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手无罪”
■事发 楚雄一精神病患十年内夺两命
■调查 对该群体的监管存在巨大漏洞
■建议 多部门建立联动监管应急机制
这是胡本学第二次杀人。10年前，他在家里将女儿的男朋友杀死在床上，一个半月前，同村26岁的罗凯也成了他刀下的冤魂。经司法鉴定为间歇性精神病发作，胡本学的这两次行凶行为均“无罪”。10年前，事发不久他就恢复了自由，和平时一样下地干活、下象棋，但这个村庄却因他而蒙上了一种看不见的痛楚和惶恐，10年后，这种惶恐变成了现实。“胡疯子！”平日里，乡亲们都习惯这样称呼胡本学，现在，村子里的每个人，包括他的妻子和女儿都说：“希望这个疯子不要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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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谁也想不到的意外，夺去了罗凯的生命
土路上画条线
“检查”行人车辆
竹园村位于楚雄州姚安县栋川镇，胡本学和罗凯都是这个村子的人，血案发生前，他们俩没有任何一丝关联。
罗凯在昆明做了多年保安，很少回家，并不认识家乡的“胡疯子”。7月的一天，为了却母亲的心愿，罗凯回家见了比他小5岁的杞彭秀。见面后，两人情投意合，并于10月18日领了结婚证。那段时间，罗凯的父亲罗银乐得合不拢嘴，遇到熟人便说：“儿子要结婚了，到时过来喝杯喜酒。”他们还借钱为罗凯置办了新房。“儿子结婚是头等大事，一生人就那么一次，想给他办得红火一点。”两家人准备11月28日为他们摆酒席。
10月28日是一个平常的日子，这天离摆酒席刚好还有一个月的时间。罗银和妻子早早起床，拿着菜子去街上榨油，以备摆酒席时用。已住在婆家的杞彭秀有点感冒，吃完早点，罗凯便骑着自己新买的摩托车，带妻子外出看病。
“胡疯子在村委会门口闹事了！”罗银夫妇提着菜子，经过村委会前面的土路时，发现“胡疯子”正蹲在村委会门口，远远围观的村民们议论纷纷。“胡疯子”在土路上画了一条线，对过往的行人和车辆进行“检查”，罗银夫妇匆匆忙忙经过了“胡疯子”的“防区”。
一到榨油坊，罗银夫妇还没有来得及把菜子中的杂物除去，便看见一辆警车呼啸着向村委会方向驶去。“疯子又杀人了，疯子又杀人了。”竹园村的村民奔走相告。“胡疯子又把谁杀了呢？10年前他已经杀了一个人了！”罗银暗自想，“胡疯子”这人还不错，他们还一起下过象棋。可他没料到的是，“胡疯子”杀的，是自己的儿子罗凯。
新婚妻子求救
无人敢来帮忙
这天9时，村民罗银安开着车，载着家具正准备路过村委会门口，突然，一块石头重重地打在了汽车玻璃上。怒气冲冲的胡本学左手拿着石头，右手拿着匕首，将罗银安的车拦了下来。
罗银安心里一惊，赶紧将窗玻璃摇下来，并递上一支烟：“老同学，你不认识我了？”胡本学瞅了瞅罗银安：“果然是老同学，是老同学，我就放你过去。”随后，罗银安慌里慌张地离开了。
接下来准备经过“防区”的是罗凯，由于长年在外，他并不认识“胡疯子”。他骑着摩托车载着妻子路过村委会门口时，胡本学突然冲上来用力踢摩托车的前轮，在罗凯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那把匕首就急速地插进了他的胸口。
远远围观的村民都吓傻了，但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帮忙。大家都知道，“胡疯子”喜欢舞刀弄枪，总是叫着打打杀杀，三四个男的都扳不倒他，更何况他在10年前杀死过女儿的男朋友。“我当时拉着罗凯的手，看着鲜血从他的胸口涌出，一直流到摩托车的排气管。”杞彭秀翻出手机想报警，可手机的面板上浸满了血，已经打不了电话了，她大声向围观的村民呼喊，依然没有人敢上前。
捅了罗凯后，胡本学把刀子拔了出来，摆在路边，之后，他跑进了村委会的大院。他歇斯底里地嚷着，将村委会的凳子和玻璃砸了个稀巴烂，村委会的值班人员和镇林业站的两名工作人员，一个个惊慌失措，吓得翻墙而逃。过了一会，警车赶到了现场，将胡本学带走。“我恨他们，为什么在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袖手旁观，如果他们有一个人出来帮忙，罗凯可能不会离开我。”杞彭秀伤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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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也不希望
