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九章(1907年10月15日—1968年10月26日)，出生于河南开封，浙江浙江吴兴(今湖州)人。气象学、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学家。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赵九章出身中医世家，幼年就读于私塾，预备从事文学。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改学科学，立志“科学救国”。1933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赵九章通过庚款考试，于1935年赴柏林大学从师气象学家H von 菲克尔。
赵九章1938 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西南联大任教，1944年经竺可桢教授推荐，主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承担起继竺可桢之后中国现代气象科学奠基的重任。1946年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迁往南京北极阁，成为我国现代气象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解放战争后期，气象研究所奉命迁往台湾，赵九章和所内科学家们一起留下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为祖国的气象事业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九章促进组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在赵九章主持下，该所很快发展成一个人才济济的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兰州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等研究所中一批有成就的科学家都直接或间接受过赵九章的指导。
赵九章1956年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气象组组长，1958年和1962年连续两届当选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赵九章在气象学、地球物理学、空间物理等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并为科学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新中国成立初期，技术力量薄弱，赵九章与涂长望携手合作，组建联合天气预报中心和联合资料中心，为新中国气象事业中两个最基本的分支(天气分析预报和气象资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和几个有名的科学家在这两个联合机构中担任业务领导并从事实际工作。
赵九章把科学的发展与国民经济联系起来，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50年代初，赵九章主张在广东等地以种植防风林带方式改变局部小气候，为橡胶移植到亚热带地区创造了条件。50年代中期，国际上开始人工降水研究，在赵九章的积极倡议下，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研究人工降水，使我国的云雾物理研究开展起来，并取得了暖云降水理论和积云动力学等研究成果。
赵九章十分重视气象学的现代化建设。50年代初，他通过大量的工作和研究，及时提出气象学要数理化、工程化和新技术化，并在工作中贯彻这一指导思想。这对我国气象学的现代化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50年代初，计算机的问世使天气预报从定性向定量化的发展具备了条件，赵九章支持、鼓励刚从国外回来的顾震潮应用手算图解法解微分方程，从而使我国的数值预报发育成长起来，并培养一批科技力量。当我国第一台计算机出现后，数值预报研究和业务就开展起来了，为60年代末我国正式发布数值预报奠定了基础。同时赵九章十分重视把新遥测和遥感技术应用到大气科学中。50年代中期，他支持应用空气动力学的风洞和先进的测试仪器研究大气湍流。在赵九章极力推动下，中国仅有的两个臭氧观测台建立了，这为研究大气中的臭氧成分打下了基础。
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赵九章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海潮观测研究对于我国国防和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但在当时却是空白。50年代初，赵九章亲自指导开展我国海区海浪及波谱的研究，研制出观测设备和一整套观测分析仪器，为认识我国海域的波浪特征，开发海洋资源做出了贡献。
赵九章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积极促进空间科学发展。从50年代后期开始，赵九章以极大热情投入我国空间事业的创建工作。1958年，赵九章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二部的主要技术负责人，负责卫星研制的各项准备工作。同年10月，他提出“中国发展人造卫星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重要建议。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赵九章及时调整发展计划，把主要力量放到投入资金和人力较少的气象火箭，逐步开展其他高空物理探测，同时探索卫星的发展方向。6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成功地发射了气象火箭，箭头仪器舱内的各种仪器及无线电遥测系统、电源及雷达跟踪定位系统等，都是在赵九章领导下由地球物理研究所研制的。他们还研制了“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使用的多普勒测速定位系统和信标机。
