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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辰和他的《安野案件述评》。
人物档案
刘宝辰：河北大学马列部教师。作为“安野案件”的调查人、与日本“支援会”的联络人，参与了从调查到最终解决这一案件的全过程。 “安野案件”历经18个春秋之后，终于取得一定的成果。
大海捞针：寻找受害者
1992年，刘宝辰受日本民间组织“与原子弹爆炸的中国劳工交流促进会”之托，开始调查“安野案件”。
接受委托之后，他拿到了一份360个人的受害者名单，但由于当年登记的时候，有的劳工不愿意留下真实姓名、地址，有的口录和书写上存在谐音不同字，导致这份名单除了年龄基本准确，其他错误连篇。面对这样一份名单，刘宝辰指导学生开始了调查研究，每两人一组深入偏远的村庄寻找当年的受害者。
据介绍，学生按名单上地址的县级单位找到县里的地名办，确认受害人所属的村庄之后再进入村内探访。“他们入村后就找70岁以上的老人打听，村里是否有人被抓到日本去过。”就是靠着这种大海捞针般的调查，刘宝辰和他的学生们找到了一部分的受害人。
历经4载：诉讼终于立案
从1993年到1997年，“安野案件”交涉就用了4年之久。
为何连立案都要用这么长时间？据了解，日本法院以案件已过20年诉讼期为由，不给予立案。后刘宝辰等爱国华侨以及参与此案的日本友人向法院陈述了以下几点：1、78年以前中日未建交；2、日方始终未通知受害人；3、中国的民法从85年公布，从宣称到普及需要一个过程，大部分受害者都在偏远的农村，至少90年以后他们才了解原来自己也可以通过上诉维护自己的权益；4、飞日本的机票很贵，连一个副教授都需不吃不喝攒半年才买得起，普通的农民更没有条件购买飞机票。日本法院研究后决定接受诉讼。
一字之差：他与友人吵起来
今年8月10日和11日的二次同胞会议中，刘宝辰听到和解说明中，本应是赔偿的钱款变成了“救济金”。
“我们提出的3条底线中，要求西松建设公司承认历史事实，公开谢罪，‘救济’这两个字深深刺痛了我，伤害了我们同胞的自尊心！”为了这两个字，刘宝辰同一直合作的日本友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吵，日本方面以“这是最高法院的用词”为由拒绝修改，“考虑到要尊重对方的国家，最高法院的用词不能强求他们修改，我们就通过其他方式解决。”同一词语，由日文翻译成中文可以有不同的用词，刘宝辰要求对方换一个翻译词。开始日本方面坚决不同意，后经刘宝辰和多位爱国华侨的不懈努力，最终他们把“救济”两字改成了“补救”。
仍在寻找：2/3劳工还没下落
据刘宝辰介绍，1944年7月，日军把在中国抓捕的360名青壮年男劳力驱赶到“锦隆丸号”货船舱底，押运至日本国，再转运到广岛县山县郡加计町的“安野发电站”建设工地，为西松建设开山挖掘输水山洞，强制劳动至战争结束。
这些中国劳工在日本监工的任意殴打辱骂下，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饥饿、寒冷、劳累、疾病致使受害人皮包骨头。工地上倒毙者或事故时有发生，导致死亡者29人，负伤者112人，患病者269人次，终生残疾者至少5人。
目前，120位劳工已经有了下落，其中幸存者69人。由于受害当事人年事已高且体弱多病，在长达18年的权益争取过程中，有50名老人先后去世。目前仍有240位劳工没有下落，刘宝辰等仍在寻找这些劳工或者遗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