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东盟走向世界
2010年的第一天，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这是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贸区，也是发展中国家之间最大的自贸区。作为其中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的一方，中国在其中的影响力不言而喻。
2009年，金融危机下的世界给了中国太多的赞誉和表扬：G2，“中美国”，世界经济的中流砥柱……不一而足。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仿佛是这一系列赞美的完美收官，又似乎预示着新高潮的到来。各地高烧不退的“东盟热”，也自然是其中的应有之意。
然而，欣喜之余，我们必须思考：自贸区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是中国廉价商品新的倾销地，是“外邦来朝”的面子和荣光，还是“中国制造”升级的助推力，抑或中国走向世界的窗口和新起点？
显然，从战略角度，发展中国东盟关系应该被赋予营造有利的周边环境、拓展中国的国际及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意义。而东亚经济体系的分工合作，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场”的强大支撑，是中国逐渐推进产业升级的必要凭借，更是消弭“中国威胁论”的不二选择。
对中国而言，成长为负责任的大国，是中国崛起绕不开的路线图。而这条漫漫而长远的路，也许就将从东盟开始。
尽管有担心中国商品冲击本土制造的“印尼忧虑”，有柬埔寨“又穷又严格”的形格势禁，有中国东盟经济结构雷同化的担心，有南海问题久拖不决的潜在威胁，但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和一体化步伐不会停步，中国也必须直面和克服这些成长中的痛楚和挑战，方才有远大的前程。
中国，如何从东盟走向世界？
文_本刊记者 赵灵敏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ACFTA)正式启动，一串惊人的数据冲击着我们的眼球：世界第三大自贸区、11个国家、13%的全球贸易份额、19亿人口、6万亿美元GDP。更有媒体断言，全面建成后，这个自贸区将成为欧洲和北美之后世界第三大共同市场，并由此改变全球经济版图。
2009年对中国而言是意义非凡的一年，金融危机中经济的逆势而上，使得中国成了备受全球注目的经济强国：世界工厂、全球主要资金来源、足迹遍布非洲、拉丁美洲等的世界首要投资者、也日渐成为研发活动的一大源头。在这一背景下，自贸区的建成仿佛是中国世界大国地位的又一新佐证。但在虚幻的自我满足之外，人们还必须认真地思考：对于中国而言，东盟是什么？自贸区有何意义？是廉价产品的倾销地还是产业升级的助推器？是为了重现朝贡体系下“天朝”的虚荣，还是为了构筑真正平等互利的现代国际关系？是为了不计代价地获得称颂和赞誉，还是在为中国未来的远大前途谋篇布局？
自贸区的成长伴随着中国的成长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中国的政治制度、早期的“输出革命”政策以及敏感的东南亚华侨问题，令许多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意图十分怀疑，而中国则痛骂成立之初的东盟“反共反华”，因此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国与东盟关系还是互不信任和对立的。而后中国与东盟改善关系后，相继与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91年，中国与曾在1979年开战的越南恢复了邦交，至此中国与东盟所有国家邦交正常化。
但是，历史的阴影和现实的利益纠葛，使得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时有波折。由于东盟大多数国家都是与中国毗邻的小国，对于中国在1990年代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许多新的不安和担忧，因此在1990年代，“中国威胁论”一度在东南亚甚嚣尘上。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中国东盟关系的一个转折点。金融危机的突然袭击使得东盟国家想要快速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梦想瞬间破灭；为了抑制危机的进一步传染，同时也为了消除“中国威胁论”的不利影响，中国在自身经济面临巨大压力的条件下，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这种负责任的行为改变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认知。
此后，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的提出和落实，2002年双方确立了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而这时，塑造稳定周边、服务中国经济崛起大局的战略已经形成。“富邻、睦邻、安邻”正是要通过建立和睦的周边环境而保持邻安，而其背后则是我国外交政策调整后周边外交在总体战略中地位的提升。为了消除东盟国家对南中国海潜在冲突的担心，中国先是与有关各方发表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进而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将双边关系上升到战略合作伙伴层次。
