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新教育词典
引子
多少中国娃娃，削天性足适奥数履；多少中国爹妈，为择校奔波于途；多少进城“贫二代”，期待公平的教育起点。
加分潜规则、被自愿收费、“小升初”黑幕---中国教育让全民忧心，教育改革需要深化。
新教育部长袁贵仁上任一月来，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夯实基础、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提高教师素质、警惕教育腐败，成为反复强调的重点。面对民众的热切期盼，袁贵仁表示，要“耐心听”，“把好事办好”。
深化教育改革的呼声高涨，教育部也开始推出新举措。其实，如果将目光放低，会看到一些地方性、局部性的教育改革早已现出生命力。
在号称“天下文枢”的南京，义务教育全免费，低保困难家庭学生就学几乎零收费，“农村娃”、“民工娃”同城待遇，从幼儿园到高中，教育15年大普及---这些都已逐步实现。
择校难？名校扩大计划给你机会，而家门口的小班化普通学校让你不舍它的宽松氛围和老师的加倍关注。虽然还要做选择题，但是可以笑着去选。
毕业生出路何在？有学校400多名高三毕业生只有30多人参加高考，其他人早被“掐尖”，或提前录取，或已收到海外名校的通知单；也有学校早早帮学生穿上公司制服，让他们领着员工津贴“阔气”地做学员。
匡超一将成名，张倩却高分入职校---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人人各得其所、各得其乐。推进教育高位均衡战略，构筑成才立交桥，南京不声不响地做了十年。
一位学者说过，中国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之所以总能“摸到石头”，是因为有自下而上的不息创造。
本刊特别选择了南京教育的一些关键词，希望能给各地或进行或酝酿中的教育改革以鼓励和借鉴，更希望这些像雨花石一样美丽的创新的“石头”，能和更高更广的教育改革相互呼应，相互唱和。
词条一：高位均衡
朱从国从儿子书包里抖落出写着红6的英语试卷时，才理解同事为何在食堂里笑着向他做六六大顺的手势---原来不是问好。6分小子后来考取了北京外国语大学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耿 | 南京报道
2003年，金陵中学河西分校在人山人海、彩旗招展中挂牌时，普通公办学校虹苑中学刚从生死线上喘过一口气来。
无论如何，在河西新区隔着四条横马路的这两所学校，总算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前者是南京“名校放大计划”选中的“克隆体”，后者将要在“小班化”中涅重生。未来几年，这两所学校将展开一次博弈。
南京的教育海拔是由几所顶尖名校撑起的。这决定了实现均衡不是削去塔尖，而是填平洼地、再造新塔。这种纵向的生长，首先得通过横向的版图扩张完成。
2001年，时任南京市委书记的李源潮提出“一城三区”城市建设战略构想。
“一城”指秦淮新河以北、外河以西，长江岸边56平方公里的河西新城；“三区”指仙林、东山和江北新市区。
名校冲出“校围墙”计划，紧随市政府冲出“明城墙”计划出炉。抢破头的名校都在老城区，校舍有限，招生数量局限，市教育局决定在三个雏形的新区实施“名校放大”计划，向新区新移民输出优质教育资源。
经过两年运作，南师大附中、金陵中学、南京外国语学校依靠1亿多元的借贷，向社会融资7亿多元，在三个新区分别建成三所现代化学校，成功完成“克隆”。
也有自体移植的，比如第五十五中学。因建邺区教育布局调整和河西发展的需要，1997年9月学校整建制搬至应天西路，更名为虹苑中学。从原址评事街到现校址，骑车只20分钟，附近楼盘的广告语已是城郊之别。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学校，被“发配”至城郊结合部，处境可想而知。
迁来后，虹苑中学经历了两次吞并危机---民办华夏实验学校、电大两家租客先后都动了兼并校舍、遣散房东的念头。
之所以外租校舍，因为“空着也是浪费”。搬迁后第一年，虹苑中学只招到52名学生。校长朱国美当时还是一名化学教师，“我们教师都很自卑，出去开会靠后坐，不敢自报家门，有门路的个个想调走。”
2002年，朱国美“升官”了，当上了学校的德育主任，依然想跳槽谋出路。幸亏她的“出逃”计划没有成功。这年借南京全市课改，虹苑中学针对新区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办起住宿班，大获全胜。
朱国美手把手地教乡下孩子怎么用刀叉吃西餐，怎样跟人打招呼，怎样礼貌接电话⋯⋯在招生最困难的时候，多亏外来工子弟的捧场，占去招生总人数的2/3。现在读住宿班的仍维持在1/3。这些农村家庭对以“同城待遇”接受自己孩子的学校充满感激，他们不知道，学校也对他们充满感激。
2005年，虹苑中学办学绩效跨入了建邺区第一方阵，朱老师荣升副校长。同年，另一名朱老师也“升级”了，他是金中河西分校的语文老师朱从国，儿子从该校初中部升到高中部。
中考英语成绩得了高分，朱从国感慨万千。这小子刚进校读初一那年，英语竟然只考了6分！他从儿子书包里抖落出那张写着红6的试卷时，才理解同事为何在食堂里笑着向他做六六大顺的手势---原来不是问好。
当年的6分小子后来凭借出色的外语能力考取了北京外国语大学，这是后话。彼时，朱老师的当务之急是给儿子在金中河西分校高中部注册。
和朱从国一样，初中部所有老师和高中部绝大部分老师都把子女放在本校就读。“这本身就说明了对自家教育质量的认可。”朱从国说。
谁愿意四处奔波择校，谁不想读家门口的好学校？2006年，虹苑的朱副校长代表学校申请小班化改革，从“广泛播种”走向“精耕细作”。同年，金陵中学河西分校首届高考本科上线率突破50%，首届中考高分段人数超过50%。
金中河西的名校放大计划经过实考的检验，与母体形神兼似了；虹苑走上小班化道路，也在向名校靠拢---殊途同归，目标就是“高位均衡”。
但是，实现方式不同，最后形成的结果也不一样。虹苑是家门口的好学校，这符合其“是一所为小区配套的普通公办初中”的定位；金中河西分校系出名门，克隆后“血统”依然。
比如，金中河西每学期的学费初中部7200元，高中部8000元---你别嫌贵，还不打折，只有少量成绩特优的高中生享受VIP价。
