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哥本哈根大会的艰难抉择
发达国家能否继续带头深度减排，能否拿出资金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将是哥本哈根大会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皇甫平丽
在《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描述了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严重威胁：气温上升，旱灾日频，缺水人口大幅增加；洪水和热带风暴造成数亿人流离失所；……报告称：“制定2012年后的世界减排计划可以说是我们拯救地球的最后机会了。”
为期12天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五次缔约方会议，12月7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开幕，有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参加，主要议题是就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后发达国家减排温室气体安排等问题进行谈判。
巧合的是，近日在全球热映的著名导演罗兰·艾默里奇的灾难大片也叫《2012》。虽然对影片“世界末日”的说法不必当真，但其极致展现的地球灾难却值得身处这颗星球上的所有人警醒和反思。
协调行动依然困难
《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的描述与罗兰·艾默里奇2004年的影片《后天》的内容如出一辙。《后天》讲述的是温室效应使全球变暖，气候发生突变，气温骤降，地球陷入第二次冰河期，龙卷风、海啸和暴风雪接踵而至，人类陷入了一场空前的末日浩劫。
这并不完全是科幻片的虚构。有消息称，该影片题材源自美国国防部提交给白宫的一份秘密报告《气候突变的情景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意义》，报告中提到全球气候变暖在未来20年内将引发人类浩劫。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很推崇该片，并评价说：“尽管它是一部科幻电影，但其内容却以大量科学事实为基础。”
目前，在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认知方面，虽然还存在一些分歧和质疑，但全球关于气候变化的主流观点已经趋向一致，即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且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
在这方面，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评估报告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2007年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在国际上引发了新一轮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该委员会还因此荣获了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
IPCC的报告强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行动刻不容缓，能否减少全球变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在今后二三十年中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所作的努力和投资。
但是，在日前发布的“2009年气候变化绿皮书”中，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气象局的专家指出，有三大因素影响国际气候谈判，分别是科学认知、政治意愿和经济利益，显然后两大因素面临着更大障碍。
从政治意愿来看，国际气候谈判在姿态上是高调频弹，涉及到具体目标却多舍近求远。对“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2度以下”这一长远目标反对者寡，但在中期目标上，发达国家对巴厘路线图所要求的2020年在1990年排放水平上减排25%～40%却或避而不谈或大打折扣，甚至抛弃《京都议定书》，要求发展中国家也承诺减排目标。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承担主要的温室气体减排责任，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应的减排技术和资金。
绿皮书指出，发达国家极力反对中期深度减排，所担心的是当前需要付出的减排成本；发展中国家难于参与承诺中期减限排目标，要求维护的是其必要的发展空间，国际气候谈判背后的经济利益格局复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歧严重。因此绿皮书认为：“一场各种政治力量的激烈较量在所难免。”
哥本哈根大会第三天，一份发达国家“暗箱操作”的协议草案引发了发展中国家的强烈抗议。这份由东道主丹麦牵头，并与一些发达国家商谈后抛出的协议草案，背离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甚至本末倒置地为一些发展中国家设置了减排义务，并且弱化了发达国家提供资金的义务。
代表77国集团和中国发言的苏丹外交官卢蒙巴·迪亚平对此提出抗议：“对发达国家，我要说，这是你们需要的协议，不是我们需要的！”
前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谈判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邹骥教授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说，由于各方立场相距甚远，哥本哈根大会困难重重。
两大关键问题