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谈判过程中，中国也充分考虑和尊重了东盟国家的现实。东盟的10个成员国中，既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如新加坡，又有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存在巨大差异。新加坡的人均GDP目前已近3万美元，而越、老、缅、柬四国还不到400美元，人均GDP相差约70倍，远远高于欧盟内部的16倍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内部的30倍的差距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首先推出了早期收获协议，在自贸区成立之前就让一些东盟国家的农产品以零关税的形式进入中国；其次，谈判并非采取一揽子整体推进的办法，而是采取先易后难，先签定《货物贸易协议》，接着是《服务贸易协议》，最后才是最难的《投资贸易协议》；第三，市场开放的时间表，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办法，东盟老六国最先开放，新四国允许有过渡期。
目前，中国与东盟关系被认为“处在近50年来最好状态”，甚至还出现了“兄弟关系”(中国与缅甸)、“黄金时代”(中国与菲律宾)等提法。显然，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发现越来越难以抵御中国在经济援助上的压倒性影响力和软实力。到近几年，大多数东盟国家已被北京有关“和平崛起”的声明及友善支持者的形象说服从而打消了疑虑。从过去的互相不信任和指责到今天的自贸区，在过去二三十年时间里，中国成功地完成了在东南亚地区的角色转变和形象更新，由输出革命到输出商品，最近开始输出资本，逐渐在该地区建立起领导作用，日益成为一个令人信服和依赖的大国。
对日益崛起的中国而言，不仅需要一个和谐的内部环境，更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尤其是周边环境。这正是“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以及“和谐世界”理论的主要背景。而在这个过程中，消弭“中国威胁论”，成为一个不仅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更让国际社会放心和信赖的可敬可信的力量，是中国的当务之急。而中国通过东盟自贸区的建设，在东南亚增信释疑，显然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开始。
谨防“中国威胁论”再起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显然更多是出于政治与战略的考虑，出于睦邻友好的外交需要，经济上的逻辑并不清晰，只是中国希望通过自贸区的构建来加强双边的合作态势，让东南亚国家相信它们也能从中国的和平崛起中获益。至于中国能否从中获益，中国东盟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如何，并不是主要的考虑。
但自贸区的建成主要靠政治上的推动，建成后的运转更多是一个经济话题，运转的效果更是取决于客观的经济规律。
从国际产业链的角度来看，中国和大多数东盟国家仍同处于国际产业链下段，还没有拉开距离，产业出口的竞争面自然相对的大，这使得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担心与警惕居高不下。
而据统计，在中国对东盟贸易中，在华外资企业占60%以上。近年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增长，多因这些外企内部或之间的贸易增长所造成。同一产品往往需要过境两次甚至多次才形成最终产品。这样的价值重复计算，双边贸易额飞速上升，但实际产品数量并未相应增加，造成贸易数字的虚肿。而这一重复计算约占中国与东盟贸易额的30%以上。
再者，转口贸易也占中国东盟贸易额中相当的成分。例如，在中国同新加坡的贸易中，过境转口贸易占中国对新出口的46%，占新加坡对华出口的40%。换言之，许多出口产品，虽然算入贸易总额，但最终并不进入彼此的消费市场。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启动，大量的中国商品会以零关税进入东盟市场。东盟国家对此反应不一，新加坡是工业国家，它可以把生产、投资拿到中国，利用中国的生产能力把新加坡转型成一个非常好的服务业社会，因此持欢迎态度；而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的反应就复杂很多，担心中国廉价商品的涌入会危及本国的制造业。如果后一种情况果真出现，不排除东盟国家会出现新的“中国威胁论”，这样一来，自贸区不仅不会增加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互信，反而会起反作用，中国过去二三十年在该地区增信释疑的努力会付之东流。