虹苑收费用不到点钞机，还收一种南京教育部门发放的“助学券”，这被称为“贫二代的硬通货”。包括城乡低保家庭在内的6类困难家庭可以直接到教育部门领取相应面额的救助款，用以抵扣学费、住宿费、作业本费、社会实践活动费等，学校凭券直接到政府兑现。
因为不菲的价格，金中河西分校被发改委价格司要求要么改“公”，要么改“民”。真正意义上的民办学校，应该由纯民间资本投资建成，且校舍、财务、管理等方面独立。而金中河西“充其量只做到了一点：校舍独立”。
教育部门却表示认可，指出这种“名校办民校”的模式被美国人称为“伙伴关系”。
金中河西分校校长丁强对学校未来的定位有些拿捏不准。“放在现在，三所名校放大或许不会这么操作，当时政府缺钱。再往前溯源的话，是90年代初教育部的一个规定：创国家级示范高中必须要求是独立高中。这样一来，中学纷纷进行初高中分离，丢下来的初中便改成民办校。”这些名校分校分享着公办本部的声望名气，又可按照民校标准收费。
也有高层领导力挺“河西模式”，认为金陵中学利用无形资产和品牌，不动用国家一分钱，让更多人享受到了优质教育资源，这是思想解放的产物。
朱国美校长也在烦恼，其中一部分就来自金中河西对优秀生源的巨大竞争力，还有一部分来自家长的请托，想进虹苑特别是住宿班的越来越多，“不当名校难，当了名校也难。”
今天，南京有七成学生走进了各类优质学校，秦淮河沿岸在短暂的高位均衡后，又在酝酿变革，未来的均衡只能在更高的位置上。
正如河水，浪奔浪流，滔滔不休。
词条二：基础教育专家
教育家不仅是可以被认证的，更可以进行“限量版生产”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耿 | 南京报道
有设计师，没有工程师，什么战略也玩不转。
实现教育高位均衡，引进、稳定、发展教师队伍是重要一环。
古鸡鸣寺、台城与小九华山之间是南京的热闹中心，寸土寸金。这里有一方土地归孙双金治理，门牌是“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
进这个门很难，每天早晨校门口的拥堵早已不是新闻。校门前的另一块牌子是“接送孩子的车辆停留不超过1分钟”，大多家长都把车停在100米开外的市政协大门前，即下即走。
“外来人员”孙双金进这个门也费了一番周折，但一进门就坐进了校长室。这个从县级市丹阳来的校长，直接空降到省城名小学的中枢。
为了将孙双金拉上北小这驾车，前任校长袁浩“停车”苦等了两年。
2001年，袁浩就该到点退休；2003年，孙双金才被作为人才引进到南京。这中间的两年其实是为了等丹阳市教育局的老局长退休。
早在1998年，孙双金就起了去省城发展的念头。那年年尾，他去省教育厅办事，经过一间半掩着的办公室，才露了半张脸，就被省厅的一名干部点中了鼻子。“看，快看，他就是孙双金，说曹操曹操到。”
一个人把孙双金拉到门外，递上一张名片。“欢迎你到玄武来！”“好，我有空一定去学习！”“不，请你到玄武来工作⋯⋯”
晚上，孙双金拨通了这位南京市玄武区教育局官员的电话，甚至谈妥了妻女的安置。
但是与丹阳市教育局的沟通受阻。老局长对他说：“你这一走，我的压力很大。要走，也得等我退居二线。”当时，镇江市名校长、名教师排名，孙双金均列第一，老局长不能担人才流失之责。
这一等，前后迁延了5年。袁浩陪着他一起等，超期服役两年。
袁浩是特级教师，希望自己的接班人也是特级教师。2000年，孙双金被评为特级教师，那是丹阳市教育局挽留他的手段之一。
他不后悔最终还是选择南京。在这里，他被官方尊为“基础教育专家”。这个全国首创的官方认证称号对于孙双金们，不只是心底的一阵温暖，更是背后的有力支撑。
2007年，第23个教师节表彰会上，南京市教育局首次授予16位教育工作者“南京基础教育专家”称号，在16位上榜人选中只有4人在岗，其余12人已离开岗位，既显示了竞争的激烈，又彰显了当政者求贤若渴的诚意。孙双金是入选的两位在岗小学校长之一。
官方认证专家，在江苏省内外引起了不小的震荡---造就“大家”未必是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利，扎根基础教育，照样“成家”、“立言”。
“社会上有好多‘家’，比如艺术家、歌唱家、书法家、作家等，但教育界的‘家’少，因为大家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其实，教育界更应该理直气壮，那些学术水准高、真正优秀且得到公认的就可以称为‘教育家’。”国家督学成尚荣说。
教育局动用行政力来认证，对成长中的教育家进行了“催熟”。在第22个教师节，孙双金进京受奖，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报告厅，他作为“成长中的教育家”参加座谈会，接见他的是今天的教育部长袁贵仁。
一个教育家的催熟期是1年，成长期却是26年。
1981年，孙双金从丹阳师范毕业留在了丹阳师范附小任教，成了“文革”后走上教师岗位的第一批师范毕业生。做出当老师的决定，是因为一个下放女知青。
孙双金读初二的时候，这个漂亮的女知青教物理，讲到桥面对桥墩有作用力，同时桥墩对桥面有一反作用力时，孩子们怎么也不明白下面的桥墩怎么会对上面的桥面有反作用力。
“我清楚地记得，女教师那雪白的脸急得通红，但就是讲不明反作用力来自何方。”孙双金说。这事给他的反作用力就是立志要当一名把事儿说清楚的老师，“让越来越多的人弄清楚，就是教育家了。”
可并不那么容易。上世纪80年代初，教学改革的浪潮频频。初出茅庐的孙双金站在讲台上面对50多位教师进行“空试教”，屡屡被挑刺的老师不礼貌地打断。课尽人散，他孤零零地站在空荡荡的教室里。“脑子里一片空白，脊梁上凉飕飕的，似有无数的小虫在蠕动，伸手一摸，内衣已经湿了。”
从此，寂静的校园内出现了一位晨读者，跟着收音机练习说普通话；办公室黑板上多出了一块练字栏，跟别的老师学写一手漂亮的粉笔字；办公桌上、枕头边上出现了古今中外的文学、教育名著⋯⋯
“教育局任命校长，只是给了权力，而魅力来源于学识。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都有对知识的崇拜，而对知识的崇拜物化在人的身上就是对专家、学者的崇拜。如果一个校长能成为一个教学专家，他就多了几分魅力。”
“大学都是专家治校，北大、清华的校长都是院士，中小学校长也应当朝着专家化发展。”已经成为“基础教育专家”的孙双金最看重专家这顶帽子。
