚，更对无法给妻子一场婚礼感到遗憾，虽然这两位上海女性都给予了他最大的支持和谅解。
世博轴阳光谷的索膜，整个屋顶膜面长约843米、最宽处约97米，由31个外桅杆、19个内桅杆及牵引桅杆的各类钢索作为支承系统，创造了“世界索膜结构之最”。所使用的膜材料由美国生产，是世界强度最高的A类SF-Ⅰ膜材，具有不燃性、防紫外线、抗风化、自洁性和高反射性等特点，在民用建筑上的使用实属罕见。
A类膜材的裁剪与热合工艺、膜布与膜布之间的拼缝对齐程度均会直接影响到世博期间整个世博轴的观感质量，因此机施建设者们特别编制了膜材的制作加工方案。索体系和膜结构体系在建筑结构上均被称之为柔性体系，当膜布提升就位后操作人员站在索下方的悬空平台进行膜布的固定工作，仿佛是站在钢丝上，郝晨钧戏称那时的施工场面犹如“飞夺泸定桥”。
头几个月的工作是安装桅杆。“外桅杆难度很大，一根至少80多吨，最重的要100多吨。通过钢索相互张拉与连接，最粗的一根直径183毫米，相当于卢浦大桥上的吊索。阳光谷索膜结构是同类型钢索用于民用结构最大的钢索。”郝晨钧说，膜布是从2009年4月15日才正式安装的。“仅打开一张膜就需要很多道工序，需要八九十人同时操作，那时还不能有风，否则可能把人都吹起来。”施工要求很严格，每个人都配有安全带，而膜则装有绳网和反绳网，保证它不会“迎风飘扬”。
从第一块膜布提升上位安装以后，但凡现场安装膜布，无论时间多早，郝晨钧和他的青年突击队都会准时出现，配合现场施工一同提升和固定膜布，从不缺席。
大家一般工作到上午10点半就回食堂吃饭，然后去宿舍午休。通常情况下，大家在下午2点半开始工作。遇到炎热天气，则在下午3点半返回工地。“刮风下雨对施工影响很大，因此我们在地下‘种’了很多膨胀螺栓，确保索不动，这样才能让膜不动。”郝晨钧说，高温时候膜面温度高达50多摄氏度，紫外线反射很厉害，工人们不得不戴墨镜工作。
傍晚6点多，施工基本结束。现场派3人值班。郝晨钧和其他20多位管理人员回办公室洗漱，换衣服，再开会1小时，大家去食堂吃晚饭。郝晨钧开车到家时往往已经晚上9点了，累了一天的他往往不愿再和家人说什么，晚上10点之前就呼呼大睡了。“我和其他2个项目经理，每周休息一天，确保每天工地上我们3人中至少有一个在。我一般不休息，顶多是周末晚点上班(早上8点多到)，早点下班(5点多走)。”郝晨钧表示，因为项目重大、难点多，因此不能有半点闪失。
去年6月，郝晨钧请父母、妻子到施工现场参观，让家人更加了解理解自己的工作。“他们对眼前的索膜结构赞叹不已。”郝晨钧为此感到自豪。
2009年8月30日，阳光谷最后一块膜布顺利安装到位。安装在世博轴顶部的索膜结构由69块巨大的白色膜布拼装组成，面积达6.8万平方米，形如蓝天下的朵朵白云，连接着6个“阳光谷”。郝晨钧和机施建设者们历时138天完成膜结构的施工，攻克了大型膜结构的提升难度大、结构定位困难、节点处理要求精细等特大难题。而世博轴上方如此巨大的膜布厚度仅为1毫米，其设计张拉力每米达5吨，使用寿命达30年。
去年8月，郝晨钧的妻子怀孕了，他们的婚礼和婚纱照计划无限期搁置了。因为膜布都安装完毕，剩下一些收尾工作，郝晨钧从8月以后一般早上7点半到工地，傍晚5点半下班。“我感到这样好多了，每天节约三个小时留给家人。”
如今，作为机施公司浦东分公司常务副经理，郝晨钧不需要每天泡在工地上。“我现在主要是考虑整个分公司的吃饭问题。不仅要拿订单，还要管好项目，运营管理等。”郝晨钧坦言，从技术人员到管理人员的转变让他压力很大。而他带领的“科技青年突击队”随着世博工程结束而保留下来。▲
志愿者罗拿：我替中国人改错别字
他是长宁区文明“巡访团”的一员，被称作“洋啄木鸟”，平时有事没事爱挑些“刺儿”。
记者/钱亦蕉
上海长宁区外国人志愿者团的团长诺扬·罗拿长着一张标准的土耳其人脸，深邃的双眼，笔挺瘦窄略带鹰钩的鼻子，他办公室书橱里满满的都是中文书，问他是否有阅读障碍，他的脸上透露出一丝“傲慢”——“我是中国的大学历史系毕业的硕士，我用中文写了4万字的论文，还会有障碍吗？不像有些老外，他们是文盲，只能说，不能阅读和书写。我繁体字、甲骨文都学过。土耳其总统来中国，我替胡锦涛当翻译。中国人写错字，我替他们改……”
确实，罗拿有骄傲的资本和底气。他是长宁区文明“巡访团”的一员，被称作“洋啄木鸟”，平时有事没事爱挑些“刺儿”，比如交通问题、服务礼仪、市容整洁、标语路标等等。他不仅能在餐厅菜单上发现英语翻译上的错误，还能在商场里发现中文标志甚至拼音上的疏忽，让人不得不叹服。而这一切，源于他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热爱，他在这里已经居住了十多年，是真正的老“上海人”了。
