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杀”中国
世界在向中国献媚？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是过去十年人们阅读最多的新闻故事，超过伊拉克战争和“9.11”事件
文章导读：“中国学派”说了什么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特约撰稿沈培 | 北京报道
刚刚过去的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最重要的世界大事是什么？不少人会选择“9.11”事件，因为“9.11”之后，每个人都感觉世界进入了恐怖时代。不过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编辑、著名评论家法里德。扎卡里亚却在一篇文章中说“恐怖时代已经过去”。
这篇文章发表于2009年11月，“这个十年行将结束之际，在我看来，影响这个十年的实际上是相当不同的事件，一个不那么危险、不那么耸人听闻，却在长远看来重要得多的事件---中国的崛起。”扎卡里亚写道。
扎卡里亚的判断在一个月后得到美国一家媒体追踪机构的数据支持。这家机构的结论是：“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是过去十年人们阅读最多的新闻故事，超过伊拉克战争和“9.11”事件。
世界上到处都在说着“中国故事”。
美国《华盛顿邮报》2009年11月14日的一篇题为《中国人正在“改变我们”》的报道是这样开头的：不久前，在坐落于起伏的群山和牧场之间的一座大库房里，一群农场主围在一位买主身边，他们的谈话显示出美国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名买主身穿带有设计师标识的便装，腕表的价值跟外面停放的通用公司的卡车相当。他说：“我觉得你们美国人还没弄明白，我们需要高质量。”对这些壮实的农场主来说，被一名来自中国的制药公司经理批评还是件新鲜事，但谁也没有反弹。这些美国中西部的汉子把他们的中国客人看作类似于救星的人物……
诸如此类的种种故事组合成为一种席卷全球的“中国风”，与此同时，一个概念在这个十年中大为流行——“中国模式”。这个起自海外的概念，一经提出就“激起千层浪”，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让这个概念炙手可热。
这个概念，可以看作是国外对中国快速发展的一种描述，但它又不仅仅是描述，而是包含着世界对中国的复杂态度。当这个携带着复杂能量的概念“撞”上中国人的眼球和心坎，激起的波澜就更加丰富难言。
因为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
6年前，美国人乔舒亚。库珀。雷默声名鹊起。这可不是因为他参加了什么选秀，而是因为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
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主修经济学，研究方向为拉丁美洲经济。他在1996年加入《时代》周刊并成为该杂志最年轻的助理执行主编和外事版主编。他曾是一位出色的特技飞行员，是美国两项飞行速度纪录的保持者。如今，雷默则是美国约翰－桑顿办公室主管合伙人、高盛公司高级顾问和清华大学教授。
2004年5月，雷默在英国著名的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该文写道：“中国的发展正在使它发生变化，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的新思想在国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同时使它们能够真正实现独立。我把这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称为‘北京共识’。”
雷默总结了“北京共识”的三个定理：其一，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其二，集中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化解和处理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其三，自主发展，使用影响力把想要踩踏自己脚趾的霸权大国挪开。
专业水准的追求加上记者式活泼的笔触，使此文流传甚广。在中国以外的世界，这篇论文被看成是官员、商人以及其他试图了解中国的人们的“必读物”。在中国国内，也引起了关注和讨论。2005年8月，在天津专门召开过一次“中国发展道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外百余名政治学者与会。这次会议，雷默及其“北京共识”成为绝对主角。
雷默坦承，“《北京共识》发表后所受到的接纳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此文成为近年来讨论“中国模式”的一个新起点。“此前对‘中国模式’的认识还是比较弱的。雷默的文章是西方学者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论述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中国前驻英国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马振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盛赞“中国模式”的大合唱
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有一个概念转换。而雷默却并不喜欢将二者画等号。
2005年4月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雷默表示，“中国模式”是“北京共识”的一部分，即关于经济的部分。“北京共识”的范围更广，和“华盛顿共识”一样，含有许多不涉经济的思想。
但一些中国学者仍然更倾向于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著名政治学者俞可平就表示，他更喜欢用“中国模式”的提法。 “‘共识’的基本意义是广泛认可的或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案，而‘模式’指的是一系列带有明显特征的发展战略、制度和理念。”
抛开概念之争，继雷默此文之后，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赞誉之词渐呈井喷之势。同在2004年5月，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了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是果断明智的。还是在这个月，墨西哥《每日报》一篇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
