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在成都双流机场候机大厅的书亭里，无意中看到了一本薄薄的小书，王健文的《流浪的君子:孔子的最后二十年》(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9月出版)。从成都到北京的两个半小时的旅程中，我一直陪伴着这位“流浪的君子”，走完了他的“最后二十年”。合上书页，我内心追问:这位“流浪的君子”，他从哪里出发，他到底要走向何方?
从表面上看，权威的典籍已经作出了客观的回答:老先生是从鲁国出发，先到齐国，再到卫国、曹国、宋国、陈国、蔡国、楚国……，“周游列国”后，又回到了故地鲁国，并终老于斯。这样一条“流浪路线图”，白纸黑字地写在《史记·孔子世家》里，似乎可以准确地描绘“孔子的最后二十年”。但是，这种“科学主义”的方法，根本就不能解释孔子的方向。
孔子出游的目的是什么?用后世儒者的话来说，就是“得君行道”。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乃是一个标准的乱世:西周初年经周公奠基的礼乐秩序，从外到内，从上到下，从制度到精神，几乎全面解体。置身于这样的生活世界，孔子的宏愿，就是要重建已经衰败的礼乐秩序。在孔子的想象中，理想秩序的符号性人物就是周公。因此，孔子努力的方向，就是促成“春秋”回归到“西周”。这位“流浪的君子”，不辞辛劳地在各国之间奔走、求售，就是希望得到某位明君的支持，把眼前这个不理想的社会与政治，变成理想中的社会与政治。
对于这样的方向、这样的愿望、这样的期盼，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已经作出了脍炙人口的说明:“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从口入……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在这篇经典文本中，陶渊明以文学的手法，为我们指示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姿态:身在魏晋，心在桃源。这当然是一个隐喻，但是寓意却是清楚明白的。“魏晋”就是乱世、秽政的代名词，“桃花源”则是理想中的极乐世界。
归隐的陶渊明与流浪的孔夫子恰好形成了某种殊途同归的效果:“归去来兮，胡不归”的陶渊明，安于在东蓠下采菊，走的是一条出世之路;“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孔夫子，急于向君主们求售，走的是一条入世之路。单从这个角度上说，他们选择的道路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孔夫子面对的“春秋”与陶渊明眼前的“东晋”，都是令人不安的乱世，他们分别梦想的“西周”和“桃源”，则代表了他们共同期望的理想社会图景。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夫子的方向，其实也就是陶渊明的方向。从“春秋”到“西周”，其实也就是从“魏晋”到“桃源”。跨越时间层面上的距离，其实也就是突破空间层面上的阻隔。
倘若放宽历史的视界，我们还可以发现，从魏晋到桃源，从春秋到西周，既代表了历代中国人埋藏在心底的一个永恒的梦想，它同时也是西方人的一个永恒的梦想。虽然在他们的文化传统中，没有魏晋，也没有桃源，但是，他们有埃及，有迦南。
《圣经·出埃及记》记载了希伯来人从埃及走向迦南的艰难历程。在埃及，希伯来人遭到了埃及统治阶层的严酷压迫:“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这种备受侵凌压迫的情境，显然类似于孔子眼里的春秋，陶渊明眼里的魏晋。虽然具体情景不同，各有各的不幸，但都同属于亟待摆脱的乱世。对于那些受苦受难的希伯来人来说，翘首以待的福地就是上帝许诺的迦南，那是一个丰美富饶的好地方，处处流淌着“奶和蜜”。这样的迦南美地，不就是陶渊明笔下的桃源仙境吗?不就是周公治理之下的西周初年吗?这就是说，从埃及走向迦南，就是从春秋走向西周，从魏晋走向桃源。在本质上，都是从世俗走向神圣，都是从不如意的现实世界走向称心如意的理想世界。
起点和终点都确定了，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走才可能抵达目的地?
对此，《桃花源记》留给我们的后话是:“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这样的结局表明，桃花源其实就是一个虚幻的梦。按照王健文在《流浪的君子》一书中的判定:“‘桃花源’是非历史的、非现实的，是超越的，也因此只能内在于人们心中。‘问津’者则是试图将心中的美好图像建造于外在世界，寻求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的津渡。武陵人无意中闯入桃源仙境，那是人们心中存在的梦想的闪现，召唤着乱世中的人们。但是，通往‘桃花源’的津渡，却是上天下地，求索不得。到了后来，‘遂无问津者’，却道出了现世更深沉的悲哀。”陶渊明以一句“遂无问津者”作结，既道破了桃花源的虚妄，其实也反映了一个归隐者的志趣。
相比之下，孔夫子却是一个固执而坚定的“问津者”。14年炼狱般的流浪生涯，其实就是在努力寻找通往理想世界的津渡。在四处碰壁的现实面前，孔子并没有放弃;年届七旬之际，他终于作出了一个新的重大抉择:通过编写《春秋》，来评判242年间的大是大非，以之作为天下道德行事的标准。在这部历史著作中，他贬抑天子，斥退诸侯，声讨大夫，终于成就了自己终生期盼的王者之事。换言之，他是在对过去历史的记录中，打造了一个想象中的纸上王国，“道”行在其中，无所窒碍。现实中的一切不公不义，都在历史的法庭上得到了公正的审判。在历史的天空中，美好的桃花源终于得以呈现。
如果说，孔子是通过“历史”找到了从现实世界通往桃源仙境的津渡，那么，希伯来人则是通过“信仰”找到了从“埃及”通往“迦南”的津渡。按照旧约的教义，希伯来人“因信称义”，在他们看来，只有对上帝怀有坚持不移、出自内心的信仰，才可能在苦难中得到救赎，才可能走向永远流淌着“奶和蜜”的迦南。
孔子通过“写春秋”抵达了心中的桃源，希伯来人通过“信上帝”走向了心中的迦南，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莫非就是因为这两种不同的“津渡”而走向分野?
(作者系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