现在，他最希望的是帽子升级---孙双金已经是南京市级的教育家，今年教师节前，他又跨入“江苏省人民教育家培养对象工程”序列。
培养周期5年，首批拟选拔人民教育家培养对象50名，光是5万至8万元的专题培养经费，已经比当选南京市教育家的1万元奖金更优厚。
江苏省教育厅与培养对象签订目标责任书并定期进行考核。在江苏，在南京，人们发现教育家不仅是可以被认证的，更可以进行“限量版生产”。
一切顺利的话，5年后，孙双金的“教育家”帽子将变成省级的。
词条三：(须造字，行中加上矢下口)
善用小先生，输出价值观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顾佳赟 |南京报道
和孙双金一同当选为基础教育家的另一位小学校长是行知学校的杨瑞清。
，音“干”，任何一本字典都查不到。陶行知造这个字，象征他行知结合的教育观。
“就是素质教育，杨瑞清的人生就是一个大写的。”南京工业大学讲师朱仁洲说。不到30岁的他一副艺术家气质，专业方向是建筑遗产保护。很难想象，小学时他是一个父母求着学校准许留级的“皮大王”。前不久，他为母校南京行知学校设计了以“”为核心的校徽。这个校徽在学校随处可见。
数百亩莲花、枣园、水杉林环绕着雪壁青砖的校舍群，虽然还顶着农村学校的名头，今天的行知学校更像一处美丽气派的园林，而学校系统工程中的行知基地更将是国内规模最大的青少年校外活动基地。
1981年，18岁的杨瑞清在五里村小学创办行知实验班。今天，他是南京郊外这所幼儿园、小学、初中合一的综合学校校长。
“从28年前的破瓦寒窑到今天的良田广厦，这些对于中国的农村学校并不具有标本意义。一个有人格魅力的校长，正好遇到地方教育官员的惺惺相惜，有大额政府投资，再吸引海外或民间资本注入，硬件改良总是可能的，但往往只是偶发的个案。”朱仁洲说，要理解杨瑞清怎样在农村实践行知式的赏识教育、生活教育、终身教育，不如听他讲讲柿子树的故事。
今年初一的戴家伟常做向导带客人穿越艺莲苑、浦禾苑，绕过几个公告墙，曲径通幽地去参观柿子树。他父母是附近村里的菜农，家境贫寒的他在行知从一个不敢和陌生人说话的村娃变成能组织竞选的小班长，还曾作为行知代表去新加坡交流。
路上，他给大家讲同学的故事。“他们都很顽皮，父母都是农民，要么不管，要么痛打。”有个孩子大雨天竟抓一把烂泥巴往老师的白衬衫上抹，常考十几分，父母的名言是：“总考17、18，不如回家放鸭。”
有一次杨校长去家访，一个小学生妈妈对他说：“这孩子又闯祸了，我抱起他扔到池塘去，真恨不得淹死他。哪知道，他索性就在池塘里玩起来了，怎么叫也不上岸，后来一下子从水里冒出来，手里居然攥条大鲫鱼，还笑呵呵的，我都气糊涂了。”
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大城市周边农村，零失学已经做到，零厌学还是难题。
杨瑞清对待这些顽劣村娃的法宝是：善待农村生、厚爱后进生。他在学校倡导“语文满分和跳绳满分同等重要”的法条，他相信那些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会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有积极性、有自信心以跳绳之长来改变语文之短。
行知学校的每个公告墙上都有写意的大拇指图案，意在夸奖每个孩子都是好孩子，与之相配的还有公开张贴的各班的“优点卡”。为防止表扬一个、打击一片，这些卡片上有时间、地点、人物、细节、教师点评，规定每个学期每个孩子都要得到几张。
一张优点卡上这样写道：
小刚(化名)：昨天早上在上学路上，老师看到你手上拿着一个白色塑料袋，有的同学吃完早点就把袋子扔在路边，你却一直走到学校把它扔进了废纸篓。老师感到非常欣慰。
另一个孩子人见人烦，偷同学文具，拉女生辫子，到城里超市偷吃巧克力，甚至会偷拿老师的钱。班主任对这样一个孩子，终于发掘出他的一条优点：
小凡(化名)：今天中午，你趴在教师办公室的窗外看老师打电脑，看的那么入神，老师被你那双渴求知识的大眼睛深深感动！
当小凡在全校集体晨会上意外地领到这张优点卡时，他被同学的掌声和校长的赞许震撼了。此后《南京日报》社捐助学校一批电脑，小凡由校长“钦点”参加了捐助仪式，与副市长和市教育局长的合影被刊登在《南京日报》上。小凡的电脑后来真的学得非常出色。
优点卡在学校公示分享后，会作为书签夹在课本里与学生家长分享。“这样，学校倡导的价值观无形中就输出给整个乡村社区了。”在杨瑞清看来，对学生来说，优点卡比评三好生更有价值；对农村学校来说，向整个农村社区输出先进的价值观，比教给农民某项种植、饲养、经营技能更有价值。
8棵柿子树每年都承担着输出价值观的功能。每年从春天挂果到秋天成熟，在长达半年时间里，果实把树枝越压越低。一年级最矮的孩子伸手都能摸到，但不会有人去摘。每年到柿子红透了的时候，学校会办一个柿子节。学生代表把柿子摘下，一盆盆码整齐。然后，杨瑞清会和孩子们探讨柿子的话题：
“我说这不是一般的果实，它是劳动之果，没有大家的浇水施肥，就没有它的成长；它是道德之果，没有大家爱护它，还没成熟可能就一个不剩了；这是智慧之果，大家围绕着柿子树的题目写自然笔记、写作文，观察、思考，不是更加聪明了吗？这还是艺术之果，绿叶红果装点我们的校园，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分柿子更有讲究。要先分给女同学，大的要给小同学。学生们相互谦让着分完后捧着柿子恨不得马上咬一口，这时候杨瑞清告诉大家，吃柿子更有讲究。“请同学们把柿子带回家去，跟父母祖父母们绘声绘色讲一讲学校柿子树的故事，考一考他们能不能记住四大含义，然后全家人一起分享这个文明之果吧。”
“我觉得这种教育不费吹灰之力，且非常持久。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成为即知即传的小先生。陶行知说，一般乡村学校要和学生家长联络有很多困难，教师感觉孤立，利用小先生就好了。我们的小先生如同根根流动的电线，村村通，户户通，直接进入乡村社会底层，传播教育文化，学校和乡村因此构成一体。”
就这样，行知学校柿子树的故事在五里村广为流传。
