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批评性的建设者
在自己事业的巅峰时刻，他从美国回到中国。从“美国梦”到“中国梦”，饶毅的轨迹不仅仅是一次个人选择，也代表了一股历史的潮流，甚至反射出一种世界格局的变动。他的回归为中国科学界带来一股新风。
他不想成为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剧变的旁观者，所以要在事业活跃时期回国，对中国有所贡献。
对于这位享有国际声誉的神经科学家，公众更熟悉的不是他研究的领域，而是他大胆、犀利的言论
本刊记者/蔡如鹏
2007年是饶毅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这一年，他在海外工作生活了22年后，回到了祖国。
回国即出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的饶毅，被认为是新时期归国潮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舆论将他的回国与上世纪50年代钱学森、郭永怀的回国相提并论，因为他们都是在海外成名后，壮年归国效力的科学家。
然而，对于这位享有国际声誉的神经生物学家，公众更熟悉的不是他研究的领域，而是他大胆、犀利的言论。2004年，在饶毅回国之前，他就在英国《自然》杂志上撰文，对中国政府的中长期科技规划表示关心，并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自己的批评和建议。回国后，他的批评仍没有停止。2008年他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靠什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对饱受诟病的中国高教体制开出药方，认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依照国际标准，而不是国内标准”。
47岁的饶毅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批评性的建设者”。他说，“除了做好本职，‘智识分子’对其他问题也要有自己的看法。看到问题，就要说出来。如果不敢说，那还怎么做？”
选择回国
饶毅1962年生于江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78年参加高考时，他立志要成为一名“对人类有用的科学家”。本希望能去中国科技大学攻读物理和数学的他，却上了江西医学院。
五年后，饶毅考取上海第一医学院的研究生。在上海，他接触到更活跃的学术氛围，并最终把自己的兴趣点锁定在当时的新兴学科分子神经生物学上。
1985年，研究生尚未毕业的饶毅，成为改革开放后早期的自费留学生，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攻读博士学位。其后，他在哈佛大学继续进行博士后研究。
1994年，饶毅得到了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聘书，开始领导自己的实验室。2004年，他到美国西北大学做教授，并兼该校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两年后，成为讲席教授。
选择回国，饶毅身边的很多人都表示不解，但他的理由很简单。“首先，回国实现了个人的归属感，与自己内心认同的国度和人民共度酸甜苦辣的生活，我也希望自己的后代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其次，回国参与中国的发展，将自己的工作融入祖国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使人生有高于个人的意义，和祖国共命运。”
饶毅说，他不想成为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剧变的旁观者。“不准备退休后回国，而要在事业活跃时期，对中国有所贡献。”
2007年回国时，有人曾预言他是“飞蛾扑火”，前途不容乐观。
时隔两年，他说，“那个时候我不这样想，现在也不这样想。你让我重新再做一次选择，我还是会这样。”饶毅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因为这两年一帆风顺，而是他坚信，“中国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我们可以一起努力，一步步地往更好的方向走”。
作为科学家，饶毅并不担心“回国后，科研会走下坡路”。“我敢回来，其中因为我已经在国内开展工作，可以判断自己还没有走下坡路，而是自回国后科研会比国外做得更好。我有这个信心。”他说，在国内，虽然国际学术交流少一点，但可以静下来，想深一点，做一些深刻的、重要的研究。
坚持理念
饶毅似乎并不满足于只做一个泡在实验室和文献中的科学家。在回国前的十几年，他就经常“和朋友一起用部分时间在中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事情即使很小，也希望起到良性的作用”。
