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牧：从政者的“常识”与“理性”
50年代调任中央的谷牧，先后辅佐周恩来和邓小平，从1975年开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他一生坚守“常识”与“理性”。正是党内这么一股绵延不绝、不断壮大的坚持常识和理性的力量，最终推动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
本刊特约撰稿/徐庆全
11月6日，谷牧96年的生命历程定格。
对今天45岁以上的国人来说，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谷牧，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而对于更多的年轻人来说，谷牧则只能隐藏在逝去时代的集体记忆中。在长达96年的峥嵘岁月里，谷牧见证了这个国家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他在这一幅雄浑而绚丽多彩的画卷中留下了浓彩重墨的痕迹。
书生报国
与1910年代出生、1930年代参加革命的大多数老一辈共产党员相比，侧身其中的谷牧，是一介书生，他所走的是书生报国的道路。
谷牧童年的生活环境，与楼台亭榭的贵族无缘；作为一个农民家庭的孩子，他能读书简直是个异数。祖父要谷牧读书的理由很简单：“日子再艰难，也要供你读书，支撑起咱这个家。”从7岁开始，谷牧就受到了严格的私塾教育，《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大学》《中庸》，白话文和算术，均有广泛涉猎。15岁时，谷牧考取荣成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而18岁时，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和理念冲淡了祖父的叮嘱，已成为共产党员的谷牧，放弃了自己的家。
书生报国，大多数人开始走的不是戎马疆场的道路，而是先敌后再根据地，先地下再地上。原因无他，读书人在城市里是可以边求生存边革命；而地下工作则更需要文化来支撑自己的理念和信仰。谷牧也是如此。
1934年，已加入中共的谷牧在北平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北平左联负责人之一，主办进步文艺刊物《泡沫》，并在进步文艺团体和文艺青年中开展党的工作。1936年，谷牧被派到张学良的东北军从事兵运工作。1940年9月，谷牧被调到山东分局机关工作，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秘书主任、统战部部长，掌管机要、起草文电和联络。工作由“地下”转为“地上”。
1949年9月，济南解放后，谷牧担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济南市市长、济南警备区政治委员等职。
当年，谷牧35岁。在中共接管的大城市中，谷牧算是年轻的领导人。对于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中共来说，接管大城市毫无工作经验。年轻的谷牧面对着战后百废待兴的济南，以他读书人的智慧，加强治安，稳定金融，安抚工商业者，使济南的局面很快稳定下来。他写给中央的关于接管济南的三个报告，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三次批示，并转发全党。
与此同时，这位年轻的地方领导人的名字，开始为全党所知，也注定了他要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担当一个重要角色。
1952年2月，38岁的谷牧调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副书记，后专任分管工业交通方面的副书记。那时，作为经济和金融中心的上海，面临的经济问题远要超过济南。中央让年轻的谷牧主管这个大城市的工业交通工作，说委以重任毫不为过。
在上海市委副书记任上，谷牧有一次得到了向时任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汇报工作的机会。那是1953年11月，周恩来到上海调研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他听取了市委主要领导汇报后，还专门要潘汉年(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和谷牧向他作一次工作汇报，潘讲市场情况，谷牧讲工交生产情况。
在谷牧回忆录中，说到这一次会谈，只说周恩来如何如何，涉及到自己则语焉不详。但从后来谷牧的任职来看，显然，这次工作汇报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5年1月，40岁的谷牧调往北京，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此后并相继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主任。这当然出自周恩来的器重。而最能看出周恩来器重谷牧的，是1965年对他的一次任命。
1965年初，毛泽东在中央一次讨论三线建设的会议上，提出三线建设北京要有个总口，要由国家建委抓起来。当听到建委已经撤销多年时，毛泽东很不高兴，说撤了再成立起来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主持筹备成立第三届国家建委。中央在物色主任人选上费了较大功夫，较长时间没定下来，周恩来还为此征求过谷牧的意见。但不久，周恩来就正式对谷牧说：“国家建委主任的事，你来当不是很合适嘛！怎么我一时没想到呢！？”毛泽东拍板：谷牧！你到建委工作我赞成。这样，1965年4月，谷牧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66年又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政委。