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谈判代表、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吕学都日前指出，发达国家是否能够继续带头深度减排，是否能够拿出资金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将是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环境发展研究室主任陈迎也认为，公平合理地解决减排的目标和资金问题是本次会议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发达国家应将减排目标法律化，“不白纸黑字写入法律文件中，发展中国家不会同意。”在资金方面，发展中国家强调三个形容词“规模更大，更稳定，可预见的”。
在发达国家中，由于美国在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态度比较消极，欧盟一向标榜要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充当领头羊，此次，欧盟在大会上提出，将视其他国家的承诺情况决定是否把减排目标从20%提高到30%。
欧盟谈判代表12月8日下午在气候大会的一个发布会上，还公然拿中国与欧盟的减排目标做比较。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气候谈判中方首席谈判代表苏伟表示，欧盟把自己应承担的国际义务和发展中国家所提出的国内自主行动目标相比较“有点不厚道”，此外欧盟现在提出的所谓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到30%的目标，与发展中国家要求其减排40%的目标也相差很远。
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和环保组织地球之友12月9日在哥本哈根联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可能会让欧盟“很尴尬”。该报告说，到2020年，欧盟应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至少40%才足以帮助避免气候变化至危险水平，并偿还多年大量排放所欠下的“气候债”，而且对欧盟来说也是“可行的，并且可以负担得起的”。
陈迎指出，从欧盟10月30日发表的一份新文本的立场来看，欧盟意欲加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领导地位，在哥本哈根大会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是欧盟在文本内总是强调“所有国家”和“有条件的”，以模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并暗示只有其他国家跟上，才能达成全球性协议。
欧盟还在资金问题上“模糊化”，文本抹掉了150亿欧元资金援助的数字。此外，文本内容强烈跟贸易措施挂钩，欧盟非常可能在大会上再提贸易措施，并视大会结果在会后启动贸易措施。陈迎强调，在碳关税问题上，欧盟比美国提得更早，走得更远。
会前，美国、中国和印度等国相继宣布了各自的减排目标，被视为给并不乐观的哥本哈根大会带来了“一些积极信号”。
对于中美两国相继提出减排目标，邹骥对本刊记者表示，虽然美国的目标和预期的还差很远，也与美国的历史责任不符，但中美两国的行动表明，大国试图推进哥本哈根进程获得一些进展，这是好事。尤其是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显示出诚意和积极的行动，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
哥本哈根之后
尽管哥本哈根大会还没有闭幕，但国际社会更多地将眼光瞄准了大会之后，认为真正的谈判可能在“后哥本哈根”时代。
2010年，全球还将召开两次国际气候会议，届时国际社会可能会进一步细化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揽子方案。
此外，哥本哈根谈判的是2012～2020年的中期目标，2020年后的减排具体安排的谈判今后也将提上日程。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访问的专家也表示，哥本哈根大会之后，围绕气候变化问题还有更长更艰难的路要走。
邹骥认为，哥本哈根大会在一些一般性的问题上可能达成一些共识，但更多的问题还要从长计议，例如发达国家减排目标、资金和技术问题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等。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所副所长赵宏图形容这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哥本哈根大会最可能的是实现政治性框架协议，要如预期达成后《京都议定书》安排可能性不大，因此哥本哈根会后还需要面对很多问题，他说。
赵宏图对本刊记者说，虽然哥本哈根大会的结果可能不如预期，但应该看到这些年来关于气候谈判的进程还是取得一些进展的。从这一两年来看，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的密度和国际协调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有关国家的表态也更进了一步。
“往前走就是进步”，赵宏图说：“哥本哈根不是终点，更多是一个新的起点。”
根据气候变化绿皮书的分析，漫长的后哥本哈根之路将面临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完善。如果哥本哈根大会能达成框架性的政治协定，在接下来的几年，需要进一步就各方面的技术细节进行谈判，深化完善。
二是执行。一旦缔约方谈判完成哥本哈根协定的技术细节，还需要各国政府正式批准，使其生效。
三是创新。2020年以后的国际减排协定面临启动谈判进程。届时，发达国家必然要求包括全球所有缔约方的国际减排协定；许多较为先进的发展中国家，例如早已成为富国俱乐部成员的韩国、墨西哥和新加坡，甚至发展中大国中国、巴西、印度，也要以某种形式参与全球减限排的承诺。
世人期待着哥本哈根大会能就攸关人类未来生存和发展的挑战作出抉择，能让哥本哈根(Copenhagen)变成全球新一轮应对气候变化的“希望之本(Hopenhagen)”。□
