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握着一份发自北京的电报，杨易辰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望着窗外熟悉的景致，一股眷恋的情绪涌上心头。多么熟悉的地方啊，30年了，革命生涯几乎一多半的时光在这里度过，舍不得啊……
这是1983年的4月。上个月，时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杨易辰还在齐齐哈尔、肇东、拜泉等十个市、县的农村考察农机问题。刚回来，就接到了中央的这份电报。电报上称，中央决定调杨易辰同志到北京，主持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他知道，1983年，他的政治生命迎来了又一次重大的转折。
手里的工作得赶紧做一交代了，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我该如何开展工作呢?
虽然曾就读于北平中国大学法律系，可那毕竟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半个世纪来，戎马倥偬，沧桑巨变，那时的底子对今天改革开放中起步的检察事业到底有多少用呢?还有很多新的东西等待着自己去学、去做呀。
他停止了窗前的思考，转身来到办公桌前，拿起电话拨通了秘书王克(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纪检组组长):“王克，收拾收拾，明天咱们上北京。”
王克最早认识杨易辰是在1959年，那时他在黑龙江省委财贸政治部工作，经常听时任副省长的杨易辰作报告。1964年9月，王克和省里的几个同志陪杨易辰到拜泉县搞社教，住在老百姓家里，吃百家饭。在社教的一年多时间里，有了比较多的接触，杨易辰不照搬、照套经验，从实际出发的工作风格让王克肃然起敬。
1965年4月，组织上决定由王克任杨易辰的秘书，那时侯王克不到三十岁。后因“文化大革命”被批斗间断几年。1983年，杨易辰到北京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还想带着王克去，当时省委几位主要领导也有此意，王克欣然应命了。
4月初的北京，春寒料峭，但长安街上玉兰树早已迫不及待地开满了花赶趟儿。透过车窗，杨易辰深深地吸了一口这早春的空气，一股浸润着玉兰花香甜的清凉沁人心脾，让一夜的舟车劳顿立刻消失殆尽。
每年都要来北京开几次会，每次都匆匆来匆匆回，可唯独这一次，他的感觉是不同的。对他来说，这个城市实在是太熟悉了。
如果说黑龙江是他而立之期施展壮志的地方，北京不正是他革命理想萌育的母腹之所吗?还记得北大营侵华日军的炮声吗?那炮声催他奋进，寻找报国之路。还记得“一二·九”运动中的那场示威游行吗?在宣武门，他一个人对付几个武装警察，从他们的枪托和皮带下救出了两名女同学。还记得那首爱国学生用满江红词牌填写的《二月雪天》歌吗?“二月雪天，被捕中大门前。……问热爱祖国何罪?无人答。……恨不抗敌寇害学生，发冲冠。”歌声让他热血沸腾。还记得1936年秋吗?他在这里从一个爱国学生光荣
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往事虽已如烟，重游旧地却上心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北京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北平，长安街上的车流，那洋溢着幸福的孩子的笑脸，那踌躇满志的青年，空气中充溢着勃勃生机，这一切，不正是他当年追求期盼的吗?
在北京，他先来到中央组织部见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宋任穷同志。宋任穷是深知杨易辰的几位中央领导之一。
在抗战时期，他们曾一起在冀南地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当时宋任穷任冀南区党委书记、冀南军区政委，杨易辰先在区党委宣传部，后到地委工作。1960年9月，中央东北局成立，宋任穷是第一书记，杨易辰在黑龙江先后任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省委第一书记。
几十年的工作往来，杨易辰刚毅的秉性，踏实的工作风格，宋任穷是熟稔的。他知道，杨易辰是新一届共和国检察长的不二人选。没有太多的交代，他简单地向杨易辰讲了讲中央关于他任职的安排，然后就让他去见中央政法委书记陈丕显。
陈丕显详细地向杨易辰讲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中央决定调你到高检院接替黄火青同志任检察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之前，先任高检院党组副书记，你赶紧回去把工作交代一下，尽快到任。”
没有任何耽搁，杨易辰马上返回了哈尔滨，把工作作了交代，和省里领导同志作了简短的告别。这期间，他专门找到自己的儿子和小女儿做了一次长谈。
“他说:‘你们不能一辈子在父母的羽翼下生活，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努力。’我们理解父亲的心，知道为了父亲的期望，自己必须留在哈尔滨。所以当时除了姐姐杨长岭因大学毕业已在北京参加工作外，我和哥哥杨长春至今生活在哈尔滨。”杨易辰的小女儿杨长虹在给记者的邮件中这样回忆。
4月底，杨易辰只带着秘书王克重返北京报到。
该书选取共和国九任检察长和李六如、王桂五两位为新中国检察事业特别是检察理论作出奠基性贡献的检察前辈为对象，以史学的严谨、文学的笔法再现了几代检察人为共和国检察事业和法治进步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人生，记录了他们的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