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长篇《“四人帮”兴亡》是作者花费二十多个春秋，经过广泛采访，完成的长篇新著。全书共二十五章，一百八十万字，分上、中、下三卷。
（注：《论艺术作品对人民的作用——美学笔记之五》，1961年第11期《上海文学》。）
“真正歌颂劳动人民的艺术作品，从《水浒传》，到《悯农诗》，都是不朽的。”
（注：《歌颂劳动的诗篇是不朽的》，《冲霄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作为“墙头草”，这时候的姚文元随风倒那当然不在话下。他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水浒》的指示，完全按“行情”行事。
《水浒》乃是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对于它的评论，已经发表过不少。怎么会由《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出面，发出“号召”？文章指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这些话，使许多读者感到费解。
“舆论总管”发起了一场空前规模的“评《水浒》”运动，起初使许多人困惑不解——用得着如此连篇累牍地去评《水浒》？
“舆论总管”导演了一幕幕舆论战：
《红旗》杂志1975年第九期发表了短评《重视〈水浒〉的评论》，又在“用《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总标题下，发表了一组评《水浒》的文章，作为“样板”。《人民日报》当即在8月31日予以转载。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文中把芦荻记述的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作为“最高指示”用黑体字印出来，公之于众。
有了《红旗》评论，有了《人民日报》社论，有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才短短几天，就在全国掀起了评《水浒》的“热潮”、“高潮”。
“舆论总管”发起这么个“热潮”、“高潮”，究竟干什么呢？
事情就像十年前那样，姚文元的长文在《文汇报》上冒出，忽然评起《海瑞罢官》，多少人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江青的一次次讲话，点穿了内中的奥秘。
8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她直截了当地说：
“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原来跟“批判孔老二”一样，江青所惯用的是“影射史学”！
9月17日，江青在大寨对北影、长影、新影、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家著作注释组、北大和清华写作组等一百多人讲话时，更为得意：
“不要以为评《水浒》这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么讲，不是，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历史评论，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
是什么样的大事呢？江青说道。
“为什么主席现在指示批《水浒》，大家考虑考虑。《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恶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架空晁盖，不然为什么晁盖头天死了，第二天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所以主席谈，林彪一类如上台搞修正主义很容易。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说，对资产阶级法权要加以限制，我们说这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贡献，但是有人胆敢把它删去。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
“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江青还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她的一次次批评，说成了对她的“迫害”。
江青借助于“评《水浒》”，要对邓小平进行反击！
她要求在大寨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印发她的讲话，播放她的讲话录音。
毛泽东阻止了印发她的讲话，播放她的讲话录音。
毛泽东怎么会知道江青在大寨的讲话呢？
吴冷西曾回忆了内中曲折的一幕：
“1975年9月，华国锋在昔阳主持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同志按照党中央的安排，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谁知江青却赶到会议上大放厥词，口口声声地说她‘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并且露骨地宣扬《水浒传》中‘宋江架空晁盖’，以此影射邓小平同志。正在会议上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听了江青的论调后，十分气愤，立即将她的言论写成材料交给了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手中。
“穆青分析着这份材料，感到事关重大。便立即打电话给我，说有要事希望与我个别商量。我即乘轿车从中南海北门出来，绕到新华社的后门，将正在路边悄悄等候的穆青接上车来。
“在车上，穆青把江青的那份讲话材料交给了我。我和穆青都感到江青的矛头对准邓小平同志，事态非常严重。