《瞭望》文章：在全球性挑战压力面前
中国需要通过对话扩大共识，通过合作拓展利益汇合点，通过谈判达成妥协，通过较量维护权益
文/刘友法董漫远陈须隆
即将过去的2009年，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对中国的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构成重大影响。面对未来的挑战与机遇，中国需要相机采取主动性战略举措，引领和平、发展、合作的国际潮流，确保国际体系朝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方向演变，维护并延长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
国际形势呈现5个特点
当前国际形势总的趋势表现为：金融危机导致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国际金融体系变革序幕拉开，多极化进程加快；主要大国和新兴力量调整内外政策，导致国际关系大调整；国际安全与地缘战略形势出现新动向；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突出；中国国际地位与作用不断增强，对国际规制的话语权不断提升，对国际秩序塑造的影响力扩大。
世界经济艰难复苏，风险犹存。在虚拟经济领域，全球金融体系结构性缺陷尚未得到根本性治理，新的监管机制和交易规则尚未建立，美国金融衍生产品继续泛滥，银行业名义资产总量超过203万亿美元，大大高于危机前的水平，上述金融风险仍有可能引发新一轮金融动荡。在实体经济领域，美、欧、日经济虽止跌企稳，但不确定因素仍多。受流动性增多、美元贬值等因素影响，国际上大宗商品以及黄金等贵金属的价格快速上涨，发达国家消费疲软，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再度抬头，对国际贸易发展和世界经济复苏均将产生不利影响。
国际体系加快转型，国际格局与秩序加速演变。金融危机持续扩散蔓延，导致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下降，加速了世界力量转移的进程，引发了对冷战后资本主义制度及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要求日益强烈，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国际呼声持续高涨。“金砖四国”等新兴国家加强协调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国际经济体系改革起步，世界经济治理结构出现新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将发达国家5%和3%的投票权转给发展中国家。G20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平台。
大国纷纷调整内外政策，非对抗特征明显。奥巴马政府推行“巧实力”外交，开启了“再造美国事业”，实施“多伙伴”战略，谋求与中国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重整跨大西洋关系，“重启”俄美关系，加强美印合作，取悦伊斯兰世界，改变对伊朗和朝鲜姿态。欧盟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签署《里斯本条约》并选举出欧洲理事会首任主席，区域一体化可望再上新台阶。同时，欧盟在应对金融危机和国际体系改革中发挥其软实力优势，积极提出议程，以攻为守，力保其既得权益。日本新政府积极调整对外政策，以“友爱外交”取代“价值观外交”，积极倡导构建东亚共同体。俄罗斯反思其过度依赖能源的严重弊端，谋求通过真正变革实现可持续复兴目标。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国际安全形势与地缘政治出现新动向。在传统安全领域，今年以来，朝鲜再度进行核试验，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响。“三股势力”活动猖獗，为祸于中国和周边。阿富汗、巴基斯坦安全形势严峻，塔利班势力卷土重来，美国和北约驻军穷于应对。海洋、极地、外空、网络争夺愈演愈烈。美、俄、英、法等国在削减核武库的同时，纷纷研制和改进战略核武器，以确保核威慑继续有效。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甲型H1N1流感发展成全球性“大流感”，公共健康安全问题突出。国际粮食市场暴涨暴跌，危及粮食安全。世界正进入水资源严重短缺时代，水安全问题彰显。
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凸显，提升至国际社会的重要议事日程。气候变化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焦点和全球治理的着力点。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内部的矛盾暴露无遗，斗争激烈。新能源、低碳技术产业化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成为各国能否获得发展先机的分水岭。美、欧、日等竞相实施雄心勃勃的绿色经济计划，推动形成“碳减排”、“碳关税”等规则和准则，谋求抢占新经济先发优势。
辨识来自大环境的挑战
后金融危机时代，外部环境空前复杂与多变，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被猝然推向国际体系的中央舞台，在吸引全球关注的同时，也处于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焦点效应”进一步显现。
金融危机后遗症频仍，中国经济发展大环境趋于严峻。后危机时期，发达国家居民调整消费偏好，势将制约中国出口持续增长态势；贸易保护主义再度抬头，势将导致中国与诸多贸易伙伴纠纷和摩擦频发。跨国公司近期大多处于“自我疗伤”阶段，对外直接投资近期似难出现新的增长，进而将影响中国中期经济发展战略顺利实施。美欧发达国家联手推出“低碳经济”构想，并试图促中国“转变增长方式”，进而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美国积极推出清洁能源技术合作倡议，力求从经济发展源头上谋取单方面经贸利益，从战略上制约中国发展进程。