一些重量级的人物和媒体相继加入这场“大合唱”。2004年7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对“中国模式”给予充分肯定。中央党校教授邱耕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他还清晰地记得斯蒂格利茨说过的一句话——“‘中国模式’堪称很好的经济学教材。”
2005年，中国热持续升温。美国三大报刊罕见地集体推出重磅报道。5月9日，美国《新闻周刊》以《中国的世纪》为题多角度解读中国；6月20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以《中国的挑战：崛起的大国对美国意味着什么？》为封面文章，认为中国正在从一个缺乏生机的经济体变成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市场，而一切都在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中；6月27日，美国《时代》周刊以《中国的新革命》为总题刊载了超过20个版面的文章，全面解读中国的崛起。在此组报道中，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教授说：我们从未见过像中国那样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在一段时间内以如此强劲的步调增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独一无二。
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的倡导者张五常积数十年研究的基本结论是：自己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全世界历史上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
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1989年，当苏联体制濒临崩溃时，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历史的终结》一文中断言，美国模式---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相结合---击败了对手。在福山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从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是为“历史的终结”。
中国的异军突起冲击了这种“终结观”。
2008年2月，美国著名政治学者、“软实力”概念提出者约瑟夫。奈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的特殊发展模式包括特殊的民主方式也被一些发达国家称为可效仿的模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民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
2008年被英国的《卫报》评为“中国模式”年，其文章称：“中国模式”成为了从莫斯科到迪拜、从伊斯兰堡到喀土穆全球各地的榜样。
此后，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西方阵脚大乱，在一些学者看来，这回被终结的竟是西方自己。
2009年刚入夏，西方社会就来了一本比夏日气温还热的书---《当中国统治世界的时候》，副标题是“中央帝国正在崛起，西方世界走到头了”。作者是马丁·亚克，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的一位研究员。在欧美书市，这本书跻身非小说类书籍畅销前十名；评论此书观点的各种网站网页超过了1000万个。
马丁·亚克的结论是：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超过美国和那时的第三大经济体印度。“我们习惯于西方化甚至美国化的世界，不能想象若非如此世界将会怎样。”但是中国的崛起将推翻对何为现代化的“西方式”看法，借助GDP“无情的手段”，中国将在政治和军事上成为全球最强大国家。
“另一个总结‘中国模式’的重量级人物是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邱耕田说，2009年9月，奈斯比特在其新著《中国大趋势》中明确指出：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他概括为“纵向民主”模式---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所形成的新政治模式。他认为这一模式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
更具说服力的是福山自己。日本政论杂志《中央公论》2009年9月号以《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为题，刊登了福山接受该刊专访的文章。
福山说，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可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这种传统达到西方难以企及的历史高度：一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国家机器和军队由中央政府掌握，而非欧洲那样由封建领主或教会掌握；二是高度的行政官僚体制，官员由公正、普遍的考试制度选拔，而非西方或中东那样由世袭和门第操纵；三是政治对人民负责，体现“民本主义”，强调当政者对人民负有道义责任，而非西方那样在特权阶层内部进行权力分配。
“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福山说，“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这样看来，中国的崛起竟让“终结”了20年的历史重新复活了。
一个向中国献媚的世界
中国经济奇迹的光环，使得西方媒体之前习惯于教训中国的文章骤然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西方要向中国学习”的论调。
2009年11月12日，美国《时代》周刊网站在总统奥巴马访华之前推出文章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它经受住了世界经济衰退的考验。相比而言，美国似乎突然变老了，变脆弱了。美国的国民情绪仍然低落，经济仍然没有起色。
“现在是美国表现谦虚的时刻，因为中国在一些重要事情上都做对了。”文章总结了美国需要向中国学习的五个方面：要有雄心；照顾老人；大量储蓄(储蓄是良好经济的种子)；放长眼光；还有一条竟是“重视教育”。
文章说，经过几十年的投入，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已经覆盖偏远的农村地区，现在文盲比例已经不到10%(美国是14%)。文章援引一位前美国驻北京高级外交官的话说：“他们在基础学科上做得很好，特别是数学和自然科学。我们也应该这样做。中国孩子走在了我们孩子的前面。”
