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回归一代
引子
一代人可否改变一个社会？
在澳门，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出生的时候，内地开始孕育一场天翻地覆的变革，并终于使这个国家有能力收回失去百年的国土；当他们本来无缘大学梦、像父辈一样开始劳作的时候，回归使他们有机会走进大学，甚至到内地名校深造；到他们刚刚开始走进社会、认识社会时，回归又把他们中的许多人推到前台，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这是澳门开埠400多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代人，人们也因此对他们抱以更高的期望。
澳门回归后的第一年，著名的“一国两制”专家、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主任杨允中在展望未来时就特别提到：掌握知识的年轻一代专业人士尤其值得寄予厚望，因为他们是澳人治澳的最佳体现者，是“一国两制”理论在澳门全面实施的第一代积极实践者。
考察“回归一代”的十年经历，使我们看到小小岛城的十年成长。和澳门一起，他们在这十年中经历了起起伏伏，他们中的很多人说，我们和老一代用不同的眼光看澳门。他们有更强烈的意愿，参与澳门的社会事务。他们说，我们是受惠于回归的一代，无论做什么都要立足于澳门。
回归一代：从横琴岛再出发
新一代澳门人应该有更开阔的眼光和胸怀，不仅把眼光放在横琴岛、放在新填海区，还要敢于走向内地，走向世界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澳门报道
金莲路通车了。
作为进出横琴岛的必经之地，5公里长的路面修复工程投入了2000万元人民币。明年，澳门回归十年之后，规划超过120亿元的横琴岛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将全面铺开。
这些都是为了小岛最东边的澳门大学横琴校区---金莲路修复工程，是澳大横琴校区市政配套设施建设的第一个项目。
这块澳门特区的最新辖区只有大约一平方公里，却令澳门人兴奋异常。因为它叩开了一块三倍于澳门面积的土地。
北京同意澳大落地横琴的消息公布时，时任特区行政长官的何厚铧说，这是中央送予澳门的一份厚礼。
在这个特殊的年份，它更像是一份生日礼物，因为特区10岁了。
对于已经在澳门半岛、 氹仔和路环扎根的人们来说，横琴是一个新的发展机会。而对于那些正在成为社会中坚的年轻一代来讲，特别是在他们冀望开创一个全新时代之际，一个新空间就必不可少。
提到新空间，除了被温家宝赞叹为“宝地”的横琴岛，还有中央刚刚批准的新填海区。回归十年之后，澳门，以及澳门的 “回归一代”，正在谋划自己的前路。
20年前的起步
让澳门大学率先进入横琴岛，使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委员吴志良回想起了20年前的那个开端：它启动了一个横亘10年的准备期，只为迎接岛城澳门重回祖国。
1989年，《中葡联合声明》生效后的第一年，作为澳门政府代理机构的澳门基金会开始收购澳门唯一的高校私立东亚大学。在这场改造中，从东亚大学分离出今天的澳门理工学院、澳门旅游学院，东亚大学也在1991年更名为澳门大学。由此，澳门的大学时代正式到来。
吴志良告诉《望东方周刊》，因为学费高昂，东亚大学过去以香港生源为主。确定回归后，第一个任务就是为澳人治澳做准备。“我们需要培养工程、技术、社会科学、师范、法律等等几乎社会所有方面的人才。”
与香港不同，澳门在1999年之前并不是一个“高素质”地方---1981年这里才出现了第一所大学东亚大学。在开始全面推行“新教育”的1991年，就业人口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超过45%，本科仅为4.3%。这些数字低于当时内地的许多大中城市。
此前，葡萄牙人在澳门实行的是“双轨制”：华人与葡人形成两个几乎完全封闭的群体。反映在教育领域，中文学校全部由私人举办，葡文学校多为官办。官办和私立学校经费的比例是7：3，后者却是占人口90%的华人的主要教育机构。
教育的落后也是回归前整个澳门社会经济水平的一个侧面。
“到90年代后期，澳门很多地方恐怕还是像内地改革开放前那样一穷二白。”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会长梁维特告诉本刊记者。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也成立于回归前夕，用梁维特的话，是为澳人治澳而成立。
在回归之前，澳门经济连续四年负增长，治安状况也严重恶化。何厚铧在回归十年之际回顾说：“特区刚成立时，许多方面都是从零开始，有些范畴更是从负数起步。”
不过，在《中葡联合声明》发表后，一些改变还是在悄然发生，最先受惠的就是当时刚走出校门的那些年轻人。