事实上，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没有可能的。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08年东盟所有成员国都加起来，它们的GDP也只相当于中国的1/3。上海经济总量是新加坡的 1.5倍。广东GDP大于印度尼西亚。而中国的中等省份广西和云南，两者的经济合起来也要超过越南、老挝和缅甸。因此，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东南亚必然对风险更加警惕。
而中国也未尝没有把东盟国家当成原材料供应地和原料进出通道的想法，流传已久的中国在印尼和缅甸砍伐原始森林的传闻，对中国摆脱“经济殖民主义”的形象，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
记者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某个国际场合，中国学者就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问题，做了耐心的解释和澄清。但国外学者却打了一个比喻：大象尽管是食草而非食肉动物，但它如此之大，谁呆在它身边都会有些担心，何况大象一旦发怒，其后果也不得了！
很显然，这里所说的“大象”，也就是在用来比喻中国。这种心态，是东盟国家一直以来的一个心结，很难完全消除，一遇合适的土壤就可能发酵。
因此，中国必须改变把东盟国家当成廉价商品销售地的想法，大力推进产业升级，避免和东盟国家在这一点上迎头相撞，产生纠纷和摩擦。
近几个月来中国的制造业领域发生了几件引人注目的事情：腾中获得悍马品牌、商标和商品名称的所有权；2009年胡润中国富豪榜，比亚迪公司董事长王传福以财富人民币350亿元成为中国首富。这说明，中国已经不仅仅在承接世界产业链条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以汽车、大飞机、化工、重型机械为重点的世界产业链中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都在向中国逐步转移。在全球化的世界产业大分工中，中国由世界产业链条中的第三梯队向第二梯队进军。这是“中国制造”本身的好消息，对中国和东盟关系和长远发展而言，也是一个好的契机。
何谓“负责任”？
30年来， 中国从一种边缘的、反抗的国际形象，变成了趋于中央位置的、具备建设性与合作能力的“负责任大国”。而何谓“负责任”，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
过去几年来，中国的领导人携带大批贷款和援助资金频繁访问东盟各国，帮助缅甸和老挝等国家修建公路和港口，向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其他国家慷慨地承诺大笔投资。在发展经贸关系的同时，北京的政治影响也不断增强。
显然，中国对“负责任”的理解，还更多停留在输出利益，自己吃亏、让别人占便宜的层次上，以为经济上的好处必然会带来政治上的互信。在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和奉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时代，中国曾经本着国际主义和支援世界革命的理想向一些国家提供大量的无偿援助和各种支持，甚至牺牲了不少人，换来的只是廉价的赞扬和口惠而实不至的“同志加兄弟”的情谊，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烟消云散。对本国的国家利益没有任何帮助，甚至可以说是以牺牲本国的国家利益为代价。实践证明，这种模式无法正确处理好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的关系，而且在当今的时代也是行不通的。
到了今天，中国虽然已经摈弃了这种做法，但它在中国外交思维中的影响却根深蒂固。“外交无小事”、为了面子好看而不计成本地付出，这些情况在中国外交中并不鲜见。而从世界范围国家关系发展的历程看，维系两国关系的最深厚纽带，经济利益只是一个方面，建筑在经济之上的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和道德制高点，则更为根本。
2009年，大国纷纷增加了对东盟的经济和战略投入。中国决定设立总规模为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支持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美国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新加坡与东盟国家领导人举行了首次美国－东盟领导人峰会，美国与湄公河下游流域国家之间的合作正日益加强；日本与湄公河5国领导人在东京举行首次会议，加强了日本对这个地区的经济投入。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弱势的一方，东盟可能会对经济利益更大的一方有更友好亲近的表示，但南海问题的存在、历史的纠葛和对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疑虑，使得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始终很难达到新的高点。我们应该看到，目前中国东盟的外交还停留在首脑层次，即领导人互访频繁，表面上轰轰烈烈，但并没有深入到社会中下层，仍未形成巩固的多层次、多方位、多行业交流，以及各部门和各团体之间机制与渠道的衔接，或者是经济的深层链接和融合。
