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中国艺术家权力榜
本刊编辑部
编辑部制作这期“2009中国艺术家权力榜”的时候，恰逢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世界的目光聚焦在中国。30年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的国力得到极大提升，与此同时，更多、更大的责任也落在这个正在恢复其活力的国家的身上。
自中国经济腾飞以来，中国一直在向世界输出种种物质产品，世界对于“中国制造”已经倚赖到须臾不可或缺的地步。
在长时间舶来西方文化的焦虑和震荡过去以后，中国也开始向世界输出自己的精神产品。
有过迎合，有过克隆，有过严重的与本土现实、与自身传统的全盘脱节；有过直奔国际大展，只向世界输出，不与国人见面的病态的狂飙猛进；有过正中西方下怀、大面积的政治波普的滥觞；而近年最突出的现象则是艺术与资本的媾和，既有山西煤老板的资本，也有克里斯蒂和尤伦斯的真金白银。
这样的情况是与中国艺术的整体上升伴生的。
或许表面异常繁荣的当代艺术已经出现某种程度的钙化或者软骨化的病症，正如高名潞所说，“当代艺术越来越圈子化，意义泛滥，自说自话”，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种势力，无比混乱的今日现实滋生出的充斥着无比混乱之活力的当代艺术，其茁壮与繁盛，是前所未有的。即便是各大拍卖行上传来的胜利讯息，我们也绝不可仅仅以“商业”二字便将它打发了。
我们知道，世界各大博物馆里的镇馆之宝，不乏(甚至很多)中国古代精品。但是，以中国当代艺术与那些迄今散发着伟大光芒的古代经典相比，是不恰当的。实际上，今天的艺术，并没有与传统、与本土的原生态彻底绝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最大的赢家，恰恰是从传统中汲取力量的人：林怀民一方面说，巴赫已经在我家住了30年，我当然可以用他的音乐来配合我的舞蹈，一方面致力于从中国传统中再生出新的辉煌，他赢得了全世界的敬意；徐冰的智慧源自中国禅宗，他斩获了国际最顶尖的艺术大奖；朱德庸对于市井百态的描摹，其灵感来自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宿命，他在东方和西方拥有无数粉丝；杨丽萍从佤族的原始祭祀仪式“拉木鼓”中获取能量，完成了她的《云南映象》。
从前，中国在向世界输出丝绸的同时，也向世界输出了儒家文明，输出了大量的精神产品：中国的瓷器和园林，曾经引发了西方趋之若鹜的迷狂；中国的绘画和书法在日本赢得了崇高的敬意。
今天，很难说一个看过云门舞集并且享受到醍醐灌顶般至乐的西方青年，不会从林怀民出发，开始他的艺术生涯。我们已经拥有我们自己的力量，尽管这力量与这个时代的期许相比，还远远不够强大。
林怀民：绚烂的文化输出
本刊记者 李乃清 发自上海
林怀民的签名落款，“怀”字仿若甩出去的水袖，圆融、温润，“民”字最后一笔，捺笔蹬出很长，然后提劲上冲，踢得高直，勾出一个凌厉的锐角。
“我永远记得，年轻时候，我走在街上，感觉脚踩下去，地板就是一个窟窿，我的头是顶着天的，那感觉跟今天被外界这个气场所压迫，完全不一样！”
外界的气场，是防不胜防的镁光灯，是“排排坐”的新闻发布会，是配合巡演的连场讲座，62岁的他，孩子气地跺跺脚——“好无聊哦，Repeat! Repeat!”