自1955年进京，至1976年“文革”结束，谷牧大致都是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这为他日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成为经济特区的总工程师埋下了伏笔。
辅助周恩来、邓小平做经济工作
谷牧在回忆周恩来时说到，自50年代到北京工作后，周恩来的“思想品格和工作作风，至今一直激励着我”。
周恩来的思想品格和工作作风是什么？学者张宏喜认为，在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中，有别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天上掉下来的马列主义者”，以及山沟里土生土长的马列主义者，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在欧洲创建和参加共产主义组织的那一批共产党人，给全党带来了优秀的基因。周恩来遵守纪律，服从中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但也没有像“天上掉下来的马列主义者”那样高高在上、教条和脱离中国实际；佩服毛泽东和服从党的纪律，也基本摆脱了那种心胸不开阔、急于求成的缺陷，而是广纳各方所长，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实际和优秀传统较好地结合起来，实事求是，凡事不偏激，考虑较周全，既宏观又细致，积极而稳重，脚踏实地，能听取和包容不同意见，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能最广泛地团结各方人士。这种优秀基因给中国人民、中国革命特别是建国后的建设、乃至后来的改革开放，带来了极大的好处。
因为这种基因，或者像谷牧所言的思想品格和工作作风，周恩来的政务院或国务院中吸纳了大批党内读过书的优秀人才。在他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中，李维汉、齐燕铭都是读书人出身。即以谷牧来说，到北京后能兼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除了他本身的能力之外，与周恩来重视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有很大的关系。
谷牧的儿子、著名剧作家刘会远评价乃父说，“父亲曾深受周总理的影响，专业干部必须坚守原则是周总理的政治遗产之一。”他又说：“谷牧的一生坚守‘常识’和‘理性’，并在他身上体现了儒家的‘中庸之道’，最后在胜利完成改革开放的历史使命后被称为‘明白人’。”
评价周恩来，“中庸之道”是常常挂在嘴边的词语。谷牧行事的原则性和“中庸之道”，自然带有周恩来言传身教的烙印。
在谷牧当年的工作环境中，要与之打交道的人，有像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甚至毛泽东这样的比他要年长一辈的中央高层领导，也有年长他许多、资历比他深的李富春、薄一波等领导人。从1955年1月到北京工作，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审查、“靠边站”的5年(1968～1973)，谷牧一直在中央经济和建设部门任职。从谷牧的回忆录及别人写谷牧的文章中，我们看不到他与上述哪个领导人有什么争执。相反，谷牧与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正因如此，谷牧自到中央工作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即使在“文革”日子很艰难的时候，在报道中央领导人出席某重大场合时的一长串名单后，总会带上一句：“还有余秋里和谷牧同志。”熟悉当年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这个“还有”的“名单学”，是一个人没有被打倒的象征。这，自然是谷牧“中庸之道”的体现。
谷牧的原则性，从“文化大革命”中的两件事情可以得到充分体现。
第一件事情是关于工交《十五条》起草的过程。“文革”初期，工交系统遭受的冲击很大。周恩来曾找余秋里和谷牧谈话，要他们一个抓计划会议，一个组织一个小班子，研究一下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这后一个任务，就落到了谷牧肩上。
而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陈伯达，已经就工交系统如何进行“文革”拟出了一个文件。在谷牧主持讨论这个文件的工交座谈会上，与会者对于稿子中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问题，都表示反对。谷牧重新起草了一个修改稿，明确写上“十七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这个总精神，除此之外，还对原稿作了一些增删合并，增加了以下三条实质性的内容：(1)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能停产闹革命，只能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搞；(2)工人参加“文革”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3)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修改后的稿子，由原来《十二条》变成了《十五条》。
不料，谷牧的修改却引起陈伯达的极大不满。谷牧应召到陈伯达办公室后，陈拿出一本线装书，怒气冲冲地要谷牧读读他指定的一段话。这是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的一段文字：“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因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意思是，写文章的，搞历史的，研究天文的，是类似算命打卦一类的下九流人物，本来就是被主子和上方所戏弄、被娼妓戏子所豢养、被社会习惯势力所轻视的。谷牧在未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时，以沉默应对。陈伯达便大发牢骚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了，有本事你们自己写一个嘛！”谷牧这才明白，陈的火气是源于他对《十二条》的修改。谷牧当然知道此时陈伯达的地位，但他依然解释说：“情况没有这样严重，我们不过是结合工交系统实际，加了那么几条，使文件更完善一些。”此后，面对陈的许多蛮横不讲理的话。谷牧以沉默应对。虽然事情后来因周恩来坚持而平息，但谷牧的做法也让人钦佩。