在土耳其时罗拿就学习了中文，30年前他到北京语言大学进修，又在武汉大学读了研究生，毕业后在北京土耳其大使馆工作。土耳其总统德米雷尔来华访问，希望在上海建立土耳其总领事馆，这个任务就落在了罗拿身上，1996年他在新建立的土耳其驻沪总领事馆并担任总领事。3年后，他弃政从商，现在他的身份是土耳其担保银行驻上海代表处的首席代表。
在罗拿办公室的书架上，除了那些《中国税收制度》、《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白皮书》、《中国经济问题报告》、《上海对外开放》等专业书籍外，还有一排排的荣誉证书和奖杯奖章。其中，2005年获得的“白玉兰荣誉奖”最让他感到自豪，市长韩正亲自向他颁发奖牌和证书，表彰他为上海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的特殊贡献。
世博宣传片里的老外
要说罗拿与世博结缘，那是在10年前了。2000年，上海拍摄申办世博会的宣传片，那里面就有罗拿的镜头。
“因为我住在长宁区的古北，那里是上海外国人集中居住的地方，然后我又比较有名，经常参加居委会街道各项活动。宣传片目的是要介绍上海是一个国际大都市，所以要找一个长期居住的外国人，需要这么一个镜头来展示城市形象，他们就找到了我。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关心上海世博会了。”
由于这段特殊经历，罗拿对世博的感情比一般人更深。上海世博会600天倒计时，长宁区政府，还有上海市政协组织召开了几次座谈会，听取外国人特别是驻沪领事馆官员的意见。罗拿受邀参加会议，积极发言提建议。他是文明“巡访团”的成员，罗拿把“巡访团”和世博外国志愿者团的工作结合在一起，一群老外对上海的各个环节——市容、环保、礼仪等等进行明查暗访。比如他们来到大型购物中心，对中英文标志说明进行核对，发现“英文错得很多，甚至有些是中文的错误，意思不明确，还有方向箭头指错等等，都一一指出来”。对于公园里的公共设施——垃圾箱、椅子等的设置、公园门口的介绍等等也进行了纠正。还有高档办公楼的大堂，停车场，公共厕所，从语言、环境、布置各方面进行了查访监督。
“我们举办了一些说明会，邀请普通居民参加，提倡文明出行，教授一些外国礼仪。”罗拿介绍说，他们还在不同地区的十字路口，早上高峰时帮助交警指挥交通，发放关于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和世博会宣传的手册。老外当交通协管员？真是很难想象啊！ “我们对乱穿马路的行人和车辆进行了劝说，他们还挺配合”，罗拿笑说，“现在的中国社会，传统的礼让被忽略了，这是最大的问题。”
罗拿认为，世博志愿者有很多种，他们属于自愿参与园区外世博系列相关活动的志愿者。他领衔的这个外国人志愿者团以长宁古北地区为中心，“这个地区所有的外国人都是我们潜在的团员，我们对他们敞开大门，欢迎他们。这是一个自愿参加的组织，没有报酬，也没有什么约束性，比较灵活。所以我们没有固定的成员数量，每次有活动了，我们就发通知，请他们来，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选择是否参加。所以有的活动来了20个人，有的时候就几个人。”
这个志愿者团里有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南非人、日本人、韩国人、美国人、印度人、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他们的职业也各式各样，不少在外资公司工作，也有酒店经理，英文老师，还有家庭主妇。罗拿说，由于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所以他们还可以为从本国来上海参观世博会的人提供帮助。
搭建中土交流之桥
本次世博会，土耳其将把历史上最早人类定居的村落(距今已有约9000年历史的恰塔尔赫于克)的复制品搬来上海，这正契合世博会“城市”的主题。