“于是，我立即把材料交给胡乔木同志。乔木看后便和我一道来到邓小平的家中。小平提出，由我们设法把材料报告给毛泽东主席，向毛泽东揭露江青的政治阴谋。
“乔木要我用车把穆青从新华社后门悄悄接出来。我们在车上仔细地商量如何才能绕开唐（闻生）王（海容）两小姐，直接把材料送到主席手中。这时，穆青建议，由他找新华社负责中央领导人活动报道的记者李琴同志想办法。我同意了这一方案。
“穆青找到李琴，向她讲述了上书给主席的重要政治意义。李琴满口答应完成任务。穆青和当时任新华社社长的朱穆之便又联名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他们知道，在“四人帮”肆虐的政治高压下，写这样的信，需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
“毛主席很快就收到信件和江青讲话材料。他读过后，气愤地说：‘江青的讲话是在放屁讲话文不对题不见报，不广播，不复制！’
“毛主席的表态，使江青等人嚣张的气焰得以遏制。江青想利用‘评《水浒传》’达到打击邓小平和周恩来的阴谋，不得不暂时收敛一些。穆青等同志反映的情况，使我们的党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赢得了一个回合的胜利。”
（注：余熙：《吴冷西新近首次披露穆青向毛泽东状告江青始末》，1996年11月21日《文化报》。）
直到这时，人们恍然大悟：原来，批《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而海瑞则是彭德怀；这一回评《水浒》，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而晁盖是毛泽东，至于宋江是谁，不言而喻了！
难怪，宋江给扣上了“投降派”、“修正主义”之类大帽子。
幸亏《水浒》作者施耐庵早已魂归西天，要不，又得挖“三家村”、揪“后台”了。
姚文元已经有了评《海瑞罢官》的“经验”，难怪，一听说毛泽东跟芦荻聊天说及评《水浒》，马上拿来作为“令箭”，发动了一场“亿万人民”参加的“评《水浒》运动”！
“醉翁之意不在酒。”姚文元和他的伙计们哪里在研究《水浒》？他们在借助于“评《水浒》”整人。
1976年，当第一期《红旗》发表《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一文时，姚文元亲笔加上了几句话“点睛”：
“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特别强调了领导权的重要性。‘屏晁盖于108人之外’，就是修正主义者宋江篡夺了领导权，排斥了革命派晁盖。”
“四人帮”，借助于“评《水浒》”，在舆论上占了上风。
姚文元得意了，他的日记透露了他的心声。
1976年1月28日，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政治局继续开会，邓小平要求谈工作问题。主席指示：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即不是一棍子打死，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和刘少奇、林林彪有一些不同，他还肯作自我批评。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
2月1日，姚文元的日记中，切齿之声可闻：
天安门有反革命传单曰：“打倒张、姚”，还有什么“打倒少壮派”。“少壮派”一类是国民党、苏修的惯用语。为人民的敌人所仇恨，“打倒”，不胜光荣之至。这本日记没有多少可看的东西，无非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相互“打倒”而已。但革命讲政策。说厉害，是远远不及反革命派的辣手的。我手无寸铁，就一支笔，且是铅笔，“打倒”除杀头坐牢之外，就是把我这支笔剥夺掉。
在2月16日，姚文元则写下了这样的日记：
“外国人都说：宣传工具在左派手中，是‘宣传毛的主张’‘继续革命’的，但搞‘经济工作的是求实派’，经济工作什么时候能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领导呢？”
毛远新当毛泽东“联络员”
就在江青起劲地掀起“评《水浒》”运动的时候，周恩来病入膏肓。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周恩来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周恩来颇为感慨地回首当年：“时间过得真快，就在十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四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四分钟也走不了了！”
在这次会见之后，周恩来病危，9月20日要进行第四次手术。这是一次大手术。如果发生意外，他躺在手术台上将永远不会起来。他意识到这一点，也意识到江青正咄咄逼人。为了防止后患，他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嘱令秘书调来那份他在1972年6月23日关于伍豪事件专题讲话的录音整理稿，用颤抖的手，在第一页上签了名，还写了：“于进入手术室，1975年9月20日。”病重的他，漏写了“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前”字。他在这样的时刻，仍不忘那份讲话稿，表明了他对江青的严重不安。他知道，江青会闹事，会抛出伍豪事件往他脸上抹黑！
在周恩来病情恶化的日子里，毛泽东的病情也加重了。
毛泽东的一只眼睛，由北京广安门医院眼科中年大夫唐由之施行手术。动手术的时间，据张玉凤回忆，是1975年8月中旬，而芦荻则告诉笔者说是7月29日——应当说，芦荻的回忆更准确。
手术是在毛泽东住处做的。动手术时，周恩来不顾病体，和邓小平一起在外间守候。手术很顺利。不久，毛泽东的一只眼睛复明了。
可是，毛泽东的肺气肿转为肺心病，日益严重。他的讲话变得困难，发音含混不清。有时，不得不由张玉凤根据他的口形、表情进行揣摸，说出他的意思。如果他点点头，表明揣摸对了，那揣摸的意思便成了“最高指示”。