1993年，林怀民带着台湾“云门舞集”首次在大陆巡演《薪传》，震撼舞界，轰动神州；16年来，他们在此陆续演出了《竹梦》、《白蛇传》、《红楼梦》等经典作品；今年11月，云门舞者第7次“登陆”，携2001年舞作《行草1》，展开规模浩然的大陆六城巡演。
“书法根本上是一个身体的行为，它不是芭蕾舞的1、2、3、4，它里面有气的长短，曲线流动，讲究虚实，在艺术上跑出一个东西，叫做气韵生动！”
11月8日晚，林怀民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演讲，伴随台上两名舞者的即兴表演，现场观众确乎体味出云门修炼的个中三昧。早在1990年，云门舞者便开始跟随林怀民潜心修习静坐、拳术和太极导引。“刚开始，舞者们恨我恨得不得了，因为从小蹦跳、苦练，到最后，坐下来，闭上眼睛打坐，在那边耗40分钟。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他们感觉出一种说不出来的快乐，那个东西是在我们基因里头的。”
2000年起，林怀民延聘名师，让云门舞者每周定期练习书法，在横竖撇捺间重新感悟肢体运动的世界。“王羲之、怀素这些字，都是当年他们拿着一支笔在跳舞，这些都是能量留下来的痕迹。”习字基础上，林怀民让舞者再去面对放大的书法投影即兴发挥，一场年轻舞者与古老字魂的对话，酝酿成型，吐纳芬芳。
“书法美学这样浩瀚，所以我们又做了《行草2》和《狂草》。《行草2》讲究留白，我们把宋瓷的纹路放大，有种轻柔、空灵的感觉；《狂草》中，我们找到书法最基本的纸和墨水，花了10个月，找工厂生产出一种粗糙无比的纸纤维，墨水在上面走得非常蜿蜒，在台上变成跟舞者同时发生的表演。”
林怀民的“行草三部曲”，让那些不懂中文的老外也有所感悟，《纽约时报》赞誉：“这是舞蹈辉煌之美的最佳见证。”
不过，对于旧作的荣耀，林怀民满不在乎：“我希望以前的作品都不要再演了，但为了云门的营运，还是必须演。我没有那么爱自己以前的作品，看它们，我会觉得，这个小孩还蛮聪明、蛮可爱的。但是，它们对我来说已经过了。我恨不得全忘了，这样才能腾出空间来做新的、好玩的事情。”
台湾20年来最重要的文化输出
舞作《红楼梦》里，只穿绿裤头的宝玉，跳转于漫天的粉色花雨中。青春气息扑面袭来！
同样生于大家族的林怀民，从小便置身宠爱中，5岁半那年，父母亲、叔叔、姑姑拎着他去看《红菱艳》，回家后，他便雀跃不已蹦跶起来，到今天，老电影的情境仍历历在目。“我什么都记得，其实我最近还看了一遍，第11遍了。那个红鞋实际上是跳舞人的隐喻，跳舞的人是对动作饥渴的人，他除了吃饭之外，还要吃很多动作，他的身体要感觉到这个事情！”
熏染于书香门第，林家少年的青葱岁月，痴迷文学。林怀民21岁出版的小说《蝉》，那些泡在台北西门町咖啡馆、整日亲近美国文化的年轻人，成为60年代台北青年文化的象征。赴美后不久，林怀民舍弃新闻专业，转往爱荷华写作班，行囊里还装了一双旧舞鞋。
副修舞蹈，“上课仅一个月，我就开始编舞。老师看了我的作品，说，怀民，我不知道你的文字创作功力如何，但是你编的舞，真是好极了！”
就这样，林怀民从文学坦途，跳转进舞者生涯。
1973年，现代舞还被贬为“奶子碰奶子，屁股对屁股”的年代，26岁的林怀民撑起了华人社会第一个现代舞团“云门舞集”，他以《吕氏春秋》中一个早已失传的舞蹈名字，作为这新兴舞团的名称。
刚回台湾那会儿，母亲便发现——怀民从美国回来，变得有些野气，遂请来戏曲专家俞大纲点拨儿子。经俞先生引领，林怀民对京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云门两岁那年，从文学叙事者转身的林怀民，编创出了融合现代舞语汇与京剧架构的《白蛇传》，在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中，他加重了青蛇的戏份，“白蛇是淑女，也是今天的熟女，只有青蛇活蹦乱跳，她夹在许仙和白蛇之间，必有自己的情欲和挣扎。”首次出岛巡演，舞团便赢得当年香港媒体的肯定：“云门舞集是台湾这20年来最重要的文化输出。”
“父亲在我成立云门时，就跟我说，舞者是所有艺术家里最伟大的，因为他用的是自己的身体，可是你要知道，舞蹈也可能是一个乞丐的行业。”说归说，每次彩排，父亲都会去看。“他和我讨论舞蹈里很多思想的层面。云门做久以后，他会跟人家自我介绍说，我是林怀民的父亲。”