吴志良回忆说，通过与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合作，90年代初澳门就开始派遣年轻人到内地学习。澳门本地也建立了大量研究机构，使青年一代可以崭露头角。
澳门大学的改制成为庞大人才培养计划最主要的部分和象征。“今天很多年轻的华人法官都是那时培养起来的。”吴志良说，在那之前所有法律文书都由葡文写成，葡人也垄断了法律界。
所有公务员都在内地进行轮训
1999年2月，澳门公务员本地化关注委员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时，领导及主管职位人员本地化已达95.37%，但司级官员本地化只有65.52%，29名司长或同级官员中，尚有10名未本地化。
在司法机关，21名法院司法官和检察院司法官属葡萄牙编制，只有22名司法官属本地编制；主管及领导人员中，9.7%为中国籍，90.25%为葡萄牙籍。
而在另一方面，从1981年到 1997年，澳门公务员队伍迅速膨胀，由5063人增加到18657人，与人口的比例由32:1上升到22:1。
事实上，早在1989年3月，澳葡政府根据《中葡联合声明》就开始承认非葡语学历，打开了华人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大门。按照公务员制度改革时间表，1998年就应完成本土化改革。
但是，如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近日所说，回归前澳葡政府的高级官员基本没有实现本地化。“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司法机关的主要官员都是在特别行政区成立时才走马上任的。”
90年代中期甚至以后才加入政府的年轻人们担起了重任。经过之前近10年的培养，这支公务员队伍中有27%的人拥有高等学历，他们中的大多数华人来自草根阶层，对社会大众的生活有非常直观的了解和认识，并且拥有强烈的变革要求。
然而根据特区行政暨公职局的数据，当时澳门公务员中66%的人年龄在20至49岁之间，平均只有36岁。任职时间稍长的人很容易得到提拔：在中高级官员中，31岁至40岁的超过58%。结果在葡人离开后，很多官员既没有组织本单位运行的经验，又很难从葡文写就的文件中找到办法。
“整个团队是在没有足够管治经验和磨合经历的情况下承担起全面管理澳门的职责，在施政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和不足。”张晓明说。
就在1999年12月，仍有一批澳门公务员在地处北京西郊的国家行政学院学习。在回归前，将近300名澳门公务员在这里拿到了印有国徽的结业证书。
“后来，所有公务员都在内地进行了轮训。”吴志良说，一般情况下公务员的职务每上一个台阶，都要到内地进行相应的培训。
他们连走路节奏都要快很多
作为澳门公职人员协会会员大会主席，中葡论坛秘书处辅助办公室主任姗桃丝已经两次到国家行政学院“公务员团体负责人培训班”学习。在她的办公室里，专门用一面墙悬挂着参加内地各种培训和重要会议的照片。
她对1999年的那段经历记忆犹新：“有三种选择，回葡萄牙、拿到一笔钱离开政府或者留在新的特区政府。最后上报的时间是下午5点半，但是我们在5点20分还没有决定。”
姗桃丝是通常所说的土生葡人。这个群体是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以及葡萄牙人与其他族裔通婚繁衍的后代。他们使用的“澳门式葡语”，已经与正宗葡语相差很大。
姗桃丝是第四代中葡混血，她的外表具有非常典型的东方特征。在1999年之前，她和九个兄弟姐妹全部在澳葡政府中任职，享受着超出普通人两三倍的收入和丰厚的福利。当时葡籍外聘公务员在澳门的收入比葡萄牙本土还要高出三四倍。
最终，这个土生葡人家庭决定留下来。“回到葡萄牙要从零开始，离开政府只拿到几十万，我们觉得留下来还是有机会。”姗桃丝解释当时的想法。
其实在回归之前的几年，姗桃丝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一直在学习中文，“几十个人，最后只有八个坚持到毕业。”随后的10年中，姗桃丝在特区政府中得到升迁。在就职中葡论坛前，她已在民政总署担任局级职务。
虽然选择留下，但大多数土生葡人当时还是选择了葡萄牙国籍，这与新一代土生葡人大有不同。“我们在家里都讲葡语，孩子们也去葡萄牙探亲，但是他们觉得选择中国国籍没有问题。”
姗桃丝有20个子侄，“他们连走路的节奏都比我们快很多，这也是我们最大的不同。”
姗桃丝觉得与生于60年代的自己相比，这些已经进入社会的青年更像内地大城市人和香港人，生活中鲜少留有他们的南欧先辈闲散舒适的特点。
姗桃丝的子侄们大多数在政府工作，延续着土生葡人的传统。她觉得，一些改变也在慢慢发生，“因为他们都会双语，所以很多人去做生意。”
在中央的支持下，澳门正成为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发展的平台。姗桃丝对此感受颇深：“刚刚还有企业打电话来问有没有翻译，我说哪里还有，早就派光了。”