父亲再回村里
经云南鼎丰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胡本学患有精神分裂症，行为受听幻觉和被害妄想等精神病的影响，无责任能力，据此，姚安县公安局撤销了该案。目前，胡本学正在楚雄州人民医院接受治疗，他的家人向罗凯的家人赔偿了8千余元的丧葬费和救治费，当地政府也将罗银夫妇纳入低保范围。
一个半月过去了，但胡本学给这个村庄带来的恐慌并没消失。村委会妇女主任邱喜英说，现在大家都很害怕，担心胡本学回来。一些村民甚至说：“希望政府把这个人‘处理’掉，或者关起来，永远不再放出来。”
胡本学的女儿胡晓燕也不愿意再见到父亲，她说，父亲已经把这个家弄得鸡犬不宁。“我们一家也是受害者，我不希望他回来，我和妈妈对村里人不好交代，他就是一颗不定时的炸弹。”胡晓燕说，因为这事，他的丈夫已经向她提出离婚。因为父亲闹事，自己和母亲对可能面临的民事赔偿已经无能为力。
栋川镇副书记何树荣说，整个栋川镇，患有精神疾病的有一百多人，确认为精神病人的有10人，这些人都被家人看管着。“目前的办法，只能是让监护人尽可能地履行好监管的责任，但实际情况仍然是防不胜防。”
据我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姚安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队长胡兴成说，从治安的角度讲，作为有监护义务的家属应该对病人进行有力的监管，但是，从人性的角度考虑，如果把握不到位，又会侵犯到病人的人权。类似胡本学的精神病人们，如何将他们对社会的危害降低到最小，成了政府的难题。
分析〉〉
鉴定精神疾病
没有科学标准
楚雄州姚安县栋川镇竹园村只是许多存在类似问题的贫困农村的一个缩影。除了该事件，我省今年下半年发生的类似的杀人事件至少还有以下两起：今年7月12日凌晨，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龙潭乡瓦路村大山村民小组发生一起杀人案，共5人被害，另有2人轻伤，后鉴定凶手柯丽江患有精神病；11月16日，禄劝县发生特大杀人案，被传有精神病的陈文法亲手杀死了自己的6位亲人，对他的司法鉴定目前正在进行当中。
相关人士分析，在农村，贫穷是导致对精神病人监管力度不够的主要原因。另外，精神病人杀人事件一旦发生，就将导致精神病人家属和死者家属之间的民事赔偿纠纷，甚至整个村庄都会因此产生情感裂痕。
而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汤光仁更关心的，是如何从法律上给予精神病人更多的关爱。譬如，他正受云南省法律援助工作管理局指派，将在一宗故意杀人案的二审中对被告进行辩护。汤光仁将从精神疾病范围的认知能力和行为控制能力的角度为被告人进行辩护。“打个比方，桌子上放着一只玻璃杯，精神病人知道把这个杯子打碎是不对的，这就是他有认知能力，但是他还是把这个杯子摔碎，这就说明他失去了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汤光仁认为，从这个角度出发，将能为暴力事件行为人争取到更多的法律关怀。
汤光仁介绍，在精神病人犯罪问题上，我国社会存在两个漏洞。首先是是司法实践的缺乏，比如对精神病人的司法鉴定，目前主要的依据是询问（精神病人对案件的复述是否连贯）和公安机关的相关笔录，最后根据经验做出判断，并无科学标准。其次是社会关爱不够，对精神病人的管理缺乏援助机构，即使有，也是一些营利机构，这些问题导致精神病人的很多行为不能被提前防范。
农村精神病患
监管难度更大
