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岷县小寨村，因被媒体称为“中国第一乞丐村”而闻名全国。在由媒体拼接的图景里，这个村庄八成至九成的农民像候鸟一样，在贫瘠的乡村和东部沿海发达城市之间季节性迁徙乞讨，“夏天去北方，冬天下南方”。如今，这个另类成名的村庄是否还延续着它不光彩的传统？媒体拼接的图景是否有夸大的成分？不久前，记者在实地探访中感受到了小寨村难以承受之重。
5元一瓶的劣质白酒下肚，沙哑地唱起“花儿”，小寨村村民李尕猴的眼睛里才会放出异样的神采。29年前一个阴冷的冬天，李尕猴带着7岁的儿子流浪街头。李尕猴抱着二胡，反复拉着从电视上学来的几首曲子，儿子则伸出冻红的小手，向行人乞讨。“受过的罪大了，那时候人们只给几分钱，给几毛的都少。”
小寨村的另类成名
媒体眼中的“中国第一乞丐村”
和村里其他人家相比，李家最大的不同是，供出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但至今，李家仍位列这个村庄最为贫困的家庭目录中。原因很简单，李尕猴“要得最早，但没要下去”。如今李家栖身的这间砖木混合结构的房子，宽3米，长七八米，建造于2007年，4000元盖房的钱来自政府的救助。环顾四周，他家最值钱的家当是一台21吋的电视机。
供孩子上学，是李尕猴这辈子自认最正确的一次决策。他至今清晰地记得儿子李玉平的责问：“我已经10岁了，还不让我上学，啥时候让我上学呢？”儿子对求学的渴望，最终博得了父亲的同情。李玉平上大学那年，李尕猴执意要陪儿子到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报到，瞅瞅“大学长啥样”。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出远门不是为了乞讨。但回家的路上，他又去乞讨了。这次是为了还儿子交学费欠的债，他沿着荆门、襄樊乞讨了一路。他的这种行为很快被听到消息赶到的儿子制止了。
2005年，这个村庄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在他就读的小寨初中的校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致全乡中小学生的一封信———别跪了，小寨人，站起来》的文章。他还在村里办起了免费的文化补习班，给孩子们讲外面的世界，谈人生的理想。这一切来源于他的切身体会。童年短暂的乞讨经历，对李玉平幼小的心灵触动极大，他时常望着城市的高楼大厦梦想：“将来，这里有没有我的份儿？有一天，我也要像城里人一样生活。”这个乡村少年认准，读书是改变人生命运的唯一途径。“当时乞讨气氛很浓，越来越严重，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李玉平回忆着将“家丑”“捅出去”的初衷。
正是这个年轻人的举动，引发了又一轮全国媒体对小寨村的报道热潮。检索当时的媒体报道，“乞丐村”、“中国第一乞丐村”这样的字眼开始大量出现在相关报道中。这也是一部村庄的另类成名史：从2001年开始，几乎每一年都有远道而来的媒体记者踏访小寨，“记者在小寨扎下了根”，外界对于小寨的关注热度一直未能削减。
5年过去，回望当时的举动，24岁的李玉平自言“问心无愧”。在他看来，“媒体只要把小寨村提出来，就会受到关注，小寨被改变的时间也就会越来越快”。
小寨村扭曲的现实
乞讨被视作“快速致富”的捷径
如今，“当了爷爷”的李尕猴对生活再无更多憧憬：有洋芋吃、有拌汤喝、有烟、有酒就足够了。不过有时候，他也会艳羡那些村里因乞讨富起来的人家，“比我这个供大学生的还美”。
在以房子为财富象征的乡村，不少外出讨要的小寨农民，把他们的乞讨成果都带回了村子，最早盖起了锃亮的瓦房。“村里第一批富起来的人是讨要的人。”这个说法得到了村支书杨金忠的印证。“不是生活困难去讨要，而是认为讨要来得容易，背后有利益驱动。”中寨镇民政站站长杨维科说。他曾作为驻村干部长期在小寨工作。据他的观察，大致从1999年前后开始，小寨人外出讨要开始从讨要米面、馍馍、解决温饱向讨钱、谋利转变。进入21世纪，一些当地农民将外出讨要视作是“快速致富”的捷径，尽管，这种方法并不“很光彩”。一边是贫困的折磨，另一边是乞讨比种地、出卖苦力收入都要高的诱惑。一些外出讨要获得财富的农民，对在城市的乞讨经历讳莫如深，他们大多声称是外出务工。岷县民政局副局长李康平实地走访小寨村后发现，“一个村庄去乞讨的人，不一定是村里最穷的。基本上因生活所迫行乞的，已基本没有了。”“这是一种耻辱。”杨金忠说。面对小寨村贫困的现实，这位村干部坦承“束手无策”，甚至在他的任期内，如何彻底脱掉这顶“不光彩的帽子”，看上去仍遥遥无期。
