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纪委扩权扩编进行时
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中央编办、监察部、财政部于去年4月30日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地方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办公办案装备配置标准和实施办法的通知》，对县纪委进行扩编、扩权。有分析认为，县级纪委得到“扩权、扩编”的助力后，将迎来新的发展，也将发挥更大的作用。8个多月过去了，各地对这两个文件贯彻落实怎样？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带着这些疑问，本刊记者走访了眉山、遂宁、宜宾、绵阳等地——
“这场雨”来得很及时
■文/本刊记者 潘则福 黄玲 见习记者 何苗
2009年5月，屏山县纪委书记张华全进京参加全国县纪委书记培训班，意外地收到两份礼物——上述《意见》和《通知》：“扩权、扩编，加强县级纪委建设，这是很让人振奋的消息！”
从北京回来的第二天，张华全立即给县委、县政府进行口头报告。紧锣密鼓，屏山县委常委会对文件进行了学习，提出了落实方案。
与张华全同在北京的青神县纪委书记曾扬，带着兴奋的心情分别给县委和县纪委领导班子成员传达了文件精神。
“那时候，我们每天都盼着这两个文件快点发到县纪委。”青神县宣教室主任吴大鸣告诉记者，“我们普遍觉得，这是一场及时雨。”
“信心和责任感更强了”
在南溪县纪委书记李廷根眼里，《意见》最深远的意义就是县级纪委政治地位的提升。
2007年7月8日，中央纪委根据胡锦涛同志“一个坚决、三个更加注重”的重要指示，确定四川为全国加强预防腐败工作的3个试点省(市)之一。当时，宜宾市确定了12个试点项目，其中包括南溪县纪检监察机构改革。
此番旨在加强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建设的《意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宜宾市再次走在了改革的前沿。
据宜宾市纪委办公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覃厚彬介绍，2009年10月，宜宾市委常委会已经决定：在宜宾市所辖区县，增加一名副县级纪检监察员。这一举措，被普遍解读为将各区县监察局长从目前的正科级升格为副县级。
同时，宜宾市各县(区)县委常委会也通过决议：县纪委常委全部解决正科级待遇。
“从稳定人心的角度来讲，这个举措作用非常大。现有的情况下，监察局长要想提拔为纪委书记比较难，但是，解决了副县级的待遇，监察局长的工作更有权威性也更安心了。”覃厚彬如此评价。
绵阳市某县一监察局长告诉记者，和自己一起提为正科级的4位干部，已经有两个人都解决了副县级待遇了，自己心里难免有些心浮气躁。
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监察局长作为副县级的领导干部，在进行权力监督和组织协调时发挥作用会更加明显。
此外，提高了监察局长的行政级别，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意味了监察局行政级别的提升。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区县一级只有公安局是副县级单位。覃厚彬认为，监察局局长升为副县级，将有利于提高纪检监察干部的自信心和责任感，有利于纪检监察工作的开展。
“从此经费不用愁了”
屏山县属国家级贫困县，县纪委16人，每年财政安排的经费只有50余万元，人头经费不足当地政法系统的一半。
电话费、电脑、汽油费、过路费、办案费除掉以外，屏山县纪委经费出现了缺口，就要给财政另写报告来解决。
两个文件明确规定：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办公办案要求装备配置的汽车、电脑、照相机和录音笔等办公设备，补缺所需资金，西部地区中央财政补助80%，中部地区中央财政补助50%，地方负担部分则由省级财政提供。文件还规定，纪委办公经费预算标准此后参照当地政法机关预算标准执行。
日前，屏山县2010年的公用经费已按2.375万元/人·年的公安机关标准预算到县纪委监察局，不日将提交县政府、县人大、县委常委会审批后正式执行。