全球性挑战扑面而来，中国外交课题不断增多。在国际规则制订和全球治理结构改革问题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期盼中国发挥带头作用。美国希望中国参与所谓的“共治”，意在让中国承担更多国际义务。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中国既要积极推动国际关系多极化和民主化，又要维护自身利益。全球性新问题、新挑战应时而生，既有“绿色新政”、低碳经济、新能源、“无核武世界”等新问题，又有国际体系改革和全球治理等新挑战；既有发展理念与模式之争，又有新经济发展制高点之争。
大国对华政策两面性依旧，中国运筹对外大国关系需要新思路。美国在加强借重中国的同时，仍然对中国加以防范、牵制甚至阻遏。欧盟各国对中国发展的“焦虑症”仍在发酵。日本始终对中国持有战略防范之心，并在东海、钓鱼岛等敏感问题上有所动作。俄罗斯担心俄中关系失衡，期待中国就政治互信作出承诺。印度对中国发展抱有戒心，加紧与美俄等合作以对中国进行战略牵制。中国必须通过对话扩大共识，通过合作拓展利益汇合点，通过谈判达成妥协，通过较量维护权益。
周边不稳定因素增加，中国须防范地缘战略环境恶化。中国周边热点问题四起，大国纷纷插手，牵动地区安全形势。巴基斯坦、缅甸和朝鲜等国局势变数增多，恐将危及中国安全与战略利益。美欧一直在中国周边投子布局，精心编织“战略网络”，意在控制中国战略与能源通道，挤压中国地缘战略空间。美国“重返亚洲”，美日携手加强与东南亚关系，并相继加大了经营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关系的力度；提升美印军事合作水平，将反恐重心转向阿富汗，推行新“阿-巴战略”。域外大国染指中国南海事务，南海问题解决更趋复杂化、长期化。
同时，中国国家安全与统一面临境内外敌对势力威胁。“三股势力”恐怖与暴力活动前沿已经渗透到中国西部，对中国构成现实安全威胁。中国与西方围绕“软霸权”的斗争与较量趋于长期化。坚决打击“藏独”和“东突”分裂势力、着力维护与穆斯林世界的传统友好关系，将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长期任务。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机遇
在挑战压力增大的同时，中国也面临新的和平发展机遇：
后危机时代发展大势显现，利于中国乘势而上。
中国可抓住低碳经济大趋势，利用举国办大事体制优势，在新的起跑线上抢占绿色经济发展的制高点，谋求科技领域的比较优势；可利用美元国际地位走弱促进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创造条件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逐步摆脱对美元过度依存的境况；可抓住近期世界经济萎缩、国际市场生产要素出现富余之际，拓展能源和资源供应来源，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高素质人才；可望通过经济和政策手段推动企业拓展周边和国际的生产和经营空间。
国际体系变革与调整加快，利于中国谋势。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对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经济体系改革的呼声日高，有关各方对中国均有所借重和期待。其间，中国既是新兴发展中大国，与所有发达国家又说得上话，在国际事务协调和协商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空前增强。上述因素有利于中国在多边外交领域有所作为，将中国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转化为国际机制的影响力，转化成国际新秩序的塑造力，积极推动国际关系多极化进程，稳步推进和谐世界建设进程，进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大国关系出现新一轮大调整，利于中国谋划新的外交战略格局。
后危机时期，中国面临重新平衡中美关系、拓展深化中俄关系、大力改善中日关系、进一步夯实中欧关系、加强与新兴大国协调与合作的重大战略机遇。中美欧、中美俄、中美日、中俄印等三角关系也在朝着于各方有利的方向发展。同时，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上升，为中国处理大国关系注入了新的动力，为中国通过双边和多边途径推进互利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
区域合作势头强劲，利于中国推进东亚合作。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区域合作呈现新势头。构建东亚共同体、打造亚洲共同货币的呼声再起。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为东亚一体化注入活力。其间，中国地位重要，作用上升，可因势利导，将中国日益增长的区域经济比较优势转化为后危机时代发展的动力，稳步推进东亚区域合作，夯实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周边基础。
中国国际声誉与形象大幅提升，利于中国加强软实力建设。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中国特色发展模式的优越性；中国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并以本国经济增长为相关国家和经济体摆脱困境提供市场和资金支持，进而在国际危机治理和国际机构改革进程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改善了国际形象，提升了道义感召力。国际社会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发展模式。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等先进理念得到新的好评。中国可望以后危机发展为基础，强化经济竞争力，加强软实力建设。□(作者单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