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哈斯 建筑师的建筑师
本刊记者 刘子超 王大骐 发自深圳
库哈斯创办的 OMA就像一个庞大建筑师家族的“祖母”。
清点其历代员工的名单，可以找到以下名字：
Zaha Hadid MVRDV FOA NOX Gigon & Guyer ……
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重磅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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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介意我吃点东西吧？”刚坐下不久，一身普拉达的库哈斯问道。
“当然，请随意。”
他起身，去餐厅转了一圈，空手回来了。
“他们说午饭还没开始，”高大、有些驼背的库哈斯耸着肩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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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岁，库哈斯是贪婪的，每到一处就像黑洞般吸食周围的一切营养。
艺术家欧宁这样描述库哈斯在欧洲、美国、亚洲的工作：“在三个地点之间，是一张庞大的国际私人关系网。他们像机场航班图一般相互链结，而一旦库哈斯瞄准了一个新的地点，那个地方很快就会像建设起一个机场一般建立起一个网路，在各个节点上是不同肤色、年龄、性别、信仰的学生、教授、艺术家、策展人、设计师、记者、官员、政客、哲学家……他们源源不断地为不知餍足的库哈斯提供资讯，并迎接他的资讯轰炸和播种传教。”
两小时之后库哈斯将与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阶层进行一场长达8小时、名为“中国思想：深圳马拉松”的对话。他想知道，这个复杂的国家在想什么。
被问及对一个议题30分钟或45分钟的讨论是否太过表面化时，库哈斯说：“根据我的经验，有时候表面的东西也可以非常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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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开始前，库哈斯首先承认自己的无知，然后像小学生似的开始发问：
中国的学者为何如此关注历史？
5年前中国还处于对城市的迷恋状态，现在为何提出了新农村运动？
从这次中国思想者们提供的背景材料看，没人提到“经济危机”，“危机”这个词似乎在中国语境里缺位。
公共知识分子在欧洲已经被边缘化了，为何在中国却不断扩张？
“人文主义”在西方经常被怀疑，是个很老的哲学理念，为何在中国却被无数次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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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小时里，他时而按着黑色的即时翻译耳机，试图听清对方说的每一个字，时而又把手放在嘴前作焦虑的咬手指状。他背微屈，眼神不离被访者，像悬崖上的鹰，注视着沙漠中的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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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为建筑师之前，库哈斯在荷兰的《海牙邮报》任文化专栏记者。5年的记者经验，使他日后能用一种超越美学观点的眼光看待建筑问题。
年轻的库哈斯精力充沛、胸怀远大，有着荷兰人玩世不恭的气质。由于工作原因，他有机会接触到当时的一些著名人物。
在采访意大利导演费里尼时，费里尼拒绝配合，库哈斯只好转向外围采访。在最后的文章中，库哈斯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位天才导演“被一帮笨蛋和小人所包围。而这些人却能够奇怪地对费里尼的电影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
在介绍建筑大师柯布西耶时，他用了这样的标题：《建筑/生活机器：勒·柯布西耶挣了5000荷兰盾》。而在文中，他这样描绘柯布西耶：“76岁，外表看上去枯燥易怒，一张只有下嘴唇会动的脸，一对淡蓝色的眼睛，给人留下颇为痛苦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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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发生在1968年的学生运动，库哈斯也许不会从记者转变为建筑师。他先到伦敦学习建筑，然后又到纽约研究新世界。据说库哈斯在纽约学习建筑时，导师彼得·艾森曼抓住他的外套说，“你知道你为什么来这儿吗，库哈斯？”
“不知道。”库哈斯答道。
