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团体参与社会公共服务●政府筹建基金资助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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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桂城街道，一项目标直指社会公共服务改革的行动已经铺开。
去年11月3日，2009年度“关爱桂城”义工项目评标会召开，桂城区域内20个村居委会、7个社会团体自行设计策划了32个项目参加角逐。经过公开答辩和评委评审后，29个项目获得1000元到10000元不等的政府经费资助，这些经费由桂城“关爱基金”予以支付。
这是自去年6月18日“关爱桂城”行动启动后，桂城街道首次以向志愿团体购买特色公共服务的方式对资助基金进行划拨。接下来，桂城将继续按照“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模式，引导更多个人、企业和社会团体参与到社会公共服务中来。
在全省范围内，这样的探索代表了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去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全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评价“简政强镇”改革时表示，“简政放权”不仅是上级对下级的放权，还是政府对社会和市场的放权，有些权力要进一步交由中介组织和社会来承担，逐步将政府的有关权力有序转移给社会。
公共服务:全社会齐参与
居家养老、文体娱乐、爱心探访……诸如此类的社会公共服务，有些看起来不起眼，但却是和谐社会的“润滑剂。有些服务以往政府想管却总是管不好，而在社会领域，却已有这么多团体专注于此。
“松柏之爱”义工分队获得了5000元的“关爱基金”资助。在去年11月3日举行的2009年度“关爱桂城”义工项目评标会上，这支成立于2005年的义工分队中标2级项目，其竞标项目是“结对帮扶长者服务项目”。
排在“松柏之爱”之前的是另外3个团队的义工项目，获评1级得到10000元的经费支持。这三个团队的服务主题分别为“微笑剧团”、“无业人员再就业方案”和“心声热线志愿服务”———主题不一，但却都直指现代城市社会管理的热门话题。
“松柏之爱”团队计划的服务对象是桂城辖区内的独居长者群体，他们认为这个群体由于长期缺乏亲人的照顾，除了生活上需要被人照顾外，精神上更需要别人的关怀。“松柏之爱”希望通过自身的服务，帮助他们驱散晚年生活的孤独。
据队长陈素丹介绍，“松柏之爱”义工分队自2005年成立以来，已经发展到500多名成员，其中骨干有20多名。成员来自公务员、企业白领、教师、退休工人、学生等各个人群。自成立以来，“松柏之爱”参与的公益项目非常多，包括“救救佩棋”筹款活动、敬老院节假日慰问文艺表演、5·12四川赈灾筹款活动。陈素丹说，这几年“松柏之爱”组织募捐出去的各类善款超过50万元。
在桂城，与“松柏之爱”类似的社会团体还有好几个，这些团体根据各自的兴趣爱好和技能特长，开展相应的主题服务。如刚成立不久的天麦公司义工分队，就根据其自身的特长设计了“微笑剧场”项目，目的在于鼓励义工和居民上台参加话剧表演，在表演中释放自我。天麦义工分队负责人杨铨彬说，参与“微笑剧场”项目的义工都必须经过选拔，并对入选的义工进行培训才能“上班”，这么复杂的程序就是为了组建一支专业性高的表演队伍，以备后期巡回演出之用。
居家养老、文体娱乐、爱心探访……诸如此类的社会公共服务，有些看起来不起眼，但却是和谐社会的“润滑剂”。有些服务以往政府想管却总是管不好，而在社会领域，却已有这么多团体专注于此。
而且，这些服务项目从以往打扫卫生、看望孤寡老人等义工形式，开始朝着“心理沙龙”、“流动便民服务岗”、“社区居民健康知识推广服务”等专业形式发展，义工在基层社会公共事业中发挥的效应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实在。
政府定位:公益孵化器
桂城将参考上海对社团的准入管理办法，探索以“关爱桂城”建设机构作为“公益孵化器”，以政府力量培育民间社团，扩大地方NGO规模。
“松柏之爱”是桂城成立最早的义工分队之一，在桂城已拥有良好的服务口碑，但就是这么一支相对成熟的团队，在现实中也遭遇了很多发展困境。
据陈素丹介绍，“松柏之爱”虽然成员已达到500名，却还没有形成明确的运行机制，除了20多名骨干人员外，组织也比较松散，每年人员流失比例超过20%。在日常运作中，除了这次桂城“关爱基金”的经费资助外，“松柏之爱”此前没有获得任何经费支持，在一些服务项目开展过程中，一些基本开支都是队员们自掏腰包解决的。另外，由于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松柏之爱”获得的一些奖牌和奖杯甚至没有地方摆放，这也成为团队凝聚力不够强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些方面希望以后可以改善，希望政府给予更多的支持和更大的平台。”陈素丹说。
