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武宗义 本报通讯员 钟文峰
倪宽（前169(?)～前103 年）出生于西汉千乘郡千乘县（今东营广饶县）倪家村，在我国历史上，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还是一位著名的经学家和水利专家。他通经明史，体国恤民，宽征税赋，奖励耕作，兴修水利，清正廉明。他的思想和政令不仅在当时影响深远，放之今日亦有现实意义。
带经而锄满腹经纶
倪宽幼时父亲早逝，家境贫寒，靠母亲给人做佣工为生。因交不起束脩（学费），他一直未能进塾馆读书。 倪宽10多岁时，逢灾荒之年，跟随母亲到外地逃荒，后来到汝南郡细阳县（今安徽省太和县），结识了一位高士柳林先生。他跟随柳林先生学习捕鱼、种地，同时学习《道德经》、《论语》、《孝经》等，后来柳林先生又把残存的《五经》传授给他。一晃几年过去，年景逐渐好了起来，倪宽辞别柳林先生，和母亲回到老家千乘。倪宽听说同郡人欧阳生博学多才，对《尚书》深有研究，又投在欧阳生门下。
欧阳生，字和伯，是西汉今文《尚书》欧阳学说的开创者。欧阳生见倪宽聪明好学，为人忠厚，便把他留在身边，把平生所学特别是他对今文《尚书》的研究和理解倾囊相授。欧阳生死后，倪宽把今文《尚书》传授给了他的儿子。从此，今文《尚书》欧阳学派代代相传八世，被世人称为“ 汉八博士” 。
博士起源于战国时期，由“通博古今”的饱学之士担任，以便“国有疑问，掌承问对”。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在长安城设立太学，博士职掌逐渐转向主要掌理学术和教授学生。太学生称“博士弟子”。饬令各郡国选取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充博士弟子。倪宽被千乘郡选中，进入太学，作为“博士弟子”授业于经学博士孔安国等。由于家贫，倪宽不得不靠“勤工俭学”完成学业。据《汉书》记载：“（倪宽）受业孔安国，尝为弟子都养（为弟子们做饭），时行凭作（有时还要下地干活），带经而锄，休息辄诵读，其精如此。”“带经而锄”的故事遂流传至今。
后来，倪宽通过射策（汉代取士制度之一），被授予文学掌故之职，掌故是专门管理国家历来故事的官，属太史令。几年后，倪宽调补廷尉文学卒史，主行文书。众人看他是个儒生，认为他不熟悉法律事务，让他到北地郡饲养牲畜。倪宽在北地数年，一次回到廷尉府，正值廷尉府有疑案未决，几次奏报，都被汉武帝驳回。倪宽见一个个愁眉苦脸，不免向前动问，众人此时无法，只得详细告知，请求倪宽出谋划策。 倪宽提起笔来，一挥而就。
众人看后无不拜服，急持奏稿来见“酷吏”张汤。张汤看后，很是惊讶，急召倪宽入见，两人谈了一会，张汤对倪宽很是赏识，将倪宽所作奏稿奏汉武帝，即日便得批准。过了数日，张汤入朝，武帝问道：“前次奏章，非是俗吏手笔，到底何人所为？”张汤说是倪宽，武帝点头道：“我已久闻其名。”张汤退朝，将倪宽升为奏谳掾（职责为起草奏章等）。倪宽经常依据经典，判决疑案，深得张汤信任。张汤升任御史大夫后，推举倪宽为侍御史（属御史大夫）。倪宽才智出众，初见汉武帝，君臣之间谈论经学。倪宽主张应该以儒学治天下，他的高谈阔论，赢得了汉武帝的赏识。武帝说：“我开始以为《尚书》是朴学（质朴之学，指汉代经学中古文经学派），现在听了你的讲述，值得一看。”于是就问《尚书》的内容，倪宽对答如流，三皇五帝之治、秦汉兴亡之由，娓娓道来，语多中肯，武帝大悦，于是擢为中大夫，迁左内史（内史掌治京畿地方，相当于后来的京兆尹）。
兴修水利造福百姓
倪宽在左内史任上，大力发展农业，规劝农民要勤奋耕作。他认为有了粮食就可避免因饥荒造成社会动荡。在法制方面，他对诉讼案件认真审理，秉公断案，从来不乱用刑法，以避免冤案。他说，要体恤人们的疾苦和灾难，为官清明才能得到民心的支持。要选择善良宽厚之士做官，关心自己的下属，这样就会得到百姓拥护。他体恤民情，常到民间访寒问苦，当他得知辖区虽然土地肥沃，却因常年干旱少雨，百姓生活困苦的实情后，便亲自考察水源。他发现辖区东南部有郑国渠灌溉，此地因地势高，水却无法达到。倪宽经过再三考证，上书汉武帝，提出在郑国渠上游北岸开凿六条小渠，来灌溉地势高处的土地。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倪宽组织百姓穿凿了六辅渠。为了能使水得到有序合理利用，防止浪费，他还“定水令，以广溉田”。倪宽所定水令是关中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农田水利法规，其产生的基础就在于六辅渠是中国北方最早的引河浇灌农田的较大水利工程。
倪宽修凿的六辅渠引起了汉武帝的极大兴趣，武帝说：“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令吏民勉农，尽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时”。其中所谓左右内史地乃指关中渭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此区有广阔的平原和众多的河流，而“细民未知其利”，从六辅渠开始，政府应为民通沟渎，引水浇田，以抗旱增产。在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时，应“平繇行水”，即根据灌溉用水面积的多少来合理地摊派开渠及维修所需的工役劳力。汉武帝所说这种管理办法就来源于倪宽所定的水令之中。
