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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八一路的能仁寺是当年杨柳街上留下的唯一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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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娟 制图
入档理由
从渝中区中华路西起较场口、东至好吃街，短短100余米距离，除了红墙灰瓦的能仁寺能依稀窥见一点历史旧貌外，其他早已随风飘逝，淹没于解放碑商圈的浮华中。这条街，就是传说中赫赫有名的杨柳街。一百年前，一个名叫彭彬臣的商业奇才在此挂旗日商，成立聚福洋行，创造出一个个商业奇迹。
虽挂洋行之名，聚福实际是几个中国人合伙经营。为了这顶“洋帽子”，聚福洋行每年要给一个叫真庚于的日本人挂旗费1200两白银，目的是寻求帝国主义的庇护，享受各种便利和优惠政策。
聚福洋行当时所产“HB聚”牌羊皮畅销国内外市场，被作为上海羊皮市场开盘、收盘的标准。聚福的成功，主要得益于洋行经理彭彬臣的红酬虚股、以账养账等创造性举措的实施。
眼红山货利润
花钱买“洋帽子”
重庆工商联史料搜集工作者杨灿雪介绍，聚福名为洋行，其实全部股东都是本地商人。彭彬臣、汤子敬企图谋取厚利，投靠外国人，将原来合伙组织的长记堆店改组为聚福，由日本人真庚于向日本政府注册为洋行。
长记堆店1909年挂起日本旗，冒充日商聚福洋行，专门经营羊皮运销。双方约定，聚福每年给真庚于挂旗费1200两，每月送车马费50两。这是当时流窜到重庆的一些外国投机商人，利用国内买办的畸形发展，想出来的一种新的赚钱方式。
聚福负责人彭彬臣，于光绪24年（1898）在杨柳街经营匹头零剪生意。10年后，与伙友徐玉亭、吴炳辉经营复茂元匹头字号，在上海设庄进货，附带经营羊皮出口，后亏本，结束复茂元生意。
随即，彭彬臣又拉拢徐子敬合伙组织起长记堆店，经营羊皮。见当时各国洋行山货生意红火，彭彬臣一直筹划与外国人合作挂牌经营。一年后，经一个名叫董植安的人介绍，与日本人真庚于认识，双方谈妥挂旗，长记堆店改组为日商聚福洋行，办公地址仍在杨柳街，只是招牌更换，挂上日本国旗。跟其他门店一样，戴“洋帽子”的彭老板依然旧式打扮，身穿绸衫，头戴瓜皮帽，柜台上摆着算盘。
《重庆市志》记载，聚福洋行注册本金12000两，彭彬臣占6000两，汤子敬占4000两，徐玉亭占2000两。彭自任经理负经营全责，汤子敬当时是重庆巨商，号称汤百万，外号汤财神，彭彬臣让他负责活动架面，招揽游资，保证周转资金。
聚福挂旗经营近7年，获利润100万两，为当时同业之冠。后因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彭彬臣和汤子敬不敢再挂日本旗，聚福洋行结束，改组为聚福长字号，继续经营羊皮。后因彭、汤二人内斗，逐渐衰落。
红酬虚股
笼络上下员工
让人惊讶的是，聚福洋行既要掌握全川庞大的分支机构，又要直接监督管理羊皮出口前的削制加工，行内职工总共不到10人，效率之高，让人咋舌。杨灿雪介绍，聚福洋行除在经营上下足功夫，对内管理也有一整套新办法。
彭彬臣常向职工说：“干工作要看红酬，不能只看工资。”聚福规定两年结算一次，如有盈余，提出一部分作为红酬。聚福工资低微，比如上街管业务的骨干员工吴炳辉，每月薪水不过10两。学徒不给工资，每月浆洗费一千文。职工们忍受煎熬，只盼两年期满分得红酬。
对高级职员，彭彬臣则以虚股笼络，暗中送给每人一定股份，赚钱按比例分。实际上，当时职工工资低微，即使企业赚钱分得红酬和股红，也不比正常收入高多少。一旦企业亏本，职工应得血汗钱则跟着打水漂。所有职工盼着红酬和虚股，吃苦耐劳，尽量多为企业赚钱。聚福是当时在渝各国洋行中，第一家使用虚股红酬管理职工队伍。
为让才来的青年职工俯首听命，彭彬臣常教育他们：“年轻人不是金子招牌，是玻璃招牌。金子招牌黑了可擦亮，玻璃招牌碎了，则再也镶不起。”
当时，重庆削制和捆制羊皮的工人，江西人占相当一部分，称为“浒帮”。彭彬臣利用主要股东汤子敬江西人身份，让他主动将业务交给“浒帮”干，每年冬季羊皮削制高峰时，还会给工人施钱、施米。当时熟练羊皮削制工人紧缺，聚福的工人队伍始终稳定。
