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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驳破败的墓园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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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墓园里的墓碑
40多年前，山城重庆曾爆发过规模为中国同期之最的“文革”武斗，死难者被分散掩埋于重庆市区约24处。随着岁月流转，这些墓地或被搬迁或被铲除，至今保存完好的仅有一处，位于沙坪公园。
2009年12月15日，此处墓园被重庆市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红卫兵墓”作为特殊的历史记载者，自身也经历了诸多波折，曾数次面临被拆除的危险。而当时日久远，它记载历史、供后人反思的作用得以体现。
沙坪公园内的红卫兵墓园，目前是中国唯一保存完好、具有规模的“文革”墓群。它成为文物的过程中也曾有过争议，但最终所有意见指向一个基点：它应当被保护下来。
在重庆市沙坪公园西南角，石墙围着一个特殊的墓园，它曾长久与世隔绝。
根据沙坪公园管理处的数据，墓园里有113座墓碑，共掩埋有531人，其中404人死于“文革”中的武斗。
当地人称它为“红卫兵墓”，据称，这是一个全国仅有的保存完整的“文革”墓群。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围绕这个墓园的一直是去留的问题。
销毁还是保存，争议一直持续到2009年底。2009年12月15日，红卫兵墓被重庆市纳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月12日，记者走进雨后的墓园。
墓园西高东低，布局杂乱，有一条通往深处的中央小道勉强做中轴，左右两侧的墓碑皆疏密无序。
在武斗中指挥掩埋尸体的郑志胜老人回忆，“最初就是乱埋，各个单位就近找地方，先来先埋，先左后右，逐步往后移”。
这里多是合葬墓，最大的墓埋了37人，分三层掩埋，层与层之间用预制板分隔。
墓园中碑形各异，有的碑顶嵌着有派别名号的火炬。碑文有“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 ，“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等。
红卫兵墓园的研究者、重庆出版社编辑陈晓文根据碑文资料考证，墓园中的逝者，工人约占58.9%，红卫兵约占40%。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60岁，其中26岁以上者占46.5%。
仅存的红卫兵墓
学者王康曾目睹一次“复仇”，上世纪70年代，重庆一中某校长爆破了一处红卫兵墓
67岁的郑志胜说，他如今每次进墓园都泪流满面。
1967年重庆武斗期间，郑志胜是重庆大学电机系毕业待分配的本科生。他接到的任务是处理尸体，同学送他绰号“尸长”。经他手的尸体近300具，其中送往沙坪公园埋葬的有200多具。
“文革”期间，重庆武斗惨烈，在1967年夏至1968年夏一年左右的时间内，重庆市武斗见于官方记载的就有31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军械兵器计24次，645人死亡。
据郑志胜介绍，沙坪公园内墓园的造墓立碑时间，是1967年6月到1969年1月。
沙坪公园管理处负责搜集、整理红卫兵墓园资料的研究员李中华介绍，重庆当时类似的红卫兵墓群有24处。
后来，其中23处墓地或被强制搬迁或被直接铲除了。
在“文革”武斗结束后，红卫兵墓因它记载的历史，而成为人们心里的敏感区域。
重庆民间学者王康曾亲眼目睹人们对红卫兵墓的仇恨。上世纪70年代，曾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重庆一中某校长，亲手把埋了几十人的红卫兵墓炸了。
屡次险被铲除
围绕红卫兵墓的拆除声一直存在，而到了房地产开发的年代，它又面临被地产商铲除的危险
根据陈晓文、李中华等研究者的调查，“文革”武斗结束后，上世纪70年代，红卫兵墓园一度损坏严重。
根据陈晓文《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 的描述：“当时墓园仅靠一堵失修的土墙与相邻的农村生产队隔断，附近农民逾墙撬走上好的石板，做宅基石、盖猪圈。1975年全面整顿时修葺公园，才砌整了与外界隔离封闭的院墙，墓园方始得到最低限度的保护。”
不过石墙仍不能使该处墓地免遭破坏。