1981年，林怀民带着云门作品，开始了欧洲巡演，90天内72城73场，好评如潮。1982年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演出后，媒体评价，“这个来自台湾的现代舞团挽救了国际舞蹈节！”
“云门上个月刚从伦敦回来，这是10年里面第6次去；美国每年都去，莫斯科去了3次，明后年还要去。我们慢慢地也变成他们文化里的一部分，就像大提琴变成我们的一部分一样。”
大家长
“从小父亲跟我谈话，永远在谈整个社会的问题，我年轻时非常逃避这种想法，可是我想，他的教育，在我们身上，最后是发酵的。”
曾祖父林维朝是晚清最后一科的秀才，当年担任新港庄庄长时，他给大儿子(林怀民的伯公)写了4个字，“公而忘私”，无形中成为林家家训。
读大学时，父亲林金生问林怀民，你的人生梦想是什么？他说，想有个汗牛充栋的书房，自己能听听音乐，若是再有杯茶喝，就更好了。
父亲厉声道——丢脸的家伙！你没顾虑到他人，也不想贡献一己之力。
“我当时既难过又生气。但是现在，他灌输给我的观念，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了。”
如今的云门舞集，早已是百来人的大舞团，林怀民则是整个家族的大家长。“我对他们来说是everything，我是爷爷、爸爸、老师、弟弟。他们会盯着我吃药，时间到了要来帮我提行李，我尽量不让他们提，我没那么老。我非常崇拜他们，我当然很辛苦，但是我觉得我非常地幸福，因为我永远坐在那里，看着这些这么棒的人跳舞给我看。不幸的是，我还要当警察，经常站起来告诉他们，什么地方还可以做得更好。他们真的非常好，聚精会神的样子，个个都很美！”
《红菱艳》里，爱才心切的舞团教练，把愤怒的拳头砸向镜子，鲜血直流，这戏剧性的一幕，在林怀民早年的排舞生涯中也曾出现。有一年，云门正在排演以台湾先民拓荒为题的《薪传》，剧中动作极其激烈。一天，林怀民看到两位舞者暖身时间还坐在巷口吃面，冲上去便是一番训斥，“你们这样不爱惜自己！”“砰”地一声，手就砸进后面的玻璃窗，血流如注。下面的人全吓呆了，他还在继续讲，讲完后，才下楼叫了辆车到医院缝针。
早年，林怀民曾在散文中记录了母亲在世时的心境。“看到观众如潮，母亲的惊多于喜，因为始终没心理准备要作‘艺术家的母亲’……然而，她是最积极的观众。首演之后，她和我开‘座谈会’。‘你看到没有？葛兰姆舞者的裙子和平剧服装都有颜色相称的衬里？’‘人家女生头上都是戴花的，不能从头到尾，都梳包包头！’”
用了36年，“云门舞集”长成一棵大树。除了国际舞台上的巡演，云门每年有4次户外义演，与基层民众交流，每场约有五六万人，即使下雨，也有三四万人，已然成为台湾深得民心的老字号。
印度之行的启示
如是我闻，不旅行的人，绝无快乐，罗希塔。
活在人的社会，最善良的好人，也会变成罪人……那么，流浪去吧！
流浪者的双足，宛如鲜花，他的灵魂成长，修得正果；浪迹天涯的疲惫，洗去他的罪恶。那么，流浪去吧！
——《婆罗门书》
3吨金黄稻谷，变幻成山丘、河流、雨水；一束细细的米，从头至尾90分钟，不停地洒在一名静定的“僧侣”头上，一如时间的沙漏；高潮式的“谷雨”瀑布宣泄而下，一名持耙男子，在铺满稻粒的舞台上，由内而外，犁出越来越大的同心圆……
这出《流浪者之歌》，被誉为林怀民的“黄金之舞”，改编自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的佛教故事，庄严磅礴的舞蹈，配合萦绕人心的格鲁吉亚民歌，刻画求道者虔诚渴慕的流浪生涯。
林怀民说，那个圆用了足足24分钟。演出结束，观众恍若出神，久久不愿离场。《柏林镜报》评论，“云门舞者简约沉缓的动作，凝造出一个空无的心灵景观，令人感动莫名。”
蝉噪“林”愈静，“1983年，我在台北搭计程车，我发现自己对这个城市好陌生，新建的高楼大厦，烟雾笼罩，台湾疯狂投入金钱游戏和股市，物欲横流，文化遭受漠视，我不想与这些有任何关系，1988年我决定放弃。”
云门暂停后的两年，林怀民远赴印尼、印度，以及西安、敦煌等地，行旅心得化入93年的大型舞作《九歌》。
1994年，林怀民前往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耶，体验到了静坐的祥和，返台后，他把冥想纳入舞作《流浪者之歌》。“印度之行让我得到启示，生命赤裸地呈现在你面前，你看到恒河畔的火葬，看到贫穷和死尸，一切变得如此基本，一杯水就是一杯水，一碗饭就是一碗饭，没有任何假象。这些让我安静下来，我放慢脚步，减少恐惧，试着随着生命之河漂流。”