实际上，扶持社会团体的发展，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到公共服务领域中来，成为桂城社会管理改革的重要方向，这也是“关爱桂城”行动的主要目标。桂城街道党工委书记、“关爱桂城”督导委员会主任李志伦表示，2010年，桂城将立足地区公益服务社团的组建和培育，扶持一批专业性强、具有社会影响力、公众认可度高的社会服务团体，以初步实现“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关爱建设发展模式，打造社会公共服务主力军。
“具体的机制包括桂城民间服务社团成立及管理办法，合法社会团体申请关爱基金资助操作规程，社会团体参与关爱建设服务管理办法等。”李志伦说，桂城将参考上海对社团的准入管理办法，探索以“关爱桂城”建设机构作为“公益孵化器”，以政府力量培育民间社团，扩大地方NGO规模。
目前，桂城已经制定了《桂城街道义工服务招投标项目评审办法》，对政府购买社团服务制定了清晰的标准，“关爱基金”的筹募、拨款及申请流程将实行透明化操作管理。“关爱基金”只限用于“关爱桂城”建设，主要来源依靠政府投入，桂城每年在财政预算中设置专项支出账目，财政所制定各个时期的基金使用预算，定期向委员会汇报基金的使用情况。
此外，基金在政府的支持下，还可面向全社会募集。相关部门、团体和个人在实施社会公共服务时，可根据操作流程申请资助，相关申请需经过评估评议才能获得批准。
李志伦表示，桂城希望通过“关爱基金”的运作，一方面培育和壮大区内的NGO组织，引导更多民间团体投身社会公益活动，另一方面使政府从具体的服务项目中抽身出来，实现政府与民众在社会管理领域的有机互动。“到2015年时，桂城将形成有序、持续的关爱事业发展机制，社会团体充分参与关爱建设，关爱行动的社会参与率达到90%。”李志伦说。
“泛大部制”理念
今后将把“关爱桂城”建设与各职能部门的考核挂钩，用量化考核的形式来监督和推动关爱建设的持续开展，保障其长效机制效应。
以“关爱桂城”为龙头的社会关爱平台，其实是桂城建设“广佛RBD”发展战略的政府四大工作平台之一。其它三个平台分别是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管理平台、城乡统筹工作平台和综治信访维稳工作平台。
在桂城，这四大政府中心工作平台联合发展，同时拥有独立的工作机构并与常规职能部门实现直线工作和对口管理，构成了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管理方面的“桂城模式”。这种模式类似于“泛大部制”的操作理念，政府相关职能机构在同一工作主题下展开工作，以便整合资源服务社会。
以社会关爱平台建设为例，因其工作开展并非在桂城街道新设一个职能部门，也不是包产到原有任何职能部门，而是要求包括妇联、团委、教育组、社区管理处等16个部门参与其中，这几乎囊括了桂城街道的所有部门。
“我们要求每个职能部门都能根据自身性质，以关爱为主题开展相应的活动。”李志伦表示，单个职能部门开展的单次活动，只能在短期内服务一小部分群体，如果不同部门长期开展同一主题活动，服务的内容和受益群体将会更加广泛，关爱文化业将有望覆盖桂城每一个角落。
实际上，关爱平台的搭建又助推了综治信访维稳工作平台的建设。借助关爱建设，桂城在综治维稳工作方面有效将触手延伸到基层群众当中。据了解，由桂城党政领导班子带头的挂钩双联活动，由机关部门挂钩农村，机关干部挂钩农户，在及时了解基层动态、化解矛盾的过程中，不定期的上门倾听和慰问，潜移默化地给予基层群众精神上的关怀，抚平了潜藏的不稳定因素。下一阶段，桂城的挂钩双联工作将继续深化“挂钩家庭1+2”模式，每名挂钩干部联同两名义工，互相配合展开基层工作，形成一股和谐合力。
在运作模式上，除了调动桂城各职能部门参与的传统的垂直运作模式外，桂城还横向成立了“关爱桂城”建设督导委员会，搭建起“矩阵式”的关爱平台。据介绍，督导委员会是“关爱桂城”建设的专属领导机构，也是社会关爱平台中各个工作线的统筹核心，主要负责谋划“关爱桂城”发展战略和政策，对重大事宜进行表决，监督、检查、评估及指导建设，与政府内部相关职能部门直线对应。
“泛大部制”理念在工作中显示了成效，根据《2009年“关爱桂城”建设工作总结》显示，2009年下半年，经过整合，桂城调动起妇联、团委、教育组、社区管理处等16个部门开展各类别关爱活动296场，提供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辐射群众超过8万人。
在社会公共服务管理领域，实行“泛大部制”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李志伦说，今后将把“关爱桂城”建设与各职能部门的考核挂钩，用量化考核的形式来监督和推动关爱建设的持续开展，保障其长效机制效应。
一个义工队长的自述
如果要问桂城养老院里的老人，他们最熟悉的义工是哪一位?可能你会听到不少老人提起“陈丹素”这个名字。
陈丹素，今年44岁，是桂城一家彩印厂老板。自2003年第一次参加义工工作后，其身影就始终活跃在佛山、桂城、平洲的敬老院和福利院。跟其他义工不同的是，很多义工是等自己有时间的时候才去做义工，而陈丹素却是拼命地挤出工作时间来做义工。