五里村原来隶属江浦县，现在变成了南京市浦口区，已经成为南京新市区的一部分。从行政区划看，行知学校不再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学校了。但杨瑞清却认为，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差距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大。农民家庭放弃原有生活方式一下子进入城市，受素质所限，收入不可能一下子提上来，高昂的教育成本仍是农村家庭的沉重负担。从推进社会公平的角度看，更应当高品位地建设好农村学校。
词条四：“双元制”
这套衣服套在蒋晓飞身上的含义就相当于“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他是金陵职教中心的学生，又是宝马员工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耿 | 南京报道
姜峻是南京城最阔气的校长，他有七部宝马。
不过，都是清一水的“别摸我”---每辆车减震柱上的VIN码都被划掉了，不能上行驶证。这些都是金陵职业教育中心的教学用车。
为了证明它们是教学用车，姜峻没少跑教育部，要批文，可以在海关享受免税待遇。
2006年底，宝马德国总部将赠送印度的四辆教学车转赠金陵职教中心，条件是姜峻自己解决入关问题。这四辆宝马的裸车总价接近700万元，按照贸易进口，光是关税就够买一辆顶级的7系了。
省下这笔开销，跑“部”就等于“钱”进。一系列流程走完，都快12月31日了---批文的有效期截止日。姜峻一咬牙，四辆宝马享受了活马的空运待遇。
这是继2004年赠送一辆宝马、一辆奥迪，2005年赠送两辆宝马之后，宝马公司的第三次赠车。
当年，为了拉这个阔气的“朋友”入伙，姜峻还略施小计。
2001年时，德系车占据着中国汽车市场的半壁江山，德商开始认真考虑完善在东亚地区的售后服务市场。托汽车维修行业协会的专家，姜峻联系上了巴伐利亚州上法兰肯区手工业管理局(HWK)，邀请对方建立合作关系。
当时，金陵职教中心刚搬迁至紫金山南麓，“新建的学校可以更好地融入新理念。”姜峻用这句广告词打动了德国人。
HWK也是一个转介者，最终促成了职校与宝马的联姻。2004年春节，姜峻在网上看到一张照片，一头骡子拖着一辆熄火的宝马，揶揄宝马不好修，配词是“宝马也要骡马拉”。
姜峻立马拨通电话，请HWK将这张照片转给宝马总部，这两个单位都位于巴伐利亚州。巧的是，德国宝马也看到了这张照片，正在考虑修理工的本地化，双方一拍即合。
宝马正式成了金陵职教中心的“接待用车”。每有重要客人或媒体，姜峻都会郑重其事地邀请他们去看宝马---只能看，不许坐。
“这车开不坏，你们就拆了装、装了拆。”姜峻指示他的学生。没有哪个大佬愿意自己的宝马被反复解体，但要培养宝马车维修工，真离不开这几辆实物车。很快，学生们以开宝马的速度到各地的宝马4S店就业。
蒋晓飞就是“宝马班”出来的。作为天津天宝的维修工，这次返回母校参加企业培训。身份不同了，可穿的还是宝马的那套工作服。
这套衣服套在蒋晓飞身上的含义就相当于“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他是金陵职教中心的学生，又是宝马员工。这种双重身份，在毕业前一年他就拥有了。
学校将这种职业教育模式定义为“双元制”：“一元”指职业学校，另“一元”指企业，受教育者在职业学校学习文化和基础技术理论，在企业接受职业技能培训，两元结合完成职业教育任务。
“双元”还有更多含义。比如，老师同时也是技师、工程师，每年有两个月时间在企业顶岗锻炼。把学校设在工厂，把教室搬进车间，学校与企业合一、教师与师傅合一、学生与徒弟合一、作品与产品合一、育人与创收合一，若干个一与一的复合，可以在“双元制”这个概念的等号另一侧被演绎。
“双元制”是德国在一百多年来传统的学徒培训制度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德国宝马不仅送来了原汁原味的车，还有原汁原味的职业教育。
通常在学业还剩1年的时候，学生就可以应聘“宝马学徒工项目”，一旦录取，企业就与之签订预录取合同，提供实习平台，受聘学生在完成培训后，将被分配到各地的宝马经销店工作。
蒋晓飞是去年4月去天津实习的，今年7月正式入职。大学生挤破头都想进的宝马，被蒋晓飞抄近路突破了。月薪2500元起，羡煞不少本科生。
实际上，大专学历的蒋晓飞之于本科生的这种优越感在实习第一天就有了，“两个大学生一时不上路，被发配去洗车了，我留下来做技术活，是因为我一看设备都很熟。”
“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就业率是职业学校的生命线。这种情景教学与企业的规范化操作实现了零距离对接，学生毕业即就业，不愁‘嫁’。”姜峻说。
蒋晓飞这次是带着任务回乡的，物色一个宝马班的实习生北上。他和高柳通过乡音对上了“暗号”，两人都是南京六合人。
很多六合人都到外地打工，但高柳想留下来。于是，他选择了报“通用班”。上海通用也与金陵职教中心有类似的订单培养协议。两个牌子的4S店分布图，成了职校生的职场远征图，想去外地发展的选宝马，想留南京的就选通用。
其实，选择还可以更多。别忘了姜峻在宝马之前还建立了另外一个关系--- HWK。汽车技术专业的五年高职学生在第五学年可通过中德考试委员会考核，赴德进行为期一年的技能培训，并获德国国家汽车维修中级或高级工证书。毕业后留在德国汽车维修企业或回到国内汽修企业工作。
而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初中生入校后可中专、大专连读)本身也包含着一个选择---南京自1995年起，允许中等职校毕业生参加普通高校单独对口招生考试，打通了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之间的通道。而职教与普教两个教育体系以往是相互隔绝的。
进口多、出口多、路径多，这被姜峻称为“育才的立交桥”。
目前，南京市在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就读的学生数一直保持在1:1左右，职校毕业生就业率达96.9%。
词条五：三个百分百
也许因为眼睛看不清，觉得吃下去就能懂--- 他喜欢撕咬自己的课本，在他的课桌抽屉里，到处都是嚼过的纸浆疙瘩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钱亚平 | 南京报道
还是一个关于学习—毕业—就业的话题。
残酷的现实是：走过去，这群孩子就能成为正常人；走不通，他们的人生就毫无生存质量可言。