目前，除了巡演《行草1》之外，林怀民正带着云门舞者准备明年3月上演的《听河》。
“创作就像是闻到某种味道在遥远的地方，你也辨识不出来那是什么。《听河》是一个尚在丛林中找不到出路的新作。我在淡水河边20多年，这不是讲淡水，也不是讲恒河，我不知道讲什么。我喜欢的事情是去碰触那个未知，冒险吸引着我，当你觉得你可以掌握在手，你会兴趣索然。所以他们常说，临演出前一个月，我通常变卦，跟很多人做法不一样。”
岁月静水流深，26岁的蝉声，62岁的禅意，知了知了，“忘了，全忘了……”
张继钢 我为国家而生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北京
张继钢最近特别不想工作，访谈没进行多久他就开始咳嗽——这咳嗽已经困扰他两三个月了，总也好不了。从2005年一直忙碌到现在，用他自己的话说，“身体没有时间休养生息”。
51岁的张继钢学舞出身，28岁那年，他创作的舞蹈《元宵夜》获得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比赛一等奖，“中国的每个县城都在演，华人圈里也都在演”。后来在总政歌舞团，他又编导了一系列轰动世界的杂技和舞蹈，不过，真正让他为普通民众所知的，还是经典舞蹈《千手观音》。
2005年除夕，他和夫人坐在沙发上，看着自己编导的《千手观音》在舞台上盛开，“我知道它那天晚上一定大放光芒，一个最直接的判断，它根本就不是那种肤浅的、热热闹闹的、花里胡哨的节目。”
从这一年起，他的生活被调到“国家时间”。当年3月，他接到命令，带领解放军团队竞标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演出方案。8月，他是纪念反法西斯及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晚会的总导演。后来，他成了奥运会开幕式副总导演，“和张艺谋在一起共事非常的幸福，也非常的辛苦”。奥运闭幕当天，中央领导委任他担任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型舞蹈史诗《复兴之路》的总导演，几乎没任何时间调整，他就开始了漫长的准备。
这是建国后的第3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和之前的《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相比，《复兴之路》时间跨度更大，要展示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169年的历史。名字早就定好了，主题也已明确——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他要琢磨的是“怎么表现这段历史”。
2008年10月15日，核心创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今年1月22日，核心创意组向国务委员刘延东和文化部长蔡武汇报创意方案。2月26日，张继钢等到中南海向建国60年国庆领导小组组长李长春等高层汇报修改后的方案。3月19日，他们再次前往中南海，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汇报方案。胡锦涛听完汇报方案后表达了“人民满意、中央满意、国际社会好评”的期望。
“事实上它是一部编年史，而且是政治性很强的编年史，必须做到三性(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统一。”张继钢说。
可是，这个国家以及它的人民，已经被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晚会，以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开幕式培养出了一种奇特的胃口，你所有的创意、所有的精心设计，一定要准确地落在“意料之外”和“情理之中”这两个圆圈的中间。
在描述从奥运会到《复兴之路》一路走来的压力时，张继钢用过一个沉重的表达：“生命状态非常艰苦。”“或者说，始终处于一种极冷和极热的锻造中。这会儿还是夏天，立即就可以变成严寒。此时此刻如获至宝，认为自己是天底下最聪明的人，没过几分钟就觉得那样地自卑、无奈、无助，因为立即发现刚才的想法很不值钱。”