2006年，陈丹素接过了上一届义工队长的交接棒，担任起“松柏之爱”义工分队的队长，从此她的生活就更忙碌了。“每次义工搞活动，我都不敢放下心来，担心出什么乱子。”松柏之爱义工分队是桂城义工联成立最早的一支分队，现在发展成为有500多人队伍，其中，经常性义工就有300人，除了长期开展长者服务，还经常组织多次扶贫救助活动，把服务延伸到湖南、广西等省的边远地区。
“我们没什么组织架构，有活动的时候，我就会短信通知其他义工，然后大家一块去。”陈丹素介绍，从她担任队长以来，队里大部分的活动都是她一个人策划出来的，并且每件事她都亲力亲为。如今年元旦前，陈丹素打算为广西一个贫困学校捐赠一批衣物，她就和其他4名义工跑到广西了解情况，并在当地呆了6天的时间。回来桂城后，陈丹素又马不停蹄地开始着手联系桂城一些幼儿园和小学，开展募捐活动。“第一批衣物已经抵达那间小学，他们那边的工作人员已经把衣物分配下去，我们正在准备募集第二批。”
2009年11月的“关爱桂城”义工项目招标活动中，“松柏之爱”义工分队提出了结对帮扶长者及困难家庭服务项目，服务内容共有12项之多。最后，松柏之爱得到了二级资金的资助，获得关爱基金5000元的经费支持。
“经费虽然不多，但有着很特别的意义”。陈丹素说，在义工项目招标开展之前，义工分队运作的经费均是一些企业老板、退休工人或者是义工自掏腰包，甚至有时陈丹素从自己彩印厂拿出一点经费帮补一下。“现在政府通过关爱基金对好的义工项目进行经费资助，我们做义工的心理也觉得暖和很多。”
“社工对于我们帮助特别大。”陈丹素说，桂城新聘请的社工对他们活动开展提供了很多专业指导意见，如活动开展时问题解决，以及义工分队架构完善等等。
在采访中，陈丹素多次提到“活动场地”和“社工培训”，她认为这两点是义工分队发展中较大的困难。陈丹素很久之前已经向政府申请一个活动场所了，但一直未能得到落实。“有个活动场所，我们才能有开会讨论、策划活动的地方，义工们还可以互相交流，团队才更有凝聚力”。
对于社工培训，她希望社工可以对他们义工进行多一点服务培训，毕竟专业的服务才能更有效地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从去年6月开始，整个桂城的义工氛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她说，这种变化虽然还没有完全转化为切实的效果，但她明显感受到关爱和谐的气氛。她表示，桂城义工发展一直很不错，相信“关爱桂城”能进一步促进义工团队的发展。
■短评
让关爱成为常态
作为一个基层镇街，桂城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物质文明积累已然有其稳固的地位，但对城市向更高阶段发展而言，精神文明层面的人文因素又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这意味着在更高阶段的城市化进程中，构建深层次的城市人文环境是镇街一级政府未来的发展方向。
而实际上，相对政府强有力推行政策来说，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方面更温柔，也更潜移默化，更能显示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但是，社会团体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却也难以有作为。
一位桂城义工团队的负责人说，民间力量在推动城市人文发展过程中优势明显，但其劣势则集中表现在缺乏资金的支持，“即使有好的义工服务项目，没有经费的支持也很难持续开展，所起的效果也有限，这应该也是以前义工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作用并不大的症结所在。”
在社工组织和义工团体发达的香港，超过70%的社工团体的运作经费是由政府财政支付的。而在全省“简政强镇”改革方案中，其中精简政府职能，基层政府通过适当放权，引导和资助社会团体等民间力量参与社会公共服务事业，成为改革的方向之一。
这种“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社会管理模式，关键就在于如何让民间社会团体参与社会公共服务成为一种常态，进一步讲，即如何打造或扶持一批专业性强、社会影响力大、公共认可度高的民间社会团体，让他们成为政府的“服务购买供应商”。
实际上，将社会公共服务推向市场已经为民间社会团体埋下了生根发芽的土壤，如果再配合以合理的竞争和保障机制，品牌社会团体的涌现将时日不远。目前，桂城已制订《义工服务招投标项目评审办法》，对政府购买社会团体服务制订了明晰的标准；而《2010年“关爱桂城”工作计划》也计划建立相关的工作体制，其中包括桂城民间服务社团成立及管理办法，合法社会团体申请关爱基金资助操作规程，社会团体参与关爱建设服务管理办法等。
不断完善民间的社会团体参与社会公共服务的渠道，就是为了让更多社会团体和个人参与并持续地投身到社会公共事业中，让全社会参与到社会公共服务中来，其实就是让社会关爱成为你我之间的常态。
撰文南方日报记者赵进实习生杨翠敏赵晓莹通讯员唐文辉冼思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