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坛新一轮抓赌，开始还是结束？
11月25日，公安部首次公开披露此次足坛反赌的初步调查结果，让一个多月来的猜测有了些眉目。
调查称，2006年8月19日，山西路虎1：5负于广药的比赛为假球。王珀、王鑫操纵比赛并获利。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的中国足坛第四次打击“假、赌、黑”行动，第一次有了官方说法。
此次调查缘于2009年年初，新加坡发出全球红色通缉令，要求中国协助抓捕王鑫。王鑫曾于2007年4月运作中国球队参加新加坡联赛，并操纵比赛。当时，中国大陆有地下赌球庄家开盘新加坡足球联赛。2009年4月，王鑫在沈阳被捕。
和王鑫同在山西路虎俱乐部工作的王珀成为调查重点。在路虎与广药的比赛中，王珀和王鑫收受广药钱财，让山西故意输球。
根据各媒体的跟踪报道，目前已有陕西、广州、青岛等地所属俱乐部的十余人人被拘。相关调查仍在继续。
中国足球假球的历史至少可追溯自1998年。10余年来打假、扫黑、抓赌之声也时有传出，可前几次声势或大或小的打击假赌黑行动，都不了了之。
现在大家想知道的是，除了这两个早已被媒体业界熟知的作假者，到底还有哪些“关键性”人物涉及，这些人是怎么赌球、操纵比赛；更重要的是，抓赌还能持续牵扯出多少人，如何才能将作球和踢假球的人根除。
一位庄家眼中的地下赌球乱相
在足球圈里，参与操纵比赛的人们体现出的是另一种“不诚信”，他们经常私下违背“游戏规则”。因此，某些时候，甚至大庄家自己都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搞定了一切
本刊记者/关军 (发自沈阳)
这是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夜间气温接近摄氏零下20度。在沈阳西塔附近的一家烤串小店里，刘德林接近半夜时才出现。
我们坐在里间屋喝酒，屋里并不是很冷，刘德林却一再叮嘱伙计出入时把门关严，“有风”。
“应该不会问罪到我这样的小庄家头上吧，小得就像虾米，而且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谈及最近风云骤起的足坛扫赌风暴，他自我安慰了一下，但言谈里仍有隐约的忧虑，如唇齿间轻薄的哈气。
刘德林做过媒体人，也曾与辽宁某俱乐部球队有过很深的接触。前几年，他也禁不住诱惑，成为沈阳众多小庄家中的一员，参与地下赌球，但很快就做不下去了。“我主要是赌国外的联赛，不怎么碰甲A。”他总是强调，自己与目前如过街老鼠的国内联赛没什么关系。
经相熟朋友介绍，刘德林表示可以信任《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讲讲“赌球那些事儿”。他说自己无法洞悉大庄家们的秘密，但对于地下赌球的大体脉络和规矩，还是心知肚明的。
地下赌球风生水起
在刘德林看来，国内地下赌球渐成气候，始自2001年。当时，足球彩票在国内刚刚推出，但很快就火爆起来，它让更多的中国人熟悉了足球博彩业和“盘口”“水位”一类的术语，在此之前，地下赌球活动基本局限于广东、福建等靠近东南亚的省份，他们的关注点基本都在欧洲联赛。
地表之上的足彩兴盛之时，地表之下的赌球竟也风生水起。足球博彩迷们发现，除了足彩的欧洲几大联赛题材，地下赌球可以提供更多选择，更刺激的玩法，其中也包括中国国内的一些比赛。
地下赌球的赌资之巨，达到天文数字。一位青岛的举报人估算，仅该市的地下赌球资金，就以千亿元计。而赌球的触角无孔不入，渗透到了国内各种比赛当中。第11届全运会期间，赌博集团为足球比赛开盘，按参赛年龄，它只能算青少年比赛，也未能幸免地要面临赌博的浸染。