谁会指责你？谁会佩服你？
《复兴之路》走到1949年10月1日的时候，无论如何，现场要升起一面五星红旗。“你说，我让一块巨大的红布，镶着5颗星，在舞台上冉冉升起，是不是升起了五星红旗？我们有LED，我们有大屏幕，在大屏幕上升起一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可不可以？谁会指责你？不会的。谁会佩服你？不会的。那留给我们的还有什么？在那段时间，谁都知道，我几乎绝望地度过了半个月，每天都在想。我觉得我简直无路可走。”
最后张继钢决定让国旗升起在南方未结束战斗的阵地上。“新中国叫什么名字？中华人民？你大声点，新中国到底叫什么……”一个通讯兵对北京方面大声喊着，一颗炮弹飞过来，他牺牲了。然后连长和其他的人都高声喊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注意，这个战士在舞台上牺牲了，紧跟着我的影视马上就把他接过来演，在大屏幕上，这名战士抓着自己的国旗，像飞天一样飞在祖国的大地和天空之间。我可以告诉你，每次演出，绝大多数观众在这个地方一定哭！”
整个国庆期间，有6部张继钢的作品在北京上演。全国超过2/3的省市找过他，希望他能为他们导演一些东西，有些是省委宣传部部长，甚至省委书记打电话来，有的省的文化厅长直接找到北京来，还有更多的市委书记、县委书记“不打招呼就来了”，他基本上拒绝了，“第一，表示感谢信任。第二，也确实做不过来。”
1987年，张继钢从山西来到北京，在而立之年，入读北京舞蹈学院。1991年，他进入部队，“军人从穿上军装那天起就没有了户口，你就不再属于你自己，不再属于你们家，你必须属于党和国家。”现在，他是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少将军衔。“用领导的话说，张继钢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也是一个好干部。”
“我有时有一种感觉，真的是为国家生的这么一个人。我确实有这种模模糊糊的感觉，有这种使命感。当我们国家确定由我来出任《复兴之路》总导演的时候，我内心在想，点将点得正确啊！”他说。
然而这只是“千手观音”的一面，其他方面，关于命运，关于信仰，关于文艺圈的种种是非，他又坚决地拒绝敞开内心，“如果你不是记者，我可以回答你，但是今天你的身份决定了我不能回答。”
他说自己骨子里也有散淡的一面，可惜这样的生活越来越少，才51岁，他已经跟一些朋友讲“我退休那一天”了。“原来我一提工作就是坚持半宿什么的，现在呢，一提就烦，可能就是太疲劳了。”他不停地抽烟。
“你看，有的人到了退休年龄也不愿意退，我(有时)也要做他们的工作，经常站在对方立场想问题，我就想不通，有那么大的精神失落吗？”
如果我导演春晚，欢迎你评价
人物周刊：关于《复兴之路》，你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拒绝常见的歌舞晚会的品质”，这里就有一个判断：现在的晚会多半是平淡乏味的。
张继钢：重复，一千次一万次地重复。
人物周刊：你觉得春晚怎么样？
张继钢：不评价。我不太愿意评价别人。
人物周刊：好与不好你一定有自己的标准。
张继钢：那一年我的舞蹈作品《千手观音》在春晚演出时，我和我们的聋哑孩子在中央电视台排练、走台、合光，我已经完全熟悉了，而且我知道我们是第几个上演、大概时间段。大年三十那天事实上我不在现场，我在家里和夫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因为我的工作做完了。我当时就知道《千手观音》一定会大放光芒，除了这个作品自身的优秀和残疾人的表演以外，就是它根本就不是那种肤浅的、热热闹闹的、花里胡哨的节目，它是以巨大的沉静来表现的。有朝一日我来导演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那我欢迎你评价，没有问题。
人物周刊：你看不看中国的其他晚会或综艺节目？
张继钢：不可避免要看。我也有责任，我也创作过比较庸俗的。我担任过六七十台国家级大型晚会的总导演，我也有责任，但我在一步步成长、一步步觉悟。
人物周刊：回过头来你怎么看这些晚会？