第二件事就是党史上有名的“二月逆流”。当时的说法是：“三老四帅两帮凶”。(三老指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四帅指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两个帮凶是指谷牧和余秋里)。负责记录的谷牧，三老四帅对“文革”怨气冲冲、会引起麻烦的话，“一个字都没有记上”。作为“两帮凶”之一，虽然对谷牧的批斗逐渐“升温”，但他依然秉承周恩来的指示，像个救火队长一样，在工业和交通最混乱的地方出现。而他的“帮凶”，也使他与三老四帅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谷牧的原则性和中庸之道，显然得到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党内高层人士的首肯。1975年邓小平复出进行“整顿”时，谷牧的任职得到了提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在邓小平的整顿中担当重要角色。
谷牧的升迁，显然与“文革”中陈永贵、张春桥等新贵的升迁不同。他独善其身，并尽力而为地做自己本分的工作，升迁是理所当然。而这次升迁的职务，使他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能够较早地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打前站，并担当特区建设的“前线指挥官”。
特区建设的“前线指挥官”
1988年，谷牧从中央书记处书记(1980年任职)、国务院副总理的岗位上退下来，虽然担任了一届政协副主席，但因其行事低调，基本上淡出媒体视野。但是，在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30周年之时，谷牧仍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他的贡献常常见诸媒体。
粉碎“四人帮”以后，横向的比较使人们发现，我们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奋斗，“赶超英美”不仅仍然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上，甚至比人家落得更远。与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远远地把我们甩在身后。这种巨大的反差，促使中央高层睁开眼睛看看外面的世界。1978年的“两报一刊” 元旦社论：《光明的中国》，把发展速度问题提高到政治的高度，指出：“建设的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再一次冲击了国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兼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副总理谷牧就领风气之先，于1978年5月12日，率中央派出到西欧考察的第一支队伍抵达法国。这是谷牧第一次出国。6月6日，考察结束，谷牧回国，与考察团成员合力撰写提交给中央的考察报告。“我们应当把欧洲当作争取第二世界的一个重点地区，进一步加强工作。”谷牧提出：为了更大规模地引进国外技术设备，要有灵活的支付方式；在外贸体制上，应给地方、各部以一定的权力；必须进行科技为主导的工业革命；加强技术交流，尽可能多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
几乎与此同时，受谷牧委托的港澳考察团和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考察团也提出了报告。学西欧的科技，引港澳的资金，参考南斯拉夫计划与市场并行的经济体制。三路人马，三份报告，奠定了改革开放初期政策思路的雏形。
此后，改革开放中的几个第一，都与谷牧联系在一起。1979年9月，谷牧赴日本，敲定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笔外国政府贷款，他成为日后大规模利用国外贷款的先行者。随后，由谷牧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问世，这是中国第一部利用外资的法律，吸收外商资金从此有了法律保障。
1979年4月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让广东“先行一步”的呼声获得中央的认可。5月14日，谷牧亲赴广东、福建两省。二十多天的调研结束后，他勾勒出了特区政策的轮廓：经济计划以省为主；赋予这两省较多的机动权；财政上划分收支，新增收益较多地留给地方；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各划出一定区域办出口特区，优惠税率，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时至今日，“特区”政策虽经过多次调整，但谷牧所勾勒的框架内核却从未改变。
关于谷牧在改革开放前10年的更多的作为，有他的回忆录和媒体的文章为证，不需过多着墨。让我们感兴趣的是，谷牧是如何有10年之功的。
刘会远谈到谷牧在改革开放中的作用时，说过一段非常耐人思索的话：“党内有一股绵延不绝、不断壮大的坚持常识和理性的力量，而且这批人之间的沟通是非常默契的。让我们做一个设想，改革开放初期，如果不是谷牧负责对外开放的工作，历史的发展可能不是现在这样的进程和局面。比如谷牧陪袁庚向李先念同志汇报蛇口办工业区的事情，正是因为在长期工作中谷牧与李先念形成的共识和信任，先念同志痛快地支持了招商局办蛇口工业区的想法。再比如，当时向陈云同志汇报是很重要的一个关口，谷牧同志正是从常识和理性等与陈云同志有共同语言的地方说起，使汇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人们只要稍稍对改革开放三十年历史有所了解，就明白为什么刘会远专门提到这一点，而且专门提到李先念和陈云这两个人。