屏山县纪委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按此标准，今年该县的工作经费将达到近百万元。
他坦承：“没有经费的压力，纪委的办案工作就更能得到保障。”以前，没有经费保障，去边远乡镇办案，电话费、路费、食宿费都要自己掏，一些干部难免有情绪。
与此同时，文件还对装备保障进行了详细的规定：2人一台电脑，4人一台打印机，7人以下配置一辆汽车等。不少纪委工作人员表示，细化到多少人保障多少设备，这就非常具有可操作性，也可见问题考虑之细致。
“终于不用当光杆司令了”
“除了县级纪委政治地位得到加强外，文件中还提出适当增加纪委编制的条款。”曾扬认为适当增加编制有利于增强办案力量。
据记者了解，宜宾市、眉山市各县(区)，绵阳市江油市、盐亭县，遂宁市蓬溪县等已为县纪检监察机关增加不少于6名的行政编制。
“终于不用当光杆司令了。”某县纪委宣教室主任王某对记者笑称。
王某对这样的情景太熟悉了：时针已经指向深夜11点，他抽了一支烟，烟雾缭绕中，打了个哈欠，又坐下。他还在选择典型案例编写《警示录》。
白天没时间，只能晚上来写。
去年的3月，王某印象深刻。
春节后，县纪委提出运用多种载体，围绕“特色”做文章，全面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开展党政纪知识竞赛、开展党风廉政宣传月活动。同月，该县又开展廉洁文化示范非公企业和学校评选。王某说，那时候恨不得自己有“三头六臂”。
如今他可以稍稍舒口气了。
最新的消息，县纪委增加的7个编制，将有2名安排在宣教室。
去年6月初，知名反腐学者、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谈到当前反腐领域的新动向时，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腐败落势化，指腐败主体的级别向基层渗透，许多腐败现象的主体仅仅是科级干部，甚至是普通工作人员。张华全告诉记者，科级干部与基层民众直接接触，一旦腐败，直接危害到基层民众的利益，其影响的恶劣程度不比起级别更高的干部差。
曾扬认为，两个文件的出台，在壮大县级纪委的同时，将强有力地震慑基层腐败。“浙江一个县，他们一年办了8个科级干部的案子，要是搁在我们这里，三四年都消化不完。”
发展中的困局
■文/本刊记者 黄玲 潘则福 见习记者 何苗
2009年6月9日，中央纪委等五部委第一次专门召开全国性会议，强调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建设问题。
及时雨后，大好春光中，并非一片光明，也存在阴霾。
12月底1月初，随着记者的脚步，县级纪委扩权、扩编实践中，一些现实的困境也逐渐浮上水面。
怎样进人？怎样留人？
对一些欠发达县(区)来说，纪委进人，除了公招，内部调剂在某种程度来说还存在一定困难。
以眉山市某县为例。县编制办想通过内部调剂2名干部到纪委工作，入围的人均不同程度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心。“有的干部对纪委一般是两种感觉，又怕，又恨。”川东某县纪委常委王予倩说：“在内部调剂的情况下，如果原有岗位不错，有些人对进纪委还是有些顾虑的。”
目前中国县级机关编制是固定的，如果纪委要增加编制，就要由编制部门进行内部调控。以屏山县为例，作为向家坝水电站的库区，比其他县(区)多了一个移民局。县纪委监察局机关原有行政编制16名，贯彻落实《意见》，县纪委将增加9个编制。因为县移民局多占了编制，增加的9名工作人员只有在两年内才能到位，其中2009年底已从移民压力较小的乡镇上调4人，剩余的 5个编制只有留待今年解决。
屏山县纪委的一位干部建议，下一步，纪检监察系统的编制可以考虑参照政法部门的编制执行。政法部门是专项编制，不占县上编制，如果进人，就可以直接面向社会公招。
青神县的情况更为特殊。因为是欠发达地区，县里公务员人数本来就少，所以，内部调控几乎不可能实现。县纪委书记曾扬考虑通过全省统招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纪检监察岗位对个人本身的能力、素养要求很高，怎样招到真正有用、能用的人才，也是一个难题。