张继钢：我觉得实在……我不能评价。但是我这次愿意为《复兴之路》冒风险，在艺术上，拒绝平庸。我不要看到常见的东西，不要100个姑娘穿着裙子上来，拿着扇子来回地转圈，然后跑回去，100个小伙子再拿着红绸子上来……我肯定不要。
人物周刊：这属于绝不能出现的。
张继钢：我这个范儿都不能起！一开始这个范儿都不起！不是说你编完了我再去枪毙，不可能。
人物周刊：但这里有一个巨大的惯性，你也不得不承认。
张继钢：你说得很对，是一个巨大的惯性。我们之间谈话，身份决定了我们谈话深刻不起来，我也不能说。怎么和这种惯性斗争？有多少艰苦？不能说。
人物周刊：在可以说的范围内点到为止？
张继钢：每天都在斗争着，有时候和我自己斗争，有时候和我的同行，和词作家、曲作家、编舞、灯光师、服装师斗争。这5年对我非常宝贵，使我看清了自己，看清了我艺术创作的环境。从奥运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一直到《复兴之路》，始终在想(如何做到)“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关于创新，全国都在说，而且一直在说，再过100年还会说，真正做到的人非常少。
人物周刊：你拿了很多奖，多数是第一名或一等奖，上次没拿第一名是什么时候？
张继钢：上一次大概是《太阳鸟》，在全国舞蹈比赛拿了二等奖，很多年前了。紧跟着这个作品就参加CCTV舞蹈比赛，拿了第一名。我记得我当时拿着话筒发表感言时就说，感谢中央电视台全体评委还《太阳鸟》一个公道……你可以问一下中国舞蹈界，我们始终是用作品说话，没躺在功劳簿上。有些人挺有名的，仔细一想他干点什么看不出来，这个世界评价人太不公平了，真是奇怪的社会。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不一样，可能他们活得比我聪明，我一直用作品说话，活得很艰苦。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文艺圈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张继钢：我没想过，我也不责怪任何东西。这是很正常的，任何时代走在前面的艺术家总是少数。我们这个时代涌现出了很多艺术家，我觉得让人想起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也让人想起了中国的唐朝，可能就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想可能是这样的。
人物周刊：这算是一种讽刺吗？
张继钢：是正面的，这是我对这个时代的认识。
人物周刊：你不喜欢文艺圈里的哪种人？
张继钢：我不能去指责别人，我只能提醒我自己怎么做。
人物周刊：会怎么提醒自己？
张继钢：当你用你的文字表扬我的时候，就等于在鞭挞一些现象，不就是这样吗？你说张继钢在CCTV舞蹈比赛每一届都有作品，是拿作品说话的人，每次都能拿到最好的成绩，不就等于在批评(一些人)？凡是关心我的人都能听出来，听不出来也不怕，听不出来说明他进步更缓慢。
卢广 盯住环境污染
从进黑店到住杀人犯的家，从当“老大”被抓到深入毒窟，卢广把中国社会边缘人的生活都经历了一遭。他始终紧握相机——西部大淘金、吸毒女、小煤窑、艾滋病村、大运河、青藏铁路——把镜头对准了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
作为自由摄影师，他没有新闻记者的采访条件，却有比新闻记者更大的野心——他并不急着去赶突发新闻，而是选择长时间地呆在被新闻遗忘的边缘地带，记录当下中国社会的真实进程，而非真实瞬间。当多数记者在安全状态下表达貌似“不安全”的激愤言辞，在尺度内将文章做足，卢广却在不安全的状态下默默行动，只把最后的作品当作回答。
2005年起，他跨越10多个省份，拍下上万张反映中国污染的照片，而他的多数工作都是自费、独立完成，既无官方背景，亦无民间资助。卢广自觉“这是一份责任”。正是因为这些报道，今年，他获得了“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大奖”。
(详见本刊2009年10月26日总第184期报道《他用影像谴责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