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白领”逐渐成为明日黄花，“中产者”这个称谓开始传播。究竟哪些人算是中产阶层呢？是那些年薪十万、有车有房有职业理想、有社会关怀的人？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最新调查显示，有68.8%的受访者认为近几年来中国中产的数量在增加。那么，在中国，谁又是中产？为什么那么多“准中产”不承认自己是中产？
在中国，关于中产的定义模糊，标准莫衷一是，你可能不确定他们是谁，但是你能感受到他们的焦虑和不安。专家针对此现象就提出：我国新培育出来的中产者正在逐步沦为下产者。
采访时间：2010年1月19日
采访方式： 电话采访
采访人： 本报记者 雷闯
年收入20万元以上；持有股票或期权；有别墅，一辆不错的车；有丰富的夜生活，通常是商务谈判或音乐会；在外国呆过三年以上；对古老文化非常感兴趣；美式风格，心里崇拜欧洲；知道最新的歌剧和芭蕾舞剧；谈话中常夹杂外语单词，听众不懂再用中文解释；着装非常刻意地随便。
——网络上被频频转载的中产阶级十大标志
李强
清华大学人文社科院院长、博导，著有《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我国失业下岗问题对比研究》、《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生命的历程：重大社会事件与中国人的生命轨迹》等书。
超八成人口还属于中下层
我认为像“郭海萍”这样的白领只是中产者中的下层。
问：您如何界定我国的中产者？
李强：在我国大中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像《蜗居》中郭海萍这样的70后、80后确实过着这种生活，他们大学毕业三五年，月薪5000—8000元，收入并不低，也是人们俗称的“白领”，但是面对高房价，一部分人望而止步，一部分人在家人的帮助下付了首付，然后自己还月供，日子过得挺艰难。
但这部分人是不是我们所说的中产者呢？如果把中产阶层再细分为上、中、下三个阶层，我认为像“郭海萍”这样的白领只是中产者中的下层。
那么如何来界定中产呢？我认为，可以从经济收入、职业和教育程度三个方面来划分。从收入上讲，没有太严格的界限，如果说年薪6万以上属于中产，那59999算不算呢，只相差一元或者一两百元，这就很不好界定了。同时，还有不少人尤其是政府公务员，仅从收入上不好划分，因为还有很多非货币型收入，更是无法去统计。
从职业的层面划分相对清晰，我认为中产的职业包括四个方面：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办公室人员和销售人员。第一类，管理层包括政府机关公务员、企业的管理者、经理等，除了其中的“最高地位者”属于上层，绝大多数从事管理工作的人都属于这一阶层，他们拥有较多的资源，是中产中的上层；第二类，专业技术人员，包括一切有一定的技术证书、毕业证书的专业技术人才，有些农民工虽然也学会了技术，但是由于没有毕业证书或专业技术证书，所以也进不了这支队伍；第三、第四类：办公室人员和销售人员，则像北京中关村、武汉广埠屯的电脑销售人员一样，他们被形象地称为“蚁族”。
从受教育程度去分析，国外一般是受过12年教育以上的人，我国的评定一般是大专、本科、硕士，甚至包括部分博士。
在我国，白领阶层或中产阶层远远没有成为社会的主体，根据目前的数据，我国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16%，也就是说，84%都不是中产，人口的大部分还属于中下层。
高房价和低收入消减中产者
从房地产市场则可以看出，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是导致了贫富差别的根本性原因。
问：导致大部分人处于中下层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一格局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李强：中产阶层较少有长期的社会结构的原因，当然，现阶段，这也与高房价和低收入有关。
高房价的形成主要是由政策所致。上个世纪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引入市场机制两大政策变量地造成了多方面、多层次的社会与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其中，最主要的资源包括房屋、土地、国有资产、矿产资源等。这对社会分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是住房。上个世纪的房改，使过去的单位分配住房变成了由市场出售房屋，房屋资源配置原则的这些巨大变化，对分层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城市住房体制改革使多数单位职工获益了，目前，中国城市户籍居民自有房屋的比率超过了80%，这一比率超过了欧洲和美国。
其次是土地政策。自1990年国务院第55号令《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颁布以后，中国城镇土地的出租、批租就合法化了，房地产业由此迅速发展起来，房地产集团和房地产商也同步迅速成长。但是，房地产市场化以后，房产和地产资源的配置与过去的分配房屋产生了本质上的区别。
土地批租以后，人们就开始从土地上获利。城市住房体制改革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以后，房地产商才能占有土地，然后才能盖成房子。房价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土地价格，城市房屋价格暴涨就是土地价格暴涨的结果。那么，巨大的土地价格收益被谁拿去了，据分析，40%的土地收益被房地产商拿去了。
这样一来，房地产商得到的利益则太大了。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土地政策存在很大的漏洞，因为它所造成的土地资源配置对大资本有利，而对普通公民不利。
