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古城”再质疑
■林华东 文/摄
自从2007年11月29日由浙江省文物局和杭州市政府举办“发现良渚文化古城”新闻发布会之后，便有专家评价说良渚古城是目前中国所发现的同时代城址中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一座，堪称“中华第一城”；同时，也是继殷墟之后，中国考古学界又一石破天惊的重大发现，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也有的媒体甚至说中国最早的朝代或将被改写。此后，良渚古城不仅入选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而且获得全国田野考古二等奖，在国内外造成轰动效应。
然而我在详细阅读发掘简报及相关文章，并多次抵实地考察之后，却对“良渚古城”的真实身份表示怀疑，曾率先撰写了《良渚发现的并非古城—良渚文化“古城”献疑》一文，在本刊2008年第3、4期上发表，从而引发了一场很大的社会反响与争论。现本着学术民主、百家争鸣的原则再写此文，以求教于方家。
四面城墙是否围合成一体
据考古简报得知，良渚古城周长达6600多米(也有人说是7000多米)，墙宽约40~60米，而解剖发掘的探沟只有8处，不但发掘探沟数量相当少，而且解剖贯穿城墙的探沟仅2条，证据十分不足。特别是以铺垫石块为标志来判断它属“四面围合的封闭式”城墙，更是全靠洛阳铲钻探来推测的结论。其实这种铺垫石块的现象，其他地点也有发现，而这里以石块为标志的四周城墙基础是否同时铺垫？是否确实围成一周？都很令人生疑，尚待今后进一步扩大发掘来确认。
据参与“古城”发掘的王宁远先生说，城墙基础“铺石面宽度多为40米～60米，局部宽达百米。大部分地方铺石面两端下斜，普遍发现紧贴城墙分布的河道，显为护城河。在西、东面贯穿城墙的剖面显示墙内侧也存在着类似结构的内河道，显示古城墙采取了‘夹河筑城’的营建模式，铺石面两端则常以较缓的角度深入到内外河道边”。同时，又据得知，城墙上还设有“马面”，这不仅全国从无发现过先例，而且也与秦汉以前城墙形制绝不相符，实在无法令人信服。
我们应提请大家关注的是：解剖探沟暴露出来的四面城墙结构形态，其实并不完全相同。如西城墙白原畈段探沟所见的城基石块，是用抛填而非铺垫砌筑有序；其中还有一段被人为分开如同便于行走的“路”。南城墙正东山段铺垫的石块疏密不一，疏者用抛填，而密集的地方(靠中部)可见采用不同质料的块石砌成条垄状。东城墙外逃顶段铺垫的石块(多用抛填)，墙基面呈外高(东)内低(西)倾斜，高差很大。北城墙中段(北TG2)铺垫着密集的城墙基石，并略向内(南)倾斜，外侧(北)墙面砌筑有数层护坡石块，比较陡，上下高差达1米以上，与其他三处差异最大。再者，城墙如为同时兴筑，其墙体宽度应该较为规整统一，误差不会太大，可良渚古城的墙基宽度是40~60米，甚至“局部宽达百米”，何以会相差如此之大呢？更何况有的城垣呈直角转折而非呈弧圆状，甚至还有“马面”，这样的城垣及其所采用的堆筑(不用夯筑或拍打)方法有可能吗？
此外，曾有人主张“良渚古城是内城”，在其西北2公里处长约5公里的圹山土垣，即为良渚古城的外城墙，相当于北京城；还有报刊甚至说此古城内外共有三道环绕的城垣，这其实并无什么实据。特别是据张立、刘树人先生的遥感地学调查推测，这里至少就分布有三座小古城，足见其地下遗迹十分复杂。因此，所谓“良渚古城”的四面城墙围合成一周之说，都存在着很大的疑问，靠探铲取得的证据，还是不宜急着下结论为好。
史前人工开采石块大成问题