世博期间，土耳其馆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罗拿代表的土耳其担保银行也会提供部分赞助。他还将负责组织其中园区以外的一部分庆祝特别活动，比如他已与古北新区的街道居委会洽谈好一处广场，到时会请来土耳其演员表演民间歌舞，让更多的上海居民了解土耳其文化。可以预见，世博期间，罗拿将更加繁忙。“6月20日，是土耳其馆日，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会来，核心活动都安排在那天，应该非常热闹，还有烧烤、甜品、咖啡等土耳其美食……估计那天会有不少土耳其人飞来上海参加。”
罗拿认为自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他是长期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可以向从本国来的友人介绍中国、介绍上海、介绍长宁；同时他又是一个土耳其人，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对中国人介绍土耳其的方方面面。
上海共居住着500多位土耳其人，比起韩国、日本等国家在上海的定居人数显得微不足道。或许正是因为希望进一步推动中、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经贸往来，当年罗拿才选择放弃外交官身份，下海经商，在上海建立了土耳其第一家银行在中国的代表处。“我做领事的时候经贸方面的工作就是归我管，但是外交官一般不参与到两国具体的经贸项目中，只可以开拓。”这让罗拿觉得有点意犹未尽，“原来我像是一直在厨房以外工作，现在我想到厨房里面尝试一下，这样灵活性更大，在推动中土经贸往来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因为外交官只能给双方提建议，但是银行可以具体执行操作，比如我支持哪一个项目，充当两国经贸的桥梁。”
虽然中国政府规定银行代表处不能做营利业务，只能做市场调查，但是罗拿却利用银行的身份与各种企业建立关系，土耳其在中国的大部分投资项目都是他的银行参与操作的。“有一句名言：一个外国人说了解中国，那他肯定在说谎。所以，我不敢说完全了解中国，但我有责任让土耳其人正确客观地了解中国，为此我在土耳其好多城市做过路演，介绍中国的投资环境；我们银行下属的两家电视台，也做了很多有关中国的节目，同时我也把土耳其发展情况介绍给中国的银行和对土耳其感兴趣的企业。”
罗拿对自己现在的身份和生活很满意，普通商人的身份让他能更轻松地参与到上海的公益活动中，如果是外交官就没这么方便自由了。他参与助学本区内的贫困儿童，向地震、雪灾等灾区捐物、捐款，当然也包括参加文明“巡访团”和世博“志愿者团”。
采访结束时，记者忽然想起那天打电话与他预约采访，电话接通，我问“罗拿先生在吗？”电话那头响起一个男中音“在”，“呃，您就是吗？”“算是吧……”一阵低笑。其实，他是个幽默的土耳其人。▲
罗晨雪：朱鹮鸟的梦想
罗晨雪将与她在江苏省昆剧院的同事们分作五对，轮流表演，从2010年5月1日开馆之日起首演，每天坚持演出三十余场，直至世博会圆满闭幕。
记者/王悦阳
20出头的罗晨雪天生就像是戏文里走下来的人物，清秀的脸庞上有一对闪烁水灵的大眼睛，微笑的时候，嘴角稍稍翘起，显得很甜美，很青春。舞台上，她是当之无愧的主角，16岁时就担任了江苏省昆剧院《1699·桃花扇》的主演，从田沁鑫、荣念曾到林奕华，许多一流的舞台艺术家都很喜欢这位率真漂亮的小美人。舞台下，生于南京的她，有着金陵女儿的温婉，更有着石头城般的古雅，却又不失90后的活泼自然。
“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居然能参加世博会的演出。”面对《新民周刊》记者，向来率真的罗晨雪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当她得知自己将和伙伴们一同参加世博园区日本馆的主题表演时，真是诧异了好半天，“总觉得我只是一个世博会的参观者，没想到竟然有机会成为亲身参与者，真让我欣喜万分。”