同时，饶毅对中国的科研体制不断发表看法。其中包括他和中国科学家鲁白、邹承鲁合作，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中国之声”增刊上的那篇文章《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
饶毅在文中批评行政机关对科技经费的控制不当，建议设立一个总理科技办公室取代科技部。解决国家缺乏科技政策协调机构，而只有经费分配机构的问题。他还呼吁让国内科学家获得更多的自主，而不是被官员牵着走。
他知道这可能会得罪一些人，“但如果说的话都要跟自己的利益挂钩，那就无法说话了”。
回国后，饶毅开始将自己的理念付诸实施。他在北大生命科学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希望通过长期的努力建设国际一流的生命科学学院。
他首先对本科生的课程设置做了改变，增加了一些新课程，改变讲课方式，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增加交叉学科教育。他自己也参与其中，参与给本科生上课。
“生物学很容易教成描述性的东西。实际上，它最有趣的、最重要的是思想的提出和证明，是新的科学发现是怎么产生的。因此，我和龙漫远安排了一堂课——“生物学思想与概念”，选取了十几个重要的生物学概念，介绍其来龙去脉，关键的实验是什么，思想是怎么提出来的。”
他和王晓东、施一公发起北大、清华、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两校一所联合研究生培养计划，强强联合，并以此推动建立中国新的研究生培养方案，改变国内原有将研究生视为劳工的习俗，而提高他们的地位，为学生利益着想、将优秀研究生作为未来科学家培养。
对于回国后可能遇到的困难，他也做好了准备，“令人不快的事情肯定会有”，“时下遇到很多问题，我们需要坚持原则。不能因为一时的利益，不能因为个人的偏见，不能因为其他的压力，就见风使舵。”饶毅说。
“智识分子”
不时提批评意见的饶毅，更愿意把自己看作一个“智识分子”。
在他看来，除了有专业的创见外，“智识分子”对其他问题也要有自己的见解，并且能够通过自己言论，“营造一种舆论，让其他人更好地去做”。这些见解不是即兴演讲，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为了改善中国的科学文化气氛，和学术环境。“只做不说可以是好事。但是如果视而不见，或者不敢推动文化的改变，也许是坏事。”
2008年10月5日，饶毅在博客上发表文章《美妙的生物荧光分子与好奇的生物化学家》，详细介绍了钱永健、下村修等人的工作，文章写得深入浅出，堪称科普杰作。3天后，200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公布，获奖者正是钱永健、下村修。
2009年3位美国科学家因在端粒和端粒酶如何保护染色体方面的发现而获奖，再次与饶毅2002年撰写的《二十一项值得获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工作及科学家》相吻合。至此，他所列的21个项目中已有10项获得诺贝尔奖，如此高的准确率让人们惊叹不已。
对此，饶毅解释说他并不是“能掐会算”，“当你对科学很感兴趣、有一定深度的了解，就不难理解我为什么开出这个名单”。
饶毅所说的“智识分子”并不局限于科研领域，在各个领域，都可以有“智力型领袖”。他本人就对历史很有心得。
“常有人误以为领袖就是有行政权力，可以发号施令、掌握资源和分配利益的人。有人甚至认为科学家、学者都是为行政长官服务、听令于行政长官。其实，中外历史上，从来不乏学者作为真正领袖的例子，在科学、技术、人文、社会都有。有时可以说，相当多的行政长官不过是前辈思想家的追随者或当代学者思想的实践者。”
在饶毅看来，光有知识是不足以称为“智识分子”的，“智识分子”需要经常享受智力生活、智力刺激，没有就会觉得“智力饥饿”。
他说，他大量增加学术报告和科学文化讲座，推动文化和环境的变化，就是希望培养未来的“智力领袖”，让他们在国际舞台上具有竞争力。 ★
人物简介：
饶毅，博士，1962年出生，江西人，著名生物学家，北京大学终生讲席教授、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曾任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西北大学神经内科学Elsa Swanson讲席教授、Feinberg临床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主任。
饶毅2007年从美国全职回国，是新时期归国潮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言论：
“很多海外华人批评中国的问题，有些非常中肯。但是，与其在国外批评、抱怨，不如在国内批评、在国内扎扎实实做工作。在国外批评勇气不需要很多，而且起的作用不大。在国内，目前还没有人能像梁漱溟、马寅初那样有脊梁。在国外不是不能为中国做事，但不如在国内做得多。”——饶毅