1975年9月，毛泽东另装了一架“专线电话”。“电话”的这一头是毛泽东，另一头是政治局。政治局开会，靠此人去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外面的情况，则靠此人来到毛泽东的病榻前汇禀。
这架“专线电话”，便是毛泽东身边的“联络员”。
此人乃毛泽东之侄毛远新。“文革”之初，红卫兵们广为印发一份传单，标题为《毛主席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毛远新的名字才为人们所知。借助于毛泽东的威望，这个从大学毕业不算太久的年轻人，当上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
其实，这“联络员”比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重要得多。他，成了“最高指示”的“发布官”，而“最高指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
毛远新充任“联络员”，使江青与毛泽东的联系变得密切：那时的她，与毛泽东分居。她住钓鱼台，毛泽东住在中南海游泳池旁。她屡受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已经看出她有野心。她这“第一夫人”，与毛泽东之间已隔着一堵墙。
江青在1975年1月7日写给张玉凤的一封信，已经清楚地反映出她与毛泽东之间关系已日益疏远———
玉凤同志：
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因为如从1968年算起，我应归还八千元，从1969年起我应归还七千元。当然，可以不归还，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像、购买灯光装制（引者注：“制”似应为“置”），灯光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慷（引者注：应为“慨”）。如不取，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钱。
江青
1975．1．7
江青找毛泽东要钱，得给张玉凤写信，而且要张玉凤在“主席暇时，报主席”，这位“第一夫人”其实早已只是徒有虚名罢了。只是她每一回在公众场合露面，总是说：“我代表毛主席看望你们来了”，“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主席身体非常健康”……她竭力用这样的话语，在群众面前为自己树立“第一夫人”的形象。
毛远新来到了毛泽东身边，毛远新成了她的“传声筒”。
毛远新向来对江青言听计从，何况又是毛泽东的亲属，他来到毛泽东身边，充当“联络员”，在江青看来是最佳人选。
1991年7月20日笔者在上海访问了毛远新，他抽着烟，表情深沉，和妻子全秀凤生活在一起。
毛泽东一共有两个侄子。
贺麓成（本名毛岸成）是毛泽覃之子。毛泽覃是毛泽东的小弟弟。笔者在1997年8月4日采访了贺麓成。
贺麓成的生母是贺怡，贺怡即贺子珍胞妹。所以，贺麓成既是毛泽东的侄子，又是毛泽东的外甥。
然而，也正因为贺麓成的母亲是贺子珍的胞妹，所以受到江青的排斥。贺麓成凭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中国的导弹专家。尽管他在北京工作，无缘见毛泽东一面。直至毛泽东去世之后，经毛泽东和贺子珍所生的女儿李敏再三坚持，才把贺麓成列入毛泽东亲属名单，参加守灵。
毛远新是毛泽民之子。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和朱丹华（又名朱旦华）结婚，于1941年2月生下毛远新。1943年9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1945年7月，朱丹华带着年幼的毛远新来到延安。
朱丹华后来改嫁给方志敏之弟方志纯，毛远新也就随方志纯住在江西南昌。
1951年，朱丹华到北京开会，把毛远新也带往北京。会议结束后，朱丹华带毛远新进中南海看望毛泽东。
朱丹华对毛泽东说，毛远新想在北京上学。这样，毛远新就来到毛泽东身边。
毛远新比李讷小半岁，他们一起在北京上育英小学。毛泽东、江青待毛远新如同己出。
1954年，毛远新小学毕业，考入北京一○一中学。
1960年，毛远新上完中学，由于学业优秀，学校打算保送他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毛泽东听说此事，摇头道：“保送，不算本事。”
毛远新当即说：“那我就去考。你说什么大学难考，我就考什么大学！”
毛泽东笑道：“要么北大，要么清华。”
毛远新说：“我就考清华！”
果真，毛远新凭自己的真本事，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
毛远新在清华大学学了一个学期，对毛泽东说：“我的许多同学都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我也喜欢那里。我想转学到那里，好吗？”
毛泽东同意了。
从此，毛远新转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每逢寒暑假，毛远新回到毛泽东身边。
1964年暑假，毛远新在中南海住。毛泽东和他如同父子。7月5日，毛泽东和毛远新谈话。事后，毛远新追记了这一次谈话。1964年11月9日，高等教育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从此毛远新闻名全国。
《谈话纪要》中有毛泽东关于教育问题的意见：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
1965年，毛远新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接照毛泽东谈话的精神，他到防空导弹三营一连当兵。
不久，“文革”开始。当时规定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回校参加运动，毛远新也就回校。
在“文革”中，《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被红卫兵作为传单广为印行，毛远新的身份也就广为人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