美国《赫芬顿邮报》2009年中的一篇文章还提出“美国司法也应向中国学习”。“想想布什政府在解释使用严刑逼供时所表现出的傲慢吧。当对付全球反恐战争的‘敌方战士’时，华盛顿迅速将我们对国际条约的庄重承诺置于脑后，并为实施酷刑审问创造条件。”文章对比中国：过去30年，中国已经颁布250项新法律，并且从白手起家后，一直在构建系统性的国家法典。
“中国共产党也已经采取法律措施保护选民免受政府侵害。198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允许公民起诉政府——1990年有1.3万人将政府告上法庭，如今中国每年都会受理15万件以上的此类诉讼案件。与此类似的是，2005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政府官员设定了严格的行为规范。”
作者说，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体制是完美无缺的。中国总理已经告诉美国学者，中国司法系统需要进行改革以保证司法的“尊严、公正和独立”。“看来我们将要在美国使用这种诚实的猛药。”
“高举自由、民主和人权大旗的领导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向中国献媚的世界，即‘媚华世界’正在形成。”日本和平安保研究所理事长西原正在日本《产经新闻》2009年8月4日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文章导读：“中国学派”说了什么
“中国学派”说了什么
把所有的问题都懒惰地归结为“体制”问题，动不动就嚷着要“自杀”，是无知，是轻浮，是被忽悠的表现。知识界和新闻界有人动辄吵着要“自杀”，本身大概构成中国最大的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 | 北京报道
“当代中华体制规模宏大，亦可称为‘鲲鹏模式’。民本政治如首脑，社稷体制如躯干，国民经济如翅膀。如此中国模式，以较低的代价形成，后来居上，前30年迎风破浪‘激水三千里’，后30年驾着苏联模式和美欧模式的两股旋风冲天而上。”
这段话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的文章《当代中华体制》。此文作为总论收录于2009年12月底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一书，潘维任主编。
这部厚达630页、63万字的大部头是一部论文合集，作者除了潘维还有许多知名学者，如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高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章百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王绍光、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等。
此书一出版就入选了新闻出版总署刚刚推出的旨在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目前正准备推出英文以及其他语种的版本。”出版社编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而在外界，这本洋溢着对“中国模式”激情的书，被看做是中国的一派学者对海外热议“中国模式”的一次集体回应。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吴志攀在序言中写道：“这本论文集的出版，或许也标志着‘中国学派’的初步形成。”
“三”打开了无数种可能
潘维所言的“中华体制”或说“中国模式”由三个子模式构成---“国民经济”体现独特的经济模式；“民本政治”体现独特的政治模式；“社稷体制”体现独特的社会模式。
三个子模式又各由四个支柱构成。国民经济的四大支柱是：国家对土地(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及事业机构；(以家庭和社区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以家庭和社区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
民本政治的四大支柱是：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有效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
社稷体制的四大支柱是：家庭而非个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和单位，而非分层的市民会社，构成社会网格；社会网格与行政网格重合，在基层彼此嵌入，相互依存，成弹性、开放的立体网格；家庭伦理观渗透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
“社稷、民本、国民‘三位一体’，十二大支柱共同构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潘维说，“拆毁其中的任何一个，人民共和国的大厦都会陷入险境。”
潘维认为自己摆脱了西方理论框架而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语言和系统。“西方的两分法是‘democracy vs. autocracy’(民主对专制)，我加上‘meritocracy’(绩优制)，这个‘三’就打开了无数种可能，思想就‘解放’了。我们自古认为‘三生万物’。我之所以用‘民本政治’，就是觉得西方教科书名词概括不了中国的事情。”
此书的另一位作者、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朱云汉写道，中国崛起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将加速一元现代性框架的式微，加速多元现代性框架的确立。“在多元秩序格局的世界里没有先验的‘普世价值’，任何制度与价值体系都必须在不同的社会土壤、不同历史条件下经过实践的检验，经过时间的锤炼才能取得其特定时空下的正当性。”
破除“选举迷信”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中华体制与此次金融危机有关联吗？
潘维：西方的金融危机不是我们研究“中国模式”的起因。这个危机的意义，今天下结论还嫌太早。然而，这个危机至少让我们减少了对西方金融模式的迷信，减少了对市场机制的迷信。另外，我们的研究与西方对中国的态度毫无关系，完全谈不上“回应”西方的“中国模式”热。我们开始设计这个项目时，西方还没什么人谈中国模式。再有，西方不存在什么“热捧”中国的事。西方对中国成功原因的理解总体上相当浅薄，主流认为不过是“专制加市场”。
《瞭望东方周刊》：你希望你的研究达到什么目的？
潘维：第一，为了“破”。我们认为破除选举迷信是我国知识界和政界的紧迫任务。我们非常担心“选举迷信”在我国的流行。多党竞争型选举这个西方的“人民授权仪式”风靡了整个亚非拉，风靡了而今已经沦落到第三世界行列的曾经的“第二世界”。我国没有东施效颦，顶住了这个西方主导的“世界潮流”，中国共产党没有分裂，十三亿中国人民没有分裂，团结在一起，集中精力搞建设，不折腾，所以没停滞，没崩溃。