东南亚及澳门地区，赌博集团势力强大，他们一方面在国内发展不同级别的代理(即大小庄家)，一方面也试图渗透到足球圈内部操纵比赛。
在此之前，中国足球亦有假球、黑哨，不过当时的假球都被视为“默契球”，比赛双方为了利益交换或共同利益，私下约定比赛结果，或指使球员，或买通裁判。著名的“渝沈之战”“甲B五鼠案”都属于这种情况。对于主事者而言，“默契球”处于他们的可控范畴之内。
当中国的职业足球联赛越来越热闹，东南亚及澳门的赌博集团也纷纷开出中国盘。他们暗中委托一些中间人，操纵某些比赛的结果，并给相关人员不菲的回报。
地下赌博业的运作，需要基本的诚信维系，而在中国足球圈，境外赌博集团傻了眼：一些手眼通天的中间人和庄家发现其中有利可图，便甩开境外赌博集团，私下开盘，按自己的盘口左右比赛，牟取远高于佣金的暴利。
一度控制了某些国内比赛的赌博集团渐渐发现，中国足球“失控”了，他们不仅从中无利可图，还经常被黑心的中间人玩弄，损失惨重。
于是，一些境外集团放弃染指中国内地的足球赛，有一些还在坚持的，也是缩短战线，只是针对一些更有把握的场次，有选择性地开盘。
足球赛场乱象频仍，即使是普通的下注者也不该蒙在鼓里，何以一再踏入这条吞噬财富的河流？刘德林对此的解释是，是自作聪明和侥幸心理在作祟——下注者其实对联赛的虚假、黑暗心知肚明，但他们总是相信自己获得的消息是真实的，自己会成为虚假比赛的获益一方。某些时候，他们吃到了赌博集团布下的饵料，更多的时候，他们咬到了尖利的鱼钩。
为了诱投注者上钩，庄家往往散发出各种真假莫辨的消息。某赛季，山东鲁能对阵天津泰达，两队都拥有众多国脚，被看做旗鼓相当的对决。赛前，各种内幕消息满天飞。刘德林凭经验判断，其中肯定有许多是大庄家故意放出的假消息。但是他也无力甄别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比赛即将开始前，刘德林又收到一条消息，称天津泰达会大比分输掉，净负四球，而且强调信息是“球员从休息室传出的”。泰达这么大比分输掉，可能吗？刘德林本能地怀疑着。而那场比赛的结果，还真就印证了最后传出的消息。
参与赌球的规矩，普遍都是“下打租”。即在庄家那里赛前下注，赛后根据结果兑付，这需要下注者与庄家间的基本信任。但是在中国的地下赌球圈里，下注者与小庄家之间、小庄家与大庄家之间时常发生“跑庄”，即输钱一方拒绝付款，或携款潜逃。
作为小庄家，刘德林深受其害，一些人输不起，或因蹊跷的比赛结果而恼羞成怒，于是“跑庄”，其不诚信的成本只能由刘德林支付。几年过去了，仍有一些下家没有清偿欠债，“都是熟人，我能怎么催？”
在足球圈里，参与操纵比赛的人们体现出的是另一种“不诚信”，他们经常私下违背“游戏规则”。因此，某些时候，甚至大庄家都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搞定了一切。
足球圈里有许多看不见的潜规则
足球圈参赌的形式无奇不有，既不乏王珀这种老板亲自参赌的，也有主教练联合几个主力一道做球的，还有个别球员“暗渡陈仓”的，同一场比赛，甚至有几股力量在同时操纵着。
几年前的联赛中，曾发生过辽宁队球员肇俊哲怒摔队长袖标的事件，引起舆论哗然。熟悉足球圈的人很容易想到，肇俊哲的愤怒肯定是针对队内某些表现极其不正常的球员。刘建生就是那场球的表现异常者之一，事实上，愤怒的远不仅队长一人。按照刘德林掌握的情况，辽宁队内部某教练与部分队员本已达成默契，比赛进程也是按预先设计的推进。但是守门员刘建生被怀疑串通另一名主力后卫，制造了两个匪夷所思的失球。大家对这种“破坏行规”的行为，自然极为不满。在此之前，关于刘建生违背“多数人利益”私下开盘的猜疑，已在球队内部流传很久了。
在球队里，许多事情是大家心照不宣的。比如，刘建生吸毒，队友大多早有所闻。
后来，刘建生与一些涉赌人员聚集在沈阳一家宾馆吸毒，被警方抓捕，据说刘建生的这次落网就是由于知情人的举报。