一般说来，良渚之时要开采石块并不是完全达不到的(只是代价太大)，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良渚古城墙基宽40~60米，“局部宽达百米”，周长6600米(尽管有部分使用天然砾石)，所用石方量是非常惊人的。既要人工开凿(注意：城垣所用块石多数表面都有棱角，应是从山体开凿而来，并非只将天然砾石破开而成)，又要人力搬运，工程是何等浩大！至于开采石块的方法，有人说可用玛瑙石刻划石头使之破裂；也可以采用积薪烧烤石矿，待高温后泼上冷水使之爆裂的方法；还有人说可以用石头砸石头使之破裂等等。凡此种种，费工、费时、费力，效果非常不好是可想而知的，何况人工开采来的石块大多未见刻划痕和烧灼迹象等。更有许多人以玉器及石器的加工制作技术来批驳质疑者，其实加工玉器(含石器)与人工开采石块不可相提并论，因为玉器和石器可利用裸露在地面上的玉(石)矿(块)来加工，何况其体型小，而且数量也少。尤其玉器是属上层贵族使用的礼器、法器或装饰品，功能很神圣，石器又是必要的生产工具，必然是不惜代价来进行制作。而人工开采的石块，不仅体型大，而且用量惊人，尤其是它又是用作极其普通的铺垫城墙基础，两者有着天壤之别。史前良渚先民为铺墙基而去开凿费力费工且用量巨大的石块，有此必要吗？这有可比性吗？尽管瑶山良渚文化祭坛也砌筑有石坎，但所用之石多为略呈圆形的天然鹅卵石(或砾石)，与良渚城基所见棱角分明，被大家公认属于人工开采的块石明显不同。
城墙结构疑问很大
古代城墙的基础往往要比城墙稍宽(上窄下宽)，城墙的高度则与城基的宽度成正比，即城基越宽，城墙就越高，同时城墙的外壁也应该较陡峭，城壕也较深，这样才有利于防卫。而现在人们看到的良渚古城墙所用的土方量之巨大可谓惊人，这在我们今天看来都是超巨型的浩大工程。有关专家对那么多黄色粘土来历的解释是：“来自周边的山上”，那么在没有推车只用手提肩背的当时，城基有必要建得如此宽大吗？何需役使庞大的劳力来兴建如此浩大的工程？从建造城墙是为了军事防卫的性质分析，良渚古国的上层贵族，大可不必无效地大量耗费民力与工时，来堆筑这一超负荷的工程。至于城墙上架设木栅栏，人住其上防守的推测，也令人无法接受，因为既然承认人“可轻易走上(城墙)顶部”，那么攀登木栅栏也就并非难事。
据简报可知，良渚“古城”铺底石层之下至生土面上之间，不仅未见先挖城墙基槽(这是其他史前城址较常见的现象)，或先整平墙基面，反而铺垫石块的墙基面多见有着明显的倾斜，这不是更容易使其上用泥堆筑的城垣崩塌吗？而“良渚古城”基底所见的青胶泥或黑色胶泥层，正可透露出城基所在原应是与水密切相关的低洼湖沼或水流地带，倘若是人工的有意“铺垫”，反而不牢固。
继从城墙结构研究，依蒋某专家之说“也许城墙实际高度要在10米左右”，墙体则被认定是“从附近山上搬运黄色生土，在短时间内堆筑而成。”可是，莫角山大型礼仪性建筑基址显示，良渚之时业已具备夯筑技术与夯具，为何在多雨潮湿的江南水乡，竟然在不使用夯筑或板筑压实方法之下，居然能堆筑起高约8~10米的城墙？为何城墙外侧的壕沟中并未见城垣上塌落的黄色土？况且城墙上有的还设有“马面”，有的则为直角转折，这有可能吗？
再从城墙堆土来看，浙江大学土壤学专家陆景岗、王深法教授曾亲抵实地考察，王教授撰文指出：“用材和施工的任意性，不像是从容不迫规范有序的建城，倒像是抗洪抢险中，堤坝大小因地制宜、土质材料就地取材的建筑。从而出现山洪最大的西城墙基础最宽，墙体基色有黄有灰。”在北城墙残垣剖面上(即北TG2)，“没有发现夯土痕迹，却看到土体黄棕色背景上有很多近于垂直向下的白色网纹。这是还原性地表水沿土体裂隙向下渗透，将土壤中铁、锰氧化物还原漂洗的结果，使红土出现局部高岭化白色网纹。这也佐证了墙体堆土疏松多孔，没有进行夯筑处理。”
确实，从四面城墙解剖来看，未见基本略呈水平状层面或厚薄相对较为一致的夯筑层次及痕迹，良渚之时已有了夯具，为何建造城垣时却不用夯筑而是采用堆筑呢？这不令人费解吗？在多雨潮湿的江南水乡，既然未曾采用夯筑，外壁也大多无用石砌筑护墙，也就难以筑起高达8~10米以上且外侧壁面又陡的城垣。
古城规制与布局问题多多