第二，为了“立”。我们都认识到，“破”不能取代“立”。我们当然看到了中国眼下存在的大量问题，特别是腐败问题。说选举迷信不好，不能解决腐败问题，那什么能解决问题？我给出的思路就是“中华体制”，我用十二个支柱构成的“中华体制”来解释成功，用背离“中华体制”来解释挫折和失败。我们这批人，对中国现有的根本体制有信心。
西方体制仍然有前途
《瞭望东方周刊》：从你乐观的中华体制出发，你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的一些问题，比如腐败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群体性事件问题、教育医疗住房“新三座大山”问题等等？
潘维：中国眼下有很多大问题是事实。世界上的大国，永远会存在很多大问题。没有大问题就不叫大国。年轻人看眼下的问题，统统都是大问题，都是过不去的“坎”。“大问题”会跟着年龄变。考试得不了高分，那是中学生眼下最大的问题，但年龄大了，发现追不上心爱的人才是最大的问题---而那对于老年人又基本不是问题。有的问题能解决，有的问题解决不了，也不用解决，靠“熬”就过去了，问题自己就没了。比如夫妻吵架，那是“解决”不了的，熬到“老伴”的时候，问题就没了。
把所有的问题都懒惰地归结为“体制”问题，动不动就嚷着要“自杀”，是无知，是轻浮，是被忽悠的表现。知识界和新闻界有人动辄吵着要“自杀”，本身大概构成中国最大的问题。三十年间，当时还年轻的我们经历过好几个当时的“知识界”普遍认为不“自杀”就解决不了的问题。那时执政的长者们说，别自杀，能解决---他们经历过更困难的局面。后来问题就解决了。今天的年轻人多半都没听说过那些当年的大难题了，比如交通和能源“瓶颈”，老干部退休制，国有金融体系要崩溃，国有企业全面严重亏损，等等。
二十年前，买不起彩电是大问题；十年前，买不起汽车是大问题；而今买不起房子是大问题——同美国人差不多的问题。我们进步得不慢啊。是问题就得解决，可我们解决问题比西方快，比如医疗体制改革，否定之否定，改了两轮了。苏联“自杀”了，至今还什么问题也没给前老百姓解决，从第一世界被甩到第三世界里去了。
我们这代人，三十年干得不错。在更早的三十年，我们这代人的父辈流血流汗给我们这代人打下了好基础。吃水的别忘了挖井的，一天到晚指责祖宗打下的基业，不是好品格。我希望今天的年轻人记住今天这些被说成“不改政治体制就解决不了”的问题(1988—1989年，针对经济改革的困境，很多人就这么说过)，十年后、三十年后再来回顾这判断正确与否。
再有三十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越美国；再过三十年，在人民共和国庆祝第二个一甲子时，我们的人均收入也将超越美国。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是“愿景”。为了实现这个“愿景”，我们应该政治上不折腾，经济上不动摇，国际上不偏袒(不偏袒侵略性极强的西方，求公正，求和平)。这是我们从六十年中国和世界经验中得出的认识。
《瞭望东方周刊》：提到中国模式往往与西方模式相比较，尤其是金融危机后，不少人认为中国模式挑战了西方模式，你如何看待西方模式的未来？
潘维：西方体制仍然有前途。我从未认为中华体制比西方体制优秀，也不会反过来说西方体制比中华体制优秀。适应自己的生存，是体制生命力所在。中华体制与西方体制没有必然的冲突，强大的中华体制与强大的西方体制可以很好地和平共处，除非西方领袖们认为全世界其他几十亿人，包括13亿中国人，都“必须”遵行西方8亿人实行的体制，挑起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
我本人认为，世界大同，地球人建立共同的政府，是不可避免的。我在那篇中华体制的文章中写下了个人的猜想，这个世界大同的前途大概用不了三百年了，也就是说，三百年内，世界的“国”可能都不存在了。在那未来的大同体制里，西方体制和中华体制都会留下自己的基因。我猜中华体制的基因可能更多些，因为更适合世界大同。“多数决”不仅在逻辑上的自洽性差些，也难符合世界人民和谐共处的实际要求。中华体制本性宽容，以“天下”为念，不以西方学理中的“民族”为单位，正所谓“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冷观中国模式
要求中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责任，这大概是热议“中国模式”的部分西方人士的深层的心理动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 | 北京报道
尽管学术界和传媒界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温度炽热，但是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所观察到的那样，中国官方并没有公开表示接受或者反对。
或许也正因为此，《学习时报》2009年12月7日刊出的四篇反思“中国模式”的文章才显得格外醒目。除了这份报纸是由中央党校创办，四位作者尤其前两位的身份更引人注目---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原国新办主任赵启正，中央党校教授邱耕田，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施雪华。
“我们想借这组文章来起一个引导的作用。”《学习时报》 理论部主任刘学侠告诉本刊记者，中国经济发展的确表现得相当不错，但我们也还是有一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国模式’的概念掩盖了一些问题，容易固化僵化。”
四篇文章作者之一的中央党校教授邱耕田对本刊记者直言：很明显，一些西方人士谈论“中国模式”时，在热捧中国甚至“捧杀”中国。“在我看来，作为亲身经历并见证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进步的学者，应当对‘中国模式’的提法保持应有的清醒头脑。”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及不同声音的加入，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议正被推向一个高峰。
中国“被G2”
“这次会议上，美国将把火炬传给中国。”美国国务院的一位人士在2009年4月20国集团金融峰会召开前告诉他的日本记者朋友。这位日本记者后来写道，正如其所言，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会后记者会上宣布“美国已不能继续担当世界经济的引擎”，并与中国国家主席约定定期举行“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奥巴马总统有没有向中国发出诸如‘让我们一起来领导世界吧！’这样的邀请，我们不得而知，但外界将奥巴马前面的讲话解读为美国要扩大美中共同领导世界的‘G2’路线。”他这样写道。
在中国前驻英国大使马振岗看来，国外热捧中国的动机复杂，有真心说好的，也有别有用心的，“但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这是肯定的”。
“G2”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伯格斯滕发明出来的概念。2008年7月，伯格斯滕在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平等的伙伴关系》的文章，为美国“应对中国的经济挑战”提出解决之道：建立中美两国平等协商、领导全球经济事务议程的“G2”模式。
