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彻底取消枪决，最高法要求全国推广注射执行死刑
12月9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透露，即日起，辽宁省对死刑犯一律实行注射死刑。此举意味着辽宁省在全国第一个彻底实现了死刑执行方式从“室外”到“室内”，从“弹头”到“针头”的转变。据辽宁省高院负责人介绍，注射死刑，是目前为止最为人道的死刑执行方式。
【动态】
辽宁彻底取消枪决
据新华社电枪决死刑犯在辽宁将成为历史。记者从日前在本溪市召开的“辽宁省法院司法警察注射执行死刑工作现场会”上了解到，在今年初10个城市采用“注射死刑”基础上，辽宁其他4个市经过精心准备，也一律改为了注射执行死刑。至此，辽宁省已全部取消枪决。
枪决多年来一直是我国执行死刑的主要方式。1979年作为执行死刑的惟一法定方式，枪决被正式写入刑法。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等方法执行。1997年，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全国率先采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2001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全国各地法院推广注射执行死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以注射方式还是枪决方式执行死刑，在死刑布告的表述方式上会有区别。枪决方式的表述为“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注射方式为“押赴刑场执行死刑”。即日起，“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这样的话将不会出现在辽宁省的死刑布告上。
药物器材
由最高院统一配发
据有关人士透露，由于注射死刑涉及药物来源、人员培训和场所建立等，与枪决相比成本较高，在部分欠发达的省份和地区尚无条件统一推行。此前媒体报道，注射药物和注射器材，均由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进行配制和组装。各地高院根据需要，向最高院申请，最高院再进行统一发放。
法警执行
防止背离职业道德
辽宁为此次全面实行注射执行死刑特别培训了法警。注射过程为何不直接由法医执行？有关人士就此解释说，注射死刑一般由司法警察执行，专职法医监督。如果让医务人员担当执行人，即便是国家公权力在剥夺罪犯的生命，也与其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相冲突。据《新京报》
【案例】
“至少能让他们有尊严地死去”
2008年3月11日，成都。一个封闭的室内，“医生”将针头准确无误地扎入“病人”的静脉血管，进入体内的“药水”在两分钟内，结束了三名死刑犯的生命。
这三个人，生前因各种原因杀害了他们的亲友。
如果行刑提前11天，终结他们生命的会是几颗冰冷的子弹。
作为首座试点城市，1996年昆明为四名死囚执行了注射死刑。目前，已有包括云南、成都、太原等多个城市全面废止了枪决。
从枪弹到针头，中国刑罚的人道进步在悄然加速。
刑场归来不敢喝粥和蛋汤
旁观死刑犯的公判大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集体记忆。
死刑研究学者刘仁文对二十多年前目睹的一个场景记忆犹新：一个被捆绑的女囚，脖子上挂着写有名字、打了红叉的木牌，在敞篷卡车上沿当地主干道游街示众一圈后，押往宣判大会会场。下车时，女囚被武警用力一拽胳膊，直接从车上跌滚下来。
1984年，全球已有87个国家废除了死刑。此时，联合国敦促仍延用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后，应以尽量减轻痛苦的方式执行”。
彼时的中国，“严打”正酣，盛行运动式执法。
死囚们在数量庞大的围观者面前接受公判后，直接被拉往刑场执行枪决。对中国北方一些普通百姓而言，枪决死刑犯的作用不仅是政府所宣称的“威慑犯罪，安定社会”：一些人将死刑公告下角的法院公章抠下，缝进体弱多病者的衣服里，以驱邪扶正。
1997年6月初，成都禁毒日集体宣判大会因香港回归而提前。成都某高校刑诉法副教授绉宇（化名）目击了当时的枪决现场。
刑场设在成都东郊，两个篮球场大小的空地。十余名死刑犯一字排开，各自面向一个小土坡。持枪的武警上前，在半米开外对准犯人脑袋。
枪响，子弹穿透后脑，飞出脸部，溅入土坡。