随葬品中有钢盔、枪械的传闻，也让盗墓者时常明目张胆地在墓地里挖掘，死者的遗骨被散落一地。
因墓园的特殊性，如何处置“文革”墓群，对当地官方来说一直是敏感问题。研究员李中华介绍，上世纪70年代，时任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曾向上级请示此处墓地如何处置，但是没有下文。
沙坪公园管理处主任钱立全介绍，1985年，有一名退休老干部给四川省委写信，要求拆除此处墓地。
据沙坪坝区文保部门介绍，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廖博康到墓园走了一圈，并未直接表态。随后，他批示了“三不原则”：不拆除、不宣传、不开放。
沙坪公园管理处主任钱立全介绍，2005年，重庆传出有房地产开发商要将红卫兵墓园拆除，对这一地段进行商品房开发的消息。
传言引发了关注
2005年，因开发地产要拆红卫兵墓园的消息广为传播，人们从此知道了有这样一个墓地
此消息一出，引发强烈关注，重庆众多人士积极奔走，呼吁保护墓园。“这个传言刚出来时，我很高兴，这是好事。”钱立全认为，正是这一消息，使更多人关注了墓园，而这对墓地的保护是有好处的。
沙坪坝区原文物局书记吴波介绍，沙坪公园附近地理位置好，商业价值高，2005年前后商业开发如火如荼。不过，当年开发商的意见一提出，即遭到众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强烈反对。
钱立全说，对于墓地的“威胁” 除了商业开发之外，还有家属提出要迁移尸骨。
他回忆，2003年或2004年，有个家在贵阳的死者家属提出，希望把死者的尸骨迁出，以便进入其家族墓地。
钱立全说，那是个合葬墓，虽然公园方清楚死者埋在哪个角，但只要迁出一个，就会造成墓地的严重破坏。于是，钱立全接连两次给那家人写信，希望从文物、从历史的角度考虑，不要迁移。“我还说，他在这里有战友陪着，不孤独。”
艰难的证人调查
研究者李中华说，有的人不愿提及往事，有的人已老去，甚至有的人约好了，等要见面时却中风或去世
还在2004年末的时候，沙坪坝区文物局联合沙坪公园管理处，便开始了为红卫兵墓园申报文物的前期准备工作。
钱立全介绍，因管理处无资金、无政策支持，此项工作一直处于“半休眠”状态。一直到2007年，转机出现。
这年的4月4日，国务院下发了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通知。之后，公园管理处聘请了李中华等三人组成调查组，半公开地对墓园的史料及当年的经历者、死者亲朋等进行调查。
三人调查小组从2007年9月开始运作。李中华介绍，此后连着两个春节，他们都在墓园中度过。因为死者的家属、同事、同学、朋友等，春节期间会到墓园吊唁。此外就是清明节时来人多。
李中华等人的任务之一，就是与他们进行对话。
通常，对方都不愿提往事，“不想谈，不愿谈”，而一旦旧事重提，伤疤带来的痛苦可能“殃及”李中华他们，有人会骂人，“他们很大一股怨气，40年来无处发泄”。
李中华介绍，工作组共走访了2000多人，其中1200人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最终，形成了30万字的文本。目前，已了解了100多人的生平、死亡日期和原因，但仍有300多没有搜到。
文物申报获良机
国家文物局长单霁翔提出，要对“文革”期间代表性建筑物保护，墓园的申报才得以公开
2008年4月10日，国家文物局在无锡召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提出，应对“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时期的代表性、典型性的建筑物、构筑物采用正确的方法进行合理保护”。
此后，重庆红卫兵墓园的调查组，和申报文物，才处在了公开状态。
钱立全回忆，沙坪坝区市人大、政协领导也敢说这个事了，区和市文物局才高度重视这个墓地，多次到现场查看，反复组织专家论证。
“不要忘记历史”
专家吴涛认为，红卫兵墓园成文保单位，说明国人看待历史的态度更加成熟和理性
就红卫兵墓园评文物的申请，重庆市文物局副总工程师吴涛等20名文史、党史、建筑史、规划专家等，开了两次讨论会。
吴涛介绍，参与论证的专家是从国家文物局专家库选出的，大多经历过“文革”。第一次会是2009年八九月份，第二次会则在10月。两次会上，他都提出：“我们要面向未来，不要忘记沉痛的历史。”
据介绍，申报文物时，有关方面对墓园名称作过斟酌，考虑过武斗墓、文革墓等，最终，定名为红卫兵墓园。
钱立全认为，红卫兵墓园成为文物，体现了重庆市政府的开明。
吴涛认为，红卫兵墓园成为文物保护单位，说明国人以史为鉴意识、在对历史的认识上更加成熟，看待历史更加理性。 (据《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