“你是作为哥特式的野蛮元素来这儿的。”
在美国学习期间，库哈斯开始对大都会的城市现象着迷，于是他写作了都市研究的经典之作：《癫狂的纽约》，扬名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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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岁，库哈斯由理论转向实践，回欧洲成立了大都会建筑事务所(简称OMA)。
他的日本建筑师朋友伊东丰雄说，库哈斯生产方案的速度如同投球机自动发球，而这与OMA的高效运作是分不开的。
OMA就像库哈斯手下的军团，在一间简陋、苍白的工作室里，以不可思议的特性运作着：流动性(库哈斯几乎是惟一的固定成员)、剧变性(任何事情都可能在最后一秒发生突变)、全球化(建筑师和学生来自各国)；疲于奔命(平均每日工作16小时)。
很多人不堪忍受，纷纷离去，其中包括库哈斯的妻子、《癫狂的纽约》诡异插画的作者、他最早的事务所合伙人玛德隆·弗里森多普。
然而，OMA就像一个庞大建筑师家族的“祖母”(“祖母”是OMA在荷兰语中的原义)，库哈斯，就是《纽约时报》评论中说的“建筑师的建筑师”。
清点OMA历代员工名单，可以找到以下名字：Zaha Hadid、MVRDV、FOA、NOX、Gigon & Guyer……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重磅人物。
库哈斯对中国一直抱有好感——这或许与1968年的经验有关。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库哈斯就曾完成研究珠三角发展的理论著作《大跃进》。2002年则是他第一次进入中国建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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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哈斯一共在中国参加了4项招标——CCTV新楼、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西单图书大厦新楼和广州歌剧院，两胜两负(广州歌剧院方案输给了原OMA成员扎哈·哈迪德，国家博物馆因“浇筑”技术过于前卫未被通过)，不过，50%的中标率在建筑界已经相当罕见。
在CCTV新楼的合同签署仪式上，库哈斯致辞结束时用蹩脚的中文引用了“大跃进”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他吸引了无数黑压压的长枪短炮，也举起自己的小相机反拍。他被中国注视，同时也要注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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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说，库哈斯大多数情况下处于被曲解、误读的状态，没有多少人能懂得他到底在想什么。
据说，库哈斯在北京街头曾发现一些不锈钢材料制成的抽象雕塑，有人告诉他那些雕塑是一些农民办的乡镇企业批量生产的。库哈斯却大感兴趣，说想见见农民企业家，并且搞一批那样的雕塑放在中央电视台新址。
据说，在日本的一次国际跨学科研讨会上，一位老科学家正在谈论他欣赏的“艺术”，库哈斯听得怒火中烧，站起来，痛贬老者和他的艺术，在场者一片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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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流逝，库哈斯对面沙发上被访者走马灯似的轮换。他们来自中国的各个领域：城市规划、新闻摄影、政界、民间团体、艺术、建筑、文艺、女权主义、社会评论、企业……
中间有5分钟休息。库哈斯站起来，喝了口水，环视圆形会场。一度，他像站在圣坛上，目光犀利、高大憔悴。
(本文参考了刘松茯、孙巍巍《雷姆·库哈斯》、王寅军《库哈斯：只手遮天》、朱亦民《六七十年代的库哈斯》等作，特此致谢)
我并不认为中国人不喜欢“大裤衩”
——对话库哈斯
我试图用CCTV大楼重新构建摩天大楼的意义。我试图在大楼里构建各个部门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也想在那个区域创造出一个公共空间，让其他人可以使用
我依然是个“记者”
人物周刊：你在印尼雅加达度过了4年时光，从8岁到12岁，还能回忆起那段日子吗？
库哈斯：我1944年出生，那时候荷兰还是一片废墟，花了很长时间重建。在那样的环境中成长后，我又到了另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国家。那时印尼刚刚独立，还处于后殖民主义时期，我父亲是位左翼人士，支持当时的印尼政府(历史上，荷兰曾3度意图占领印尼，甚至在印尼独立之后)。一方面这(定居)带有政治意味，另一方面则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了热带地区。因此那段时光充满了随意性、无组织性和即兴。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住在农村和城市贫穷角落的人民，相比西方生机勃勃但却分离的正统生活，那里对我来说更自然、愉快以及无意识。