十岁那年，张天时就读于一所普通小学。也许因为眼睛看不清，觉得吃下去就能懂---他喜欢撕咬自己的课本，在他的课桌抽屉里，到处都是嚼过的纸浆疙瘩，他的牙齿总被铅字染成黑色，作业本也被抠出一个个洞⋯⋯
四年后，坐在南京盲校的琴房里，他双手熟练而灵活地击打着琴键，时而仰头向天，时而侧头闭目，浑然忘我，一曲《月光》从他指尖流淌而出。
一个游走在弱智悬崖边的少年，特殊教育为他筑起一条生路。
“有其学”、“优其学”、“有其业”的一条龙保障政策是南京特殊教育的总脉络。三个“百分百”，是南京特殊教育的独有荣誉。
从2004年起，全市残疾学生100%实现了全免费义务教育；南京聋人学校开办全国第一所聋人普通高中班，近几年高考录取率连续保持100%；南京盲人学校在全国第一个开设盲人高等职业教育，多年来该校推拿按摩专业毕业生就业率一直保持100%。
张天时是盲校的一名初中学生。“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正常孩子能弹出的最好琴声带来盲校，与同学们分享。”他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
为了能多练琴，他常常在课间休息十分钟偷偷溜进琴房。他面前并没有琴谱，因为患有先天性白内障，视力仅有0.04，世界在他眼中只是一个混沌的影子。不管多长多难的曲子，他都得先把谱子背下来。
“我的学生自信、快乐、阳光，他们虽然看不见生活中的色彩，却可以触摸到生命的色彩。”南京盲校校长祁寿东说。
进入盲校前，张天时一直被认为是内向的低能儿，父母曾努力想让他留在普通小学。他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学习成绩很差，而同学的歧视也让自卑的他越来越沉默。“他以前就封闭在自己的小圈子，老是自己玩自己的，跟父母都不说话。”张妈妈说，“在学校，他会不分场合地大叫，当别的同学上课的时候，他就在教室地上乱爬。”
如今的他喜欢蹦蹦跳跳，经常热情地牵着其他盲生的手，礼貌而活泼，如果不看他的眼睛，你会认为他完全就是个聪明健康的孩子。
天翻地覆---张妈妈用这个词来形容儿子进入盲校后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正是南京特殊教育从“有其学”走向“优其学”的缩影。“对残疾人的教育不应该是残缺的教育，残疾人也应该享受优质教育。”聋人学校党总支书记唐宁说。
在南京盲校的电子阅览室，视障学生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登录互联网，下载软件，在线搜索，用聊天软件进行交流、阅览图书等。这是专供盲童上网的计算机，“点子显示器”可以将屏幕上的文字神奇地转化为盲文，让视障学生通过触摸来感受网络世界。
盲校还开设了电子设备课、学生电脑室、多功能语音室、视功能训练室、康复训练室、室内门球场⋯⋯
与学习知识技能相比，老师更注重在盲孩子心中播种光明。“我和盲校学生有着共同的命运，但我们都不会放弃。我要教孩子们用歌声来唱出整个世界。”盲人教师李梦吾说。
张天时在盲校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潜能。他随手几笔勾勒出一个鲜活人物的绘画天分得到了老师的赏识；短短三年，他轻松通过了钢琴九级。
“对残疾儿童来说，这里更有包容感。”张妈妈说，“有时候他还会和我顶嘴呢，跟以前相比，我真高兴他愿意说话了。”
在南京市特殊教育领域，不乏像张天时这样出色的孩子。盲姑娘吴晶，被美国哈佛大学等六所大学录取；天生盲残的陈孝兵15岁举办了自己的专场二胡独奏音乐会；肖毅出版了诗集《我听见花开的声音》；刘骑创办了自己的网站⋯⋯
吴晶打过一个精妙的比方：人生像一条长长的走廊，里面有很多一模一样的门，我推开门时，看见里面的人在做他们的事情，这些事不适合我，我就不会迈步进去，我继续往前走，寻找适合我的那扇门。而特殊教育正是适合他们的那扇门。
与“有其学”、“优其学”相比，在健康人都面临巨大就业压力的今天，残障学生的“有其业”更是弥足珍贵。
2000年以前，南京市特殊教育曾存在一个误区，认为残疾人教育就是教学生识字、懂道理，“但残疾学生就业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如果不能就业，这些残疾学生毕业后就会不断成为新的五保户。”南京溧水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葛华钦说，让所有毕业生就业，是他最大的梦想。
这个梦想源自几年前的一封学生来信，信中说：“校长，我找不到工作，我不想吃救济，怎么办？”葛华钦感触颇深，于是创办了“溧水县残疾人教育、培训、就业基地”。
这个园林般的基地已是江苏省规模最大的牡丹种植区，还有葡萄园、盆景园、水产养殖区、果鸡生态放养区、花卉超市⋯⋯完成这一切工作的，除了学校的老师外，就是在这里就读的和毕业的残疾学生。
张磊五年前来这里就读，2008年他成为留在基地就业的员工，除了喂鸡，他的拿手本领是开割草机“打”草和治理虫害。月工资700元，基地给他办理了养老、失业、工伤、医疗、生育五项保险，基本解决了他生活的后顾之忧。
与张磊一样毕业后在基地就业的同学有20多个，葛华钦说，只要愿意，在这里就读的残疾学生毕业后都可以留下来工作。全部建成后的基地可同时容纳500名残疾人进行培训和就业。
这个基地还是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接待中小学生六万多人次来社会实践，还有许多人来这里旅游观光，学习现代农业技术。
“这给孩子们增加了接触社会的机会，让他们在心理上成为正常人。”女儿在这里就读的章女士说。
词条六：“三同教育”
大同世界还是理想，南京决定率先在教育上尝试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耿、钱亚平 | 南京报道
“王丽萍是贪污犯！”中山小学大门口被刷了大字报，周围还散落了一地传单，上面历数王丽萍的罪状，号召大家：“联合起来，把王丽萍拉下马！”
传单呈到王丽萍的办公桌上，这位中山小学的校长差点儿把豆浆喷了一身。当天是2005年的教师节，王丽萍容光焕发，正准备匆匆吃点儿早饭去主持庆祝会。
大喜的日子遇到来“踢馆”的，王丽萍又气又冤。“我在中山小学工作了20年，从来没收过一件礼，没吃过学生一顿饭，哪怕一袋豆浆！”
