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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年前，重庆曾爆发过规模为中国同期之最的“文革”武斗。死难者被分散掩埋于市区约24处。随着岁月流转，这些墓地或被搬迁或被铲除，至今保存完好的仅一处，位于沙坪公园。
2009年12月15日，此处墓园被重庆市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沙坪公园西南角的红卫兵墓园，目前是中国唯一保存完好、具有规模的“文革”墓群。它成为文物的过程中也曾有过争议，但最终所有意见指向一个基点：它应当被保护下来。
根据沙坪公园管理处的数据，墓园里有113座墓碑，共掩埋有531人，其中约404人死于“文革”中的武斗。
自然损毁急需抢救
1月12日，记者走进雨后的墓园。这里满是半枯半荣的鬼针草、矢车菊。
墓园西高东低，布局杂乱，有一条通往深处的中央小道勉强做中轴，左右两侧的墓碑皆疏密无序。
曾在武斗中指挥掩埋尸体的郑志胜老人回忆，“最初就是乱埋，各个单位就近找地方，先来先埋，先左后右，逐步往后移”。
这里多是合葬墓，最大的墓埋了37人，分三层掩埋，层与层之间用预制板分隔。
墓园中碑形各异，有的碑顶嵌有派别名号的火炬。碑文有“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等。
红卫兵墓园的研究者、重庆出版社编辑陈晓文根据碑文资料考证，墓园中的逝者，工人约占到58.9%，红卫兵约40%。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60岁，其中26岁以上者占46.5%。
墓园占地约3000平米，正门右侧有“文革墓群”字样。有数个墓碑高出了石墙。有些墓碑上的文字已剥落或模糊。
专家认为，这个承载着历史的墓园，因风吹雨打正在自然损毁，必须提到法律高度进行保护与抢救。
仅存的红卫兵墓园
1967年武斗期间，郑志胜是重庆大学电机系毕业待分配的本科生。他接到的任务是处理尸体，同学送他绰号“尸长”。经他手的尸体近300具，其中送往沙坪公园埋葬的有200多具。
据郑志胜介绍，墓园所在的地方，解放前是开明绅士饶国模的私产。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逝世后，饶主动捐地作为墓园，时称“八路军公墓”。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曾埋于此处，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迁移。
上世纪60年代初期，墓园埋葬了几名中印战争中牺牲的烈士。
据了解，沙坪公园地处武斗中一个派别控制范围的核心地段，隐秘、幽静，这是它成为红卫兵墓的原因之一。
“文革”期间，重庆武斗惨烈，在1967年夏至1968年夏一年左右的时间，武斗见于官方记载的就有31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军械兵器计24次，645人死亡。
据郑志胜介绍，沙坪公园内墓园的造墓立碑，是1967年6月到1969年1月。
沙坪公园管理处负责搜集、整理红卫兵墓园资料的研究员李中华介绍，重庆当时七区三县，相类似的红卫兵墓群有24个，建设厂清水池、重大松林坡、体育馆、牛角沱大桥南桥头、朝天门码头街心花园等处，当年都有掩埋红卫兵的墓地。
重庆民间学者王康曾亲眼目睹人们对红卫兵墓的仇恨。上世纪70年代，曾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重庆一中某校长，亲手把埋了几十人的红卫兵墓炸了。
几次面临被铲除境遇
“文革”武斗结束后，上世纪70年代，红卫兵墓园曾一度损坏严重。
根据陈晓文《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的描述：“当时墓园仅靠一堵失修颓圮的土墙与相邻的农村生产队隔断，附近农民越墙撬走上好的石板，建房做宅基石、盖猪圈。1975年全面整顿时修葺公园，才砌了与外界隔离封闭的院墙，墓园方始得到最低限度的保护。”
不过石墙仍不能使该处墓地免遭破坏。郑志胜回忆，1976年底，因武斗中牵扯命案他正处于羁押状态，他与几名狱友外出运粮时，向看守请求到墓园看看。他们刚进门口，便看见一群农民正猛撬墓基，打算抬着墓碑石回家。
而随葬品中有钢盔、枪械的传闻，也让盗墓者时常明目张胆在墓地里挖掘，死者的遗骨被散落一地。
因墓园的特殊性，如何处置“文革”墓群，对当地政府方来说一直是敏感问题。研究员李中华介绍，上世纪70年代，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鲁大东曾向上级请示此处墓地作何处置，后来没有下文。
沙坪公园管理处主任钱立全介绍，1985年，有一名退休老干部给四川省委写信，要求拆除此处墓地。
