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了高温假、寒假之后，科学家还需要“学术休假”？春节前，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上传出消息“今年将试点推行学术休假制度”，引起了不少议论：最长可达一年的学术休假是一种福利，还是科研安排的一部分？学术休假制度五六年前就已提出，一直形同虚设，它真的需要吗？这次中科院重提此事，并称将“配合人事制度改革”，用意何在？
当记者采访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者时，他们的反应几乎相同——首先“举双手赞成”，接着感叹“实行难啊”！
“纯学术时段”
“学术休假”译自Sabbatical Leave，原意为“大学教授7年一次的休假年”——搞科研的人，每隔数年，保留全薪或减薪，离职一年或稍短，这段时间尽可自由安排，做课题、写书、游学、休养、旅行，都行。近年来，Sabbatical又多了一层意思：“在迷失自己、失去动力后，重新审视和定位自我。”也就是说，学术休假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探出水面透透气，打量四周也打量自己，在放松休整中唤起新的创造力。
这项由哈佛大学首创、始于1880年的制度，在欧美行之有效，它给了科学家更多的学术交流机会，激发出许多灵感。“老是呆在一块小天地里，盯着一个项目，视野会变窄，才思也容易枯竭。”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丁奎岭说，“利用学术休假四处走走，游学、访学，和同行多交流，的确能碰撞出一些思想火花。”
1998年回国工作的丁奎岭，2003年去日本名古屋大学做了4个月访问学者。放下了日常工作的他，写些文章，作些学术演讲，交些朋友，“回来时，我感觉充实很多，还有了不少很好的想法”。今年，他的成果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那次访学功不可没。
把学术休假时间完全花在“玩”上的科学家，几乎为零。对他们而言，学术休假是“纯学术时段”。平常，除了搞科研，不少科学家还担任各种行政职务，承担着教学任务，学术休假期间，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抛开“杂务”，静下来专心致志地思考科研问题。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忠和告诉记者，美国教授的工作一般由教学（teaching）、科研（research）、服务（service）三部分组成；服务包括本单位要求的义务和责任，如在各类委员会任职和少量行政兼职等，也包括和单位没有直接关系的国内外专业领域的兼职，如担任科研项目、学术论文的编辑、评审等。学术休假了，教学和单位内的服务工作可暂时解脱。“其实中国的科学家同样需要这样的‘纯学术时段’，为自己今后的学术发展充电、积累。”
怕被项目out
学术休假既然好处多多，那为什么在中国提出了五六年却一直形同虚设？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科研人员一语道破：现在大家都在疲于奔命争取拿项目，哪还有心思休假！
“一个国家重大项目，钱还没影呢，一年中考察、研讨、评估、汇报已搞了五六次。”他说，课题组长们“没项目忙着找项目、有了项目忙着应付考评”，须臾不敢懈怠，享受学术休假、静心做学问、找灵感，简直是奢望。
另一位研究员从另一个侧面说了项目对推行学术休假制度的牵绊：“休假一年？谈何容易！只要几次缺席重要的项目研讨或评审会，项目就和你没关系了！”争取项目和推进项目，往往同时需要经营人脉，你可以一年不做项目，但不敢一年不维护人际关系，如何“洒脱”得起来！
不过，尽管国内学术休假制度并未实质性推行，但与之性质相近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颇多。出国访学几个月而不算休假，倒也避免了保不保留待遇、岗位之类与现行制度的“冲突点”。周忠和说，许多人往往在访学的同时“远程”履行一些行政职责，也还指导着研究生，“虽然要分心，但部分达到了类似学术休假的效果”。
细节决定成败
中科院“试点学术休假”的打算，合乎许多科学家对“纯学术时段”的期盼。但面对现实，不少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者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集中到制度设计的细节上。
首先，如何解决与现行人事制度等的矛盾。学术休假期间的访学，是公派还是自费出国？保留职务的期限怎样调整？离职阶段的待遇如何确定？其次，在学术休假期间做出的科研成果，在知识产权的归属上如何界定？另外，学术休假期间的工作是否需要考核？如何考核？……
耐人寻味的是，记者还听到了一些“中国式”的疑虑。比如，在制度设计中，应考虑防范别家研究所或大学把欢迎访学变成“试工磨合”，进而“挖墙角”；应提防某些学者利用学术休假，外出“拣米”……尽管这些顾虑听起来有些“小肚鸡肠”，却也的确可能发生。这无非是希望学术休假能在中国实现其本真之义，不要“变味”。
本报记者许琦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