警察听完王丽萍的叙述，却迟迟找不到神秘举报人。夜半来，天明去，举报人总有办法让大字报迅速上墙。隔三差五，中山小学门墙上还会被涂鸦，逢年过节还有“增刊”。
指指点点的人渐渐少了，见怪不怪，传单上除了千篇一律的内容，也没什么证据。但是，每次沿墙经过，王丽萍的心情可想而知，每一个字，一笔一画，闭上眼睛都能精确再现。
直到有一天，她看到一个人在自己眼皮底下露出同样的笔迹时，才写了一个“王”字，她就抄起电话叫来警察。
原来，在处理学校财务单据时，王丽萍突然发现还有一笔账没有付款，随即叫来债主张某结账。在张某签字收钱时，被王丽萍发现他就是那个贴大字报的神秘人！
警方经过笔迹鉴定，证实张某的签字与大字报上的字迹一样。警察还在张的家中发现了厚厚一沓尚未散发出去的传单。
经过审理，这个案子被定义为“一袋豆浆引发的冤案”。张某本是校门口卖豆浆的，中山小学是大客户，每天为学生订几百袋。后来闹禽流感，为了安全，学校就转订一家国营店的豆浆。
学校的这个小动作却事关张某生计。这个外来打工者，全靠这点小本营生养家糊口。
“搞倒她，换个校长，说不定就能继续订我的豆浆了。”张某的逻辑看起来很没逻辑。半夜正是他的出摊时间，于是就有了那些大字报。
他后来干了一件更没逻辑的事。一年后，张的儿子到了入学年龄，为了就近入学，他厚着脸皮给王丽萍发了一条短信，而王的手机号码还是他在上次不打不相识时得到的。
王丽萍的反应也让人意外：“他的孩子符合条件，我们应该让他和城里的孩子一样，享受同等待遇。”
此时，南京市的“三同”教育已实施三年，“三同”思想已深入校长们之心。
“三同”，指对外来工子女实行“同城待遇”，在收费上与本地学生一视同仁；将外来工子女编入普通班级“同班教学”；对所有学生使用统一的评价标准，追求“同等质量”。
1.5万元的借读费被免了。“这得卖3万袋豆浆啊！”在这个小生意人的概念中，豆浆就是“一般等价物”，经常被用来衡量一个物什的价值。王丽萍“欠”他的豆浆订单被一笔勾销。
一次，张某儿子的数学老师生病了，王丽萍代了几节课。张某儿子成绩平平，但课堂上遵守纪律，而且答对了问题，奉行“赏识”教育的王丽萍“趁机”表扬了他。
儿子回家把这件事跟爸爸说了。张某再次发了一条短信：“王校长，我很抱歉。那件事，是我这辈子犯下的最大的错⋯⋯”
从此，王丽萍每次经过校门口的早餐摊时，都会得到一个超级热情的招呼和笑脸。
凡是与外来务工者打成一片的老师，都会成为菜市场的明星，拥有一大堆小商贩粉丝。“哪个老师手机里没存几个‘豆浆爸爸’、‘油条妈妈’的号码？”宁工小学校长陶积军说。
宁工小学是南京鼓楼区首批接收外来流动人口子女的公办学校之一，从2003年开始，敞开接收流动人口子女入学。
“我们的很多家长都是做小生意的，我一走进附近的菜场或旁边的金盛百货，到处都是跟我打招呼的家长。很多家长都是卖猪肉、卖菜的，有时候并不是他们不愿意到学校和老师沟通，只是不好意思一身脏兮兮地来见老师。”宁工的刘老师很理解这些家长。
家长不来，老师就自己上门，去菜市场买菜成了顺道家访，还有老师天天发短信与家长互动。
“弱势的人，一声问候都会让他感到被尊重。”王丽萍说。
陶积军的观点不谋而合：“三同是政策层面的，骨子里的认同才是教育的成功，这也是解决外来生和本地生融合问题的最好方法。”
“三同”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异乡人想趋“同”，而本地人却要避“异”。
宁工小学刚开始招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时，其生源仍以辖区内的户籍生为主。但随着农民工子女的增多，本地生源开始大量流失。
“其实，本地人的担心是多余的。你看不出来吧，他们哪些是城里孩子，哪些是乡下孩子。”陶积军说。宁工有近800名学生是外来工子女，从孩子们的外表和言谈举止上，根本分辨不出他们和本地孩子有什么区别。
他还记得黄陈陈刚来报到时的样子。“衣服裤脚上都是泥，鼻涕下来了一吸，再多就用袖口擦，袖口永远亮晶晶的。进了学校，没多久就成了个干净漂亮的女孩。”
陈陈老家是蚌埠的，妈妈在南京摆夜排档。进入宁工小学之前，黄妈妈最难回答女儿的问题是：自己生在南京，长在南京，说一口流利的南京话，为什么就不能和别的孩子坐在同一间教室？
陈陈到宁工小学报到的当天，黄妈妈终于扬眉吐气了，她告诉陈陈：“下次别人再问你，你就理直气壮地说，我也是南京人！”
因为面积小，宁工小学外号“麻雀小学”。它坐落在几栋陈旧的居民楼中间，乍一看很容易被人误会成小区的公共花园。但这一点不影响它对外来工子女的巨大吸引力。“体验当南京人的感觉，就去宁工小学。”宁工的名声如此口耳相传。
“穿过弯弯的小巷，再越过杂乱不堪的菜市场，终于到达那所学校，那里的孩子在真诚欢笑，那里的教师满脸自豪，人们应该到那里去朝圣。”这是原上海北郊学校校长郑杰《给教师的一百条新建议》里的一段话，也是南京“三同教育”的理想所在。
词条七：“议员”
高“议员”很窝火，他在“议院”猛烈抨击了有关部门的不作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钱亚平、刘耿 | 南京报道
高弘毅“议员”去了一趟总统府。他是乘3路车去的，一开始坐反了方向，就因为公交站牌上标示不明。
高“议员”很窝火，他在“参议院”猛烈抨击了有关部门的不作为。“如果是外地来的客人，岂不因为一块小小的指路牌走冤枉路了！”其他“议员”纷纷接茬，指出南京公交站牌存在同名不同站、同站不同名、有站无牌等诸多问题。
最后，全院53名“议员”全票通过，一致决定在未来半年内将“公交站牌指示不清”的议题作为调研重点。
为了解民情、形成议案，“议员”们决定放弃国庆节的休假，走上街头，进行问卷调查。
这些 “议员”从来没有在一天里和那么多的陌生人交谈，邀请他们填写调查表。就连“议员”的爹妈们都觉得惊讶。
短短几天时间，“议员”们完成了222份调查问卷，他们发现，居然有将近一半的人坐错过车。
“公交站牌指示不清”，南京有无相应法律法规应对？“网络执政”是“议员们”在新形势下参政议政的有力武器。大家轻点鼠标，搜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公共电车客运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公交站牌指示不清问题，是南京特有的现象还是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的问题？“议员”们还不甘心，他们通过强大的互联网，查找了全国各地的一些典型案例，并在新浪网上开博客，征求网友意见。