考古发掘表明，我国史前古城的城垣大多为夯筑而成，并都有城门，墙基宽度也多未超过20米，人工开采石块来铺垫基础和“夹河筑城”方式更是从未见到。至于城址面积，除山西陶寺中期总面积约280万平方米和湖北天门市石家河古城约100万平方米之外，其余都在20万平方米以下。陶寺中期古城总面积(注意：这是指总面积，并非指以四周城垣为标志的古城面积)虽达280万平方米，但距今年代比良渚古城要晚数百年，大致已进入夏代纪年范围。同属长江流域多雨潮湿地带的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城垣，不仅全为夯筑，而且都有城壕(护城河)和城门(陆门)之设，其中有的城还设置了水门，有的城内有分区布局、房址和道路及供、排水系统。而与浙江毗邻的江苏、上海、皖南、江西和福建，迄今尚无发现史前古城，即使在其后的商代，也只在江苏江阴佘城(面积约1.8万平方米)、江西樟树吴城和浙江余杭潘板小古城发现有古城，但面积很小，也未见传承关系。此外，尽管瑶山、姚家墩和凤凰山脚等良渚遗址也有用石砌石坎或铺底，但都属天然砾石或鹅卵石，并非棱角分明的人工开采石块。
为了节省劳动力和缩小工程量，古人往往会根据地形地貌中的山头、土墩高地或河流水道来作为自然屏障，因地制宜地将城墙建在山头(脊)之上或水道(用作“护城河”)之畔。可是，良渚古城的东北角城墙环绕雉山于城内，西南角城墙则是沿着凤山脚下经过，将凤山拦出城外，这就有悖于常规，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雉山拥入于城内东北角，虽耗费劳力，但还勉强说得过去；而凤山的规模则远比雉山高大，良渚古城依其山脚下筑墙而过，既耗费了大量的筑城工程，更重要的则是极不利于防守，敌方可于此观察城内动静，便于居高临下攻入城中。因而如果今天的古城之说成立，那么它就失去了实质性的军事防守功能。
再者，良渚“城墙内外均有壕沟水系，城外北面、东面水域面积较宽，应是沿自然水域的边缘修筑”。选择在低洼的湖沼之地或水滨建城垣，本来就大成问题，不知有何“精心设计”可言？这已明显违背了先民择高而居的最佳选择，何况这里又是频发洪水灾害地带。特别是良渚城垣内外都有壕沟，为其他古城未见，而外壕沟又很浅，也未能环绕城墙四周，何以能起到防卫功能？城垣内侧也挖壕沟，反而会给自己设置障碍，这样的“古城”规制合理吗？
城门，是构成古城的二大关键要件之一(另一要件是城垣)，可良渚古城至今仍未发现陆门，便被专家过早地下了结论，判定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史前古城，实在有失谨慎。即使最近北城墙发现的确是“水门”，但在没有发现陆门状况下，平时城中居民全靠船只由水门进出符合常理吗？须知道倘若发生战争，也只是在短期内，而城内居民进出则长期要全靠水门方便吗？况且城中诸如普通居民的房屋居址、墓地、道路、水系、宗教场所、手工业作坊等遗址及分区布局都尚未发现，便急下定论，是否合适？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是先秦古籍记载关于早期国家大事的总结。良渚文化之时原始宗教十分盛行，以祭天礼地为主的祭坛常有发现，可在良渚古城内至今未发现过祭坛，反而在古城东北约3公里的安溪瑶山和古城西北方向约1.5公里的瓶窑汇观山，分别发现比此城年代较早的高等级的祭坛和贵族墓地，这些“违规”现象都很使人纳闷费解。再者，假如它确实是古城，那为何地面上全无与城墙大致对应的踪迹可寻？城内除莫角山、反山墓地(年代较早)之外，为何也不见大面积的大土墩、台地、断崖或相对有序的供排水系统？尽管这可解释是遭到后人破坏或尚待揭示，可城内至今大多是地势低洼的水稻田和池塘，总令我疑窦丛生。
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寻，城市兴衰则传承有序。除重大自然灾害和毁灭性战争等突发事件可摧毁城市之外，古代城市的兴衰往往有个渐变的历程。假如良渚古城果真为都城，废弃之后仍应有个逐渐衰落的过程，可在这一区域，我们既罕见钱漾山(或称广富林)类型遗存，马桥文化遗址或遗物也很少见。即使瓶窑镇西约8公里处的径山镇潘板小古城，确有马桥文化之时(商代)的古城，但其规模太小，也无法探寻到它与良渚古城的传承关系。所以，我以为“良渚古城”的结论尚难令人信服。
