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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富翁成“负翁”,只为孤残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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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派记者 曹刚 文 张龙 摄

年逾古稀的安徽农民王家玉,散尽百万家财,收养两百多个孤残儿童。如今,他经营的工艺品厂停工,负债累累,行善之路能坚持走下去吗?

故事,要从7年前说起。

三天暴雨后,富翁成“负翁”

2003年6月30日,暴雨突袭颍上,劈头盖脸连下3天。工艺品仓库地势低洼,一夜成汪洋,价值上百万元的设备和产品浸泡在水中。

辛苦多年创下的家业急需抢救,王家玉却不管不顾,一回头,朝反方向跑去。终点处的孤儿院里,收留了100多个孤病残儿童,身处危房。“孩子更重要,只能放弃仓库。”

结果,人安全了,产品却“泡汤”了。

王家玉是镇上最早的百万富翁。20多年前以木工起家,陆续开办木材加工厂、家具厂、工艺品厂。在那个万元户尚不普及的年代,每年盈利10多万元。

一场雨,把富翁浇成了“负翁”,入不敷出;却冲不走他的坚持——为孩子,他弃产品,损失惨重;同样为孩子,他四处借债,苦苦支撑孤儿院。    

孩子当爷爷,一个变两百

孤儿院建于1994年,王家玉收养孩子的善举,还要往前再推30年。

1964年,他在陕西打工,路遇一对乞讨父子。11岁的张厚清病入膏肓,父亲一筹莫展,弃子而去。王家玉悉心照顾近半年,直到男孩痊愈,送回家人身边。

去年春节,已当上爷爷的张厚清来看望“王叔叔”。在王家玉眼里,小张只是个孩子,是他46年收养经历的开始。

首个走进孤儿院的孩子,叫潘典龙。1994年春,王家玉见他在垃圾堆寻食,领回了家,直到3年前,小潘18岁外出打工。他临走前回望孤儿院,已是200多人的大家庭。

“没想过会领养这么多人,谁让我碰上了呢?”王家玉平静地说,家人乐善好施,从小耳濡目染,见人有难,就想帮,很自然。    

为省几百元,满城找水管

依靠工厂利润,孤儿院一度运转良好。但洪水过后,缺了经济来源,王家玉举步维艰。

资金紧张,一分钱得掰成两半用,王家四女婿官雪辉深有体会。采访当天,他手拿一根坏水管,几乎跑遍县城的汽修汽配店,最终花30元淘到二手货。“水管连接压力机,食堂、厕所、屋里屋外,每天都靠它冲水。”他说,“新机器要好几百元,换管子便宜多了。”

小官擅长维修,曾在上海打工,月薪2000元。两年前辞职,和妻子王瑾同守孤儿院,如今已是老丈人的得力助手。交流时,王瑾应对自如,并无异样。“其实,我反应慢,有轻微智力障碍。”

王家玉的老伴患有癫痫症,40多年生活不能自理。5个女儿中,4个或多或少有点智障,另一个是聋哑人。除老大在广东打工,其他人都在父亲身边帮忙。

学校福利院,全都没获批

收养病残儿童,治病为先。医务室、药房和康复室各一间,陆续建立,统称“康复中心”。条件简陋,麻雀虽小,也算五脏俱全。

70岁的退休乡村医生张文蓉,搭档王家三女儿王珣,处理小毛小病。康复室内有6个受过短期培训的康复师,帮脑瘫儿复健。

孤儿院成立几年后,学龄儿童越来越多,王家玉开始办学。目前,设幼儿学前班一个,2至5年级各一个班,智障班两个。

学校、福利院、康复中心,皆为民办,都没资质。以学校为例,师资不够,经费缺乏,教学设施不过关,始终得不到批准。医院和福利院的获批难度更大。

王家玉手头唯一的合法组织,是“颍上县孤残儿童救助协会”,2006年由县民政局批准,为非营利社会团体。“协会有银行账号,能合法接受善款。”他对现状知足,曾努力争取过,如今不再奢求。“达标太难,不如实际点,多做事。”

常拖欠工资,拒高价收购

孤儿院群居着180多个孩子,分布25间平房,每间最少4人,最多16人。

工作人员共50名,护理师最多,占一半。平均每人负责一间宿舍,全天候看护孩子。与孩子同住,很辛苦,每夜起床四五回,全年无休。这个春节,无一回家过年。

工种分工不同,经历却相似——工资常遭拖欠,虽然人均月薪仅600元,包括王家玉。

在网上公布的孤儿院财务支出表中,2004至2007年,支出工资47.038万元。2007年最少,仅7.68万元,分摊给50人,人均年收入1536元。工资全靠捐款,不稳定,几个月发一次,很正常。

如此拮据,曾有机会改变。2004年,一个天津老板开价百万元,收购孤儿院,青岛有老板更是开价300万元,提出同样要求,都被王家玉回绝。

“给多少钱也不卖。谁知道他们的真实目的,担心孩子被利用;我办孤儿院,不为赚钱,如果卖掉,就说不清了。”