伯格斯滕所言的“G2”其实是为了应对中国在WTO、汇率、贸易等问题上对美国利益的挑战，克服美国领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所面临的巨大困境。在他看来，唯有以“完全的权利、真正的共同领导地位”才足以“吸引中国”，“创造一种全球急需的有效领导”。同时，他承认，“G2”模式主要限于经济领域，在其他领域“未必更有效”。
但是随着美国战略家的介入，原本影响力局限于学术界的“G2”概念迅速走红兼而走样。“热炒起来主要是因为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两人。”马振岗对本刊记者说。
2009年1月12日，在北京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活动的一次会议上，美国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说，中美之间建设性的相互依存是全球政治和经济稳定的重要根源，现在需要全力推进一种非正式的“G2”。随后发言的基辛格对此多有附和。“G2”逐渐被阐释为“中美共治论”而广为传播。
当时在会场的一位中国高官告诉本刊记者，听到二人的发言，他立刻感到不妙，“中美共治，不就是让我们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跟美国扛世界吗？”
同年5月20日，温家宝总理在捷克举行的中欧领导人会晤上对记者表示：“有人说，世界将形成中美共治的格局，这是毫无根据的，也是错误的。”“总理表态后，基辛格这方面言论有所降温，但仍然有人在继续炒作。”马振岗说。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评论说：“中国被G2了。”
一些人的动机是要求中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责任
“中国责任论”似乎是与“中国模式论”相伴而生的。在雷默提出“北京共识”之后一年多，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就美中关系发表专题演讲时说，“美国和中国是国际体系中两个重要的利益攸关的参与者。”
佐利克“利益攸关方”的讲话被视为“中国责任论”正式浮出水面的代表。一年后，“利益攸关论”被写入了美国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成为美国官方的对华新定位。
这与2001年布什总统上任之初提出的中国是“战略竞争者”的定位迥异。而四年后，“利益攸关论”又让位于“中美共治论”。论者指出，美中战略地位此消彼长之势清晰可见。
“中美共治论”可以理解为一种深化了的“中国责任论”，不过为与早期中国责任论相区别，学者韦弦建议将“中美共治论”定义为“中国影响论”。
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从动机和出发点看，中国责任论是美国还处于强势阶段，还没有出现金融危机时提出来的，因此，中国责任论的初衷还是美国和西方希望利用自身优势，逼迫中国遵循西方制定的国际标准，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机制，用以约束和套住中国的一种策略。中国影响论则是在美国深陷金融危机漩涡，内外交困背景下提出的，因此，其出发点更多的是希望中国分担风险，是美国已经无法独撑世界，无法独立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和各种全球性问题的一种无奈选择。”
邱耕田教授注意到，在刚结束不久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中国被要求担当与美国一样的义务。“要求中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责任，这大概是热议‘中国模式’的部分西方人士的深层的心理动机。”他说，中国当然要承担自己应承担的责任，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作用显然是有限的，在承担相关的国际义务上，中国根本不应当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平起平坐”。
西方更看重“中国模式”的“威胁”
中国之于西方，从一开始的中国威胁论，至中国崩溃论，再至中国机遇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影响论，一如轻舟已过万重山。
“乱花渐欲迷人眼，我们自己必须坚定立场。”马振岗说。
透过纷繁的现象，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并未真正改变。比如，有了“中美共治论”，西方真的就不认为中国是威胁了吗？显然不是。上述中国高官对本刊记者表示，佐利克就与他谈到，美国人现在最担心的不是贸易摩擦问题，也不是军事透明问题，更不是汇率问题，而是“中国模式”的威胁。
西方报章中流行类似的看法。如英国《卫报》说，中国的成功故事是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自由民主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言外之意，“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形成了针尖对麦芒的PK之势。“末代港督”彭定康在接受英国BBC采访时说：“中国的崛起证明人们不需要西方式的民主也可以繁荣富强，这才是中国对西方的最大威胁。”
还有一点也没有改变---西方希望将中国进一步纳入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2008年底，美国《外交》杂志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西方世界的衰弱》，作者是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罗杰。阿特曼；另一篇是《中国模式的崛起》，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哈罗德。詹姆斯。
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应该怎么办？阿特曼和詹姆斯的战略是：美国应该加紧努力将中国尽快融入到“长期以来由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应该谆谆教导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才能够给中国带来更大利益”。
二人的具体建议包括：让“七国集团”接纳中国作为成员，共同规划全球秩序；允许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面多占一点股份，这样一来，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就可以为全世界所用，而不是单单为中国自己服务。
我们对西方的赞扬存在严重的误读
专家提醒，对国外吹捧中国的声音需要冷静鉴别。