进人之后，欠发达地区怎么留得住人，也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培养一个纪检监察干部，真不容易。”曾扬说：“欠发达地区条件艰苦，对纪委来说这一点特别突出，因为涉及到办案查案，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怎样让欠发达地区的纪检监察机关工作人员能够留得住，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上限还是下限？
一位从事纪检监察工作20几年的干部认为，《意见》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他所在的县，目前为止已经落实的，都是文件的下限。比如，文件提到，县纪委常委由副科级以上干部担任，“我了解到很多地方依托文件给符合条件的常委解决了正科级待遇，可是我们这里，最终常委还是在副科的待遇上纹丝不动。”这位工作人员显得有些沮丧。
某县纪委常委王贤妹已是8年的副科级，在刚刚听书记传达《意见》精神的时候，她悄悄给自己吃下一颗定心丸，“我觉得解决了正科，工作会好开展很多，不像以前。”
有一件事，王贤妹记得很清楚。有一次，书记让她参与调查一个正科级干部的案子。在查办过程中，该干部每次见了她，总是表现得很傲慢，“你一个级别比我低的人，哪里有资格查我？”
但也有纪检干部认为，到底实行上限还是下限，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如果一些人本身能力不够，或者经验欠缺，也不能都提到正科级，这等于吃“大锅饭”，“可以考虑把政策作为一个激励杠杆，有能力的就上。”
党委副书记是否兼任纪委书记？
十七大后，“书记减副”，纪委书记不再由党委副书记担任，作为党委常委的纪委书记们普遍感到了前后落差。
“我的前任纪委书记是县委副书记，同时分管纪检、政法和稳定工作，说话很有分量。但现在就不行了。”川东某县的一位纪委书记说。
而部分曾经担任党委副书记的纪委书记，均对记者表示自己目前工作开展起来会相对顺利些。
对于加强县级纪委领导班子组织建设，《意见》专门提及县级纪委不同于其他部门的特殊之处，“县级纪委是经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个提法，即使距文件下发已经过去数月，一县纪委书记对这个提法依然很兴奋。
青神县纪委书记曾扬有这样的思考：纪委名正言顺恢复领导机关的提法，除了强调其重要性外，是否也为副书记兼任纪委书记开启一条出路？
在“书记减副”的大背景下，副书记兼任纪委书记的话题似乎较为敏感。
“现在是3个书记，县委书记有决策权，县长是副书记，有执行权，如果专职副书记兼任纪委书记，那就是监督权，从监督的力度和效果上都一定会更胜一筹。从权力的架构上是不是意味着实现了权力的科学配置呢？”有纪检干部表达了自己的思考。
《意见》中谈及，为适应反腐败工作需要，县监察局长要列席县长办公会。对此，另一个呼声是，能否更直接地提出，监察局长进入县政府党组班子？
此前，已有相当县(区)的监察局长参加县长办公会。“很多时候，不过是走走过场。作为列席人员，在同级监督难的情况下，你觉得有可能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吗？”一位监察局长向记者大倒苦水。
乡镇纪委是存是废？
一直以来，对于乡镇纪检组织的存废，屡有争议。有观点认为，充实县级机构职能，乡镇一级纪委可以选择退出历史舞台。
反对声亦强烈。受访的某县纪委书记介绍，一般县级纪委才30人，少的才十几人，如何面对上百计的村、镇站所，动辄逾千的村镇干部？
“加强乡镇纪检力量已经刻不容缓。”不少受访的纪检监察干部都有此感叹。
眉山某县纪委书记和记者谈起目前乡镇纪检工作存在的“二无”现状也是忧心忡忡。
一是无专职力量。以该县某乡镇为例，该镇设了4名纪委委员，分别由计生站站长、财政所会计、党委秘书兼任，几无精力应付纪检工作。而有的乡，则只有一名纪委委员，纪委书记长期处于独角戏状态。“纪委委员都未配齐，谈何开展工作？”该书记说。
二是无办案经费。办案经费几乎为零。凉山州某县一位前乡镇纪委书记赵佑给记者介绍，数年前，自己每年的办案经费都是找乡党委书记要的。这一点，在眉山市一名街道的纪委书记那里也得到了证实。
赵佑称，乡镇纪委办案功能几乎无法发挥，2008年他勉强完成的一起案件，是镇财政所一名临时工出了经济问题， “碰到村支书或者乡镇站所领导的案子，没法查也不能查”。
媒体曾报道，湖南省常德市纪委研究室副主任杨名军，曾专门对乡镇纪委书记的履职情况作了调研，他用“不愿干，不会干，不敢干”来形容他们的真实心态，问卷调查得出“70%现象”，即70%的乡镇纪委书记精力不在本职工作，70%的书记没办过真正的纪检案件，70%的书记在党委中排名靠后，对工作现状不满。