人物周刊：那些经历某种程度上也让你日后对亚洲充满兴趣？
库哈斯：是的，那肯定引发了我一生对亚洲自始至终的关注。
人物周刊：你称自己为“1968一代”，那个年代对你有何影响？
库哈斯：这种影响是充满活力的。首先这一代人一直都是社会的主流，我们为此发明了一个新词“婴儿潮”一代。你有纸吗？(在一张纸上画了起来)如果一条蛇吃了很大的物体，那会给它充分的营养，所以我们这代人一直都是社会的主流，总是为社会定调。20岁，我们很激进；40岁，我们得意洋洋地抽着雪茄。这种经历使我们自我欣赏、无比虚荣，因为我们认为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总是最重要的事件。我们中的一部分人慢慢变得物质化，只有一小部分还守护着精神。我对我们这一代人充满批判意识，有着复杂、混合的情感。
人物周刊：也就在1968年，你进入了伦敦的建筑学院学习。为何选择建筑作为自己的表达方式，而不是之前从事的记者，或像你父亲一样拍电影？
库哈斯：我父亲是个写作者，我现在依然会写很多。从我调研和思考问题的方法来说，我依然是个“记者”，忠实地记录证据、事实对我来说依然重要。记者必备的好奇心对我也必不可少。
重新构建摩天大楼的意义
人物周刊：你说过，政治对建筑的影响力已开始逐步消退，可在中国并不是这样。那么在设计CCTV大楼项目时，你是否会考虑政治因素？
库哈斯：当然，我对中国感兴趣，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这里的政治层面依然是一切事务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你也明白，这是中国的问题所在，也有其复杂之处。我当然会考虑到政治。你知道，我们因为参与CCTV的竞标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因此我选择了一种方式，在作品中展现我对中国的支持之外，也希望推动中国某些方面的现代化。
人物周刊：设计建筑前，你是否需要理解当地的文化传统？
库哈斯：我想理解这个国家本身比理解它的文化传统更为重要，它们是一体的。尤其在中国，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历史弥漫在表面。中国人是惟一几乎习惯性地提起古老王朝、过往历史，并以之作为今日参考的民族。这与西方有很大不同。你知道接下来要进行的马拉松对话吗？参与对话的人大都在50岁以下，但那30个人几乎每个都谈到过或写过历史，这让我很惊讶，欧洲人不会这么做。从这一点上来说，如果你不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你的工作将很难进行。
人物周刊：你是否认为中国人总是迷恋过去而很少展望未来？
库哈斯：这两者是同时进行的。历史就像一个圆环，CCTV大楼也是一个环形的结构，这是有中国特征的。
人物周刊：当你赢得CCTV大楼的竞标时，评论家说，这是“大”战胜了“高”。你是否认为这栋建筑在某种意义上重新定义了摩天大楼？
库哈斯：我在《癫狂的纽约》一书中就曾试图阐明摩天大楼的意义。1978年我出版这本书之后，意识到80年代和90年代摩天大楼的社会意义已完全去除，只剩下“高”的概念。因此我试图用CCTV大楼重新构建摩天大楼的意义。我试图在大楼里构建各个部门之间的紧密联系。对媒体来说连接商业部门、创意部门和技术部门是十分重要的。同时，我也想在那个区域创造出一个公共空间，让其他人可以使用。
人物周刊：有些人认为你设计的大楼因为具有强烈的实验色彩和未来主义风格，会破坏周边环境的和谐。
库哈斯：如果你现在再看，根据我的观察，因为这栋大楼稍微倾斜及其中的细节设置和高度，它与胡同，与周边的一切都很合得来，因为它自身是合理的。
人物周刊：但你如何向普通北京市民解释这栋建筑？他们给它取名“大裤衩”。
库哈斯：我知道这个名字，可我并不认为中国人不喜欢这栋建筑。(人物周刊：但每次经过我们都感觉到自己的审美被挑战，甚至感到不适。)这是有意为之的。如果你现在再看这栋建筑，它并不大，也并不吓人、让人感到意外。它有挑战性，但并不令人畏惧。
人物周刊：你认为这栋建筑会逐渐与周边的环境融合在一起？
库哈斯：不，它会变得亲切，逐渐浮现出柔软的部分。因为它的构造是即兴的、抽象的，同时又很细致和独特。它与这个城市哪怕最普通的地方也很合拍，例如胡同。
超越建筑学的范畴
人物周刊：在你的书《大跃进》中，你选择了珠江三角洲作为研究对象，为什么？
库哈斯：有证据表明，在某个时期这一地区很短时间内的城市化进程是其他任何地方无法比拟的。因此我不再研究建筑应该成为什么样子，或者它的迷人魅力在何处，转而研究这个国家这个地区的发展速度、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这几乎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我们试图搞清楚中国的建筑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它将如何产生影响、范围有多大。答案是混合的，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规划良好的城市深圳，一方面也看到了广州这样的城市。我一开始只是像拍纪录片一样做，接着开始推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例如深圳和香港如何更好地结合以产生更大的能量。这些将决定中国的未来。