云南省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医师唐岩认为，精神病患者在病发时期伤害到他人，是在患者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发生的，应该得到社会的理解，但是受害者更应该得到同情。“多数精神病患者杀人、伤人事件的发生，是可以预防的，精神病患者不能自控，但其监护人及相关单位应该监控，在病发时及时送往医院，或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些都需要有一个应急机制，目前恰恰缺少这样的应急机制，病人一旦发病，其监护人便不知所措了，特别是在农村。”
据统计，我国目前约有1600万重性精神病患者，我省精神病发病率为7‰-8‰，农村发病率比城镇略高。唐岩说，农村精神病患者监管难度更大。按农村一般家庭的经济水平，如果家中有人患精神病，根本承担不起医治的费用，一个病人送到医院医治，一个月平均要4000-5000元钱，疗程平均在两到三个月。
“精神病患者杀人、伤人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近年来精神病患者数量呈上升趋势，如何监管好这样的群体是政府及社会各界应思考的问题。”唐岩说，最近昆明市政府开展了“重性精神病网络建设试点”，为一些地区的重性精神病患者提供免费治疗等服务，这应该是实施有效监管的一种方式，但仅依靠政府是远远不够的。对精神病患者的监管，应该是监护人、公安机关、民政部门、政府等多部门联动，形成有效管理的机制，才能提供一个管理网络，一旦患者发病，多部门联动快速处理，不至于造成杀人、伤人的后果。
容易对他人和自身造成伤害的患者，多数患有精神分裂症、心境障碍、偏执性精神障碍等，唐岩说：“心理健康比躯体健康更重要，社会各界应该注重心理卫生和精神卫生的宣传，对精神病患者有效的预防、疏导和监管，才能减少悲剧的发生。”
复制上海模式
我省很难实现
据了解，社会上对精神病人杀人的观点，偏重于行为和后果，却并不追究根源并给予更多关怀。在上海，包括地方政府、民政、公安、卫生等部门相互协调来监护精神病人。上海有财政、司法、劳动保障等十个政府部门参与精神卫生工作，各区县和街道乡镇都建立了精神卫生工作领导小组，这样就形成了多部门协作的三级管理网络，这种模式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上海模式”。在这种模式里，每个病人都有一个看护网，都建档管理，这种模式避免了让患者家庭独自承担责任。昆明市社会科学院社会所助理研究员姜剑波认为，受教育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这样的模式复制到云南，很难实现。
姜剑波认为，农村精神病人伤人事件频发现象，在社会转型期无法避免。他认为，不同程度的精神病出现，根源上是社会发展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表现。虽然社会事业也包含了卫生、教育、医疗，但我们的社会管理还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在追究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背景下，人的心态变得极不稳定，急躁情绪也增多，而城乡贫富差距的步步拉大，则是导致很多农村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
他分析，云南的教育水平偏低，德育和心理学的发展落后，而针对精神病人，社会关怀和监护机制仍未建立。他说，应该营造出一个宏观意义上的幸福工程，让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感觉到快乐和幸福，这对于娱乐设施缺乏的农村地区来说尤其重要。另外，针对高压人群的心理干预要及时。“精神病人并没有像残疾人、五保户那样，列入最基层政府的救助范围，这是一个缺失。”他认为，对精神病人的管理，最好是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这个机构的财政划归医疗卫生、公共安全或者城乡社区事务的范畴，不但能做好精神病人伤人事件的预防，也能对贫困的受害人家庭做出适当补偿。本版文图
首席记者 刘木木
实习记者 欧良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