采访中，赵佑给记者细数自己作为乡纪委书记一年到头两件事，“开一次会(反腐倡廉大会)，交一份工作总结”。
现在的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远未到可以高枕无忧之时。农村的低保、医保是否落实到户到人，党在农村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是否畅通无阻，那么多的惠农补贴是否真的得到落实，“值得怀疑。”一位县纪委副书记如是说。
中央有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专门文件，但如何贯彻落实文件精神，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屏山县纪委的一位干部从乡纪委书记任上调来，他建议，以后省、市纪委能否考虑对乡镇纪委书记进行培训？处于纪检监察工作末端的乡镇纪委书记目前几无专业培训，更谈不上系统培训，“这对他们开展工作是极为不利的。”该干部认为。
县级反腐败酝酿再发力
■文/本刊记者 潘则福 黄玲 见习记者 何苗 综合报道
有媒体曾统计，全国县乡的24万纪检监察干部，占了全国纪检监察干部的2/3。
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处于纪检监察系统的基础地位，是将中央反腐倡廉决策部署落实到基层的和农村的关键环节。农村的改革发展，需要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保障，而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是县级纪检监察机关的主要任务，要求县纪委、监察局加强自身建设，夯实反腐倡廉建设基础工程。
近年所发生的类似于贵州瓮安这样的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都源于基层群众日积月累的利益受损。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新任务，客观上要求加强基层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建设，县级纪检监察机构改革因此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目前，引起广泛关注的有四川省的南溪模式、犍为模式、武胜模式，以及曾经的张家界模式、江苏模式。
正在推广的南溪模式
最新的消息是，自2009年12月开始，宜宾市已经在该市大部分区县推行南溪模式。
本刊记者随机采访获知，这一改革在宜宾的推广，受到普遍期待。
南溪模式的核心是整合资源，加强监督力量。
在县纪委，组建预防腐败中心、违法违纪行为查处中心、软环境建设中心和综合办公室。
在乡镇撤销乡镇纪委，设立片区纪委、监察室。
在村社，设立村级纪检组织，推行驻村纪检员、村纪检委员和村情发布会、村务评议监督会制度等工作。
以片区纪委为例，以前对于基层党员干部违纪行为，若乡镇党委不同意，乡镇纪委很难立案。改革后，片区纪委书记直接受县委、县纪委管辖，与镇党委书记平级，可以“独立”办案。
12月29日，本刊记者在南溪县纪委，了解片区纪委近两年查处的一些典型案例。
2008年上半年，片区纪委从信访工作中了解到，南溪镇卫生院负责人陈某套取了新农合资金数万元。因陈某不是党员，且其业务和人事管理都在卫生部门，片区纪委从监察的角度将陈某的行为上报。后来陈某被撤职，并受到行政记大过的处分。
2008年11月，江南镇某村村民反映一笔农网改造资金的政策性补助不知去向。片区纪委在下访调查此事时发现了新的线索：该村原村委副主任张某在两三年前采取重复报账的手段，套取村社修建款6000多元，张某因不安心工作已于2007年换届时落选。
在片区纪委的追查下，张某退还了这6000多元，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张某受到查处不是因为群众举报，而是片区纪委工作人员在仔细查核村委旧账时从发现的蛛丝马迹中刨根问底挖出来的。但在乡镇纪委撤销前，没有接到信访举报一般情况是不会去查老账的。
在纪委监察机构改革前，上述案子要么不会这么仔细地查，要么即使查也会拖得很久且当事人也不大可能受到查处。
南溪片区纪委书记徐全芬认为，机构改革前，因为多数乡镇干部从人情方面考虑过多，认为又要村干部做好基层工作，又要查处他们，有点“合法不合情”。