往深处看，更难的是社会和文化的深层链接和融合。在东南亚，不同的文化、种族、宗教、政治交织在一起。这里向来有五大文化，即伊斯兰、佛教、印度教、基督教和中国的儒家与道教文化。中国即使在历史鼎盛时期，其儒教与道教文化只出现于越南，而未能在东南亚其它国家盛行。要达到与其社会和文化的深层链接和融合，谈何容易？
显然，无论从营造有利的周边环境还是“中国制造”升级的角度，东盟都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但这条路，至今仍然漫漫而长远。
理性看待“东盟热”
文_本刊记者 尹鸿伟 发自南宁、昆明
1月7日晚，五彩绚丽的焰火不断攀跃上南宁市的夜空，众多中国式的传统表演祝贺着一个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自由贸易区建成。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如期建成必将加快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进一步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出席仪式的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表示。事实上，自2001年双方开始落实自由贸易区计划以来，中国东盟双边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关系都得到了深入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2001年以后的中国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学者层面都出现了一股“东盟热”。例如，2006年我国有9个省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强与东盟的合作。
“中国政府为了促进建立自由贸易区，承担了比东盟成员国更多的国际义务。”对东盟投资与贸易法律实务专家、云南省律师协会涉外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潘克说，“这也让外界感觉到中国迫切的心情，似乎比东盟各国还希望自由贸易区早日建成。”
各省区的期待
作为中国唯一与东盟国家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省区，广西从未像如今这样处于多种重大机遇叠加的交汇点上，可以赢得区域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全新优势。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从2008年5月到2009年2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国先后批准设立广西钦州保税港区、凭祥综合保税区和南宁保税物流中心，并对北海出口加工区赋予保税物流功能，力图创造一个边、海、中心城市相互作用的保税新格局。
近年来，广西成功承办了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促进了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累计实现贸易交易额81.74亿美元，签约国际合作项目841个，总投资额达350.58亿美元；签约国内合作项目1223个，签约投资金额达2772.6亿美元。此外，广西还成功举办了四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大力推动“泛北”合作，让“泛北”合作成为中国-东盟合作的新亮点。
广西商务厅厅长刘树森表示，广西正在做几件“最紧迫的事”：一是承办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论坛；二是在全区党政机关和企业中全面普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知识；三是抓紧出台关于加强广西与东盟开放合作的相关文件；四是清理行政审批事项，简化审批手续，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提供高效服务。
云南省作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省份，一改以往单一边境贸易格局，推进到中国对外开放最前沿；作为“泛亚铁路”起点的省会昆明，也希望成为中国继哈尔滨之后第二个内陆铁路口岸，云南也将逐步从一直位于全国铁路网末梢的省份，跃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大物流中枢，并且已经提出了打造连接东南亚、南亚交通中枢的宏大构想。
目前，昆明至泰国曼谷公路，昆明至越南河内公路，昆明至缅甸曼德勒、密支那公路等云南连接东盟国家的国际大通道云南境内段，已全部实现高等级化，云南通往东盟国家的国际公路大通道初具雏形，云南与东盟国家间的国际道路客货运输从无到有，逐步兴旺发展，其中云南与泰国企业在2009年启动了“云南蔬菜换泰国汽油”等易货贸易，共同探索昆曼公路客货互通的可行模式。
事实上，不仅仅是广西和云南，其他如广东、四川、重庆、山东、湖北等省份也在不同程度地接触、介入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发展机遇，经济最强省广东已经占了中国对东盟贸易额的1/4强。现在，中国从西到东，从云南，到广西，再到广东海南，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区域、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域已经联组成片，成为与东盟海陆衔接的自贸区实验场。