足球圈里有着许多看不见的潜规则，也总有一些为了私利铤而走险的越界人。
在武汉、深圳、青岛、大连、沈阳等城市，都发生过球员被害的案件，有的甚至被挑断了脚筋，这些案件，大多没有告破，圈内人怀疑球员遭遇了黑势力的报复，原因无非是在赌球过程中“不听招呼”，或胆大妄为。
最近几年，一些中超俱乐部一再把大牌球员下放到预备队，大多是由于怀疑球员出卖了球队利益，以此方式加以惩戒。
由于不断遭遇“跑庄”，也由于渐渐感到水深莫测，刘德林几年前告别了自己的小庄生涯。 ★
(应受访者要求，刘德林系化名)
沈阳反赌球之“明线”与“暗线”
本刊记者/关军 (发自沈阳)
在中国，足坛的反赌扫黑基本停留在口头上，当风暴骤起，一切都显得毫无征兆。就连王鑫也缺乏足够的警惕。2009年春季，因操纵比赛、畏罪潜逃而被新加坡警方通缉的原辽宁广原队教练王鑫，居然潜伏在沈阳的家中，结果被辽宁警方轻易抓获。
而王鑫的落网，亦未触动足坛赌徒们的神经。到了11月，沈阳经历了气温骤降20度的寒潮，许多足球人的内心世界，也同样陷入冰冷与茫然。
而在这一轮足坛反赌扫黑的重地沈阳，以《辽沈晚报》为代表的媒体的高调，与专案组及辽宁省公安厅的低调相映成趣。
在中国的专业体育记者里，郝红军和他的部下多少有点异类。郝从事体育报道接近20年，多数时候是以一个尖锐批评者的姿态出现。在担任《球报》副主编和《辽沈晚报》文体中心主任期间，莫不如此。
在足球圈浸淫多年的记者，基本都对足坛的阴暗面熟视无睹，他们甚至视自己为利益攸关者，有意无意间维护着足球圈“潜规则”的运行。即使良知未泯的记者，也大多迫于压力，噤若寒蝉。
而郝红军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把批判与揭露当作自己提供的新闻产品的核心价值。这其中最著名的一例，就是《辽沈晚报》在2006年悬赏20万，征集“足以进行司法认定”的足坛“黑证据”。高举反黑大旗之时，郝红军试图联合更多的兄弟媒体，可惜应者寥寥。
悬赏并非毫无效果，一天，郝红军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北方口音，表示自己手里有关于赌博集团操纵球队的重要证据，愿意提供。郝红军请了一位私人保镖，与举报人约在一家宾馆见面(当时为了保护举报人，郝红军在见报报道中“修改”了会面城市及举报人特征)。
举报人带着《辽沈晚报》记者，在银行打印了一份交易对账单，差不多有3米长，上面满是账号与交易金额，有的单笔金额高达几十万。举报人手里还有另一个单子，标明每个账号对应的足球圈内人士。这位举报人曾在赌博集团工作，就是与足球圈内人士联系，并把兑现的“好处费”打进对方账户。据看过名单的郝红军介绍，在那份长长的名单中，不乏知名的教练和球员。
郝红军派出三名记者，带着证据前往中国足协，据参与记者姚广安回忆，时任足协常务副主席的谢亚龙“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表示一定会全力调查。不过，直到谢亚龙离任，他的“调查”未见任何消息。而那位取证期间已被赌博集团怀疑、多次接到盘查电话的举报人，并没有索要奖赏，《辽沈晚报》记者很快就与其失去了联系。
2009年，沈阳成了反赌的主场，《辽沈晚报》继续高调出击，而一贯的反黑之举也为他们赢得了声誉，以及知情人的信任。2009年11月16日，在《辽沈晚报》编辑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见到了一份刚刚寄达的举报材料。
这是一封发自青岛的特快专递，里面是用四页白纸写的举报信，事关青岛海利丰足球俱乐部。寄件人一栏署名“沈阳”，显然是化名，不过在这封用黑圆珠笔写就的书信原件上，并无刻意掩饰笔迹。