南溪县纪委书记李廷根告诉记者，片区纪委运行两年以来，状况良好，到目前，县纪委还没有接到一起片区纪委和镇党委因意见不一致而实现不了共同目标的反映。
从南溪县纪委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到这两年片区查办案件的力度之大。
2008年4个片区纪委共收到信访举报250件，办结226件，比2007年多办结104件。查处案件37件，涉案金额达150余万元。
2009年，南溪4个片区纪委共受理信访举报214件，办结192件，自办和协办案件43件，追回了违规违纪资金110余万元，并对23名干部进行了诫勉谈话。
采访中，李廷根告诉记者，南溪县在机构改革过程中也解决了一些改革之初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比如，《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基层纪委在同级党委与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之前南溪的4个片区纪委，是由县委任命，直接受县委、县纪委领导。显然，片区纪委的成立突破了党章规定。李廷根告诉记者，在探索中，南溪把片区纪委变成县委的派出机构，这就解决了和党章冲突的问题。
预防腐败的犍为模式
作为四川省预防腐败试点县和乐山市开展乡镇纪检监察管理体制改革的唯一试点县，犍为县将全县30个乡镇划分为5个片区，成立了玉津、清溪、龙孔、定文、罗城5个乡镇片区纪工委、监察室，每个片区纪工委、监察室各分别管辖6个乡镇。
在媒体对犍为模式进行报道时，“纪工委副书记否决乡党委议题”这一故事曾引起广泛关注。
“由于乡干部下乡工作不方便，我们考虑，鼓励乡干部购置摩托车，乡财政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大家有没有意见？”2009年，犍为县某乡党委书记在主持召开领导班子会议时提出了此项议题。根据提议，此次补贴对象为有驾驶证的乡机关在职人员，购车金额控制在5000元以内，补助标准按照级别不同分别为购车款的80%、60%和50%。
“我认为不妥。”列席会议的玉津片区纪工委副书记李军当场表态，“用乡财政的钱买摩托车，车辆作为乡干部私人财产，尽管动机和目的是良好的，但性质是违纪的，不能通过。”最终，该议题在会议上没有通过。
“这在以前简直不可想象！”一位与会者告诉记者。
犍为县纪委决定，为加强对所辖乡镇党政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派驻纪工委负责人需列席所辖乡镇党委的民主生活会；派驻纪工委、监察室负责人列席所辖乡镇党委、政府涉及“三重一大”的会议。
犍为县纪委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罗城中心卫生院外妇科私收现金的违纪问题，过去经主管部门和原乡镇纪委多次调查无果。纪工委成立后接到群众匿名举报，随即开展调查，查实该中心卫生院外妇科私自收取顺产费、扣留手术费等违纪资金9万余元，及时进行了查处，有关人员受到纪律处分。
创新还在继续。为拓宽监督渠道，定文纪工委在所辖乡镇聘请63名县乡人大代表、党代表及村民代表为“廉情监督员”，对所辖乡(镇)、村干部和基层站所负责人的廉洁自律、履职尽责等情况实施动态监督。
廉情监督员余继洪告诉记者，每个赶场天他都会到乡政府各个部门去看看，看乡干部上班是否认真，态度热不热情，一旦发现问题马上拨打纪工委的廉政热线。“我爱人开始还有点怨言，说我耽误了干农活，看着我反映的几个问题都得到了解决，现在她理解了。”余继洪乐呵呵地说。
来自犍为县纪委办公室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年以来，全县5个片区纪工委共立案41件，结案41件，挽回经济损失175余万元。其中，2008年初核违纪线索23件(次)，立案18件，结案18件，比过去同期乡镇纪委自办案件上升了3.5倍。2009年初核违纪线索34件(次)，立案23件、结案23件，立案和结案分别比上年同期上升27.8%，立案和结案数分别占全县立案和结案总数的77%。
“片区纪工委已成为全县查办违纪案件的一支中坚力量。”该县纪委一位干部这么评价。
加强干部监管的武胜“片组+巡查”模式
2007年初，广安市纪委、监察局提出了“片组+巡查”工作新模式，并在武胜县进行试点。广安市纪委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片组+巡查”工作模式，对乡镇(街道)纪委、监察室实行联片，部门纪检组(纪委、纪工委)、监察室实行联组，在区市县纪委监察局的直接领导下，采取巡查的工作方式开展纪检监察工作，加强对所辖区内党组织及党员、行政监察对象的监督检查。