“有两名死囚倒在土坡上时还在挣扎，武警立即上前补了一枪。”绉宇仍然记得，法医验身后，书记员一一记录“×××，×弹毙命”。
根据刑诉法对死刑执行的程序规定，指挥执行的审判人员，对罪犯应当验明正身，讯问有无遗言、信札，然后交付执行人员执行死刑。执行死刑后，在场书记员应当写成笔录。法院会将执行死刑情况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刑后，法院通知罪犯家属。
“死刑犯和执行者好像一下子互换了角色。”绉宇说，从那刻起他坚定地反对死刑。从枪决刑场回来后，绉宇和许多刚上岗的行刑法警一样，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喝粥和蛋汤，这会让他们想起四溢的脑浆。
1996年“严打”高潮过后，宣判大会规模逐渐缩小，次数也开始减少。此外，无罪推定、少杀慎杀等法治理念的普及，剧场式的宣判场景与行刑场面，渐渐退出日常生活。
行刑时伴以轻音乐
1996年3月，首座试点城市昆明为四名死囚执行了注射。作为一种隐秘的执行死刑方式，注射陆续通过解密性的新闻报道或坊间的传说版本，间接进入公众视野。
曾目睹过注射行刑的一名法官告诉记者，被固定在执行床上的犯人，“眼神像临终前的病人一样安静”。注射数秒后，电脑显示屏上的脑电波停止了跳动，变成几条毫无生气的平行线。
注射全程让这名法官肃然而生“专业感”，因为这“不再是对一个有疼痛感的肉体行刑，而是对一个拥有所有权利的司法对象，依法剥夺其生命权”。
据媒体披露，注射行刑共分三步进行。执行法警首先将死囚固定在注射床上，像平常给病人打点滴一样，将针头扎入死刑犯的静脉血管。这项工作一般由经过专门培训的法医担任；接下来是注射药品，分别为“1号药”和“2号药”，待执行号令一发，执行人员手按“注射键”，两种药水相继注入死刑犯体内。最后，由法医根据心跳、呼吸等来确认罪犯死亡。注射全程不超过两分钟，并伴以轻音乐为背景。
“贪官的最后特权”？
2008年3月1日，成都中院全面推行注射死刑，这让周建中感到兴奋。这名有14年从业经历的前缉毒刑警，对毒贩曾恨不得“拉出去毙了”。改行做刑辩律师后，在死刑短期内无法废除的情况下，他赞成“至少能让他们有尊严地死去”。
让这位律师颇感欣慰的是，他代理的一名女毒贩经其帮助，最终以注射方式终结生命。
32岁的女毒贩名叫李华，携枪贩毒43公斤，在狱中不停地哭泣和写诗。周建中清楚地记得，得知通过注射申请时，她说了句“可以走得诗意一些了”。
西部某高院刑庭的一名法官透露，对于执行注射死刑，院里并无成文标准，而是在实践中倾向于对主观恶意大、社会危害性大的暴力犯罪，采用枪决，毕竟“不能不考虑公众尤其是受害者家属的反应”。
在全面采用注射执行之前，“走得诗意”始终是少数人的幸运。
周建中代理的绝大多数死刑案件，最终仍是被送上枪决刑场。他曾为一名死囚申请注射未果。死囚被枪决后，他陪其父到法院领取骨灰，老人当场哭得失去知觉。
注射的“轻松”，仍然挑战了一些人的思维。据媒体报道，曾有市民致信昆明中院，称“对罪大恶极的死刑犯来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样的死法，太便宜他了”。一名癌症患者甚至向昆明中院索要药剂配方，求痛快一死，遭拒后，病人愤然说道：“你们宁对死刑犯仁慈，却不愿成全一个病人！”
注射死刑一度还被理解为“贪官最后的特权”，媒体报道中注射刑多适用于中高级官员，如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等。对此“死亡面前人人不平等”的现象公众一直表示质疑与批评。
据《南方周末》
【调查】
全面废止枪决
条件已成熟
作为目前最人道的一种死刑方式，注射须赖以高昂的物质保障。
一辆流动的死刑执行车大约需要40万～70万元。据刘仁文介绍，执行车是有中国特色的发明，便于流动执法。毕竟有的基层法院，连基本的办公条件都无法具备，遑论固定注射刑场。
据记者了解，建造一座固定注射行刑场需要百万元的投资。除此，选址也是难题。毕竟，没有人愿意与刑场为邻。太原中院多年来数次变更临时刑场，最终在殡仪馆附近，建起了目前全国法院占地面积最大、功能最齐全的固定刑场。
注射药物的价格每剂300元，须由最高院统一发放，须专取专用，每次领取须由地方法院两名执行法官乘飞机往返。一些地方中院为了节省成本，取药时火车进京飞机返回。
据记者了解，2008年初，最高法院下发通知要求各地结合自身条件推广注射执行方式，并开始向各中院免费提供注射药剂。
学者刘仁文为此重申其观点，在死刑复核权已经收归最高法院，死刑数量明显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全面废止枪决统一注射死刑的条件已经成熟。“下一步要做的就是修改刑法和刑诉法，把注射作为惟一死刑执行方式确定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