变化中长大
发展与葡语国家贸易，是澳门经济转型的努力之一。
回归十年后，拥有55.7万人口的澳门生产总值达到1718.7亿澳元，人均GDP比1999年增长2.8倍，在亚洲仅次于卡塔尔和阿联酋。除了在中央的帮助下推进贸易和旅游业，由赌权开放而快速发展的博彩业也为澳门经济增长贡献了主要力量。
在经济方面，由于财政收入快速增加，特区政府开始推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现在超过80%的澳门年轻人都可以以很低的学费读大学。
癌症患者可以享受全程免费治疗，甚至可以离澳寻找更好的治疗方法，并由政府付费。
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来澳门应急式、救济式的福利项目，如社会救济金、失业津贴、破产欠薪垫支等的受领人数及支付金额均全面下降，养老金、出生津贴、结婚津贴等具普遍性的福利支出及受领人数增加。
同时，澳门的基尼系数却从1999年的0.43上升到2006年的0.48，持续高于国际警戒线0.4。
“过去青年人工作几年可以买房子，现在买不起了。”吴志良说，这是新一代人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2007年，澳门全年房屋成交价较上年上升29%，两室一厅的月租金已经由过去的一千元左右增加到三四千元。
他觉得，回归十年后的澳门，“发展来得太突然、太快，产业的矛盾、民生的矛盾，都是开始没有预料到的。”
根据2004年中科院发布的报告，澳门正在经历以发展知识经济为基本特征的第二次现代化。上世纪90年代开始步入社会的一代人，正是在这样的十年中开始认识社会。
平均每143人有一个社团
回归孕育了澳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代人，高级别和专业化的教育使他们有机会成为澳门新的社会阶层，并因此谋求社会各个方面的改变。
澳门理工学院公共行政高级学校公共行政课程主任娄胜华，曾经调研了澳门几乎所有主要社团，他认为，这在澳门林林总总的社团中可以得到反映。
蓬勃的社团以及因此形成的独特的社会运行模式，是澳门社会的特殊之处。
由于“双轨制”，澳葡时代的华人社会出现了自我管理机构。“大量华人移民面对语言、知识、技能都与自己有很大差距的外国殖民政府，个人几乎无法沟通，所以就通过团体表达自身诉求。”娄胜华解释说，这时社团与成员是委托和庇护的关系，社团负责人也因此扮演家长的角色。
回归改变了澳门居民的政治身份，他们由原来的被管治者转变为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能够直接参与政治生活的主体。社团作为政府与民众间的中介作用开始减弱，而承担其他社会功能的社团依然蓬勃。
2000年澳门有注册社团1839个，到2008年6月底，新注册社团2156个，增长超过125%。在澳门，平均每143人有一个社团。这些社团涉及志愿者、教育、卫生及其他领域。
“首先，澳门延续了几乎无门槛的结社制度，最主要的原因是华人的参政意识比以前更强烈。而澳门施行间接选举，提名与选举必须有社团支持。”娄胜华举例说，社团数量的增长峰值出现在2006年，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注册三年的社团就可以作为“法人选民”登记，参与选举。
在社团内部特别是传统社团中，30岁出头的年轻人正成为骨干。娄胜华觉得，由于庇护关系的解体以及教育的影响，新一代更强调民主化和制度化。
许多年轻人更愿意组建独立的新社团。十年来，专业类、学术类社团的比重较回归前都有所增加，尤其代表新一代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学术类社团，从占整个社团总量的4.5%增加到了12.7%。
社团的变化，也反映了整个澳门的改变趋势。“澳门过去是个人情味很浓的小社会，人和人都很熟悉，刚性和制度性的东西很难推开。”娄胜华觉得，现在正是一个过渡阶段，一切正在朝新方向发展。
开拓新空间
在吴志良看来，新一代真正主导澳门社会还需要五到十年，那时他们是否会被传统同化，抑或真正承担起改变澳门的使命，才能一见分晓。
在2009年澳门立法会选举的123名候选人中，年轻化、职业多元化趋势明显，包括商人、公务员、社工、学者、歌手等，甚至有三名大学在校生。他们多代表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的新社团参选。
娄胜华分析说，此次选举中，代表专业人士、知识分子和中产阶层的“公民监察”组别候选人得票数量可观，虽最终败北，说明这一阶层在澳门仍未成熟，但假以时日，值得期待。
梁维特觉得，社会仍需给新一代提供更加公平的竞争平台。他同时强调，和过去十年一样，澳门的发展仍需来自中央的支持，“还是要看整个国家的走向。”
几个月前还是一片空旷的横琴岛，是中央为澳门未来打开的一个机会。它将是新一代施展身手的舞台，同时也将孕育更为年轻的一代。
从吴志良办公的世贸大厦向北，是密布狭小街道和旧时代建筑的澳门半岛主体。南边是90年代后填海所得的外港新填海区，已被庞大的娱乐场、酒店占据。
