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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毅臣老人在向本报记者以及实习生口述历史。本版照片均为胡富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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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毅臣和妻子上世纪50年代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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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毅臣老人精心收藏60年的军令状。
这是一张泛黄的军令状，85岁的孟毅臣老人精心珍藏了60年。
这是一套红油印的军令状，右起抬头竖行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军秘字第八五號）令”，中行为：“兹派本会军事代表孟毅臣、联络员董权、周致政等八人前来代表本会进行接管仰即遵令办理一切交接事宜，勿违此令”。落款是“主任：肖劲光副主任：王首道、陈明仁”。
孟毅臣是南下干部的一员，现在长沙安享晚年。近日，他特别约见记者，向记者展示了这张60年前的军令状。“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对我们这些亲历开国大业的艰辛与光荣的老人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
“这军令状承载的是一份郑重的嘱托，一份无私的信任以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孟毅臣告诉记者，按道理这张军令状是要交到上面去，但他悄悄地把它收藏了下来。“好几次档案馆想要过去，我都没有给。”
这张军令状的背后，是一个南下干部在潇湘大地挥洒青春和激情的故事，是成千上万南下干部的缩影。老人缓缓地讲述，让我们后辈动容……让我们在老人的口述历史中，品味人生，追问人生价值。
1新婚伉俪义无反顾加入南下大军，每天行军60华里
我的原名叫张庆福，后改名孟毅臣，河北人，来湖南已经有60年了。抗日战争时期，我是河北省滦县杨、甲、夏、王、蔡等5个村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化名福兴。解放战争时期，我在党内担任滦南8区财政助理等多项职务。1949年解放前夕，我随着大军南下，与其他南下干部一起，投入到南方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当中。
1949年春天，我与同为地下党员的妻子焦素芬结婚才2个月，先是随部队接管了天津海关。当时黄克诚任天津市委书记。解放天津后，接天津市委命令，我们参加南下工作团。这次从东北、华北共抽调5万干部组成的南下工作团分别开赴“两广、两湖和江西”，我被分配在湘江工作团。
我们从天津出发，先乘坐没有座位的闷罐火车南下，我记得那时是在车厢里铺上稻草就算是一个铺。当火车到达河南漯河时，铁路就不通了，因为国民党将铁路给炸了，我们这班南下干部被迫改坐汽车。到达湖北通城后，发现公路也被国民党炸毁，企图阻止大军南下。我们就开始改步行南下。当时部队命令说，每个人的背包重量不准超过18市斤，除了必须各自保留蚊帐外，物品自由选择。我特意留下一本结婚时战友赠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装书。
从通城每天步行60华里向南挺进，不准后退，不准掉队，这是为了防止特务和残留的地方武装谋财害命。南下大军中不少人的鞋子磨破了，就在沿途买草鞋，最开始穿草鞋，北方人很不习惯，一些人的双脚都打起了水泡，行军时更痛，更累。我当时最担心的是我妻子焦素芳，因为她那时已经怀孕了，孕妇行军更是艰难。
经历千辛万苦，我们1949年8月7日抵达了长沙。随后，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任我为接管长沙招商局的军事代表。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由肖劲光、王首道、陈明仁亲署的军令状，就是那时签署的。从那时起，我将它视为党和人民对我的托付，心中有一份神圣的责任感，在这份责任感的驱使下，我和妻子和其他南下干部一样，安心扎根潇湘热土，积极投身到湖南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当中。
我参与组建了湖南省航业公司，先后担任了湖南省航业公司的经理、省运输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省新湘轮船公司总经理等职务，亲历并见证了湖南航运事业的蹒跚起步。
2亲历指挥运送2亿吨湘粮通过水路支援大上海
新中国刚成立时，接管的是国民政府留下的一个烂摊子。拿当时的大都会上海来说，国库里的粮食仅够吃半个月，闹粮荒很严重。1950年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联合国大肆叫嚣“共产党能打下上海但管理不了上海”。 当时中央负责财经工作的领导陈云就给一些省份下达任务，要各省支援上海，我听说当时给湖南下的任务是五亿吨大米，河南是两亿吨小麦。
为什么湖南要承担这么大的运粮任务呢？因为我们湖南产的大米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尤其是南县茅草街、沅江草尾的大米很受上海人的欢迎。历史上，每当秋收的时候，上海采购粮食的商人就会络绎不绝地往这两个地方赶，所以，以前这两个地方的旅馆非常高级，完全适合上海人的经济水平。上海人还喊这两个地方的大米叫“湖南红米”。
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把我叫到省委办公室，告知我：“湖南要往上海调运大批粮食，你们航运部门有运输能力吗？”我问：“运多少？”，黄书记说：“先给你们一亿吨的任务。”我当即表态：“保证完成任务。”我敏感地意识到，这不仅是一项大业务，更是事关新中国国际声誉的政治任务，没有人敢懈怠。