以账养账
套牢大小产户
据杨灿雪介绍，彭彬臣最大的创新是“以账养账”。这个商业秘密，彭老板到死都不愿透露。
聚福为摆脱中路、行栈等中间环节，运用铺山的办法，直接到产户手中购买。所购羊皮以外山为主，重庆为辅，齐头并进，以成都、内江、简阳三地为据点设庄。
为减少零星设点的人力、物力消耗，聚福在其他羊皮产区收买较大产户，许利让他们发动各产户和各屠宰场的汤锅户等，帮助收购羊皮。聚福一律采用层层预付款方式，只要抓住大户，就直接套住了下面所有产户。
聚福抓住大小商户后，都结为长庄往来，今年预货上不清，可移到明年甚至后年、大后年，永远保持往来关系。虽然聚福第一次铺山时放出很多银子，但源源来货后，才会继续开铺，结果只铺了一个底，却长期套住了货源。
市总商会史料搜集工作者杨质彬说，这是聚福首创“以账养账”，后来重庆山货帮广为效仿，“一年生意一年账，十年生意仍是一年账”。彭彬臣唯恐对手识破，逢人便诉苦说，铺山如何危险，驾驭产户如何困难。直到死，他都保密。
另外，因羊皮质量随产区和季节不同而变化。比如，川西平原和沱江一带羊皮，厚薄均匀，毛平皮软；山区所产羊皮，厚薄不一，易生槐虫疤痕，毛色不同。于是，许多同业采取选择性收购。但聚福全面收购，捆制时混合均匀，既不影响质量，还降低了成本，赢得产户信任。
重庆“HB聚”
成上海市场标准
《重庆商贸志》记载显示，民国初年，四川山羊皮因质量过硬，上海市场最为畅销。主要源于川西平原、沱江一带羊皮优质产区的聚福羊皮，搭配花色无偏高、偏低现象，质量优于一般川皮，为上海洋商所争购。
当时，上海羊皮市场开盘、收盘，均以聚福所销制的“HB聚”牌羊皮为标准。聚福年出口羊皮额最高过万余担，两年后，第一次决算，获利近50万两。
洋商收购羊皮，向来按“正三七”和“六三一”花色搭配成件，作为价格核算标准。“正三七”即每百张羊皮中，黑皮70%，白皮30%；“六三一”则是每百张羊皮头等到三等货各占的比例。
出口羊皮既有各个产区质量不一的问题，又有花色、等级的组合问题，更有削制的优劣问题。聚福对羊皮的削制，尽量做到配搭兼扯，尽量避免削伤。羊皮削少削多，都制定了严格标准。削制季节，彭彬臣亲自去工场监督，质量稍不合格，便要求立即返工。
因此，聚福拼命使手段笼络削制技术最熟练的“浒帮”工人，保证了大批优质羊皮源源上市。
为使出口羊皮达到甚至超过标准规格，聚福在“正三七”花色品种的白皮，有时故意低于30%的配额，甚至将花皮降为白皮。因此，因羊皮头等较多，平均扯配，常超过“六三一”的标准。所以，聚福羊皮一直受到上海洋商青睐。
丙辰风浪
独发战争财
1916年，丙辰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英法联军封锁地中海，盛产羊皮的土耳其无法出口，参战国所需军用皮革不断增加，国际羊皮市场一时为我国独占，价格步步上涨。随后史上著名的“丙辰羊皮风浪”掀起，除聚福外，几乎都亏了血本。
当时，投资羊皮经营者猛增。上海羊皮市价，每担开盘120两，不到一个月，每担涨到320多两。重庆100两开盘，也涨到280盘。当时，重庆经营羊皮的主要有日商新利洋行、法商东方洋行及本帮、外帮10家山货字号。
货源竞争激烈，大家只顾抓货到手，不管货品好坏，成本高低。因此，货价天天涨，质量反而天天降，成品货潮湿，肉油、头爪、零骨碎节混杂其中。一些人甚至用血浆黏合铁末、泥沙、炭灰于羊皮上，增加斤两。以致后来羊皮市价涨至500多两，已无利可图。
上海羊皮涨势过猛，不久即回落至百余两市价，重庆羊皮行市跟跌，投机撵红的羊皮经营者，高价进的货，质量却低劣，一些商行甚至将收来的羊皮免费送农民作肥料。大多数投机者都是借高利贷抓货，从而亏损更烈，最厉害的汉帮正记号，达50万两。
由于聚福控制羊皮产区，常年收获，所存几十两一担的低价羊皮底货丰富，虽也卷入过高价进货漩涡，但平均成本仍为同业最低。同时，聚福周转资金有股东汤百万活动调拨，未受高利贷影响。加之坚持质量标准，聚福货品没受洋商挑剔杀价，卖价高、脱手快。因此，聚福在“丙辰羊皮风浪”中，反而获利20多万两，几乎是唯一没有亏损的羊皮运销商行。
当时，同样做羊皮等山货经营的其他洋行门可罗雀，而杨柳街聚福洋行门前，天天车水马龙，前来结账、访事者络绎不绝。
记者 丁香乐 张质 实习生 吕洁 摄影报道
网络编辑：王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