2006年6月初，武胜县纪委对5个乡镇、部门主要领导进行了诫勉谈话。原因是不久前，武胜县纪委组织了4个片区工作组对全县各级各部门进行交叉检查，发现这些乡镇和部门分别存在未按规定上缴预算内资金、财务管理不规范、变相发放津补贴、差旅报销标准不统一等问题，要求限期整改。
“以前，由于县纪委、监察局人手有限，导致基层纪检监察工作存在很多盲区。”武胜县纪委副书记沈胜介绍，推行纪检监察片区工作组模式后，有效解决了县级纪委力量不足的问题和基层纪委不好办的事情。
武胜县纪委介绍，2009年3月，在处理某局局长李某挪用公款案件中，仅取证线索就上百个，如光靠县纪委来办理，一个月都拿不下来。第四片组接手这一案件后，立即协调相关单位纪检部门进行调查，不到一周时间，就调查清了情况，李某受到应有的处理。
沿口镇纪委解决汪家桥村汪树军与村上土地承包纠纷问题，两年时间都没有解决好。汪树军的理由是：沿口镇纪委和汪家桥村都受镇党委领导，因此镇纪委和村上”是一条船上的”，不可能给出公平的处理意见。
僵持的局面直到片区工作组的介入才发生改变。2008年8月，武胜纪检监察第一片区组与从沿口镇相邻的乡镇抽调的人员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这一问题进行再次核实，并请有关专家参与讨论形成处理意见。打消了顾虑的汪树军，很快在处理意见上签字认可。
对于”片组+巡查”模式，广安市纪委一位负责人认为，这实现了基层纪检工作由”单打独斗”向”兵团作战”的重大转变。在现有条件下，最大化地发挥了片组和乡镇、部门纪委(纪检组)的作用。
曾经的实验
当年，张家界开创的“下派纪委书记”的模式，曾给纪检机构改革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然而，10多年过去，因为多种主客观原因的共同作用，这场改革的被迫中止又成为了一种必然。
1991年3月，为了照顾莫辉华的家庭困难，同时也为了锻炼女干部，张家界市纪委把这位审理室主任派到下辖的慈利县担任纪委书记。“下派纪委书记”的举措一出，成果显著。这也催生了一场被称为“张家界模式”的机构改革。
这场改革留下了一连串的骄人数据。1995年，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35件，是1994年的2.2倍，其中查办万元以上经济大案40件，是1994年的3.3倍。到了1997年，张家界4个区县的纪委书记均为市纪委“下派”，立案总数为926件，其中，立案处级干部15人。
1998年，张家界市委书记刘力伟亲自撰写了《关于加强纪检监察工作的几点意见》，经市委常委会研究同意后，以市委文件下发。此文件明确了建立“下派纪委书记的制度”。
然而，1998年以后，张家界市纪委再也没能选派出一名干部任区县纪委书记。张家界经历了近10年的“下派纪委书记制度”就此中止。
关于个中原因，人才的缺乏和“江苏模式”在全国的推广是这一改革中止的客观原因。？2001年，江苏“曹克明模式”在全国推行，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根据中央的决定，明确要求“逐步做到地方各级纪委书记由同级党委副书记担任”。这客观上给“张家界模式”的继续推行设定了难度。
“江苏模式”的贡献是，在同级党委和政府内部加大了纪检监察的力量。
评论指出，曹克明当时能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和曹本人的党性觉悟高、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强分不开。他是省级纪委书记中，极少有的受到中央纪委通报表彰的优秀的高级纪检领导干部。
十七大前夕的党委换届，在“党委减副”导向下，纪委书记不再由党委副书记担任，还有多个省级纪委书记出现由中央派任的趋势。但是，党委副书记兼任纪委书记的情况，有的地方仍然继续保留。以四川省为例，目前尚有内江、南充、达州等市由党委副书记担任纪委书记，当地反腐倡廉工作成效明显。
有观察家如是说：“不管什么模式，关键是符合当地的情况，解决了实际存在的问题就好。”(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受访人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