袁隆平：到了100岁，我还是想在田里
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远比中国经济的世纪奇迹现实和迫切。虽然年已八旬，仍旧保持着对稻田的热爱，致力研发更高产的水稻品种。潜心科研，甘于寂寞，又不缺席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堪为中国当代科学家的标尺。
美国科学院院长：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杰出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几千万人的吃饭问题
文/周潇枭
袁隆平培育的水稻，被西方人称为“东方魔稻”，被看作是解决世界性饥饿问题的法宝，甚至有人把杂交稻当作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袁隆平的研究成果又被誉为“第二次绿色革命”。
世界农业经济学家唐·帕尔伯格，在《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一书中写到，“袁隆平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增产的粮食实质上降低了人口增长率。他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他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丰衣足食的世界。”
中国农民则说，吃饭靠“两平”，一靠邓小平(责任制)，二靠袁隆平(杂交稻)。
杂交水稻之父
中国不断增长的人口，与有限的耕地和粮食产量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历经1960年代的自然灾害，粮食的重要性愈发引人注目。
1950年，中国水稻的平均亩产只有141公斤，1998年达到450公斤，增长了3.2倍。袁隆平及其助手培育出来的杂交水稻从1976年到1998年累计使粮食增产3.5亿吨；按人均口粮每年450公斤计算，每年解决500多万人的吃饭问题。这些成绩都来之不易。
上个世纪60年代，当时的经典教材断定，自花传粉的水稻不具备杂交优势。但在田间偶然的发现，令袁隆平对这一说法产生了怀疑。后来袁隆平又发现水稻的雄性不育植株，并提出了“三系配套”的方法。他于1966年在中国科学院出版的《科学通讯》上发表了《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一文，这篇论文对杂交水稻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64年到1970年间，全国杂交水稻研究者协作攻关，将国内外几百个品种做了几千个杂交组合，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1970年，袁隆平的助手在海南岛偶然发现了一种野生的水稻——野败。野败的出现，将局面打开。1973年，袁隆平培育的杂交水稻试验获得成功，成为世界上首例获得成功的杂交水稻品种。这个具有较强优势的杂交组合——“南优2号”，立刻显示出它的增产效应，亩产达到623公斤，平均比常规稻增产20%左右。
1976年杂交水稻进行大面积推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利用水稻杂交优势的国家。实践证明，在相同条件下杂交水稻比一般水稻增产20%到30%，最高可以达到50%。
1979年，袁隆平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水稻年会，并宣读了杂交水稻论文。来自世界各国200多个水稻专家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公认中国在杂交水稻领域的领先地位。随后，许多国家和地区对杂交水稻技术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希望能得到该技术的转让。目前已有20多个国家引种了杂交水稻。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杂交水稻的优势进一步体现，更多国家开始引进，杂交稻也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袁隆平则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联合国粮农组织把在全球范转内推广杂交稻作为一项战略计划，并成立了专门项目组，袁隆平被聘为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顾问。