中国改革开放前10年时间，对以意识形态立国的中国来说，改革开放最大的阻力，不是来自实践——从包产到户开始，到特区的建立，再到私营企业的发展，实践已经证明这条路子是对的——而是来自于一些人固有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的毛时代的观念。从意识形态上拷问改革是“姓资姓社”，使得改革开放与数次大的争论相伴随。庙堂之高，江湖以远，上上下下都被卷入。跻身其间的谷牧，是如何在这种争论中前行？
知父莫若子，刘会远从谷牧身上理出“常识与理性、中庸之道”这一条线，可谓恰如其分。谷牧在对外开放和特区建设中的巨大作用，就在于他的“中庸之道”所结缘的良好的人际关系；而刘会远所言的“常识和理性”，则体现了他在中庸之外的原则性。
怀念谷牧，让我们得以重温一介书生报国的人生轨迹，以及改革开放开启初期的激情。谷牧身后，尽管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年了，但当年他十年事功所面临的困扰依然存在。“身后是非谁管得”？显然非这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贡献毕生的老人所愿。或许，悼念他的意义在于，记住这位慈祥老人的“常识和理性”，我们就会勇于在争论中前行。
谷牧的开放情结
邓小平曾经说：抓中国的对外开放要靠明白人。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邓小平话中提到的这个抓细节和具体问题的“明白人”就是谷牧。正是改革开放最初十年，扮演着多个角色谷牧，勾勒出特区政策的轮廓
本刊特约撰稿/庞清辉
1978年，国门打开之时，4个经济特区的建立，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以及珠三角、长三角的开放，谷牧是中央的决策者，也是一线的指挥员。就是这样一位生于儒乡，深谙儒学，极具中庸之气的老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带领创伤后的中国杀出了一条经济对外开放的血路。而自此，“特区”“开放”与谷牧的名字也就永久地联系在一起了。
引进外资的肇始
1976年，“四人帮”被擒。谷牧一高兴喝了将近一瓶的茅台，一方面感到“庆父已除，国家将兴”，另一方面又感到经历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千疮百孔，重整河山，任务艰巨。
1978年初，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负责对外开放工作。5月，从来没有出过国的谷牧带团去西欧考察访问，这次出访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出发前，邓小平指示说，什么都看，他们成功的要看，他们失败的也看，看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一个多月的考察马不停蹄，紧紧张张。第一次出国的谷牧，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有了实感。“不是我们从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上获得的那些老概念了。”
联想到国内的经济技术水平，谷牧感叹：“差距太大了，很有咄咄逼人的紧迫感。”
回国后，谷牧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
“我们的上层建筑，很不适应发展对外贸易的要求。我们一个省市，比欧洲一些国家还大，可是省市管理经济的权限却很小，很少主动性，省市在计划财政物资的管理上并没有真正成为一级，许多事情都得跑北京来解决。而且，往往一个问题，跑几个部门，等几个月，还没有结果。”
“这些国家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产品要找销路，都很想同我们拉关系，做生意。考虑到欧洲一些国家对我比较友好，生意可做得更大一些。”
……
报告的内容就像谷牧本人，质朴而中肯，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在文革结束后，一批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专家型干部在初次访问欧洲发达国家时的真实观感，以及出于强烈的责任心，给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要建议。
而这些想法和建议后来大多不断被完善，逐渐被采纳，并凝聚到当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战略决策中。
听完汇报后，邓小平表态说：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可以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下个决心不要怕欠账。
不久，谷牧接到日本对华友好人士木村一三先生传来的信息说，日本政府有一笔向发展中国家贷放的“海外协力基金”，利率低，搁置时间长，本息偿还期长，中国可以长期使用，但是须由中国先张口。
经过几轮磋商，当年9月1日，谷牧访问日本。临行前，谷牧的老母亲很不解：“你去那个地方干啥？”因为老母亲知道1941年谷牧在沂蒙山区与侵华日军殊死搏斗时，在右胸留下了日本人的弹孔。
1914年出生，在山东荣成宁津东墩村农民家庭的谷牧，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拿起枪杆子参加了抗日斗争，并曾在张学良的东北军从事兵运工作，亲历了西安事变。
那次访日，谷牧促成了中日第一笔为数500亿日元的贷款协议，年利3%，还款期30年，打破了“不用西方国家政府贷款”的思想禁区。“我奶奶在电视里看到了，拿拐棍敲着地板说：汉奸，汉奸。”谷牧的儿子刘会远回忆说。