2009赛季，青岛海利丰队踢了几场蹊跷的比赛，其中就包括某场比赛中队员两次向本方球门“吊射”。这位举报人很有条理地解析了这场球的来龙去脉，包括什么人违反约定“破坏”了比赛进程，为什么对手突然消极比赛，老板杜允琪选派哪名队员把指令带到场上，情急之下的海利丰队球员如何想办法自破家门。为了表明自己确实接近球队核心层，举报人还在涉及的几个主要当事人的名字下以小字标注了他们的手机号码。
举报人“沈阳”表示，自己手里还有更多确凿证据，包括录音，希望有助于辽宁警方的侦查。他还表明，青岛“水非常深”，盘子很大，主要由“老肥”等三股势力控制，一些违背赌博集团意志的人被报复、暗算，案情“罄竹难书”。
就在“沈阳”的邮件寄到沈阳前后，媒体传出青岛海利丰前任经理刘宏伟等人被拘的消息，更有传闻称，该俱乐部老板杜允琪已潜逃。这也印证了“沈阳”在信中的说法——青岛是一个赌球的重灾区。
在沈阳，大批满怀热情赶来“曝料”的记者，最终都被省公安厅的森严壁垒搞得很沮丧。专案组如盾构机一般深藏地下，艰难掘进。
初冬时节，《广州日报》最先发布消息，称个别足球圈内人士被辽宁警方控制，协助赌球侦查。“扫赌风暴”瞬间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辽宁省公安厅的反赌专案组悄然进驻沈阳北郊的某消防培训基地，他们系由公安厅抽调各警种人员组成，听从公安部指挥，拥有一座单独的小楼，戒备森严，与外界隔绝。
11月17日，又有公安部的官员前往沈阳，督战该省公安厅的反赌球行动。
赌球的毒瘤在中国足球扩散到什么程度？没有人能确切的判断，但几乎每个熟悉内情的人都很悲观，认为早已病入膏肓。
截止本刊发稿时，本轮反赌风暴涉及的人员及问题比赛，基本局限于国内次级别联赛。
而国内顶级联赛、国字号球员和教练，许多人也都难脱干系。2006年与《辽沈晚报》接触的那位举报人曾透露，一些大牌也不干净，比如上海申花队某现役国脚也曾被赌博集团收买，这位举报人直接拎着二十万现金交给对方，作为对一场比赛特殊表现的酬劳。
假如真的把所有涉及赌球的足球圈人士都绳之以法，中国足球就不是休克的问题，差不多真的要推倒重来。
中国的足坛反赌扫黑，很容易让人想起一则古希腊故事——国王奥革阿斯在宫殿前搭建牛棚，饲养3000头牛，积累了经年的牛粪，他把打扫牛粪的任务交给赫拉克勒斯，要其在一天之内清扫干净，充满智慧的后者竟奇迹般地完成。
中国足球这间“奥革阿斯牛棚”，能否找到它的赫拉克勒斯无疑是个疑问，更大的疑问是，“国王”清扫牛棚的意愿几何？ ★
假球调查不了了之
本刊记者/唐磊
中国足球查假赌黑历史
“3号隋波”。
时任陕西国力主教练贾秀全在媒体面前说出这句话时，全场震惊。这几秒钟的镜头也常在涉及中国足球“假赌黑”的节目中反复播放。
1998年中国足球甲B联赛第16轮，贾秀全不满陕西负于云南，他认为本队有球员因为“场外的东西”而表现奇怪。这也是国内首次有球员被公开指责踢假球，引起全社会关注。
陕西国力俱乐部也表示，有人在收买本俱乐部球员至使该队输球。但中国足协调查后表示，比赛不存在假球。
那时候也有人赌球，但赌球还不是一场假球形成的主要原因，更多的是俱乐部为了保级、升级乃至夺冠。
1999年，甲A联赛最后一轮，重庆隆鑫队主场1比2负于沈阳海狮队。赛前，有5支球队要争胜保级，其中沈阳海狮想保级，必须取胜且要看其他场次的赛果。
下半场比赛，沈阳和重庆都推迟了近10分钟出场。这10分钟让渝沈之战比其他比赛都晚结束。最终沈阳以两球反败为胜，成功保级。
重庆队门将符兵脑残般的扑救、两队无故推迟出场，都成了这场比赛的疑点。时任重庆队主教练的李章洙、外援保罗等人都曾公开指责球队打了假球。圈内几乎公开的“每名重庆队球员床上都放着用报纸包好的6万现金”等细节，也都让这场比赛成为众人怀疑的对象。
经过中国足协调查，认定该场比赛是“消极比赛”，各罚两家俱乐部40万元人民币，罚两队主教练各5万元人民币。除此之外再无处罚。
同时，中国足协也表示，曾发现沈阳海狮俱乐部有两张巨额款项借条，但是因为权限问题，无法追查。