政声卓著位列三公
倪宽出身农家，对平民生活深有感触。他反对横征暴敛，杀鸡取卵的做法，鼓励贫民耕作。首先，他发现有很多农民在春播秋种时因无存粮或无钱买种子而使土地荒芜，他便主动借贷予贫民，等庄稼收了以后再还贷。在收租税时，倪宽审度百姓生活宽裕与窘迫，量力而收，有的还缓收田租，所以租税完成较晚。后来，武帝征南越，费用甚大，有司遂向各地催收租税。倪宽却因欠租过多，被政府考核为最下等，按当时律法当免职。百姓听说后，惟恐失了一位好官，纷纷备齐钱米，担挑车运，争着缴纳。几天工夫，倪宽竟将所欠租税全数收齐报解。上司比较成绩，反在其他郡县之上。武帝因此更加器重倪宽。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三月，武帝意欲重用倪宽，遂贬时任御史大夫卜式为太子太傅，以倪宽为御史大夫。消息传到梁（梁国）相褚大那里，褚大心想倪宽乃我弟子，如今竟居重任，不觉大笑。不几日到了长安，武帝召之入见，恰遇倪宽在旁。二人当武帝御前，议论封禅之事，褚大竟说不过倪宽，方始心服，退朝叹道：“主上实能知人。”
御史大夫是三公之一，负责监察百官，相当于副丞相，所以倪宽也被后人称为汉相。倪宽升任御史大夫后，公正廉明，名闻天下。对待部属也是严格要求，有作奸犯科者，决不姑息。一年安徽汝南郡细阳县（今阜阳市太和县）茨河沿岸发生水灾，地方官奏报后，皇上紧急拨款赈灾，可下拨粮款多被地方官吏侵吞，土豪劣绅则趁机囤积食粮，最后分到百姓手里的粮食便寥寥无几。倪宽得知此事后，主动请旨前往查办。
倪宽率众到达安徽后，为避免打草惊蛇，命一路人马抬轿从陆路向细阳进发，自己却率少数人从水路前行，沿途了解了大量细阳县令贪赃枉法，侵吞赈灾粮款的证据。随后把细阳县令当堂革职查办，一审结案。接着下令开仓放粮，并将知县贿赂的千两黄金给当地兴建学堂。当地百姓感其恩德，就在茨河边（现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倪邱镇）建起了倪王庙和经锄楼。至今遗迹犹存。
倪宽在御史大夫任中，忠心耿耿，忧君忧国，深得武帝信任。他在位八年（倪宽自元封元年为御史大夫，卒于太初二年12月，卒于任上，后归葬千乘老家，而家中贫寒如故，其清廉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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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宽与太初历
□武宗义钟文峰
根据《史记·历书》记载：王者异姓受命，即改朝换代后，新受命称王的人为了“慎初始”，需要“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应天命。根据司马迁的说法，当时黄帝考定了星历，建立了阴阳五行，并设立了天地神祗五类等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这些很受“王者所重也”。
据记载，夏朝时，以一月为正月，商朝时以十二月为正月，周朝时以十一月为正月。“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根据当时流行的五德始终说，自认为秦是以“水德”取代了周的“火德”，必须对正朔、历日制度作相应的改变，于是颁发了全国统一的“颛顼历”。以夏历十月为岁首，仍称“十月”，第四个月则称“端月”（端月即正月，因避秦羸政名讳而改“正”为“端”）。始皇改历后，朝贺都从10 月开始，衣服、旌旗等都“上黑色”。
刘邦建立汉朝后，认为是“北畤待我而起”，根据“五行”，北方为“壬癸水”，刘邦自以为同样获水德之瑞，并获得了张苍等大臣赞同，所以秦后颛顼历仍然延续达百年之久。但民间自周代以来，在实际的生产和生活中，一直采用比较符合季节实际变化的“夏时”，而且颛顼历行用一百多年来，误差越来越大，以致出现了“朔晦月见，弦望满亏”（《汉书·律历志》）等月相名不副实的现象，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实际上，据《史记》记载，早在汉孝文帝时，鲁人公孙臣就曾上书，要求修改历法。他的理由是，汉得土德，而不是水德，应该变更元年，改变正朔设置，改变衣服的颜色，并声称将有祥瑞出现，“瑞黄龙见”。但是当奏本报给当时的丞相张苍后，同样学过律历的张苍认为这是胡说八道，否决了这一提议。不料，过了一段时间，黄龙在成纪现身了，张苍引咎辞职（自黜）。后来，又有新垣平要求对历法、服色等进行修改，但后因作乱被孝文帝“废不复问”。
元封七年（公元前 104年），汉武帝下令由倪宽、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议造汉历”，并召募了一批民间的制历能手参加工作；由于改行新的历法，把元封七年改为太初元年，新历法也就命名为太初历。太初历以孟春正月为每年的第一个月，明确规定一个回归年由二十四节气组成，并把闰月做了妥善安排，这就不但解决了长期以来历法与民间生产和生活习惯的矛盾，而且建立了朔望月与二十四节气协调的对应关系。这是中国传统历法中意义深远的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