这一亿吨的粮食是从各县边征收边集运的，从河、港、湖、汊集中到码头和车站，然后再过驳到大船。解放初期，有些地方的治安相当紊乱，一些土匪、特务等敌对分子就针对我们的运粮船造谣说“共产党把粮食都运走了，大家都没饭吃了”，还煽动、组织人群抢劫我们的粮船。资水、沅水交汇的航段是粮运的重要咽喉，最为严重的甘溪港、临资口、芦林潭这几个地方，地形复杂、人多杂乱，我们的船停下来过驳，被土匪特务煽动的人群就一哄而上，拿扁担拿筐抢。
发生抢粮事件后，我们很着急，立即向省委作了详细汇报。黄克诚书记当时还兼军区第一政委，听了汇报后，他从省军区调了一个武装连，命令该连队到省航业公司后由我这个军代表指挥。于是我们在资水、沅水交汇的甘溪港、临资口、芦林潭等处安排武装驻地防守，大型运船队还由武装押运至汉口。在武装戒备之下，各种敌对势力逐步减小，粮运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当时，我们湖南运米的船都是由船民提供的，他们收取运费。我们航运局那时本身没几只好船，那时有规定说30吨以上的船才能开到长江。我们就托人组织木帆船，一只大船拖上十只八只小船。那时候我们在武汉有个航运办事处，那里有30多个干部，他们的任务主要就是接管粮食。到达汉口后，他们就用洋船将我们的大米接管过去运到上海，洋船可以直接装5000吨货物，而我们的小船装100吨就不得了。我们的运费只收到武汉，长江航运局再收武汉到上海的运费。
这样，从1950年到1953年，我们湖南出动各类大小船只共陆续从水路调运粮食2亿吨运抵上海，湘粮源源不断运往上海，保证了居民口粮供应，市场粮价稳定，为解放后的上海稳定军心、民心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湖南调粮任务完成好，上海华东军政委员会还特别向湖南赠送“运粮模范”的锦旗，感谢湖南的大力支持。
而对我们湖南一穷二白的航运公司来说，也是从这项大业务中开始走上了发展之路。
3顶着“搞资本主义”的压力，创立全国首个股份制航运公司
1951年，长沙有大小航运公司多家，竞争激烈。我那时有个理念，觉得应该要让旅客从一上船时就享受到服务。1951年，湖南省航运公司在长沙市小西门客运站候轮室设置了“餐饮部”和“理发室”，这一举措现在看来很普通，但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波动，有人就在党内会议上提出，设置“餐饮部”、“小卖部”、 “理发室”的行为是“搞资本主义”这一套，跟解放前资本家的公司一上船就发毛巾、包子是一条路。在各方压力施加下，1953年冬天，上级撤销了在小西门客运站候轮室的全部“餐饮部”、“小卖部”、“理发室”。虽然这次革新在解放初期那个特殊年代没能在长沙水路客运业继续实行，但是我们的这一举动得到了当时交通部领导的认可，他们认为，我们在客运码头的革新是湖南人创新求新的表现，对解决部分工人失业、迅速恢复湖南航运事业、改变湖南航运面貌有着积极的意义。
1952年，长沙的航运业除了国有的湖南省航运公司生存下来以外，其他的小航运公司陆续垮台，航运业的工人失业很严重，十几家私营的轮船公司倒闭，国家收不到税，工人没有饭吃，银行贷款收不回。那时我正在长沙市二医院住院，时任交通厅厅长的袁福清找我谈话，说要交给我一个任务，想办法解决这些失业工人的问题。
我找到了当时航政科科长木讷，他是清华大学学内燃机专业的高材生，我们牵头组建了一家公私合营的“湖南新湘轮船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以工人为主。那时候资本家欠每个工人一两年的工资，很多公司又欠税务局和银行的贷款，背了一身的债。我们研究后就决定用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船来入股，将来公司挣钱了就分红。
这个股份制在交通部算是个创举，当时全国在轮船行业没有股份制，我们之所以敢搞就是觉得心里有底气，能找到业务。现在看来，这项举措有点超前意识。由于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用2年多的时间就还清了原有的债务，并建造了新船舶；工人生活得到了改善，并完成了国家税收。
虽然我和妻子是北方人，但我们的大半生是在湖南度过的。我们有幸被历史选中，成为成千上万南下干部中的一员，在湖南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中，实现了我们的人生价值。如今，我们在长沙安享着晚年，日子过得充实和满足。有空的时候，我们老夫妻时常会拿出这张泛黄的军令状，抚摸着它，内心感到欣慰，回首往事，我们觉得自己没有辜负它。
老范说话
每一点进步都是创新的结果
范亚湘
经营企业需要创新。虽然孟毅臣老人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经营企业，但他也时刻没忘创新。
近年来，许多企业在另一种不同的创新上表现尤佳：找出开创新业务并节约资本的新方法。企业经营模式创新通常具有机会主义的色彩，但最重要的是这种创新很快就会产生回报。通常，一个新创企业家或者几个经理人对未满足的消费者需求拥有独特的见解，然后就此开办一家企业。从想法产生到实施的时间通常很短，所需资金也并不多。
与此相反，科技创新则要求一系列互补技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创新者必须是大型企业，或者如果是新创企业的话，它们必须集中在一个技术密集的企业群中，便于相互沟通及共享知识技术。由于很多事情必须同时进行，研发一般会耗费一定的时间。因此，研发能否获得成功通常是一个风险较大的赌注。
由企业的创新我想到了许多方面的创新，事实上，社会的每一点进步都是创新的结果。
每一次创新都是智慧的结晶，每一种创新都是一种冒险。其实每一次创新也是一种新的尝试，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创新，或许会带来变革，也许会遭遇打击，或许成功，或许失败。但社会的每一点进步都无不是创新的结果。
读完孟毅臣老人的故事，这一认识使我更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