此信被转发回重庆市后，沙坪坝区政府及区委的部分干部产生了激烈的意见冲突。一方赞成把墓地炸掉，以“清除‘文革’遗迹与‘文革’记忆”，而另一方，则希望把它保留下来以警示后人。
据沙坪坝区文保部门介绍，时任市委书记廖佰康到墓园走了一圈，并未直接表态。随后，他批示了“三不原则”：不拆除、不宣传、不开放。
随后，由民政局拨款修建了更高更结实的围墙。后来，沙坪公园修建了一条从公园通往墓园的石板路，形成了今天的格局。
墓园的再一次拆除危机，则与房地产开发时代的到来密切相关。
据传，1993年曾有某港商的一个建设项目把墓园划入拆除范围，但后来此规划不了了之。
传言引发关注度
2005年，再度传出有房地产开发商要将红卫兵墓园拆除，对这一地段进行商品房开发的消息。
此消息一出，引发强烈关注。重庆众多人士积极奔走，呼吁保护墓园，众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强烈反对，高校、民主党派反对拆墓的声音尤其强烈。
而许多人通过互联网了解到了重庆有一处红卫兵墓园。还有家属提出要迁移尸骨。
沙坪公园管理处主任钱立全说，那是个合葬墓，虽然公园方清楚死者埋在哪个角，但只要迁出一个，就会造成墓地的严重破坏。在他的劝说下，最终，家属方放弃了。
接踵而来的“危机”，使沙坪坝文物保护部门及公园管理处产生了一些想法。他们认为，只有使红卫兵墓园成为文物，才能从法律上避免类似情况一再发生。
艰难的证人调查
还在2004年末的时候，沙坪坝区文物局联合沙坪公园管理处，便开始了为红卫兵墓园申报文物的前期准备工作。
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落在了沙坪公园管理处的头上。
钱立全介绍，因管理处无资金、无政策支持，此项工作一直处于“半休眠”状态。
2007年4月4日，国务院下发了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通知。之后，公园管理处聘请了李中华、王友群、秦本志三人组成调查组，开始半公开地对墓园的史料及当年的经历者、死者亲朋等进行调查，“这是非常艰难的过程”。
通常，对方都不愿提往事，“不想谈，不愿谈”，而一旦旧事重提，伤疤带来的痛苦可能“殃及”李中华他们，有人会骂人，“他们有很大一股怨气，40年来无处发泄”。
此外，时间太久远了，很多人记忆模糊。李中华说，另一方面，当事人纷纷老去，有时约好了见面，要见面时却发现人死了，或者中风了，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十几次。
还有一种情况，公园可以确定某人埋在墓园里，但找不到一个人证。例如当时在此求学死亡的学生，而他的同学后来又都在四面八方。
李中华介绍，工作组共走访了2000多人，其中1200人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最终，形成了30万字的文本。目前，已了解了100多人的生平、死亡日期和原因，但仍有300多人没有搜集到。
获得机会的文物申报
没有“合法地位”就没有文保经费，沙坪坝区文物局吴波说，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做到“保存”，离“保护”还有距离。
为防盗墓及游人翻越铁门进入墓园，沙坪公园管理处聘请了3名保安全天进行监控。
李中华回忆，他们刚开始调查墓园资料时，连沙坪公园内部员工都不理解：这个坟墓有啥好搞的？而公园和区领导有压力也不敢说，大家都闷着。
直到2008年4月10日，国家文物局在无锡召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提出，应对“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时期的代表性、典型性建筑物、构筑物采用正确的方法进行合理保护”。
此后，重庆红卫兵墓园的调查组和申报文物，才处在了公开状态。
钱立全回忆，沙坪坝区市人大、政协领导也敢说这个事了，区和市文物局才高度重视这个墓地，多次到现场查看，反复组织专家论证。
按照文物申请的流程，先由沙坪公园管理处向沙坪坝区申请成为区级文物，再由沙坪坝区文物局向市文物局提交申请，方能成为市级文物。
李中华说，向沙坪坝区提交申请很顺利，2008年七八月填申报，很快获得通过。之后，2009年年初，沙坪公园专门组织了人，重新整理资料递交申请到重庆市。
钱立全回忆，市领导内部曾有不同意见，不过到了专家论证阶段时，已毫无悬念。两次论证会，无一专家有异议，都认为该申报文物。
2009年12月15日，重庆市公布了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共193处，红卫兵墓园名列其中。新京报
网络编辑：甘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