最终，“议员”调查团提出了七套改进方案，并指出了每一套方案的利弊，他们不希望调研报告尘封在文件夹中。
“作为公民，不管是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儿童还是老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对这个城市的意见和建议。”“议员”马骏道说。他们开始为自己的方案能被政府部门采纳而奔波，向市民分发倡议书，邀请相关部门召开听证会。
听证会上，“议员”们首先向听证员陈述观点，然后回答听证员所提出的诸多问题。
“如果校门口的车辆限速，岂不是会造成更严重的拥堵？”在“校门口车辆行驶限速问题”的听证会上，有个“议员”如此质询。
“我想请问在座各位，是路堵的20分钟可贵，还是一个花季少年的生命可贵？”提出这个尖锐问题的是一名女“议员”，看来“议员”阵营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
政府官员、专家学者、法律工作者、媒体记者等黑压压地坐了一屋子，为“议员”们的机智喝彩鼓掌。
南京著名律师崔武更是激动。这些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推进公民教育、公民参政议政。他为公民教育编写的《新三字经》被越来越多童稚的声音传唱开来：“俱平等，结社会。不高傲，不自卑。不造神，不怕鬼⋯⋯”
高弘毅“议员”和马骏道“议员”等都可视为他的学生。
没错，高弘毅和马骏道都还是小孩子，读小学三年级，那位犀利的女“议员”也才上五年级。
他们都是力学小学的学生。力学小学是邵力子夫妇创办的，新中国成立后，邵力子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等职，这给力学小学留下了参政议政的传统。
高弘毅和马骏道们都被称为“小议员”，供职于力学小学的“娃娃参议院”。这个“参议院”的能量可不小，已经就“分类垃圾箱”、“校门口闯红灯”、“占用盲道”、“小区噪音扰民”等公共问题举行过听证会。
“娃娃议员”的成功得益于南京市教育局力推的公民教育。
南京开展公民教育实践活动“引种”了美国经验，最初人们担心，舶来品在中国会不会“水土不服”。事实证明，这是过虑。
2005年7月，在接受了美国公民教育中心的首次培训后，南京教师开始在小学中开展了“公民教育实践活动项目”的实验与探索。
公民教育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最初老师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展工作，只好照搬美国学校的程序，要求孩子先自己确定公共政策领域的“小议题”，但孩子们发挥出来的智慧和能力远超出老师们的想象。
当这些小学生们带着厚厚的调研报告走进政府部门，一本正经地和大人们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城市大事”时，连官员们也不得不对他们刮目相看。
崔武在行知小学设立“崔武律师公民教育工作室”，校长杨瑞清很欢迎他入驻：“通过公民生活的体验可以较有效地塑造孩子的民主性格，培养现代小公民。”
崔武解释：“公民与臣民、人民的概念有所不同：臣民把长官当成主宰，和长官之间是一种从属关系，人民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对立概念，而公民是一个平等的主体，讲究的是你、我、他的兼顾，公民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从臣民到人民再到公民的转变，体现了社会的进步。”
南京市教学研究室党总支书记汪笑梅说：“目前我国尚未具备完整的公民教育体系，公民教育的部分要素也只是当作思想政治课的附属。我觉得这种情况需要尽快改变以适应党的十七大中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需要。”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公民教育正是为了培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合格的公民，因而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基础环节。
在素质教育一直领跑全国的南京，公民教育正在成为一道新风景。■
让教育回归教育本身
--- 专访南京市教育局长徐传德
所有的学生，不管其家庭背景是农村还是城市，是精英还是平民，是本城居民还是外来民工，其自身条件是健康还是残疾，教育都应给予他们同样的爱和重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钱亚平 | 南京报道
近年来，南京在全国基础教育领域屡开先河，从被称为全国“标本”意义的素质教育，到免费义务教育、小班化、助学券、外来农民工子弟同城教育、农村教师优岗计划、绩效工资⋯⋯南京的教育改革，几乎每一步都走在全国前列，也引发广泛争议。
引领这些改革的，是南京市教育局长徐传德。他从1999年起主管南京教育，至今已有十年。
南京教育改革虽然也曾遭遇阵痛，但在风风雨雨中，南京成为教育改革的受益者。这个历史上的“天下文枢”，再次因教育备受外界关注。
南京的教育改革秉承着怎样的理想和理念？又是如何实践的？在全国有没有推广意义？《望东方周刊》为此专访了徐传德。
从“短缺”的教育到充分的教育、优质的教育
《望东方周刊》：最近十年来，南京的教育改革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轨迹？
徐传德：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过去60年，南京教育走过的路程，是从“短缺”的教育，到充分的教育，到优质的教育；从政治的教育，到经济的教育，到人的教育；从紊乱的教育，到整饬的教育，到开放的教育；从遵命的教育，到模仿的教育，到创新的教育；从面向过去的教育，到面向现实的教育，到面向未来的教育。