吴志良说，新一代澳门人应该有更开阔的眼光和胸怀，不仅要把眼光放在横琴岛、放在新填海区，还要敢于走向内地，走向世界，“在那里有他们更广阔的空间。”
林玉凤：我们这一代受惠于回归
从一群从来没有好好计划跟我们沟通，也因为最起码的语言隔阂，没有能力和我们直接沟通的葡萄牙人手中把澳门接过来。政府官员的座位，从此坐上了懂我们的话语、可以与我们直接沟通，甚至曾经在大排档吃夜宵时与我们打过照面的邻座食客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澳门报道
林玉凤走过来时脚步很快，一边用更快的粤语打着电话。
37岁的林玉凤，年轻时曾是大学辩论队的主力。现在，她是澳门大学传播系助理教授，全国青联常委。
对林玉凤的采访是在澳门大学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办公室中进行的。这大约也隐喻着这一代人今天在澳门的位置：拥有独立的空间，但与整个大厦中最有决定权的办公室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在几个月前的立法会选举中，代表“公民监察”组别参选的林玉凤提出“推动廉洁到私人领域，打破利益垄断，加大政府透明度”，获得了5300多张选票。这个数字比当选的最低线大约少1000张。林玉凤说，我们总算有了开始。
“公民监察”来自2008年成立的论政社团“澳门公民力量”，后者自称代表了澳门十年来新兴的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林玉凤任理事长，副理事长是一位30多岁的公职人员。在殖民地时代，这些职位更多地被葡萄牙人所垄断。
林玉凤说，自己是殖民时代与后殖民时代的中间一代，这使得他们身处保守与创新之间。她说，改变总算从我们开始了。
来自潮州的大家庭
我爸妈都是上世纪50年代从潮州到澳门的。那时乡下老家很穷、吃不饱，我爸结婚后第三天就出来了。当时澳门农民很少，他们就在北边的台山种菜，是菜农。
爸妈过来的时候都二十几岁，他们在这里养育了十个儿女，我是老六。因为家里生活很紧张，我上了劳工子弟学校。上中学前，父母曾仔细比较全澳门中学的学费，劳工子弟学校是最便宜的，一学期560元。那时还有濠江中学650元，其他都要七八百块，甚至1000多。我就毫不犹豫地进了劳工子弟学校。
在80年代的澳门，华人的生活基本都在一个水平。虽然也有比较有钱的，可是极少，大家都很穷。我们家也就是温饱。我读初一时一共有五个班，每个班最少50人。初中毕业时全年级就剩下80人了，走掉一大半。
其实，我高中毕业后本来要去工作的，还进了一家地产公司当秘书。因为读不了大学，经常躲在家里哭。当时家里没人读过大学，我们那一片邻里中，只听说有三个读大学。我和爸妈说好，自己打工读书，毕业后供养五个弟妹读大学。后来，他们都上了大学。
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在我这里出现了一个分野：我哥是做生意的，姐姐们做女工，结婚后成了家庭主妇。但是弟弟妹妹们大多是专业人士，做设计，做志愿者，职业都很丰富。对于社会和国家的许多看法也不一样。
说实话，我们这代人在回归之前对于“中国”这个概念是很模糊的。虽然老家大多在内地，但是感觉联系很少。
爸妈会经常讲起他们在老家的事情。我爸因为饿去偷番薯，给人抓到打得很厉害。当时，内地人对我来讲总是很狼狈的印象。我家离边界很近，很多偷渡过来的人都很惨，我爸就给他们一碗粥，让他们洗澡换衣服，能帮几个就帮几个。
80年代末开始，香港、澳门关于内地的消息一下多了起来。我们突然发现，原来和内地联系是这样紧密。而且1988年《中葡联合声明》已经出来了。
我突然间很有激情，觉得自己不仅要了解澳门，也要了解内地。
回归让上大学容易了
1990年高中毕业旅行，我第一次去了北京。出发前爸妈告诉我不要随便说话，还说宾馆可能没有热水洗澡---那是他们年轻时仅有的经验。我到北京住在一个叫牡丹园宾馆的地方，周围还都是泥路。我感觉虽然和港澳比有距离，但内地并没有那么差。
北京真是一个很伟大的首都。那时是9月，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人们也不像大家说的那样保守，感觉已经很开放。
这次旅行让我起了个念头，我要去内地读书。等到1995年，这个机会真的来了。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是受惠于回归的。过去在澳门上大学很贵，要2万元一年，上大学的名额并不紧缺，但大家念不起。
澳门要回归了，根据中葡之间的约定，要发展本地人才。澳门大学本来是私立的，1988年《中葡联合声明》生效后就被澳门政府掌握，然后就有很多奖学金，机会一下多了起来。
从我高中毕业时起，澳门上大学开始变得容易、便宜。我三姐读书很好，从小到大数学都特别优秀，可是下边还有很多弟妹，学费又贵，他们只好出来工作，帮忙养家。他们的同学都很少有上初中的。而回归之后，开始15年免费教育，上大学更容易了。