郑永年认为，这种舆论繁荣的部分原因是国内一些媒体乐于把国外“夸”中国的声音摘编并放大，而事实上这种声音是片面的。“其实西方批评‘中国模式’的也不少，甚至说中国垮掉的也仍然有。”
马振岗打了个比方：一个小孩，因为弱小平时大个子都不爱带他玩，有一天大孩子说，来！一块玩吧，于是这个小孩就得意忘形，以为自己也跟大个子一样强大了。
“国内某些人的心态就像这个小孩，善于炒作。”他说，“就像几年前有人热炒雷锋进西点军校一样。”
2002年，国内某媒体报道，到过美国西点军校的人，都会注意到校园内一座雷锋的半身塑像，摆放位置醒目。在西点会议大厅上方，还悬挂着五位英雄的画像，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雷锋。文章还说，近几年，学习汉语成为西点军校新的流行趋势。一位学员还在他的毕业论文中写道：“我最尊敬的将军是巴顿，我最崇敬的士兵是雷锋。”
这篇报道一时流布甚广，连官方媒体都予以征引。不料事后却被证明是一则假新闻。西点军校专门澄清，在本军事学院，没有雷锋的塑像或画像。雷锋语录没有被印在任何正式的学员出版物中。虽然历史课和中文课也许会讨论雷锋，但军事学院并不赞赏他或其哲学。
这样的“误会”或炒作很常见。马振岗说，金融危机爆发后，在西方马克思的书一度畅销，有人就解读西方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了。
2009年11月底至12月初，马振岗在美国访问了一个多星期，会见了一二十位美国学者及官员，他有意谈及G2的话题，却发现美国学者虽然承认中美合作的重要性，但几乎没人认真谈论G2。“其实美国没有多少人讲G2，但在中国却炒得一塌糊涂。”
“我还没听说有几个西方人真的要学习‘中国模式’的。”马振岗说，人家夸中国教育，最多也就是说中国人重视教育了。“我们对西方的赞扬存在严重的误读。”
“在近代历史上，中国人被歧视、被慢待、被低看了将近有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只是最近30多年来，随着我们的发展和阶段性的成功，在西方学者热议甚至炒作的‘中国模式’面前，我们似乎找回了久违的自豪感。”邱耕田说，“但我们也不可因此而沾沾自喜甚至于自我膨胀。”
他认为，我们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还面临着一系列十分严峻的发展问题；我们虽然正在崛起，但发展道路还不具有国际间的复制性和示范性；我们虽然在一天天地富裕，但富裕并不等于强大；我们依然跋涉在发展的征途上，离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目标还有很长距离。
中国无意输出“模式”
赵启正在《学习时报》发表的文章题目为《中国无意输出“模式”》。他说，有西方的评论说，21世纪会是中国的世纪或亚洲的世纪。“如果是指在21世纪，亚洲和中国经济和文化会复兴，那将是一种可能出现的前景；如果是指21世纪中国会具有像当年英国式或当今美国式的霸权，或其他形式的霸权，则是错误的推断。”
有的发展中国家愿意参考中国改革开放的某些做法，赵启正说，这正如中国愿意参考他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做法一样，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本的含义，但是中国并无此示范之意。这个模式或案例处于现在进行时，它还在发展中。”他写道，“中国模式”没有普适性，正像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的模式也没有普适性一样。
“如‘博爱’、‘和平’、‘民主’、‘自由’显然是有普适性的。但具体到某一民族、某一国家、某一宗教，其价值观和具体表现或结构又会有所区别，会有不同的特色，而这些特色对应着不同的国家、民族和不同的历史时期。”赵启正说。
赵启正的文章带有明显的对外澄清的色彩。作为外交家的马振岗对此深有同感。“还说G2吧，我为什么反对这个提法，在许多事情上中美两国达成协议了，影响自然比较大。但是你说中美共治，将把其他大国置于何地？大国会有意见，也不符合我们的外交传统和理念，我们一直坚持平等的多极化的世界格局。”
一旦与国内的民族主义汇流，“热捧”中国的声音将更具危险性。马振岗说，在多种国际场合，他都被要求对《中国不高兴》一书进行评价。
这本2009年出版的书是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升级版，书中摆出与美国及西方摊牌的架势，并发出“呼唤高尚集团”“要做英雄国家”的“复兴宣言”。该书一出版就被外界认为是“民族主义的集中宣泄”。一位从事国际报道的记者说，他在日本小城奈良的书店、京都的书店，都看到过这本书的日译本，而且都摆在显眼位置。
“这种声音的危险性在于会加重国外对中国的误解，助长中国威胁论，打乱我们自己的步伐。”马振岗说。
警惕改革麻木症
与赵启正文章的对外阐释不同，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的《慎提“中国模式”》一文则更侧重国内。“现在就讲‘模式’，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
危险何在？他写道，一会“自我满足，盲目乐观”；二会转移改革的方向，在旧体制还没有完全变革、新体制还没有完善定型的情况下，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模式”，以后就有可能把这个“模式”视为改革的对象。
郑永年对本刊记者说，金融危机本来是中国进行改革的很好机会，但是有很多因素正在导致这个机会的流失。一方面，现在中国的经济复苏是政府刺激的产物，由大量投资驱动。银行的大量贷款是否会导致大规模坏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花了大力气才把坏账处理好，一旦这次投资导致大量坏账的出现，无疑会出现内生型的金融危机。”
另一方面，他说，在社会保障、卫生和教育改革等方面，进步并不很大。在没有这一整套社会制度的情况下，内需很难真正旺盛起来。
“还有一点尤为重要，一些地方正在失去产业升级的机会。金融危机导致了很多落后企业和产业的破产，这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条件。但是，不少地方政府为了简单地确保增长，不惜拯救那些落后产能，一些高能耗和高污染的企业因为金融危机而起死回生。”他说，“从这个角度来说，金融危机拖延了中国的产业升级，正在阻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2009年初，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在杂志上撰文指出，当前出现了一种“政治体制改革麻木症”：忽然觉得政治体制改革没那么必要、没那么迫切了；忽然觉得过去的政治体制没那么多毛病了，反而越琢磨越有优越性了。
“直接致“病”的因素，是这次不期而至的全球金融危机。在一些人看来，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已难以为继，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失败。中国能够在这次危机中处于主动地位，国际社会也比较看重中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体制中没有改的那部分起了作用。这似乎暗示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计划经济和传统社会主义。更有甚者干脆得出结论，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就这样挺好，挺优越，无需改革。”王长江指出，不能给这种“麻木症”以市场，要“摈弃一切犹豫”，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必须慎之又慎，不可自我膨胀