作为日本馆的长期演出项目，罗晨雪此次将以本行——昆曲艺术来演绎一段中日佳话。有趣的是，这场大约半小时左右的表演，除了昆曲部分之外，罗晨雪还将有幸亲自操控全新的丰田智能车出场。这款外形酷似朱鹮鸟的智能车，不仅节能环保，同时还可自动变速，从直立到平卧，一切都依靠操作者双手垂直控制完成，非常符合人体结构。“让我一个从来不会开车的昆曲演员来操作如此先进的智能环保车，还真让我感到新鲜而有趣呢。”罗晨雪吐了吐舌头，眼睛忽闪忽闪的，随即自己先笑了出来。好在智能车本身设备先进，没花多久，罗晨雪就学会了操作，“只是还不会加速，趁着离开幕首演还有一个多月，我想我一定会抓紧时间学会的，哈哈。”
当然，大秀车技只是表演的附属板块，真正重要的演出内容，则是昆曲与日本艺术合作表现的一则动人故事，该剧由“进念·二十面体”艺术总监荣念曾先生亲自担任导演，编剧则来自日本。届时，罗晨雪将与她在江苏省昆剧院的同事们分作五对，轮流表演，从2010年5月1日开馆之日起首演，每天坚持演出30余场，直至世博会圆满闭幕。照理说，如此长时间且高强度的表演会令演员疲劳厌倦，可年轻的罗晨雪却对此丝毫没有怨言，“这是在全世界参观者面前展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的绝好机会，更何况，这个故事本身的奇妙情节与深刻内涵让我本人也非常喜欢。”据悉，这部中日合作的昆曲，讲述的是一只朱鹮鸟的美妙经历——由于人类生态环境的破坏，漂亮的朱鹮鸟生病了。当她奄奄一息之际，无意间拾得其羽毛的小男孩与爷爷历经千辛万苦，最终找到了受伤的朱鹮，并用洁净的泉水医治好了朱鹮，使其重新焕发生命活力……这一人与自然相互和谐的故事并非编剧凭空想象而来，实则反映了一段中日友好的佳话——多年前，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期间曾将我国一对珍贵的朱鹮鸟作为国礼赠送邻国日本，日方非常重视，并通过高科技在数年内人工培养了100多只朱鹮，为了检验人工培育的朱鹮鸟能否在大自然中生存，日方选择了其中的10只放飞森林，并在每一只鸟身上装有先进的跟踪器加以检测。没想到的是，尽管作了详细周密的部署，可最终放飞的10只朱鹮还是不知所踪。这一结果让日方大为感叹，觉得日本自以为骄傲的生态环境却没能给朱鹮鸟的长期生存创造有利条件。因此，在此次日本馆的表演中，朱鹮鸟的命运仿佛某种象征，中日双方艺术家希望借着朱鹮鸟的故事，提倡节能环保，为地球留下更大的自然空间，更为未来留下一片洁净的绿色。值得一提的是，这与本届世博会的主题，本身也十分契合。
作为主演的罗晨雪，将在剧中扮演那只受伤的朱鹮鸟，在排演过程中，年轻的她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舞台范本，完全依靠这些年来的表演经验，结合昆曲本身的程式手段，加以表现。有趣的是，作为导演的荣念曾，除了在艺术样式与人物情绪上给予一定的指导规范，对一这批20出头的青年演员的表演、创作，竟然丝毫没有任何干涉，反而是充分发挥年轻人的主动性。在这位被罗晨雪称为“很亲切的老爷爷”看来，青春美的朝气与活力，本身就是该剧最大的主题与特色，这群年轻人就好像美丽的朱鹮那般，象征着地球美好的未来与明天。
数月来的艰辛排练，使得罗晨雪与伙伴们始终忙碌奔波于沪宁之间，“剧院本身每周都有演出，还要空出时间来上海排戏，两地奔忙虽然辛苦点，但我感到很值得。”罗晨雪是一个并不善于拒绝的女孩子，无论辛苦抑或轻松，她总是微笑着面对，当然，偶尔也会有些90后的小脾气，“要是能给我多睡一会，那就更好了，哈哈哈。”作为世博会的参与者，她很有幸得以在第一时间参观了丰富多彩的世博园区，她喜爱日本馆的简洁环保，不仅充满着浓浓的日本文化元素，那取材于朱鹮羽毛颜色的淡紫色装潢更令她心醉。而最喜欢的则莫过于中国馆，大气恢宏的格局与灿若朝霞的正红色，令她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堂皇与非同一般的气派，“真是很让我作为一名中国人而感到自豪的呢！”
当然，在罗晨雪看来，最珍贵的莫过于自己亲身参与的昆曲演出了。与同龄人每天朝夕相处，共同用热情、智慧与情感创造着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艺术作品，献礼世博会，本身已经是一件非常完美，且值得终身回味的美好经历了。此时此刻，罗晨雪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更多的世博会参观者观看，并喜欢我们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