大学本身也发生了变化。澳门大学以前学科很少，从我上大学那年开始有了传播学，当时叫中文系。我进来那一年还多了很多学科，包括公共行政这些社会管理的课程。
到了1995年，内地高校向港澳学生开放。第一年人民大学在澳门招了一名硕士、一名博士。我就是那个硕士。到了人大，好多人听说来了个澳门人，都跑来看我。
那时的北京，虽然和我们邻近的广东还有些不同，但在学校里讨论的气氛很热烈，大家都可以说出自己的想法和主张。
其实我也可以到香港或者国外读硕士，但是我一直想要了解祖国。
在人大我觉得生活非常有趣。比如“马克思理论”课，全班只有我一个人拿到优。这门课程对我来说很新鲜，觉得很有趣。
澳门开始与我有关
1998年读完硕士我没有继续念书，因为回归要来了，我觉得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进入大学当了老师，也同时在新闻机构工作，还自己创办了杂志。
回归的十年，我的生活水准在提高，个人也在成长。我一直在升职：从助教到现在的助理教授，还读了博士。对我来说，生活天天在变好。
我能感觉到，一个比较实在的事实是，人们对澳门的关心程度不一样了。
以前电视里讲政府，都是葡萄牙人，觉得那些是外国人的事情。那时做新闻不会葡文，政府里很多内幕消息就无法了解。回归以后，葡人的优势没有了。
现在大家对很多事情都很关心。不了解的人会觉得，对政府的批评似乎不少，那是因为都是自己人，与我有关。
我曾形容说，回归是从一群从来没有好好计划跟我们沟通，也因为最起码的语言隔阂，没有能力和我们直接沟通的葡萄牙人手中把澳门接过来。政府官员的座位，从此坐上了懂我们的话语、可以与我们直接沟通，甚至曾经在大排档吃夜宵时与我们打过照面的邻座食客。
回归之后又过了几年，大家发现原来好的东西还可以变得更好，而且需要有力量来推动。在澳门，这种力量就来自社团。
在澳门大家都参与到各种社团里。我爸妈在“菜农合群社”。我最早加入文学社团，后来参加笔会，还参加了一些论政性的社团。
但是，传统社团还有很多旧规矩，比如讲话不像我们这样很直接，需要会长、理事长轮流发言。当然这是有原因的，毕竟他们那一代还是精英教育，读大学的人凤毛麟角，而且大多数来自传统家庭，长幼有序的观念比较重。
这导致我们看社会问题的态度完全不同。比如社会出现一些问题时，我们觉得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更重要。于是我们就成立了自己的社团。当然我们的社团现在规模还很小，大约30人左右，网上有500多会员。这其实也反映了目前澳门中产阶层和知识阶层的现状：还在少数和发育过程中。
应该说，澳门的中产阶层愿意参与社会事务的人还不多。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女性参与选举的调查，结果65岁是投票率最高的，因为这些人都在养老院里，有老年人社团组织她们投票。投票率与年龄成反比：18至25岁的只有一成半，65岁的则是八成多。
澳门的这一代人，很多人希望参与到发展和改变之中。原来很多人有无力感，觉得改变不了什么，可是这几年想要改变的人多了很多。大家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希望特区政府做得更好。
张鹊桥：十年让我更爱这城市
特区成立后，财政上对文物保护的支持与以前比差不多翻倍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澳门报道
在水坑尾一家嘈杂的咖啡馆，花36元澳币就可以喝到很正宗的蓝山一号，满口芳香。你会不经意地发现，煮咖啡的是一只中式的砂坛，如果它再大一点儿，可以用来熬乌鸡汤。
澳门就是这样一座城市。特区政府文化局文化财产厅厅长张鹊桥说，是中西文化共同造就了澳门。
今年不到40岁的张鹊桥是广东新会移民，十几岁读中学时和父母来澳门定居。他于福建华侨大学建筑系毕业，然后在香港大学读文物保护硕士，又在东南大学建筑系读了博士。1996年张鹊桥进入澳门政府文化局，和澳门大多数公职单位一样，1999年前后他和华人同事们从葡萄牙人手中接过了澳门的管理权。
回归后的第六年，“澳门历史城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第二年，粤港澳联合，将“粤剧”和“凉茶”成功申报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8年6月，“木雕---澳门神像雕刻”成为澳门首个独立申报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百年老当铺“德成按”将在明年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中以原貌出现，成为文物保护的典范。
不过，如张鹊桥所说，在澳门做文物保护，并非给建筑物重新刷一遍涂料那么简单。
比如，拱北关闸那座黄色的拱门，匆匆来往的人恐怕只知道它是澳葡时代的遗产。现在看，这个建于1870年的建筑上最有葡萄牙特色的是顶端的四个球状浑天仪装饰，它从大航海时代起就是葡萄牙的象征。