中国宪法上说，中国城市土地是全民所有，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变成了房地产商所有（率先抢占了70年的使用权），收益自然也就归大资产者了。中国城市土地出让、批租的面积向来巨大，没有巨额资本的人被完全排斥在外。这样一来，土地在名义上是全民的，但在实际运作中恰恰对中低收入层为主的绝大多数人不利，对极少数巨额资本者则有利。
从房地产市场则可以看出，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是导致贫富差别的根本性原因。
在1979年之前，社会资源分配相对平均，人们的收入差距很小，但这样的生活也并不是老百姓所喜欢的。改革开放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下海”成了当时的时髦词，除了普通的工人、农民下海经商外，不少党政干部也曾经一度下海，当时的竞争还具有一定的公平性。其实，如果有相对公平的竞争机制，如果一个人的富有是因为他有本事、会竞争，人们也不会“仇富”，竞争的富裕是大部分人可以接受的，比如姚明打球好，他收入非常高，没有人嫉妒他。但是，如果没有公平的竞争机制，如果一些人获得巨额财富是因为通过权力、占有和垄断资源，那当然会引发多数公众的不满和心里不平衡感，这样的贫富分化使得穷人和富人处在了对立的位置上。
除了上述的房子和土地外，最为显著的是国企改革和矿产资源分配一度出现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国企转制的高潮，转制的形式多种多样，但转制漏洞百出，不公正的现象比比皆是。正如格林科尔总裁顾雏军疯狂收购多家国有企业，收购的手法是借鸡下蛋，民间叫做“空手套白狼”。结果顾雏军被检察机关逮捕，其罪名就是涉嫌非法侵占国有资产。从公共资产分配是否公平的角度看，国企转制中确实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少数人侵占公共利益的问题，这对于社会分层结构的影响也是负面的。
国企改革另一个现象是央企重组，总体思路是对的，但从某种程度而言，对社会分层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大型央企形成后，他们员工的福利待遇远高于一般国企和民企，像电力、通讯等行业最为典型，这是近几年来，社会舆论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很多人提出质疑，这些国企占有的是全民资源，但他们却享受了高于全民很多的待遇，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的资源分配。
矿产资源分配也同样产生了系列问题，根据法律，中国的矿产资源为全民所有，国家从来没有同意过矿产私有化。但各地的矿产特别是煤矿私有化现象非常普遍。
不少地方搞所谓改革，将煤矿承包给私人矿主，其中掺杂了很多权钱交易的不法行为。一些人廉价甚至免费获得了全民或国家的矿产资源，然后再到市场上出售，这种无本万利的买卖富了一批人。煤矿主成了今日中国引人注目的富人群体。矿产资源如此不公正的配置，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是两极分化式的，是中间层的缩小而不是扩大。
从“低产”到“中产”
比改革开放初期更难
“富二代”“穷二代”的说法反映了中国社会分层的现实。中国的社会结构层次到底是怎么样的现状呢？我提出“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
问：与中产者说法一起兴起，还有所谓“富二代”“穷二代”的说法，您认为这与社会结构层次的变化有何直接关系？
李强：正是由资源分配不均衡，导致了改革开放30余年来，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买豪宅、开名车的人满街是，而吃低保、还月供举步维艰的人更是比比皆是。
这种现象在国际上不少国家也曾出现过，对于这类问题的研究，最有名的是“库兹涅茨倒U曲线”。
该理论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曲线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开始的时候，尤其是在国民人均收入从最低上升到中等水平时，收入分配状况先趋于恶化，贫富差距迅速扩大。
继而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改善，最后达到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状况，呈颠倒过来的U的形状。Y轴表示基尼系数或分配状况，X轴是时间或收入状况。
我国正在经历从国民人均收入从较低上升到中等水平的阶段。改革开放前，人均收入非常低，改革开放后，市场机制引入，人均收入开始大幅提高，但同时由于资源分配严重失衡，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
“富二代”是先富裕的人将财产转继到子女身上，继承财产的年轻人刚踏上社会就拥有了巨额财富；而“穷二代”则是父母财产积蓄很少，年轻人必须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和现状。但由于资源分配的失衡，导致穷人掌握的资源更少。目前，从下层流通到上层的概率，比改革开放初期大大降低。
“富二代”“穷二代”的说法反映了中国社会分层的现实。中国的社会结构层次到底是怎么样的现状呢？我提出是“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
数据分析发现，中国的总体社会结构，既不是“橄榄型”的，也不是“金字塔型”的，而呈现的是一个倒过来的 “丁字型”的社会结构。