关于“良渚古城”的性质
王宁远先生曾正确地指出，城“墙内外侧与现在土筑的苕溪大堤的坡度类似，可轻易走上顶部。因此，仅凭墙体本身形态，要起到完全阻挡外敌侵入的可能性很小。”为此，王氏便主张其“兼有居住功能。”其实，附近山麓、土墩、高地众多，先民何必筑此宽大土垣来兼作居址呢？这不是在大量耗费劳力吗？
那么，“良渚古城”的性质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应该清楚，良渚古城城墙所在的位置是属地势低洼的湖沼地带，这里常有洪水发生应是事实。1992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在莫角山遗址上的省文联长命印刷厂厂区发现有一片9~13层沙土与泥土相间构成，总厚度约为50厘米的大型礼仪建筑基址，同时，还发现有集束状夯具痕迹，表明良渚文化之时已有了夯具及其夯筑技术。尤应引起重视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地农民曾在大观山果园(即莫角山)的乌龟山北侧，发现有大片黄沙，农民因之在此挖沙作为建筑材料销售；又据说在原104国道北边约50米的八角亭施工点地下，还发现过至迟为明代的木板船残骸，反映出“良渚古城”及东笤溪地带，历史地理变迁很大，地层堆积十分复杂。
明白了其时良渚古城地处沼泽且附近常有洪水发生的事实，并结合古城有的城基块石用抛填而非砌筑，且城基铺石面内外侧两端(即“墙角”)明显向外(也有的向内)倾斜，坡度约30度左右；城墙既不见夯筑(说明不会太高)，而且又特别宽(约40~60米，局部宽达百米)，加上城墙内外有壕沟，北城墙中段(北TG2)墙基见有数层石砌护坡、壕沟浅且有木桩，以及与大遮山群峰相对平行的西城垣特别宽大(达60多米宽)等迹象分析，大多符合水坝特征。尤其是城墙底部铺垫石块的方式，正与性质属防洪堤坝的“圹山土垣”基本相同，因此，我认为所谓“良渚古城”的城垣，应是防洪挡水的堤坝可能性最大。
“古城”年代探索
“良渚古城”的城垣年代有的说是距今5000年，也有人认为是距今4800年左右，王宁远则主张为“良渚晚期”，并“推论城墙当时兼有居住功能，为江南水网平原地区一种特殊形态的原始城市”。其实，择高(山丘、土墩、高台)而居，是南方史前先民选址的普遍法则，如果良渚先民在沼泽地上兴筑如此宽大的城垣，是为了在其上兼作居址，何以能说是“最为经济和明智的选择”呢？既然承认其城墙人“可轻易走上顶部”，“要起到完全阻挡外敌侵入的可能性很小”，那么这还能称作“城”吗？
主张古城年代为良渚文化之时的证据是墙基内外侧边缘壕沟中，叠压有良渚文化晚期堆积，然城垣中并无良渚包含物发现。其实，倘若说是东苕溪洪水冲积，或是后人翻动早期遗址之土来堆积于此(即次生堆积)，也不可完全排除，因为如是原生堆积则常会有居址、灰坑、墓葬等平面遗迹发现，而该堆积中则仅发现有少量的残破陶器及陶片，并未见平面遗迹。上海福泉山和福州罗汉山遗址出现的早、晚期文化层堆积颠倒现象，值得借鉴。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在东苕溪转弯处的黄泥(古城西北角)和靠近东城墙南段的钟家村，曾是民国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现良渚玉器最多的地方，东城墙北段的马金口曾发现过大方木构件，南城墙西段的野猫山和靠近凤山西的洪家山与张家山都发现有良渚遗址，这些遗址的位置正好处于城垣之地或内外附近，明显有悖于常理。又据张立、刘树人先生的遥感地学分析，这里至少就分布有三座近方形的古城。上述这些复杂的相关史迹，难道不应先辨明后再下结论吗？