2007年，在袁隆平获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就职典礼上，美国科学院院长西瑟罗纳这样介绍袁隆平：他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杰出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几千万人的吃饭问题。
他有一个梦
年届八旬的袁隆平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从未停止过。
1986年，袁隆平提出了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10年间，在袁隆平的指导下，“三系育种法”已经成功推进到“两系法亚种间杂交育种”。1997年，他开始在向超级杂交水稻发起挑战。若这项课题成功，水稻平均亩产量可达到800公斤。
袁隆平带领的研究队伍，于2000年实现超级水稻一期目标，亩产达到700公斤，且已经在全国大面积推广。2004年，完成了二期800公斤的目标。目前，他们正朝900公斤的目标努力。
袁隆平不断努力突破极限的动力在哪里？他表示，中国要城市化，必然要修高速公路、修机场，这样势必会减少耕地。由于我国巨大的人口压力，要保障粮食安全，唯一的出路还是提高单产。
2000年，以袁隆平命名的袁隆平科技公司成功上市，他为公司名誉董事长，持有公司5%的股票。隆平高科的股价最高值达到47元，光这笔钱就可达到几亿元。虽然是公司董事长，但他坦言公司的事情他并不了解，他仍旧喜欢去照看那些稻子，沉浸在水稻的世界里。
袁隆平显然并不缺钱，但他穿着一直很简朴。对于物质方面要求不高的他，认为没有必要挥霍浪费，而且穿着简单能够促进与农民的交流。袁隆平将自己获得的很多奖金投入到他设立的 “袁隆平杂交水稻奖励基金”中，用来资助那些有潜力的科研人员和项目。
袁隆平算过一笔账，全世界的水稻种植面积为22亿亩，即1.5亿公顷，但是平均单产每亩只有250公斤。杂交水稻目前在国外的种植面积只有150万公顷，占1%；如果推广到1500万公顷，每公顷年增产2吨，总共可增产3000万吨，则可多养活7000万人口。
有人曾问他，为何不将杂交水稻的成果进行商业化运作？因为在美国买一磅常规稻种要付给科研单位5美分，而杂交水稻的成果基本上是无偿使用。他的回答很简单：我没有想那么多，谁想种都欢迎，越多越好。
袁隆平希望自己100岁时还能在田里。他不想退休，他热爱培育水稻这份工作。“我的工作让我常晒太阳、呼吸新鲜的空气，这使我有个好身体。”他现在还有两个心愿：一是实现超级稻亩产1000公斤；二是让杂交稻走向世界。
“我梦见我种的水稻长得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我和我的朋友，就坐在稻穗下乘凉。”袁隆平至今还在津津乐道他做的这个梦，他的这个“禾下乘凉”的梦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水稻专家为之奋斗。 ★
人物简介：
袁隆平，1930年生于北京，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国家杂交水稻工作技术中心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袁隆平1973年与他人合作，率先选育出能大面积应用于生产的强优高产杂交水稻。1974年他成功培育出世界上第一个籼型杂交水稻，使中国杂交水稻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997年，袁隆平开始研究超级水稻，2004年实现二期目标，达到水稻亩产量800公斤。
袁隆平获得的国内、国际奖项包括：国家特等发明奖、国家最高科技奖、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杰出发明家”金质奖、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保障奖”等。
2007年，袁隆平获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言论：
“我是70岁的年龄，50岁的身板、30岁的心态，我的工作让我常晒太阳、呼吸新鲜的空气，这使我有了个好身体，我不想退休，要一直做下去。如果可能，到100岁了我还想在田里。现在我仍有梦想，那就是：第三期超级稻要实现实验田亩产1000公斤；另外，就是要把杂交水稻推向全世界。——袁隆平
俞敏洪：中国最富有的教师
他是一位社会学意义上的桥梁专家。汉语国度与英语国度的沟通，崛起中国向全球化世界的融入，熙熙攘攘，那座命名为“新东方”的桥梁上的景象蔚为大观。俞敏洪执民办教育行业之牛耳，占国内民办英语培训的半壁江山，被誉为“留学教父”当不为过。
在过去的十余年间，新东方对于促进中西融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大量的中国学生是被新东方鼓动出去的。俞敏洪说，由于新东方的存在，中国留学生的数量至少增加了一倍
本刊记者/王婧 文/林茵
16年前，俞敏洪拎着糨糊桶，独自走街串巷地张贴他的新东方托福培训广告。“那时候我开一辆面包车，自己拉教材、接送学生，一年就跑了7万公里，现在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俞敏洪如是描述创业之艰辛。16年后的今天，他坐拥2亿美元的资金，并自诩像“一只土鳖带着一群海龟在奋斗”。