还有学者担心腐败问题，资深理论家吴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模式”被世人热议，我们应如何回应？回答是：应当更加自警自检，如实估量自己，谨行审思，决不可自我膨胀。
“须知我们确确实实尚处在发展之中，离发达还很远。当此危机降临之际，正是我们自我警惕、自我检察之时。度过危机为当前急务。尤其腐败盛行使‘中国模式’面临生死考验。”他说，因而，“我们必须慎之又慎，一失策成千古恨。功过荣辱，在此一举。”
日本《每日新闻》2009年8月3日的一篇文章题为《“捧杀”中国的权宜之计》。文章写道，2009年7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政府不惜搬出孟子来恭维中国，这种“请务必支持美国财政”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然而，”文章笔锋一转，“美国绝不会那么天真！据我所知，美国依赖中国的情况顶多能够维持几年时间。等到因过度消费积累了20多年的财政赤字问题解决，储蓄率恢复以后，美国还会继续恭维中国吗？答案是‘NO’。”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称‘美国已不再是世界的火车头’，有意让出主角的位置。然而，这只是美国捧杀中国的权宜之计。几年后，即使中国肆意膨胀的气球爆炸了也无所谓，到那时候，估计美国早已变得强大，不会再去理会中国怎么样。”
此文是日本人的经验之谈。1979年，以美国学者埃兹拉。沃格尔的书《日本名列第一》为代表，西方世界对日本的吹捧一点都不亚于今天对中国的热捧。
“结果其后几年内，日本泡沫经济破灭，陷入了长期停滞。”文章接着写道，“同样，中国经济也不会一帆风顺。如果随意相信美国的花言巧语，中国有可能会在亚洲制造新的泡沫经济，到时候受影响的将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连日本也会被卷进去。”
日本人的这个提醒真是有趣。■
还不能告别“摸着石头过河”
-——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西方的政治模式是通过把政治问题外部化来加以解决，因此有反对党和反对力量。中国则不然。中国的政治过程也在开放，但是通过把好多问题内部化来求得解决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特约撰稿李拯 | 北京报道
“中国模式”早就形成了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很多，你认为中国是否存在一种模式？
郑永年：我觉得要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方面，你要承认中国确实有个模式，就像是盖房子，房子盖好了肯定有个模式。另一方面，有些人把“中国模式”看作一个非常理想的东西，这也不对。任何一个模式都有优势，也有不足，不存在一个百分之百的理想模式。西方模式也一样。西方的民主模式、市场经济模式，都有一个演变、改善的过程，有个进步的过程。
中国也是一样。中国从某些方面来说，模式早就形成了。现在很多人讨论的“中国模式”好像是改革开放后才有的。实际上，如果不理解改革开放之前30年，很难理解现在的模式。现在的模式只是改革开放以前模式的改进和发展。国家总体的结构还是一样的，只是好多地方改进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模式”早就存在了。
现在的问题是，谈论“中国模式”有时候显得过分政治化了。大家更多的是从政治出发，而很少有人做客观研究。
《瞭望东方周刊》：你关于“中国模式”的著作即将出版，你认为“中国模式”是什么？
郑永年：当然首先就是经济方面。从大历史来看，中国是混合经济模式。世界上怎么也找不到像中国这样的一个经济模式，在那么长的历史时期里，总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国有部门，国家对关键的工业领域作用很大。这在西方是找不到的。
很多人都用西方的经济模式来衡量“中国模式”，似乎西方经济模式就是中国的改革目标。但如果中国可以变成西方，那么就没有“中国模式”了。大家说中国是转型经济，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从国有到私营经济。这就没有看到“中国模式”的本质。因为中国国有部门很强大，像西方那样的私有化在中国不会发生。从历史上看，私有经济或者民营经济在中国一直存在，但中国绝对不可能走到像西方的那种完全私有化的地步。好多经济学家，一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私有化。这脱离中国的现实。中国的经济只有一部分是私有化。全面的国有化和全面的私有化都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混合经济模式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只能在承认这个常态的前提下去寻找。
中国政治模式的特点在哪里？西方的政治模式是通过把政治问题外部化来加以解决，因此有反对党和反对力量。中国则不然。中国的政治过程也在开放，但是通过把好多问题内部化来求得解决。这是两种模式，难分优劣，每一个模式都有其优势，也都有其劣势。
最重要的是开放度不够
《瞭望东方周刊》：有学者提出其实“中国模式”就是没有模式，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见招拆招。随着“中国模式”的提出，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告别“摸着石头过河”这种路径了？
郑永年：我们没有很好地理解这句话。邓小平的改革是有目标的。目标是什么呢？那就是“过河”啊，就是要搞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这个方向非常明确。但要怎么样走向市场经济呢？这就要“摸着石头”了，方法是“摸着石头”，目标是“过河”。
如果改革方向不明确，各个既得利益集团之间互相争夺，就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走，就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
具体来讲，比如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就要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这些方面都需要国家大力投入。但是看现实，为什么在这些需要国家大力投入的领域往往就成为暴富的领域了呢？一些人利用改革的名义大力从这几个领域赚钱，改革的结果和原先的目标是相反的。
现在是越想改革，来自体制的障碍就越大。邓小平提倡“摸着石头过河”，摸哪一块石头不重要，能过河就行。现在我们越来越不敢去摸石头了。现在每推出一个政策，利益集团就把这个政策当作谋取私利的一个工具。