联系到位于古城西北约2~3公里，1987年发现的西起瓶窑毛元岭，“经河中、西中、金村，至东端罗村，东西直线走向，全长近5公里，宽20~50米左右，高2~7米”，北距天目山余脉的山脚100~200米的塘山土垣，经试掘解剖后，王明达、方向明等考古学家认为塘山土垣的“主要功能是防洪堤”，应是完全正确的。从“塘山”地名中的“塘”，当地古代即为“堤坝”的称谓，也可得到印证。
然而，塘山土垣的兴筑年代，是否为良渚之时？我尚有疑问。因为塘山土垣有些地段有宽大的土墩或山丘，在长庆湖南面则有“双坝”(两条平行的土垣)，并非完全规整统一，当年兴筑此土垣时有可能是因地制宜，利用原来的若干土墩高地(本来就可能含有良渚墓葬、遗址、治玉作坊或战国墓等遗址)，加以堆筑连接成一条长长的土垣，以防止天目山余脉的洪水泛滥(可拦水蓄洪，也可能是古代东苕溪的北堤岸)，不可能是为了保护其东南部的良渚遗址群而特地筑此土垣。塘山两侧的池塘以及西北隅未发现良渚遗址，殆即与当时取土有关。圹山土垣之所以发现良渚墓葬和制玉作坊及战国墓，则表明该地原来就是良渚作坊遗址或墓葬所在，不然为什么良渚墓葬和制玉作坊会设在防洪堤坝之中呢？也不可能设在城墙之上，尽管也可解释彼此年代略有早晚之分，但在防洪堤坝上作制玉作坊或作墓葬，总不是合理的解释。更何况土垣应是短期内的连续堆筑而成，发现有良渚墓葬或作坊之地，何以还能划出地层和找到坑壁呢？至于土垣中发现的战国墓，因其墓坑口是开在“表土层下”，地层划分又很复杂难辨，也就难以作为判断圹山土垣堆筑年代的依据。
我们发现瓶窑镇周围多有汉代墓葬及遗物，安溪瑶山本来的地名就叫“窑山”，曾发现过烧制青瓷的东汉窑址，在“良渚古城”内的反山良渚显贵者墓地之上(1986年，反山东汉墓中曾发现有一件越窑青瓷扁壶精品)，以及大观山果园(即莫角山)等地，也正是汉代墓地(1987年还发现过汉代大墓)所在，这些事实可透露出这里当时村落较多，人丁兴旺的历史信息。值得重视的是，良渚“古城”北墙TG1和TG2第3层，以及葡萄畈段城墙壕沟淤积层上，都发现有汉代陶片。联系到与之相去不远的瓶窑彭公，2000年前后曾被考古部门误判为“彭公大墓”之事，发掘后才知道是汉代的水坝(曾出土汉代的锸)等案例；并结合《水经注·渐江水》所载，“浙江又东迳余杭故县南新县北，秦始皇南游途出是地因立为县，王莽之进睦也。汉末陈浑移筑南城，县后溪南大圹即浑立以防水也”。据吴维棠先生考证，文中“县后溪南大圹”，就是西险大塘的西端一段。“西险大塘始筑于东汉末，从考古和地层方面考察，改道也在东汉。”既然东汉时的县令陈浑曾主持了“西险大塘”的治理工程，圹山土垣也就有可能是其堤坝(岸)遗址，因此我主张塘山土垣堤坝(即西险大塘的前身)兴筑的时代上限可能在汉代。在余杭仓前土桥湾和瓶窑、北湖、安溪等地的东苕溪中常有汉代铁工具和农具、兵器、炊器及陶器出土，可为此佐证。
如果上述判断无误的话，那么，圹山土垣的宽度及其修筑方法，与“良渚城垣”基本相同，尤其是塘山土垣底部也“全部是块石铺垫”(据说是用鹅卵石；近期的钻探得知，此土垣曾向安溪一带延伸，底部也有与良渚古城基相同的石块铺垫)，正与所谓的良渚古城“城垣”以块石铺垫基础相同，加上彭公汉代水坝(拦住洪水，使之流向今德清县境内)的发现和东汉末陈浑的治水工程，结合我上述所揭示的疑问来全面剖析，我认为所谓“良渚城垣”并非围合成一圈，它的性质应是防洪堤坝，而修筑年代的上限可能在汉代。
此说即使不中，那么，据发掘简报可知，城壕堆积发现的陶器大多属于良渚文化晚期，并可分为早、晚两个发展阶段(其中的晚段已见有钱山漾文化类型的陶器)，这就可以说明所谓良渚文化“古城”，也不应排除它是彼此并不相连接(或年代稍有早晚之分)的若干良渚文化晚期的大遗址或若干座古城的可能。
综上所述，我主张“良渚古城”的性质与年代有可能是汉代修筑用于防洪挡水的堤坝，当然也不排除它是彼此年代有早晚之分的若干良渚文化晚期遗址或古城的可能。建议今后多进行解剖发掘，以揭示其庐山真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