其实拱门前后立面拱顶对石正中，原来分别有一个石制的葡萄牙国徽。在1910年之前，国徽是带有皇冠的。后来葡萄牙成为共和国，皇冠被摘掉。到澳门回归，这个国徽又被用灰砂填没。
拱门上的两个日期：1849年8月22日、8月25日其实是澳葡总督亚马留被澳门望厦村民刺杀、葡人因此北上进攻并获胜的日子，这也正是这个具有古罗马凯旋门风格建筑的由来。不过，如今整个拱门都已经成为巨大边检楼的点缀。
一座拱门就这样记载了澳门和葡萄牙的历史。
2005年起，张鹊桥和友人在《澳门日报》副刊连载对澳门建筑文物介绍的文章。他觉得回归前后，文物保护最大的变化就是由政府行为扩展成澳门人的共识。
不过如许多成长中的都市一样，澳门面临着发展与保护传统之间的矛盾。在文化领域，这种冲突似乎表现得更加强烈。就如同在夜晚，整个大堂区都会笼罩在新葡京炫目的灯光之下，无论那些百年前用压船石铺就的人行道，还是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屋檐，看起来都显得有些暗淡。
那时厅长只有30岁
我从1996年底开始在文化财产厅工作，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澳门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成果，这是澳门本身的文化特色，在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它的存在。
比如在建筑上，澳门是西方建筑进入中国内地的一座桥梁。所以我们申遗时有一个标准：它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而且现在依然保留在澳门没有经过很大改变的。就这个城市看，400多年前的城市空间基本没有什么改变。
应该怎么样去保护它，让澳门的这个特色长存下去，这是我们的目标。
特区成立后，财政上对文物保护的支持与以前相比差不多翻倍。当然澳门在回归前也很重视保护工作，其实1953年这里就已经有文保，只是铺开的面没有现在这么广。
回归十年里，我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到现在对文物保护有所认识，这对我来说是人生中非常丰富的一段。通过这个过程，我觉得自己越来越了解澳门，越来越爱这个地方。
在回归之前，澳门政府对本地公务员的接班准备并不是很充分。比如回归之前政府用葡语多，所有文件都是葡语写成，但我们不是非常熟悉葡语。回归后，当我们寻找以前的材料时就非常困难。
文物修复工作在技术方面相对容易处理，我们通过自己的专业技能就能判断。但是文化保护需要了解其内涵，在修复建筑的时候不能单纯把它看作一个硬体，不能想当然地去改变它。要了解它的历史、它的缘起。
回归时，这方面工作遇到的困难还是比较大的，开始有点无从入手的感觉。但是慢慢静下心来，以开放的态度去对待，还是慢慢地挺过来了。然后，我们才有空间做更多的事情。
回归前，很多同事已经在文化局工作，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我们都还很年轻，90年代才进入政府工作，那时我们文化财产厅的厅长也就30岁左右。大家都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要创新也要传承地去搞好这个东西。
申遗让人们流泪
回归之前，葡萄牙人对具有西方特色的文化遗存更重视一些；而在回归后，我们觉得应充分认识澳门文化的内涵，不能因为澳人治澳，就对西方文化遗存有轻视态度。中西文化共同打造出澳门的城市特色，我们要不偏不倚地去做保护工作，用一种包容或者开放的态度去对待，而不是感情用事。
此外，在回归之前我们很多时候埋头工作，对于宣传，特别是保护意识提高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少。回归之后我们觉得全社会文化保护意识的提高也很重要，这样我们做具体工作才能够事半功倍。
这十年中，我有机会参与申遗的整个过程。有记者曾经问，澳门申遗是不是插了队，就是中央特别照顾澳门特区？其实在回归后，我们已经开始准备申报世界遗产工作。2002年，我们正式把申报文本送交世界文化遗产中心，在2003年时已被国家确定为2005年唯一代表中国申报的项目。
我觉得，澳门申遗能够成功，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很支持，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准备时也下了很大工夫，大家一起努力，才有这个成果。
回归后，澳门特区和内地在文化保护方面的合作也很紧密，通过国家文物局穿针引线，我们和内地的单位建立起联系，一年有几十位专家学者过来，就规划或者技术方面提供帮助，我们还专门有一个网络和他们沟通。
像郑家大屋，它是澳门现在最大的一个民居建筑群，有4000平方米左右。我们从来没有面对过这么大的建筑群，就邀请华南理工的专家来提意见，请他们帮助做修复计划。