我看，“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现在仍然应该坚持。
《瞭望东方周刊》：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郑永年：最重要的问题是开放度不够。中国的成功就是因为开放。现在改革遇到的一系列困难，也就是因为不够开放。人们都说中国是最开放的国家，这种开放是对国外和国际舞台而言。对中国内部来说，人们也可以把改革理解为一种开放，就是体制向社会群体的开放。
那些在改革开放中扮演很重要角色的新的利益，已经变成既得利益了，这些既得利益不想进一步开放了。所以必须要开放，也就是要继续改革，这是唯一的出路。
《瞭望东方周刊》：具体来说，我们下一步应当如何继续“摸石头”？
郑永年：首先要回答国有部门的边界在哪里的问题。国有部门要有个边界，不能无限地发展。要让国有和非国有两个领域保持相对平衡的空间，容许它们互相竞争。像社会改革、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环保等社会政策领域，政府显然都还做得不够。又如出口与内需方面的平衡，怎么样通过社会政策确立一个内需社会，这些都是政府需要做的事情。■
何时才能为“中国模式”而自豪
能否基于中国传统政治的资源，即集体主义文化传统之上的协商政治，而发展出一套不同于人家的民主形式又能做到“选贤与能”
文 | 杨光斌
“模式”是一个“理想类型”的概念，即把一些大致相同的东西归为一类，把截然不同的东西归为另一类，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有“中国模式”，就需要论证中国哪些东西是与已经存在的发展模式截然不同的。
中国的经济体制目前是一种“国民经济体系”
认定有“中国模式”者大概受到两个因素的鼓励。一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因为鼓吹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最终在金融海啸中灰飞烟灭。但这还不是一个好的根据。
考察西方过去一个世纪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只不过是对主张国家主义的凯恩斯主义的反动。事实上，自20世纪初以来，国家的作用就越来越大，凯恩斯主义只不过是这种实践的理论抽象。也就是说，在过去一个世纪里，鼓吹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只盛行了30年，因而不能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失败而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
第二，应该也是最重要的鼓励性因素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中国崛起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中国经济奇迹靠什么？中国经济奇迹是否因为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在新中国的60年里，前30年实行的是典型的“苏联模式”，后30年则是在探索中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国家导航下的市场经济，即事实上的“国民经济体系”。
经济史告诉人们，自英国、美国以后的包括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后发国家”，现代化起步越晚，国家的作用越重要。比如，不同于英国的自由放任主义，法国在现代化起步阶段是国家辅导下的银团+大企业模式；不同于法国，德国则是国家直接组织的西门子、克虏伯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大企业；和德国类似，日本、韩国等走的也是一条国家导航下的经济结构即“发展型国家”。
对于“后发国家”的发展模式，著名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在《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中提出了“落后的优势”理论，即越是后来的落后国家，国家和制度就越重要。他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采用各种制度性手段的结果，而这些手段在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则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类似的存在。”
中国的经济体制目前仍是一种“国民经济体系”，中国还没有走出历史上被多次实践的、在理论上已经被总结出的“落后的优势”或“发展型国家”。
如果说中国经济走的是一条共同性的规律，那么中国的社会体制能否跳出既定的规律而形成自己的模式？事实上，中国目前正在学习和实践人类既有的社会管理经验，比如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哪个国家能在没有好的社会保障体制的条件下实现社会和政治稳定？
竞争性选举之外的可能性
我认为，中国能否建成自己的模式，关键在于根本性问题的政治领域。而即使在政治领域，我们也不能否认现代国家所共享的“人民主权”原则。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其指导原则都是“人民主权”(又曰“主权在民”)。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所有的国家都需要搞民主，让人民当家作主并让人民满意。
民主的形式应该是多样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建成一套行之有效并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中国特有的民主模式。
目前国内外关于民主的一个共识性看法是，民主意味着“竞争性选举”，否则就不是真正的民主。“竞争性选举=民主”，是二战以后西方理论家的包装，然而，这样的民主在很多非西方文化的国家证明是失败的。
中国很多人在观念上已经不排斥选举对于民主的重要性。但是，一定要认识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种伦理本位的以家庭为基础的集体主义文化。个人权利本位的竞争性选举将为中国带来什么？至少在未来几十年内，没有人能、也没人敢给出肯定的、清晰的答案。
既然竞争性选举只是民主的一种形式，那么能否基于中国传统政治的资源，即集体主义文化传统之上的协商政治，而发展出一套不同于人家的民主形式又能做到“选贤与能”？并在协商政治和“选贤与能”的基础上，让尽可能多的个人和集体参与到政治过程，让他们表达利益诉求，并做到政治过程的公开、透明？在将来，如果中国能做到这些，人民并因此而满意，我们才可以自豪地说：这就是中国模式！■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政治学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