俞敏洪——北京新东方学校的创始人，也被人称为“英语学习世界里的教父级人物”。
一只引领“海龟”的“土鳖”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正值中国的“出国热”，当时国家提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开始允许自费出国留学。
彼时的俞敏洪刚刚毕业留校当了一名教师。当时与其共事的徐小平、王强则先后加入了“留学大军”。“他们在国外一天赚的钱等于我一个月的工资”，这让自尊心本来就强的俞敏洪有了“追赶”的动力。
那时中美关系正处于“蜜月期”，申请美国的院校和奖学金都不难，数以万计的中国学生涌出国门，就此踏上海外求学之路。俞敏洪看到了这个市场。他在教学之余，自己创办出国考试的培训班，针对出国需要的考试对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进行应试培训。然而俞敏洪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北大的“包容”，他因此而受到记过处分，并且最后选择离开北大，开始自己的艰难创业。
此前中国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出国考试培训机构。“我们也就是比别人讲得稍微好一些，幽默一些，学生爱听一些”，俞敏洪说。一两年后，新东方站稳了脚跟。
俞敏洪开始考虑如何把新东方做大、做强。他第一次走出国门，远赴美国、加拿大，就是为了拜访昔日的同事，说服他们回来共同经营新东方。俞敏洪说：“只有像王强、徐小平这样拥有典型的北大精神气质的人才能带领新东方走向明天。”
“真正打动我的并不是俞敏洪赚了多少钱。”王强回忆当年俞敏洪来找他时的情境，“我们去普林斯顿的校园里逛，出乎我意料的是见到我们的中国留学生几乎都能叫出他的名字来，所以我觉得他在北京一定做了一个比较有意义的东西。”
有了徐小平和王强的新东方如鱼得水，很快就占领了国内英语培训的市场，俞敏洪和他们二人也被外界并称为新东方的“三驾马车”。到2005年5月，新东方已累计培训学员达250万人次。新东方员工的数量也从最初的寥寥几人发展到2005年的4000多人，其中海外归国人员200多名，本科以上学历占80%以上。
俞敏洪在他的博客中写道：“中国和西方真正大融合的时代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而真正开始大批学生出国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未来20年依然是中国学生的出国高潮。这次大融合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些学生出去以后再回到中国，把西方真正可操作的那套东西带回来，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融合意义重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东方对于促进中西融合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从1990年到2000年期间，大量的中国学生是被新东方鼓动出去的。可以这么说，由于新东方的存在，中国留学生的数量至少增加了一倍。”
不停翻腾的“鲶鱼”
俞敏洪在2005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时就谈到，他希望新东方能成为英语培训市场这个大木桶里不停翻腾的鲶鱼，以激活中国以往的应试教育格局。应用英语开始被人们认知、接受，对传统的教学方式开始一点点地触动，“后来，更多认识到英语重要性的人又在中国汇聚成一股潮流，我觉得这就是新东方的鲶鱼效应。”
“之所以新东方能够成为一条‘鲶鱼’，并不只在于能让学生考高分。除了技能教育，我在新东方的教学系统中加上了另外两个要素，即对学生的励志教育和价值教育。目的是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你追求那些价值体系的东西以及自身精神状态的完善，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更好地赚钱，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在今天，俞敏洪仍然让新东方贯彻着创业时期的“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精神目标”。究其原因，俞敏洪有着自己的解释，“很多人只是看到绝望，但是我们更强调希望。”所以新东方一直以精神励志作为自己的主题，“本来英语就难学，你再不鼓励同学，那他们就更学不下去了”，而俞敏洪本人也一直相信“精神力量有时会大于现实生活，我自己也经常鼓励自己”。