企业应是主体
“东盟热”在此间骤然升温，各种宣传攻势更是愈演愈烈，无论是政府界、企业界还是学术界，都时时有积极的话语传出，激发着国人的兴趣。但不管政府部门和民众如何关注和热议东盟，具体的经济往来总是需要企业来承担的。
但据记者了解，目前的东盟热恰恰出现了企业“缺席”的现象，政府部门“热谈东盟”，但对进军东盟企业的服务意识差，而很多企业“东盟意识弱”，抢占先机意识滞后。
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中方常务秘书长许宁宁向中国企业提出了一些建议：应迅速制定新的市场开发策略，针对东盟国家不同的情况，设计不同的方案，不能简单照搬国内市场开发模式；应尽快了解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市场开放时间表；要充分利用好东盟国家的商会和中国使领馆商务处的桥梁作用；要经营好新市场，要有长远眼光；要注意当地风俗、法律。
由于东盟10国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宗教信仰，中国企业到东盟国家寻求合作与发展首先需要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其次要尽量地惠及当地百姓，这样才能使中国和东盟的睦邻友好关系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合作中，不断上升到新的阶段。许宁宁强调中国企业家应有全局意识，不要认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就是廉价产品的销售市场，不要把质量不好的产品销往东盟国家，也不要把一些有污染的产业转移到东盟国家，企业家要珍惜这个新的市场机遇，不要因短期行为扰乱了市场，最终影响了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声誉。
要想在东盟大市场获得更大的收益，中国企业还需要加强自身的磨练，学会应对第三国的冲击。中国出口越南、印尼的摩托车曾在当地占有一席之地，却被日本出口到当地的摩托车打败，日本通过与中国合作了解了中国的竞争套路，并在质量、价格等方面推出相当优惠的政策，还与越南政府合作，结果导致中国出口的摩托车基本从原有市场消失。
另外，中国的企业和商人在外投资时几乎没有组织，也不喜欢服从于某个商业协会，即不能从全局出发，协调与当地企业、商协会关系。早在半个世纪前，欧美的跨国企业就认定向海外投资必须与当地民情和文化相融合的策略，一些大企业还主动聘请当地的学者和市场行销专家为顾问，以确保产品和企业的形象不冒犯当地的民俗和文化。不少欧美企业还定期拨款，赞助当地的公益和文化事业。
显然，要让东盟国家的企业与中国企业在经济发展方面实现双赢，中国企业必须学会贸易平衡，而不能仅仅考虑自己的利益，盲目扩张，对当地企业造成严重冲击也浑然不知，西班牙曾经发生的“火烧中国鞋”事件就是一个教训。
潘克表示，希望中国企业充分运用法律工具规范实施在东道国的投资与贸易行为，及时掌握、学习和运用东道国有关投资与贸易的法律法规，通过与专业法律人士合作充分挖掘东道国法律法规所蕴含的法律价值和法律空间。
“国际间政治关系根本上还是取决于国家利益，其中包括国家经济利益。中国企业要赢得东道国的尊重，唯依法办事之一途。”他说，“尽管在东盟某些成员国进行投资与贸易存在着不少广为人知的‘潜规则’，但是中国企业至少在投资与贸易的审批程序上需要完全符合东道国的法律法规，比如向中国使领馆和法律专业人士了解东道国相关法律法规，在启动投资与贸易之前，认真与东道国的合作伙伴商谈并签订条款齐备责任明确的合同，规范双方的权利义务。”
可能的纠纷
出于一些历史原因和现实利益交织，东盟国家一方面继续怀疑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和政治野心，另一方面却又希望利用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中的出口潜力发展自己。目前，东盟各国由于市场不同和工业水平等方面都不同，所以对自贸区的态度也有所不同，并非想象和描述的那么整齐划一。以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为代表的“老东盟”国家中一些人对中国产品的大量进入比较防备，而印尼甚至要求与其他10国就协定的一些条款进行重新谈判，因为其一些产业竞争力还很弱，有可能会发生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和游行抗议等情况。而在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协议》中有一条协议是：当给对方的产业造成极大的影响，可以向对方提出协商暂缓零关税，但不得恢复到原来的高关税。
“中国政府和企业对于这些情况都必须清楚，也应该积极思考应对措施。”潘克表示，如果需要延期实施有关贸易协议，同样需要启动相关法律程序，展开中国与东盟协商对话，对所有法律文件进行修改，“同时，提议修改方应当承担相应的国家责任和履行相关国际义务”。
另外，在一些西方的经济学者看来，中国与东盟10国签署的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协议，因为协议规定每个国家都可以将各种电子设备、机动车和汽车零件以及化学品、爆米花和卫生纸等数百种敏感商品列入非免税目录，继续征收关税，其中很多商品甚至会持续到2020年。这会否在以后的实际运作中发生纠纷，仍是一个未知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