南京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是一个不断打破思想和体制禁锢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突出“以人为本”、不断回归教育本身的过程；是一个逐步与世界教育接轨、融入现代教育潮流的过程。
《望东方周刊》：怎么理解“回归教育本身”？
徐传德：就是抓基础的东西。南京教育也走过弯路，但我们及时总结了当时的教育状况，回过头来抓基础。
我们现在处于教育转型时期，客观来讲，教育面临很多困惑，如需求多样、发展多元、管理多头、评价多维、政策多变等，但我们始终坚持抓基础。
《望东方周刊》：你所谓的基础是指什么？
徐传德：多年来，我们在教育发展上一直强调抓“三个基础”：基层队伍、基础建设、基本制度。
基层队伍的核心是教师，师资力量就是未来社会的力量。优秀的教师可以弥补校舍和装备的欠缺，我们提出，“宁可少盖一栋楼，也要抓好教师队伍”。
近年来，为把好教师入口关，我们实行了“凡进必考”；为稳定农村教师队伍，推出了“优岗计划”；为提高教师队伍学历水平，鼓励在职教师攻读硕士学位；为推动教育家办学，首评“基础教育专家”、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等等。
抓基础建设是指校舍、装备等，作为教育主管部门，要想尽办法把资金用好，把教育资源配置好。
基本制度是指怎样让队伍和装备在良好的机制下运行。好的机制能体现资源的价值，机制要优化再优化。
有了优秀的教师队伍、优良的装备和优化的机制，素质教育不搞都难。没有这些东西，一天到晚喊素质教育也喊不出来。
于立脚处求平等，于出头处谋自由
《望东方周刊》：近日，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也强调要抓基础。他提出要把义务教育作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中之重，把均衡发展作为义务教育的重中之重。南京是怎样处理均衡发展和不同层次学校发展之间的矛盾的？
徐传德：大力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是社会公平的必然诉求。但正如从来就不存在绝对的公平一样，也不存在绝对的均衡。
教育均衡是一个动态的、相对的概念。教育均衡应该鼓励发展、鼓励分类发展、鼓励特色发展，而不应该要求平均发展、整齐划一式发展。
教育均衡不要追求“高度一致”，更不能拉低高的回到“共同贫穷”，而应实现“各得其所”。教育均衡发展的最高境界，应当是每一所学校的特色发展。
《望东方周刊》：南京在这方面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
徐传德：过去，南京也和很许多城市一样，对名校进行政策倾斜。为了避免教育发展的“马太效应”，这几年，我们对全市农村学校在投入和师资等方面加大倾斜力度，实施“农村中小学建设标准化工程”和“教育跨江发展工程”。同时，在城市普通学校积极推行小班化教育试点，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主要用在了“填平洼地”、“补齐短板”上。
对于当前的教育公平和均衡诉求，我们有一个朴素的愿望：所有的学生，不管其家庭背景是农村还是城市，是精英还是平民，是本城居民还是外来民工，其自身条件是健康还是残疾，教育都应给予他们同样的爱和重视。
《望东方周刊》：对农村学校和普通学校的政策倾斜，是否会限制名校发展？
徐传德：教育均衡发展的要求和趋势，的确对新时期的名校发展构成了挑战。以前名校依赖政策倾斜获得的优势将逐步成为“昨夜星辰”。今天的名校发展，必须主要依靠其“内生力”，靠自身发掘优势，向品牌要优势，向管理要优势，向学校文化要优势。
我们希望更多的普通学校成为名校，但关键在于学校自身的努力。“于立脚处求平等，于出头处谋自由”，这就是南京教育部门关于学校发展的基本思路。
培养一精多能、国际通用的现代公民
《望东方周刊》：你把南京的教育改革称为“理想的理念和不理想的实践”，改革中的“不理想”是指哪些方面？
徐传德：我们的改革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但还没有成型，如新课程改革还在探索阶段，教学方法改革正在进行，但也没有很好的方法可以示范，民办教育也需要继续研究。
这些都没有现成答案，都需要我们在实践中破解难题，在破解难题中确定新的发展模式。
《望东方周刊》：你曾经说过，教育工作者要仰望理想的天空，走实脚下每一步。作为南京教育部门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你有什么理想和打算？
徐传德：我们一直强调，教育行政领导要做到“三让”：让最优的人从教，让从教的人敬业，让敬业的人乐业。作为教育主管部门，要公平地分配资源，鼓励所有学校均衡发展。当局长最重要的就是选好校长，建好制度。
教育主管部门要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给用心做事者更多一些鼓励，给积极创造者更多一些宽容。在学校按制度办事、正常运转的情况下，我们要给校长充分的自主权。
我们主张良好的教育生态，让各种生物(包括学校、老师、学生)都能在其中充分生长。只要不违反大的规则，都要允许学校去试去做。
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要做到“眼界宽，思路宽，心胸宽”。对没调研清楚的事情，教育部门不能简单地说“不”。小平同志曾经说过，鼓励“干”，允许“试”，不争论。做好有依据的事情是我们的本分，做好没依据的事情是我们的本领。如果都凭依据办事情，那谈何发展，谈何创新？如果说一定要有依据，那就不能是机械的教条，而是民意、实际和规律。
《望东方周刊》：未来南京教育有什么目标？
徐传德：下一阶段，南京教育将加快实施教育“基石工程”。到2020年，全市基本实现较高水平的教育现代化，主要发展指标达到世界发达国家同期平均水平，把南京建成“历史积淀深厚、质量水平一流、名师名校众多、风格特色鲜明”的教育名城。
南京要“聚天下之资源，办天下之学校，育天下之学生”，加快推进教育向民间开放，向国际开放，培养一精多能、国际通用的现代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