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从全国就业人口看，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处在很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上的群体，该群体内部的分值高度一致，在形状上类似于倒过来的汉字“丁”字型的一横。而丁字型的一竖代表一个很长的直柱型群体，该直柱形群体是由一系列的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上的阶层构成的。
根据社会学的理论，“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是一种很不理想的结构，由于底层巨大容易产生社会矛盾。而 “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问题比“金字塔型”结构还要严峻，由于底层更大，社会就更不稳定，更容易产生社会冲突。
我国目前，下层和中下层还是人口的大多数，这里面包括广大的农民、工人以及某些白领下层，所谓“蚁族”也是处在下层或中下层的位置上。他们与上层或中上层的人相比，收入差距非常明显。
如果从社会利益分配的角度看，又可以分为四大利益集团：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
特殊利益集团是改革开放30余年获益最大的，如民营企业家、老板、经理、各种工程的承包人、市场上的各种经纪人、歌星影星等明星，以及与外资、外企结合的外企层等等，当然也包括某些有巨大权力者。
普通获益者集团这个集团非常大，它包括各个阶层的人，其中有一般干部、一般工人、农民、职工等。这个集团有点类似于中产者，他们是有消费能力的，但他们不敢消费，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如他们承受高房价，有医疗、教育、养老等各方面的压力。
一场金融危机，单位效益下滑，生活成本更加加大，迫使他们更不敢消费。这部分人的年龄段集中在25—40之间，是社会消费的主力群体，也称之为中国社会的“类中产集团”。
利益受损集团是指40、50后一批人，没有太多专业技能或下岗工人；社会最底层群体则是依靠国家救济的那部分人。
近来的一些研究证明，第二部分人有减少的趋势，第三部分人有扩大的趋势，这对于社会稳定十分不利。
总体来说，掌握资源的人，就能很快涌入上层，尤其是掌握权力者。由于我国的特征是政府主导型社会，每一次重大改革，都是由政府来操刀。
这样，公务员常常成为与巨大资源最接近的群体，近些年来，权钱交易的腐败案频繁发生，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事例并不罕见。
而一种正在迅速蔓延的现象是，每一次公务员招聘，报名人数往往是招考数量的十倍、百倍之多，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公务员除了公开的工资外，还具有稳定性，具有很多企业不具备的养老、住房等保障，同时还有一些外人看不到的非货币收入。
政策调整
趋向公平
李强：贫富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是资源分配严重失衡。为什么那么多人考公务员，谁都希望找一个上升通道，掌握更多的资源，让自己富裕起来，要解决贫富差距归根结底还是要做体制的变革，对资源进行调配，为多数人提供上升的竞争机会，扩大中产者比重。
上面说过，迄今为止，我国中产比例很小。按照“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规律，社会经济发展到贫富差距十分严重的时候，就应该重新调整资源分配，让社会结构处于均衡状态。
中产就是社会结构均衡的中坚力量，一个社会呈现“橄榄型”是较为合理的，中产占社会的大多数，社会才会最稳定，如果“倒丁字型”下面的一横不断扩大，社会非常不稳定，矛盾会更加突出。最为典型的是“富二代”和“穷二代”，前者将利用先天资源去炒股、炒楼，更加富有，而后者则要背负更高的房价、物价，生活将更加艰难。如果这样恶性循环，对社会稳定十分不利。
发达国家在解决这个问题时，采取了加大对富人收税力度、减少中产者负担等众多举措，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我国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党的十六大以来，收入分配政策也有所调整。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和六中全会，提出的基本口号是“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自推进市场体制以来，我们在效率与公平问题上的基本口号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那么，目前的“更加重视社会公平”是不是否定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呢？并不是，而是对于前述第一个时期政策取向的修正，使政策的基点向公平方面移动了一些，但是，并没有移过公平与效率之间的中心点。
具体说，这些政策微调的内容主要包括：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创造积极的就业政策与和谐劳动关系；推进教育优先发展与教育公平；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制建设以及加强医疗卫生服务建设等。
上述政策调整的趋势，明显地增加了公平方面的政策变量，试图使社会资源的配置向普惠的方向调整。如果这些政策确实发挥了应有作用，那么，资源和财富会更多地流向广大公众，这与扩大中等收入层比例的战略是一致的。
在调控房价方面，中央也在不断推出新政策，其最终目的是打击投机者，有利于降低房价，减轻购房人的压力。而真正有刚性购房需求的，又都是中产、中下层人群。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想真正让中产者成为社会的主力，我认为至少还需要30—40年，才能形成庞大的中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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