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萧
女作家萧红说 ：“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个女人。”她一生颠沛流离，先后在哈尔滨、上海、日本东京、北京、武汉、西安、重庆、香港等地流亡写作。多年来，她坎坷的情感经历和她的作品一样，被重重讹传和误解所遮盖。
1932年的夏天，《国际协报》的副刊编辑裴馨园收到了一封求救信，信里说：我是一个二十岁的女学生，因为反抗父亲包办婚姻，毅然出走，但是社会对我多么不公平啊！我逃出了封建家庭，却没有逃脱一个伪君子设下的陷阱。他欺骗了我，侮辱了我，抛弃了我……这封信在编辑部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最为义愤填膺的是《国际协报》里的“三郎”编辑，当即要求只身前往。其中，写信人是萧红，三郎就是萧军。他和她，一个侠肝义胆，一个软弱多情，像金风和玉露，相遇了，今生就这样开始了。
但获得自由后的萧红和萧军却又不得不面对贫穷和饥饿的追杀，他们经常出入当铺，四处借贷，而此时的萧红又即将分娩。没有面包喂食的爱情注定是贫穷的。以至于她呆在空空的旅馆里，失望地想：“秃光的街树，白云在天空作出各种曲线。高空的风吹破我的头发……郎华仍不回来，我拿什么来喂肚子？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
谁都看得出，这分爱情看上去不美，带着捉襟见肘的窘迫。但是他和她还是忘情地爱了，那么义无反顾的。
起初，萧红是安于现状的，只把萧军当做一个懂她的男人，对于他的坏脾气，她也是能忍当忍。而萧军对养活产后在家待业的萧红亦坦然自若。这一段时间，二萧联手一同完成了散文集《商市街》，是他们创作生涯的黄金时代。其间，萧军提议，并且亲自执笔写信给鲁迅先生，将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呈到了鲁迅先生的案头上，使得萧红得以与萧军并驾齐驱蜚声国内外文坛。
可是，因为性格上的不合，两年后的某天，萧红和萧军之间发生了冲突，争吵日益激烈，性格暴躁的萧军当即动手打了萧红。打的理由，后来萧军曾在书里这样间接或者说直接地解释为：我从来没有把她作为“大人”或“妻子”那样看待和要求的，一直把她作为一个孩子——一个孤苦伶仃、受苦多病的孩子来对待的……由于我像对于一个孩子似的对她保护惯了，而我也习惯于以一个“保护者”自居，这使我感到光荣和骄傲。
萧红在临汾与萧军分别后，与同是东北人的端木蕻良有了更多接触，常常主动找端木谈创作，谈她的身世。两人有了进一步了解，但还没有确定恋爱关系，直到萧军来到西安后，萧红提出与萧军正式分手时，萧红与端木也没有真正考虑过两人的关系。彼时，萧红与端木，像极了两个玩过家家的孩子，快乐才是终极目的。等到两萧正式分手后，他们的爱情底色才真正显露出来，一个很受伤，一个很怜香惜玉，于是，两人感情迅速发展，像火瞬间燃烧。日子久了，两人性格的差异在生活中显露出来，失落与幻灭也就不可避免。萧红外表倔强勇敢，但毕竟是个女人，是女人就需要男人的呵护与宠爱。而端木呢，说到底是个大男孩，家庭优裕，从小只受到别人照顾溺爱，除了飞扬的文采，并不懂得要关爱呵护妻子，而且还是一个需要加倍呵护的妻子。
婚后不久，武汉大轰炸，萧红让端木先走他就先走了，困苦和寂寞留给了自己。1942年1月22日，这虚弱的身体如朽木终于沉沉睡去。
一直不知道萧红的爱情与什么有关，偶然读到她的诗：“今后将不再流泪了，不是我心中没有悲哀，而是这狂妄的人间迷惘了我了。”爱得这样心明眼亮，想来是一种萧红式的洒脱，不问也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