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说，香港知名时事评论员、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导师蔡子强将本地政治评论现代化，脱离纯道德批判的传统，博采国际领袖的专业技巧来评论本地领袖，其系列作品《新君王论》创香港领袖学研究之先河，是不少商界政坛人物的必读书。也因为他，“政治化妆术”和“Spin doctor”等西方现代政治谋略学名词成了港人的日常用语。
最近，这本《新君王论》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从管理的学问、处理危机的艺术、演说的技艺、与人沟通的技巧、辩论才情的培育等方面讲述。蔡子强仿效马基雅维里，以现代政治管理角度，结合政治领导穿梭古今中外政坛的经历，述绍其事迹，析介其谋略。名嘴梁文道作序高度评价了该书被引进的意义：“它不是班门弄斧的西洋权术入门，也不是教官员怎样做场好秀；它要说的是现代政治人物必须适应现代化的政治环境。”
提及此书的写作，蔡子强对记者特别强调了自己并不是想写一本教从政者尔虞我诈的书，“我只是希望通过介绍大量海外政治领袖的故事和经验，让大家看看，别人在民主体制中究竟是如何待人处事的。”
《新君王论》比曾国藩要进步
锐读：您从马基雅维里的写作背景和意图上赞成《君王论》的合理性，并认为他所追求的始终是共和、宪政和法治。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为了达到民主的终极目的，却又不得不选择集权的方式？
蔡子强：我第一次读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是念大学研究院时，因为我本科念工商管理，到研究院时才改念政治。当时对我的最大启发，就是政治不能只谈理念和愿景，也需要回到凡间，讲讲具体日常操作和手段，讲讲分析、谋略和具体执行。否则只会功败垂成，就像传说中那种没有脚的飞鸟，纵使是漫天飞舞，婀娜多姿，但始终落不了地。我只是吸取了马基雅维里这点基本精神，却从没有说过为了要达到民主之终极目的，而不得不选择集权的方式，那不是我的主张。
锐读：书名取为《新君王论》也是受到了这本书的影响？
蔡子强：大概八年前，我读了克林顿的核心幕僚莫里斯（Dick Morris）所著的《New Prince》，觉得概念和构思蛮有趣，兴之所至，于是也把名字用在自己的书、报章和杂志专栏上，仅此而已。
锐读：与领袖学研究、讲解政治领导和公关的同类书比较起来，您的这本书有什么特别之处？写作这一话题有何初衷？
蔡子强：类似讲述政治沟通和公关的书，在西方可说是多如恒河沙数，本书中也引述了很多。我想有一本中文版，以中华大地的政治人物作为例子的，也不算很过分吧。事实上，内地其实一直有大量讲述权术、谋略的书，但题材多不离开三国、曾国藩、康熙、纪晓岚等中国古人，说的角度多流于权谋诡计、藏心之术等，背后的设定都是一个封建集权的政治框架，讲的都是如何取悦龙颜、不要功高震主的那一套。相反，我的这本书却以一个民主社会为政治框架，讲的是政治领袖与民意如何互动，比起前述封建社会的权力逻辑，我相信这是一种进步。
正如序言所说：今天的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几个不同的社会，都处于民主政治发展刚起步的关键阶段，放下了昔日种种权威政治的手段，容纳一个多元社会的孕育和成长，面对如狼似虎的传媒、躁动不安的民意、苦缠不休的舆论，当权者碰钉、跌荡、挫折，在所难免。人心难免浮动，有人亦会开始怀疑，中国的政治领袖，能否顺利通过洗礼。如何让我们的政治领袖，学晓在一个当代社会中种种领导技巧，掌握与人民沟通的窍门，明白民意不是洪水猛兽，不会在风波和危机中轻易没顶时，他们将会更好地接受民意。这也是我写作的原意。
锐读：在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领导艺术是很重要，但如何防止领导人物只学驭民之术、只喜欢作秀、不办实事呢？民主与民生，究竟孰重孰轻？