“无法追查”是中国足协的权限造成的。因为没有司法机关介入调查，取证困难，无法进行到底，成了日后中国足协调查所谓假赌黑的障碍，也成了借口。
2001年，这种假球现象发生了最极致一幕。
按那年的规定，甲B联赛的前两名能升入甲A联赛，其中上海中远在徐根宝的带领下一骑绝尘，率先占据了一个升级名额，另一个则由同积39分的成都五牛、长春亚泰，和积38分江苏舜天争，最终的结果很可能取决于球队净胜球有多少。
倒数第二轮，成都五牛11：2赢了四川绵阳，这是中国职业足坛的最大比分，举国震惊。
成都五牛净胜球总数为21个，领先于长春亚泰的18个。
中国足协决定最后一轮比赛严格执行同时开赛最后一轮，成都五牛最后15分钟连进4球，4：2逆转江苏舜天获胜。同时开赛的长春亚泰对浙江绿城的比赛中，浙江绿城队员在长春攻入第二球后向裁判抗议，造成比赛中断六分钟，使成都五牛的比赛结束后，长春亚泰还没比完。长春在比赛最后的8分钟内连进四球，最终以6：0大胜，赛季净胜球达到24个，获得升级资格。
浙江绿城俱乐部老板宋卫平赛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几分钟前已经开除了数名“可以这样卖”的队员。当时，他气得发抖。
面对社会的质疑，中国足协决定将当年的甲B升级名额减为一个。参与了成都五牛对四川绵阳、成都五牛对江苏舜天、长春亚泰对浙江绿城三场比赛的国内球员，被取消2002年联赛注册资格；2002年和2003年的转会资格，指挥了三场比赛的国内主教练，被取消2002年工作资格。联赛排名第十的四川绵阳被取消次年甲B联赛资格，降入乙级。
但此后，中国足协对于江苏舜天、浙江绿城、四川绵阳三家俱乐部减刑，将部分球员的全年禁赛改为半年禁赛，两年转会禁令改为一年转会禁令，对主教练禁止工作更改为禁止以主教练的名义工作，对于俱乐部两年的转会禁令则降为一年。
查假受罚最重的只波及一人
抓“假赌黑”中，假球常常被媒体球迷自行认定。中国足协也去查了，但最终都是一些不痛不痒的内部处罚，足协也从来不敢定论哪场球是假的。
业内人士认为，所谓的抓来抓去一直都是隔靴搔痒。直到2002年出现黑哨事件，司法机关才第一次真正介入中国足坛的抓假赌黑中。向来默许收钱为行规的裁判们，虽然只是被人操纵的棋子，但成为中国足坛抓假赌黑中的最大牺牲品。“实裁判能左右比赛结果的机会很少很少，根本不能去主导比赛结果。”著名裁判陆俊在2004年退役时曾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这样感叹。
在2002年调查黑哨前夕，浙江绿城俱乐部总经理宋卫平曾找裁判龚建平退钱，而且跟他说：“只要你把钱退了，这里边就没你的事了。”为了摆脱干系，龚建平把8万元钱退了。
龚建平的妻子曾对《中国新闻周刊》提到，龚建平对她说过，宋卫平要他退钱的同时，还曾经让他写“自白书”，但是龚没同意。龚建平认为，要写也该是给交公检法，交给足协，没必要给绿城俱乐部。
2002年1月初，宋卫平曾给龚建平打电话说，阎世铎来调查，我实在顶不住了，名单上有你，以后你当不了裁判，我补偿你。
龚建平当即大怒，在电话里骂宋卫平“不是个男人”。
2002年1月15日，在上海一电视台报道涉嫌“黑哨事件”的8名裁判员名单中龚建平在列。
1月23日，时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的南勇在通气会上表示，主动坦白并退款的裁判将不予曝光并继续留用。
龚建平觉得自己已经退钱了，没有站出来。
同年3月15日，龚建平被拘留。龚建平被捕后，国内足球联赛照常开幕，抓住“典型”后，社会上的反黑呼声也逐渐平息。
在龚建平被拘留前，时任中国足协副主席的阎世铎曾表示，调查组的基本调查原则是：“只要据实举报、有报必查、一查到底，不管涉及什么人，涉及多少人，包括中国足协的工作人员，决不包庇袒护。”