在岷县民政局提供的一份材料中，这样分析小寨被扭曲的现实：“由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贫富差距较大，加之讨要相对打工来钱快、不费力，致使一些群众产生了好逸恶劳思想，走上讨要的道路。久而久之，使个别群众的致富观念发生了扭曲，把外出讨要当成了脱贫致富的一种途径。更有甚者，抓住人们同情弱者的心理，利用妇女孩子行乞讨要。”
但近年来，“乞丐村”的乞丐正在减少，这是不争的事实。
小寨村的财富神话
小寨已经成为了一种“品牌”
尽管小寨村目前仍有外出乞讨现象存在，但据记者观察，外界对小寨村的报道，多少有夸大的成分：“乞丐村多见二层小洋楼”、“乞丐村乞丐坐飞机返乡”等真假难辨的细节被无限放大，甚至被制作成网络标题广泛流传。在媒体和网络交织的世界中，诸如“好吃懒做”、“不知羞耻”、“假乞丐”的标签被贴在了小寨人的身上。小寨已经成为了一种“品牌”，经常被冒名顶替：不少来自临近漳县、宕昌等县的行乞者，甚至有外地的乞讨者，被城市的救助站收容后，都声称自己是小寨人。
传言说，当地有人乞讨讨出50多万元的财富神话。甚至有媒体披露，“租孩子”乞讨在当地已成为一种产业……在调查中，这个所谓神话的制造者石胜平，向记者否认了这个传闻。他说，自己的财富主要来自集资经营化肥生意。而“租孩子”的现象已在当地消失。被媒体广为报道的“乞讨大户”李文义曾以此为生，现在，他的两个孩子就读于中寨中学，且学习成绩优异。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每当有外人和他谈论起小寨的讨要现象，37岁的年轻生意人石永茂总是愤愤不平。5年前，靠敏锐捕捉到的涨价信息，出租车司机石永茂开始大量收购当归。在当归价格完成一轮从每公斤十几元到七八十元的“过山车”式疯长后，他发家致了富，盖起了街道里最漂亮的一幢米黄色建筑，开始经营百货生意。他对记者说：“我敢说，这条街道的楼房都是靠勤勤恳恳的劳动盖起来的，没有一家是靠乞讨盖起来的。”
小寨村的救赎之路
随处可见标语：“别跪了，站起来”
一条通往小寨的5公里长的砂石土路边，随处可见刷写在墙壁之上的蓝色标语：“别跪了，站起来”。
上世纪80年代初，小寨人尚未解决温饱，村子里出现了最早一批外出讨要的人。背井离乡的初衷，再现实不过，“庄稼不够吃，连青稞面也吃了上顿没下顿”。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小寨的外出讨要现象渐成规模。最为严重的一个村子，“60户村民仅有4户没去讨要”。
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贫困依然困扰着这个村庄。杨金忠将小寨贫穷的原因归结为“人多地少，靠天吃饭”———拥有2514亩土地的小寨村，养活着2624口人，人均占有耕地不足1亩。来自官方统计的数据显示：2009年，这个村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980元。而这一年，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已首次突破5000元大关。
5年来，来自当地政府的各种倾斜政策向小寨汇聚，试图拯救这个村庄。建学校是这条救赎道路上的重要一环。为防止寒、暑假期间一些家长带领小孩外出行乞，中寨中小学的学生被要求每隔10天必须返校。每个假期，每个学生家长都会收到来自学校的一封信，教育他们告别耻辱。
56岁的薛合存被列为低保户后，再也没有出去乞讨过。放眼这个“老乞丐”的家，吃的面粉、炕上盖的军被、身上穿的棉衣，都来自政府的帮扶。在总共524户人家的小寨村，享受低保政策的家庭数量已超过100户。当地政府还为一些特困户提供补助资金，修缮危房。据介绍，目前，小寨村正在实施“整村推进”的扶贫项目，旨在帮助小寨农民发展暖棚养殖等致富方式，以增加收入。
尽管救赎之路仍显漫长，但45岁的虎龙小学校长郎俊文相信，“小寨的乞讨现象仅是暂时的产物，终究有一天会销声匿迹。”他自称是一个“负重者”。作为一个教育者，他试图用正确的思想唤醒这些农民的子弟，“勤劳致富是根本，靠自己的双手才能改变命运”。
（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