蔡子强：奥巴马与马英九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两人都是高票当选，夹带着人民对改革的炽热期望上台，但亦很快因政绩不彰而民望大跌，拖累所属政党在其后的选战中遭受挫败。但两人更相似的地方，就是后来都要力邀选举时的大脑和功臣回巢，为所属政党策划选战，希望能力挽狂澜，扭转败局。
马英九是于去年12月重召金溥聪担任国民党秘书长，迎战前今次的立委补选及年底的“五都大战”，奥巴马则于一个月后重召其前竞选经理普卢夫（David Plouffe），协助民主党迎战年底的全国中期选举。2月26日，国民党在台湾四席立委补选中，只拿到花莲县一席，金溥聪也返魂乏术，台湾媒体纷纷提出“小刀不败”的神话破灭（金溥聪外号“金小刀”）。
台湾这次立委补选显示，无论你多么精于谋略，又或者优于政治包装，但若搞不好基本功，具体管治政绩欠奉，你说的“驭民之术、喜欢作秀”，一样有技穷之时。所以我并不担心你的忧虑，民主和民生是密不可分的。
锐读：这本书介绍了种种领导技巧，那么普通民众应如何提高自身的公民意识？
蔡子强：我相信最重要的是信息自由，如果民众有机会透过书籍、媒体、互联网等，对世界时事和潮流有所掌握，他们的意识和能力，一定能有所提高。
锐读：书中举例多，说理少，这种“述而不作”的写作方式，是否另有隐情？
蔡子强：我的写作风格最大特色，就是以小故事说大道理。虽然我只有45岁，但很怕自己变得喋喋不休、老气横秋，在写作风格上更希望不会沦为如此。我相信读者都是很聪明的，与其把一些显浅的说理说了又说，不如多举几个例子，让读者思考个中的道理。
锐读：梁文道推荐本书时说，“当今中国却格外地需要这套话语。最表面的理由是有许多人的吃相太过难看了”。您对这句话怎么理解？
蔡子强：很多时候领导不考虑民众观感，而肆意妄为，我写的这本书，处处讲述的都是从政者应该如何顾及民意，表现得体。
再会作秀也要用成绩说话
锐读：国内知名网友和菜头撰文批评称：“蔡子强要教育‘政治领袖’，奉上最新的媒体教战手册，民众驾驭之术，这样的书不是这个社会之福。领导者把公关手段做到最足，又于民生何补？”对此，您怎么看？
蔡子强：我尊重这位网友的看法和批评。我从来没有兴趣当“帝皇师”。事实上，在香港，我的一些朋友都进入了特区政府，当最高领导的政治幕僚，而我选择继续留在学院，因为我觉得这里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地方。我知道自己心高气傲，对社会中很多不公义之事，还是常常按捺不住，要评之而后快，我也知道进入体制后会面对的局限，我想我还是留在体制外比较适合。中国人也有一种陋习，就是一些东西，只能做，不能讲，尤其是不能公开地讲，堂堂正正地讲，性是如此，政治权谋也是如此。我常常想，如此，愚民的机会更大。所以，我选择撰书，公开向民众讲，而不是私下向当权者讲，希望也可以是启发民智的一种方法。
锐读：您今后还会有哪些写作打算呢？
蔡子强：如果国内读者对《新君王论》的反应还可以的话，我想我还有材料可以写一本续集，又或者写一本介绍如何撰写政治演说，写一本介绍欧美“政治化妆术”的书都可以。当然，有机会我也想写一本关于民主操作小故事的书。
近年我想多写一点政治以外的东西。我想多写一点生活、情感的东西，或许也因为已经踏进中年，经历了些变化，人生多了一些沉淀，也多了一点感伤。我在香港的杂志开设了一个专栏，写一些在报章评论版不容我写的东西。说不上是终极盼望，但希望有一天能够出版一本自己的散文集，而最好又有读者会继续捧场。有一次碰到一位陌生朋友，他说最喜欢我的文章，并非是我的政治评论，而是我的散文，还举了一些例子，如一篇叫《Starry Starry Night》的文章。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动，可惜对方是一位男性。
本报记者 卢欢 采写
选择撰书，公开向民众讲
《新君王论》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