不私用捐款,不外出筹钱

除了每个孩子每月160元的政府最低生活保障,捐款是孤儿院唯一收入来源。

王家玉腰部受过重伤,血压、血糖、血脂偏高,多种心脑血管疾病缠身。缺钱看病,债台高筑,却从不动善款。即使有些钱指名道姓捐给他,也都转给了孤儿院。“如果要看病,再找财务报销。程序必须规范,否则别人会说我别有用心,谋私利。”

2006年,王家玉带病残儿童去北京看病,孩子睡卧铺,他躺火车地板。他从不在院外做活动筹款,宁愿选择“消极”。

“这能保持清白。”王家玉说,“筹款的多,做实事的少;我只想关起门,做好自己的事,不主动要钱。好心人愿意捐,我就收。”

他定期公示财务收支,坚持公开、透明。老农淳朴,不懂财务管理,办法简单而实际:花每一笔钱,都大家商量;不管买啥,保证多人在场。

最幸福的人,最意外的笑

智障、脑瘫、唇腭裂,是院内3类主要人群。王家玉说,智障儿最幸福,“只要能吃饱,就嘻嘻哈哈。”

王捡15年前被遗弃,在孤儿院获得新生,和名字——捡来的,跟王爷爷姓。”告别时,王捡憨笑着走近,怯生生地问:“明天还来吗?”我反问:“欢迎吗?”人高马大的小伙子,轻“嗯”一声,有些害羞,扭头走开。

采访时,曾强进一直默默跟随,嘴角凝固着好奇的笑意。你若朝他微笑,必定收获灿烂笑脸。几十个弃婴中,他的家人出手最阔绰——襁褓绑在树上,2万元现金包在衣服里。多数家长只留下了人,同时“附赠”撕心裂肺的啼哭和与生俱来的残障。

有位无名老人,络腮胡,和孙子辈的同伴嬉闹,抱成一团。还有的老人,甚至比王家玉更年长,智商却停留在孩童阶段。

智障儿无邪地笑着,令人意外的是,护理师们竟也在笑,看不出丝毫伪装。如60岁的卜祥兰,上个月请假送女儿出嫁,却放心不下孩子,第二天就返工。

收入微薄,工作操劳,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爱孩子,享受苦中作乐,不可能坚持。

媒体汹涌来,甘苦自心知

2004年,王家玉迎来人生第二次转折,祸福相伴。

那是洪灾后的第二年,他正处于低谷。当地报纸的报道,带来全国媒体蜂拥而至,善款纷至沓来。当年东方卫视评“年度真情人物”,王家玉列刘翔、任长霞后,排第三;2007年,他入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候选。

镁光灯也带来了负面效果。被报道前,孤儿院的健全孩子占大多数;此后,门口的病残弃婴激增,来自全国各地,如今已超过总数的2/3。上个月又多了一个病童,以至于王家玉有时也搞不清,到底收养了多少人。

媒体热潮渐退,捐款骤减:2004年86.3万元;第二年35.3万元;第三年17.6万元。

采访中,王家玉向记者道出一个心愿:“大城市医疗条件好,请帮我一个忙。院内40多个孩子患心脏病、脑积水等重病,急需保命,不得不向慈善人士求助。期盼更多爱心善款和医疗援助,救救孩子。”

先生存,后自立,再助他

王家玉还有两个心愿,都关于自立——

“孩子渐渐成人,70多人无力自谋职业,请慈善人士帮助恢复工艺品厂,解决他们的就业。”

“50多名智障儿也渐长大,请慈善人士帮忙,买一片荒地,让他们开垦,养鱼或种树,养活自己,残而不废,减轻社会负担。”

教育孩子,他坚持“三部曲”:先解决生存;后帮助自立;再把爱心火炬传递给更多人。

万孝猛在县城读高三,成绩名列前茅,今年很可能成为孤儿院走出的首个大学生。

21岁的盲人汤万志,身穿白西服,泛黄但整洁。他在孤儿院长大,学会了按摩,常在康复室帮脑瘫儿。另一个盲人李亮,在江苏打工,还找到了一位情投意合的肢残姑娘。

16年来,不少孩子昂首走出孤儿院,融入社会。过年过节,常有人回家“探亲”。“我告诉他们千万别买东西,只要在外面多做善事,帮助弱势群体,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

寻找接班人,让时间证明

许多人担心,孤儿院太依赖王家玉。一旦顶梁柱倒下,全院可能一蹶不振,甚至崩盘。问题迫在眉睫,王家玉比谁都清楚,近几年一直在找接班人。直到一年前,他从一场大病中康复,终于决定,开会,让位。

去年3月28日,全体教职工和孤残儿童会议召开,王家玉主动卸任。30岁的官雪辉、22岁的韩文娥全票当选新院长。

物色接班人,他深思熟虑。“小韩18岁时因病截肢,失去了一条腿。让残疾人管理孤残儿童,更有亲切感和代表性。小官虽是家属,但忠厚老实,有事业心,能服众。他俩的共同特点和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善良、正派。”

一年来,王家玉退而难休。“等他们再成熟些,就彻底放手。我老了,应多给年轻人机会。他说,“总有人问我‘收养那么多孩子到底图啥’,我没啥好说的,用时间来证明吧。”

——— 编后 ———

安徽农民王家玉收养孤残儿童的事迹令人感动。如有各界爱心人士愿意伸出援手,请联系王家玉,电话:13966806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