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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初，为解决大量来深创业务工人员的居住问题，在政府的引导下，一些企事业单位在没有进入城市规划的空地上兴建起了“临时安置区”，当时最出名的临时安置区有黄木岗、莲花山、冬瓜岭等。
2001年8月，曾经占用莲花山近10年的安置区开始拆除，莲花山还绿于民。如今的莲花山公园主峰建有4000平方米的山顶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塑像。“莲山春早”被选为深圳八景之一。
莲花山是我最初的深圳记忆。
1993年夏天，我从广州大学毕业，找好的单位专程派车把我们不同学校的几名毕业生接到深圳。单位在红岭中路。报到时，热情的办公室主任说已经为我们找好了住处。一个同学拿出地图好奇地问在哪儿。办公室主任指着红岭中路起头的红荔路一路往西，走呀走呀，走到了地图边缘的莲花二村，走出了地图，在地图外边一寸远的地方停了下来，“这里，在这里，莲花山！”
那是每天都有大批新人从各个关口拥进深圳的时代。
一片片类似现在周转房、廉租房的非永久性住宅区快速兴起。我们的新家全名叫莲花山安置区，当时手续还没完全办好，我们先在莲花山北边的一片也在建安置区住了一周，那就是后来的冬瓜岭、现在的彩田村。在那里，我度过了来深圳的第一晚，没有电，门无法上锁，冲凉的水是男生帮我提的井水。我们点着蜡烛“锄大地”，对未来充满期待。
几天后，我们回到了莲花山的南面。现在关山月美术馆旁边的一条进山的斜坡道应该就是当年进安置区的正门大道。与冬瓜岭的简陋相比，这里一排排规划整齐的住宅楼就算是相当高级了。小区的中心干道还在紧张地施工，车进不去，我抱着一箱一箱宝贝书走进了在深圳的第一个家。
那时的深圳，真是一天一个样儿。莲花山安置区里好像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清一色年轻人的成熟小社区。早上上班还是踩着一脚泥，晚上回来好像路就平了。昨天买包盐还得跑出好远，今天楼下已经可以请朋友体面地撮一顿了。什么时候标上深圳地图我不知道，但那里很快就有了在深圳相当于有名的大酒楼，来吃饭的车一路排到小区外面，的士没有不知道的。那时，我们最豪华的家电是一台汉显ＢＢ机，常见到有人飞奔下楼去找电话复机。大多数潮州口音的小店老板都在门口拉着公用电话线，晚饭后，总有人在那里排队打长途，用各种口音跟家里报告：我到深圳了！我住下了！我找到工作了！我一切都好！
在莲花山安置区里，我一共小搬过3次“家”。最初我们3个女同事合住一间单身公寓。一进去，发现卫生间里贴了一张大大的郭富城的海报，是同屋小姑娘的偶像。刚开始，对着梳中分头的郭天王，解手冲凉真有些不习惯。我们3人工种不同，基本上一天24小时都有人在睡觉有人在工作有人在进进出出。都休息的时候，我们带着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一起张罗吃喝，谈天说地。我开始跟着四川同事学吃辣，跟着潮州同事学喝功夫茶。我也是那时第一次见到紫心红薯，同事专门让家人捎来一大袋，放在门口透气转眼就不见了。一帮人不懈追查，清洁工阿姨说：以为你们不要的，扔了！在我们乡下，那是喂猪的！
后来，条件好点了，我搬进了一套三房两厅，我住北房，其他房以及木板隔的厅都有人住，那是我短暂的男女“同居”时代。再后来，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单身公寓，三十多平方米，带个小卫生间和小厨房。我可以让父母来小住了。老妈住的第一个晚上，发现蟑螂也是会咬人的。
那时，我们都有着狂热的工作热情。工作之余，我们的生活半径就是从红岭中路沿红荔路到莲花山。我们站在办公室欣赏对面大家乐的歌舞。我们在原来的深圳图书馆小放映厅看《女人香》、《吸血僵尸惊情四百年》。我们在交行对面巷子里的一个歌舞厅唱卡拉ＯＫ、蹦的。我们到莲花二村买菜打球，畅想我们将来也会住进这么好的正式住宅区。我们有时从红岭路口聊天聊着聊着就走到了当时还在挖山后来变出中银大厦的彩田路口。我们还曾在大雨后摸黑从彩田路口趟着齐腰深的积水提心吊胆回到了我们莲花山的家……
那时香港电视的英文930是许多人的最爱。有次预告要放《人鬼情末了》。我们毫不客气地要求一群人中惟一已婚的朋友：马上买个电视，做顿好的，我们要去吃要去看迪米摩尔。那天下午，我们一群快乐的单身汉，向北翻过莲花山，走过那些“三无”人员的窝棚和小菜地，穿过远不像现在这般拥挤的北环大道，去到住在冬瓜岭的已婚朋友家。我们自己爬上楼顶装天线调电视，忙得像过节一样。当《人鬼情未了》的音乐响起前一刻，我们终于坐满了小屋开始享受，有个男同事已经累得睡着了……
现在莲花山洗尽铅华恢复了它原生的更美好的姿态。每次走过莲花山，我都要跟儿子说，我当年住过这儿。儿子怎么也想不出来，我怎么能住在公园里。无论用什么语言，我都无法再现当年莲花山红红火火的年轻生活态。
从1993年到1996年，我的莲花山时代，我收获了友谊，收获了爱情，迈开了走向社会展开人生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