可能有人会觉得申遗是一种宣传，或者是旅游方面的招牌。但我们觉得，通过申遗这个过程，市民对文物保护的意识、热忱非常高涨。我记得申遗成功后，大家激动得快流下眼泪，因为最终它得到了世界的认同。
规划还应更早
还有记者问过，赌权开放以后吸引了更多年轻人投身赌业，而非物质遗产的那些技能对年轻人没有太大吸引力，因为不能带来很多利润。我们在新的文化遗产规划里专门对这方面做了一些补充，有鼓励措施。
例如我们觉得某种手艺或工艺代表澳门的传统文化，但现在并不常用，正受到社会发展的冲击，那么我们利用政府性扶持或者保护让它发展下去，通过财政上的支持来确保那些手艺人生活有保障。
另外，社会上也有些批评的声音，比如说我们的城市规划比较慢，一些文物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我们很清楚，在保护的层面上我们做了应有的工作，在保护区以外，在有些景观上看起来不太舒服的地方，应该通过更全面的城市规划来改善。如果能更早去做这些方面的规划，对澳门的文化遗产、特别是景观方面的保护会更有帮助。
对未来特区的世界遗产保护和文物保护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澳门市民的文物保护意识有所提高，政府对文物保护的重视每年也在加强。
在我们这一代手里把它做得更好并且传给下一代，这应该是澳门全体市民和特区政府的目标。
黄伟麟：无论做什么都要立足澳门
这十年证明，澳门没有对土生葡人持一种不公平的态度，相反给予了特殊照顾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澳门报道
内地人之于黄伟麟的印象，是澳门“唯一”的歌手。今年，他参选立法会时很多澳门人也有疑问：他不是歌手吗？怎么会懂政治呢？
其实70年代出生的黄伟麟曾有超过15年的公职人员经历，他甚至以专业界别成为第二届、第三届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
从小梦想成为歌手的黄伟麟，却像其他土生葡人那样，按部就班地进入政府成为一名公务员。直到回归的到来，让他的歌手梦得到更多鼓励。三年前，他选择离开政府，正式成为一名歌手。
葡文名为MIRO的黄伟麟今年参选虽然并未成功，却代表了两个努力的开始---过去澳门立法会几乎没有演艺界人士；同时，这次参选是他和许多土生葡人朋友商量的结果，他们觉得，应该在这样一个平台里有代表新一代土生葡人的声音。
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在1999年前曾经离开，不过终又回到澳门。黄伟麟说，对于土生葡人来讲，这里才是真正的家。
从教堂出来去土地庙
我小时候生活在氹仔，家在嘉谟圣母教堂旁边。那里住了十几户葡萄牙人，是一个小的葡萄牙人聚居地。
那时我没有中文名字，上的也是葡语学校，朋友也几乎都是土生葡人。我们这样的孩子小学或初中毕业就可以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和华人不一样的还有宗教：我一出生就接受了天主教洗礼。每到平安夜，爸爸就带我去嘉谟圣母堂做弥撒，牧师举着耶稣像，我们逐一亲吻过耶稣像的脚。
爸爸曾是军人，在40年代末从葡萄牙派驻到澳门，后来当警察。他小学文化，也没有特殊的家世。回归前，葡人虽然并不是都富裕，但因为语言的缘故几乎都在政府里工作，所以收入比较稳定。
不过，我妈妈是广东人。所以我经常跟爸爸从教堂出来，就跟妈妈去拜土地爷。
我妈妈很喜欢听广东歌，爸爸也是个超爱听音乐的人。他的黑胶唱片全都按分类摆放，井井有条。我12岁时妈妈去世了，爸爸要工作，不可能整天在家陪我，家里也没有兄弟姐妹。我自己就会翻开这些唱片，可以说音乐陪伴我长大。虽然说不好中文，我却可以跟着唱片唱广东歌。
十六七岁时，我看到澳门和香港的歌手同台演出，但澳门歌手唱的也是香港歌。于是就想，我要站在台上唱澳门自己的歌。
我跟爸爸讲了我的想法。过了一段时间，他问我是不是放弃了？我说真的不知道从哪做起。他就问我，有没有想过怎么做？会出唱片吗？我说可能吧。他问出唱片有几首歌啊？我说不知道。他问封面你想过吗？我说没有。
爸爸就说，你做一个梦想档案，把这些东西具体化，用图画或者其他办法让我们都能看见这些东西。我还记得他那时跟我讲迪士尼先生的故事：他一直想盖一个很大的乐园，但这个乐园建成时，他已经去世了。他太太却说：一点没有遗憾，因为我先生是世界上第一个看见这个乐园的人。
后来在1995年，我出第一张唱片的时候，发现我实现的东西跟我的梦想档案有80%以上吻合。所以，有梦想就要敢于付诸行动。当然，需要有好机会。我觉得澳门回归就给我带来了这样的机会。
曾给何厚铧做记者会翻译
大约在1988年，我高中毕业。正好政府开了一个语言学校，相当于大学学历。我因为小时候就接触广东话，所以就上了语言大学。
那时之所以办这个学校，是因为澳葡政府觉得《中葡联合声明》后与中国的交往越来越多，需要大量翻译，他们想用三四年时间培训一些翻译人才。为吸引大家去上学，每个月还给4000澳元补贴。
澳门有别于香港，香港很早就有双语制，但澳门的葡人不讲中文，华人学校则以中文教学，两个群体接触、交流都很少，双语人才非常缺乏。