俞敏洪说，新东方精神对新东方的创业者而言，是徐小平回到国内重新创业的激情，是王强放弃贝尔实验室优厚待遇毅然回国的决心，是胡敏讲课时想到家乡发大水面对黑板无言的泪水，是杜子华从理科生变成中国最好的同声翻译专家的奇迹，是包凡一自己掏钱给学生买教材交学费的仁慈，是李力被推进手术室连开三刀后第二个星期就走进办公室上班的背影。这其中的种种经历，被新东方的老师编成段子，当作课堂上调节气氛的“良药”。
年复一年，俞敏洪以及新东方的核心团队早已成为众多学生心中的偶像和神话。“三驾马车”更是周游中国，“走到哪里就喜欢讲到哪里，把新东方精神带到哪里。”许多高校都曾留下俞敏洪激情演说的身影。在一次演讲中他如是评价自己，“我是有点学者气的商人。因为我写的文章是别的商人写不出来的。”他表示，那些游历的日记、感受其实可以给员工们带来底气。新东方要做长久，需要一些人文情怀的滋润。
在纽约上市的“中国教师”
2006年9月7日上午，北京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宣布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媒体认为这不仅是新东方的一次成功转型，也是中国民办教育领域内的一次突破和尝试，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但俞敏洪觉得，企业的规模越大，压力也就越大，他甚至有些后悔，“作为上市公司每年都要保持20%到30%的增长，在资本增长和保证教育质量及培训员工之间就产生了一些矛盾，而这些矛盾是我不希望有的。”他称自己是比较随性的人，不喜欢被外在的力量钳制，所以感觉特别累的时候，他想过关掉新东方，但最后都没有做到。“因为我发现要为10000多的员工负责，为几百万的学生负责，为股东负责，为自己负责。” 俞敏洪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坦言，“上市是新东方的最佳路径，否则现在可能早就被其他机构甩在后面了。”
在国内英语培训市场上，依靠上市坐拥2亿美金的新东方无疑已经成为了最大的玩家。俞敏洪在博客中披露，“现在新东方年报名的学生是175万”。新东方在成功的同时也给自己制造了更多的竞争者，甚至许多国外英语培训机构也在中国“安家”。
但俞敏洪很坦然，“国外的英语培训机构进入到中国后也就必须按本土的市场需求去做，像‘华尔街’等国外培训机构进来的时候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们有一套完整的系统，通过系统的运行来创造一个市场，而他们进来也需要了解中国学生的心态以及如何开拓市场，新东方在这方面就比较强势。所以大家各有优势，这个市场不会一家独占。”
随着新东方一路成长，从外表上看，俞敏洪在十几年间似乎没有太大变化，他瘦瘦高高，断无财大气粗的掌门人模样，T恤、休闲裤和运动鞋依旧是他的招牌装束。他依然喜欢别人叫他“俞老师”或者“老俞”，但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他骨子里更像一个商人。俞敏洪辩驳：“这个是要求嘛！你没有创业的敏锐视角，没有创业的竞争意识，没有战略发展思路，新东方是活不下去的！不过，商人和老师的角色可以齐头并进，不必对立。”
在俞敏洪，这个“中国最富有的教师”的身上，留下的是一个时代变迁的印迹。
人物简介：
俞敏洪，1962年10月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市。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1985年毕业后留校担任北京大学外语系教师。1991年9月，从北大辞职，先后在北京市一些民办学校从事教学与管理工作。 1993年11月16日，俞敏洪创办了北京市新东方学校，担任校长。
2003年俞敏洪成立了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他现任该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2006年9月7日，新东方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俞敏洪身价暴涨，被称为“中国最富有的教师”。
俞敏洪创办的“新东方”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从在租赁教室里举办的“英语培训班”开始，到一家以外语培训和基础教育为核心的大型综合性教育科技集团，成为中国标志性的民办教育实体。
言论：
“中国和西方真正大融合的时代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而真正大批学生开始出国是从90年代初。未来20年依然是中国学生的出国高潮。这次大融合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些学生出去以后再回到中国，把西方真正可操作的那套东西带回来，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融合意义重大。”——俞敏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