人物周刊：珠江三角洲也有城市，如珠海，曾经有过蓬勃的发展，最终却停滞了。这种情况在中国并不少见，我们有时候从不思考，一味地盖高楼大厦。你怎么看城市化过快带来的过热效应，如何让城市可持续地发展，避免迪拜那样的悲剧？
库哈斯：不思考就大干快上并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在其他很多地方同样存在。我认为中国正开始认真对待这件事，也许有点迟了，但令城市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可我们又认为如果城市不以现有的规模扩大，这种可持续发展将不会存在。其实这在某些方面让人兴奋，因为一个世纪以来，建筑学终于有了它的新使命。
人物周刊：有人说，你是第一个有系统地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建筑融为一炉的建筑师。你是把它当作一项社会实验，还是想通过建筑令人们反思自己的生活？
库哈斯：解释建筑学本身能做什么是十分困难的工作，因为建筑学只扮演很有限的角色，它的决定性因素是客户的要求和目标是什么。为此我们在第一家事务所旁边开设了第二家事务所，为的就是换一个建筑学思考的角度，同时考虑到其他不同的因素。我们现在是10人组的团队，正设想欧盟2030年会成为什么样。这跟建筑不沾边，只跟政治有关，因为我们要理解欧盟未来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想做的事超越建筑学的范畴，你也可以说我们总试图达到建筑学的极限，可最后我们认为这个极限也十分有限，因此我们决定独立发展。
找到城市的新特征
人物周刊：你提到过“广谱城市”这个概念，即城市变得毫无特征，这种趋势是你所希望的，还是想要避免却不可能避免的？
库哈斯：我很高兴你在访谈的开始谈到了新闻学。“广谱城市”是一个观察。作为一名建筑师，我研究了美国、新加坡、中国和非洲的城市建筑。我一个个地研究它们，某一刻我意识到也许我不应该把它们分开来写，而是应该分析当代城市的共同特征是什么。因此“广谱城市”相当于一个提炼。是什么连接了香港、深圳，以及所有其他当代城市？它们在自己传统的基础上改变了什么？我们都对传统城市有很深刻的印象，但我们不知道新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因此这是一次描绘新城市的尝试。
人物周刊：你是否认为我们应当保留传统城市的某些特征？
库哈斯：过往也许有10%的人住在城市里，另外90%住在城市外，但现在情况已经彻底改变，未来也许80%的人口都住在城市里。我们以往设想中心在这里，广场在那边，然后还有些延伸的地方，但现在我们有不止一个中心。我试图做的正是超越对旧有模型的眷恋，找到城市的新特征。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保护文化遗产和旧城改造是怎样的关系？
库哈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已成为现代化的一部分。现代化改变了一切，当一切都被改变的时候，不管保护还是改造都是现代化的一部分，只是你需要决定哪些是需要改造的，哪些是有保留价值的。现在我对文化遗产有了更大的兴趣，因为它们曾经起到过重要作用，而且对现在的建筑有着深远的影响。
人物周刊：AMO团队用3年时间研究“购物”，并在最后的报告中总结道：“全球化带来的压力会使人们产生饥饿感，建筑正用来填饱这种饥饿感，购物也可用来填饱这种饥饿感，它可能是最后仅存的公共活动方式。”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库哈斯：和媒体人一样，我对周围的一切极感兴趣，同时却又对一切充满了批判意识。我们的野心从某个方面来说是真实地记录目前发生的一切，另一方面则是对此作出判断。现在人们经常先入为主地看待一个事情，并说它是不好的。我们不这样做，这会干扰对事件本身的探讨。我们先研究，然后才下判断，或者我们以其他方式呈现我们的判断。我们不说这是好的、这是坏的，一切自然会有它的回应。(人物周刊：但你从不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通常用建筑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我并不认为自己要扮演神父的角色，我讨厌告诉人们怎么做。所以不提供解答才能激发建筑师的创造力。
人物周刊：机场和酒店是你最常去的地方，有一年甚至有305天在酒店里度过，有没有厌倦过这样的生活，想要定居下来？
库哈斯：这种生活依然让我愉悦。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已经定居了。我在意大利的海边有一栋小小的私人别墅，一个隐避之所。
人物周刊：大部分人对未来充满疑虑，你好像对未来很乐观？
库哈斯：乐观只是我个人的选择。
人物周刊：你工作的动力是什么？
库哈斯：认知周围世界的强烈兴趣，就那么简单。
人物周刊：你现在的目标是什么？你提到过想利用自己“在未建/不建方面的专门知识，改进和再造我们的行业”。
库哈斯：其中一个目标肯定是为建筑学争取更广泛的影响力，让它不再是一个工具或赚钱的途径，而是成为思考的方式。我有很多目标，很难一一说明。我想成为一个称职的欧洲人，我想当一个好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