语言大学每年只开两个班：中文班和葡文班。来自葡语教学系统的人学中文，中文教学系统的人学葡文。每一班15人，这样4年后就有120人为政府服务。
在这个学校里除了语言还学一些基础性的东西，比如法律以及中国历史、地理。在这之前，我讲广东话没有问题，但不懂普通话。在学校主要训练中文的识字和书写，同时也会在笔译、口译方面进行培训。
第四年开始实习，我去了政务司司长的办公室。回归确定后，政务司这些部门需要知道每天华人在讲什么，华人社会对什么问题比较敏感，政府需要考虑什么、改善什么，所以翻译就成了他们的左右手。
我在这个办公室做了五年，后来这位司长被委任为澳葡方面回归筹备办公室的负责人，我也就直接跟进有关澳门回归的事务。再后来，我主攻同声翻译，何厚铧每年发布施政报告等等的记者招待会，都是我在做。
何厚铧先生说话比较坦白，他会很直接地告诉你，我不完美，什么东西都是在十年里一边学一边做。做得不好就改，我们每个人都在学习当中。
这十年里，何厚铧先生很尊重土生葡人这个群体，一直给这个群体在社会上发展自己的机会。现在是澳人治澳，土生葡人也是澳人，我们也生在这个地方。
离开的人又回来了
回归前，有人问我爸爸的态度，我记得他很轻描淡写地说：“我还是想晚上饿的时候，跑到楼下的大排档吃一个干炒牛河，喝一杯青岛啤酒。”
当时一些葡萄牙来的人怕语言有转变，没法适应；有些觉得本来就只是打工的，不如再回葡萄牙。还有许多人去了加拿大、美国、巴西或其他地方。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中走了十个左右。
但是回归十年，很多当初离开的土生葡人又回来了。特别最近这四五年，陆续回来了很多人。
回归前，土生葡人的担心是：以前作为比较有优势和社会地位的一群人，回归后会不会因为这种身份受到什么不利影响。这十年也证明，澳门没有对土生葡人持一种不公平的态度，相反给予了特殊照顾。
直到今天，对于土生葡人来讲，压力主要还是来自语言方面的障碍。我过去说普通话、看中文都要由广东话转换一下，用了十年时间才比较理解普通话。这对其他土生葡人更是一个挑战。
这十年里，我个人的生活变化也很大。在回归第二年的时候，对我影响很大的爸爸去世了。然后，今年秋天我结婚了，妻子是东北大庆人。我现在和她学会了“埋汰”、“毛嗑”这些东北话。和上一代相比，澳门人和内地的联系越来越多，土生葡人也在享受这些联系带来的好处。
无论做什么都要立足澳门
回到唱歌这件事情上来。其实1995年我出了第一张唱片后就停了，因为没有钱做下一张。结果1998年中国唱片公司想找一个澳门歌手唱回归歌曲，看到我前几年的海报，就找到了我。回归这年，我就唱了《恋曲1999》。
后来连续两年春晚也找到我，所以就有了一个澳门歌手的形象。
其实并不是说澳门只有我这一个歌手，而是以前很多澳门原创歌手出名后都去了香港。政府觉得我有上电视的经验，又是土生葡人，就经常让我做节目主持人，还委任我当旅游形象大使。这样就给我开了一条新路。
我也可以很公道地说，这十年里澳门给了我很多平台、很多机会，因为澳门必须找澳门人来当代表，
我觉得能够做到现在，一是我学习了中文，二是在我进入社会的时候澳门出现了这样一个大变化。
这样到2006年我决定离开政府的时候，已经是水到渠成了。我记得当时需要得到政务司陈丽敏司长的批文才能走，她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然后在翻译人手短缺的情况下，还是批准我离职。
土生葡人过去都是当公务员或进入司法界。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在变化，选择新的生活。但是无论做什么都要立足澳门。
今年，我参加了立法会选举。早先我参加一个去内地的土生葡人访问团，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但是我发现，团里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士，有很多已经退休的人。我就觉得，新一代土生葡人应该继续为社会做贡献。
其实以前土生葡人的领袖或前辈跟我通电话问：“你作为土生葡人，有没有想过做点社会事务呢？”我一直都说不。但后来我问了一些朋友，发现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应该做一个榜样，我们进立法会，就会有新一代的土生葡人代表出来讲话。
从个人的发展历程来说，现在我已经出了五张专辑，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而且还有更多空间来关心整个澳门的事情。
参加立法会选举那三四个月，可以说是我最累的一段，每天只睡几个小时。要更加深入地了解澳门，要知道教育有什么问题，要去拜访大学，要跟大学校长聊天；要去盲人中心、老人中心，了解社会保障什么样。
这几个月虽然很辛苦，但是我觉得取得了一次很重要的人生经验。我觉得上一代人和新一代人对澳门有着很不一样的看法。我们就需要发出声音，给政府作为参考。
我们的社团就叫“齐声建澳门”，大家一起努力，这样它才会变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