审查人员也不止一次地要求龚建平坦白立功，有什么情况尽可能说出来，并表示判刑的肯定不止龚建平一个人。
2003年1月29日，北京宣武区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龚建平有期徒刑10年。在判决前的几个小时，控方检察机关出示了中国足协开具的证明，证明足协是个“盈利企业”，龚建平的行为属企业人员受贿。人民法院的最终判决是“受贿罪”——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罪名，其定罪量刑比“企业人员受贿罪”重，直接加重了龚建平的刑期。
龚建平提起上诉，二审没有开庭，就直接维持原判。
龚建平曾交代，裁判员于敬仁和刘雨涛参与对裁判做工作和送钱行贿做“中间人”。但在中国足协内部的自首政策下，“主动”向足协交代问题的裁判都免于刑罚。当时《天府早报》曾报道，裁判交回足协内部调查组的钱累计达千万元。而向龚建平行贿的人也没有被提起公诉。
龚建平被判入狱，让人觉得坏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人们也很快意识到，龚建平中是坏人中少有的好人，对他的判罚只是障眼法，拖累了足坛抓假赌黑的进程，成为官员领赏的牺牲品。
关于“黑哨”的调查也在龚建平入狱后停止，彷佛毒瘤已被割去，所有人都被震慑到了。但国内足球圈的“假赌黑”依然照旧，
2004年7月11日，龚建平病逝。之后，“黑哨”鲜被社会短暂重提。
抓大鱼更要捞尽小鱼虾
2003年，有澳门博彩公司开始对中国足球联赛开盘，开始有传闻球员、俱乐部工作人员、媒体记者参与赌球，有球员被怀疑为了赢钱打假球。国内假球也不再只是球队为了保级或升级，而成为迅速捞钱的游戏。
2003年8月，时任公安部治安局副局长吴明山当选中国足协副主席，主抓反赌反黑。2004年，调查伸向足球俱乐部内部，但并没有公开调查结果。
2005年1月11日，全国集中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专项行动会议，时任公安部部长周永康表示，要有效遏制赌球、赌马违法犯罪活动蔓延，坚决取缔境外赌博公司在我境内设立的代办处、赌博网点。
买通球员、教练或俱乐部工作人员，操纵比赛，成了地下庄家惯用的伎俩，足球圈内一些人也通过赌球卖球的方式敛财。2006年德国世界杯，又成为一场豪赌盛宴，被公安部门查处的地下赌球窝点资金上亿。
2009年3月9日，为落实《研究足球运动管理与改革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的精神，12部委成立“全国足球联赛赛风赛纪综合治理协调领导小组”，成员包括有司法部、公安部、民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等。
从此，抓赌球已经不再是中国足协的家事。这也是国内高层在抓足球“假赌黑”的工作中一个根本转变。
2009年10月底，有媒体零星披露沈阳警方正在公安部的调遣下，由各地公安部门协同抓赌，被协助调查者涉及足球圈内多年的从业人员、俱乐部的总经理教练，甚至包括足协官员。这场宏大规模的行动被称为中国足坛第四次打击假赌黑。
大家被都在担心，这次的反赌行动会不会再次因取得阶段性胜利而告一段落。毕竟王珀等人都不是大鱼，他们顶多操纵些许比赛而已，要抓真正的大庄家，但越往下深入，遇到的势力会越大，难度阻力也越大，而且许多事情都陈年旧账，要翻起来并不容易。
公安部这次打击的重点是赌球中操纵比赛的人，在等待大鱼浮出的同时，对参赌过的足球圈内的球员、官员、记者一些教训也是必要的，毕竟没有这些小鱼虾，大鱼活不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