“虽然现在看来说不上是突破，但是在当时迈出了中国使用外国贷款的步子。”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是在改革开放的总调子下，中国迈出的一步，谷牧是具体的操作者。”
比使用外国政府贷款起步时间还早一点，谷牧就着手做了吸引境外客商直接投资的准备工作。197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施行，外国客商、海外侨商、港澳台同胞在中国大陆投资举办企业从此开始。
原蛇口工业区副党委书记彭顺生，也就此向《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了一件当年引进外资的往事。
“1983年，日本的三洋公司在蛇口办厂，按照当时的规定，三洋生产的电视机只能卖给广东省的商业厅，然后由商业厅到国内市场进行销售，但是三洋一直要求自己直接销售。”为此，1986年，彭顺生在中南海参加谷牧主持召开的《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会议时，向谷牧汇报此事，“他一听特别不高兴，说我们卡住了人家。”
“开完会总结的时候，他没太批评我们，又说刚刚批评我的话有些重了。他是个很和善，做事特别实事求是的人。”彭顺生说。
对于当年吸引外资的最初形势，谷牧自己回忆说：刚开始全国总共才批准了6个合资项目，是餐馆、养猪场、照相馆等项目，协议外商投资金额才810万美元。
如果从现在一年批准几万个项目来看，当年的数量似乎太少得可怜了，但它却是以后星火燎原的第一步。
特区的艰难推进
中央创办经济特区的思想最早萌芽于1978年。年初，谷牧在准备西欧考察之前，委托国家计委和外经贸部组成经济考察团到港澳调研，考察团的报告吸收了广东省委的建议，提出借鉴港澳经验，建设宝安县(深圳特区前身)和珠海县的大胆构想。
这份报告获得中央的肯定，与中央后来决定创办深圳特区有直接的渊源。
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既定，如何具体实施，从哪里起步，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问题。1978年10月，袁庚任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上任伊始，他就作出不同寻常的举动，抢先一步，建议策划成立招商局蛇口工业区。
经李先念批示，2月初，谷牧召集国务院有关部委开会，决定给予大力支持。同意批给袁庚深圳东南部的蛇口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主管部门原则同意先划出300亩，让驻港企业进行开发、建设、经营，并给与地方纳税方面的“特殊政策”，享受“特殊待遇”。
与此同时，广东省委于1979年1月下达文件，成立深圳市，并提出“三个建成”的奋斗目标。而这只是深圳在大办特区之前的一个过渡性方略。
在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中，蛇口先行一步，其“蛇口模式”的诸多创举屡屡获得中央的高度评价。再加上一些历史原因，深圳与蛇口在创建之初就发生了很多管理上的矛盾。
“袁庚和梁湘(原深圳市委书记)都坐不到一起，说着说着就吵起来。”彭顺生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中央最早希望招商局在蛇口先杀出一条路，深圳却想堵死蛇口，当时往蛇口拉一条水管都很难。但是谷牧对深圳市的态度非常坚决，必须要给蛇口一定的自主权，当时如果不是谷牧，谁也管不了这个事。”
彭顺生就是袁庚从清华大学招去蛇口的第一批干部中的一员。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很多人劝他不要过去。那个时候的蛇口和深圳，是大片的荒山野地，荒凉的海滩上没有人烟，“大部分都是水塘，后来水塘被我们填平了。根本见不到人，只能偶尔看到几个来考察学习的人。”
在当年深圳和蛇口之争中，谷牧发挥了重要的调解作用。他提出，蛇口是试点，可以先行一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半独立性。蛇口是深圳特区的一部分，要维护深圳特区对外的统一性。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广东省委对在深圳、珠海、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的可行性已形成共识。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
1979年5月，谷牧率领一个工作组，来到广东、福建调查。20多天的调研结束后，谷牧勾勒出了特区政策的轮廓：经济计划以省为主；赋予这两省较多的机动权；财政上划分收支，新增收益较多地留给地方；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各划出一定区域办出口特区，优惠税率，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
按照这个思路，他帮助两省起草了向中央请示的政策性报告。回京后，向邓小平面报划出办区的四块地方。邓小平很赞成，谈及如何命名时，他明确地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时就叫特区嘛！
随后，1979年7月15日中央以中发[1979]50号文件，批转了那份报告：对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的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自主权。
“特区有更多的自主权，没有谷牧的支持根本不可能。那个时候在深圳打电话要排队，装个长途电话都要中央领导来协调，”原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王今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时有什么困难他就当场解决，解决不了的，回中央报告完再来解决。他是当时中央和特区的桥梁。”
在很多人为兴建特区而欣喜的时候，谷牧意识到，举办特区涉及面广，政治性强，党内外不少领导和群众不理解甚至反对，国外投资者也有种种疑虑。因此，光靠有方针政策还不够，必须得提请最高权力机关立法。1979年底，他就着手组织起草法律性文件，先后13次易其稿。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这个国务院提请审议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随即批准上述四个特区的位置和区域范围。
至此，经济特区从创意、构想，到党的决定、政府法规，最后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变成了俨然在望的现实。
阵痛中全面开放
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国内市场商品匮乏的时候，电视机、录音机、计算器、优质布料等等都是可望不可即的商品，而当时中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又是两个不同的价值体系。国门一开，相应的防范措施跟不上，久已存在的走私贩私活动更加泛滥。
王今贵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最严重的广东、福建的几个沿海渔港、渔镇，成了走私贩私的大据点，私活蜂拥而进，私贩络绎于途。
1982年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提出严厉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广东首当其冲。国务院各部委在其他不少的文件上，也都加上了一句“广东、福建不例外”。
彭顺生对记者说，当时确有一场有关“租界”的风波。当时有人把特区比作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香港市场上水货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甚至比拟为“旧中国、上海的‘租界’”。
谷牧后来回忆说：他在中央书记处讨论批转一个对外开放的报告时，曾经与一位大理论权威面对面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论。当时这位大理论家说转发对外开放报告可以，但要附一个材料“上海租界的由来”。最终这个报告没有批转出去。
同年4月，某报又刊登《痛哉！〈租地章程〉》为题的文章。文章表面上告诫人们不要忘记历史，实际上是怀疑甚至不赞成中国试办经济特区。而谷牧也被称为是“李鸿章”，“洋务运动卷土重来”等说法接踵而至。
谷牧后来回忆说：他当时的压力也很大，本该进入草木芳菲阳春季节的经济特区，却有点风雨萧瑟的味道。
在继续推进特区发展过程中，谷牧与两省负责同志多次交换意见，取得了这样的共识：不争辩，不解释，埋头工作，只要中央不明令撤销原定决策，仍然照样干，有些事办起来有困难，暂时缓一缓，先办能做的事。
在当时改革一线的人们看来，谷牧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和关系，因为他熟稔中国国情与“和而不同”的儒家文化。
邓颖超就曾经点将他做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因为邓颖超深知，在那个特殊时期，谷牧曾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在重重困难中维护和推动经济运行，从来没有偏激的行为，孔子的中庸之道在他身上有最好的体现。
凌孜，叶剑英元帅的二女儿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真的是非他莫属。”前年，谷牧从病重监护到宽松看护的时候，她曾经去医院看过他，“他是个非常开朗的人，虽然病重，也保持着特别开朗的状态。”
但是，对于80年代谷牧和叶帅曾经谈及的经济对外开放方面的事，凌孜保留着模糊的记忆，只记得：“那个时候，谷牧经常到家里和父亲聊天，一聊就说很久。”
1983年4月，谷牧视察了广东三个经济特区后，去看望叶帅，叶帅说：如果你顶不住了，就来电话，我叶剑英立即调飞机飞回北京，旗帜鲜明地支持你搞改革开放！邓小平说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你就是侦察兵，要杀出一条血路。计划经济搞不通，也许你搞特区能给中国找到出路。
“当时我们不走这个路子，也很难说我们会走出一条什么别的路子来。”彭顺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建筑工程招标承包制、劳动用工实行合同制、使用干部采取聘用制、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和转让等现在人们司空见惯的事物，都是从特区生根发芽，走向全国的。“当时不迈出这一步，体制还是会束缚在那个结上，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局面。”
同时，他还深有感触地说：“办这件事没有经验，能不能办得成，没有哪个人敢说有把握。谷牧当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特区办主任，地位再低一点可能就做不成这个事了。”
1984年春，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分别为两个特区题词，充分肯定试办特区的决策是正确的，给那些有关兴办经济特区的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上画上了句号。
至1988年，谷牧像当年在前线创办其他四个特区一样，主持筹办了海南建省和建经济特区，并且探索到了除特区之外的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这些新的开放模式。
从1979年到1988年，谷牧穷十年之功，扮演多个角色，为中国经济由故步自封转向融入世界打下了基础。在30年后的今天，谷牧老人离去之时，中国已经越来越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在国际社会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本文部分内容参考了《谷牧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