1964年秋，赵九章不失时机地向国务院提交了开展卫星研制工作的正式建议，引起中央的重视。1965年3月，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提出的方案。1965年10月起，在中国科学院领导主持下举行了卫星建造总体方案的进一步论证，会上赵九章提出了重要意见。
紧接着，负责实施人造卫星发展计划的651设计院成立，赵九章主持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作。他对中国卫星系列的发展规划和具体探测方案的制订，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返回式卫星等总体方案的确定和关键技术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198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赵九章在科学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赵九章是中国动力气象学的创始人。1938年，赵九章把数学和物理引入气象学，研究信风带主流间的热力学，完成了我国第一篇动力气象学论文——《信风带主流间热力学》。
行星波斜压不稳定的概念是赵九章首先提出的。1945年，赵九章指出，实际大气在斜压状态下可以是不稳定的，即振幅将随时间增长而形成天气图上观测到的气压场的槽、脊分布和发展，这是现代天气预报的理论基础之一。1946年赵九章在芝加哥大学做这一学术报告时，引起国际气象学家的高度重视。在气象学发展史上公认“公元1946年，中国赵九章提出行星波不稳定概念”。
20世纪60年代初，赵九章指导他的学生，研究了地磁扰动期间史笃默(Stormer)捕获区变化和带电粒子穿入地磁场的机制等，并著有《高空大气物理学》专著。
在他领导下还完成了核爆炸试验的地震观测和冲击波传播规律，以及有关弹头再进入大气层时的物理现象等研究课题。
赵九章是优秀的科学家，也是热心的教育家，培养了众多的科学人才。他勤于治学，也热心育人，我国一些著名气象学家叶笃正、顾震潮、陶诗言、顾钧禧、郭晓岚等都受过他的指导。赵九章重视基础教育，他任地球物理所所长职务期间，于1958年一手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提出以“所系结合”的方式办系，亲自主讲高空物理学并指导研究生。赵九章重视人才，培养提拔人才，周秀骥、曾庆存、巢纪平等都是赵九章不断给予关心、爱护和鼓励而成长的杰出科学人才。
赵九章鼓励学生要有自己的创见，注意培养民主的学术气氛，他组织的海浪组、磁暴组等研究集体，每周举办学术讨论会，中心发言之后，接着是热烈的争辩。在这个研究集体中，进行各种日地相关现象的研究，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成果，为我国空间物理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赵九章未能等到1970年4月24日那一刻。当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时，这位享誉国内外的卓越科学家已于一年半前含冤去世。人们是不会忘记这位把自己全部心血倾注在科学事业的科学家的。1997年，在赵九章先生诞辰90周年之际，由王淦昌等44位著名科学家倡议，并经中央批准为赵九章先生树立铜像，以缅怀他为我国的科学事业所作出的贡献。1999年在国庆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赵九章院士是其中一位。
赵九章是我国著名科学家，“651”卫星设计院院长。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做出过巨大贡献。然而在“文革”那个混乱的年代里，面对现实，他无力承受从未见过的人身攻击。于是，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给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名字就叫：自杀！
赵九章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眠了。
在赵九章的记忆中，他一生经历了三次较为重要的选择。但这三次选择，也从未导致过失眠。
由于复杂的家庭关系，赵九章一来到这个世界，便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戴季陶的外甥，并做过戴季陶的机要秘书。这样的条件，他若要走仕途，自然前程似锦、不可限量。但他不愿做官，一开始便选择了追求知识的道路。他看不惯国民党官场的腐败，与戴季陶时常发生矛盾，后来便离开了国民党机关。
他靠自己的才干，先是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又考上公费留学，与蒋介石之子蒋纬国一同去德国攻读气象专业。他只用三年工夫，便获得博士学位。凭他的社会关系和自身的学业条件，他若要继续留在国外，完全不在话下。可他还是选择了自己的祖国。
赵九章是1966年10月靠边站的。他人靠边了，心却无法平息。面对神圣的科学与强大的政治，他毅然选择了科学，并决意为此献身。他几乎没有一天不关心人造卫星。叫他反省，他想的是人造卫星；叫他汇报思想，他谈的是人造卫星；叫他关起门来写检查，他在纸上反复论证的还是人造卫星。
1967年，中国科学院“造反派”开始夺权，赵九章自然首当其冲。他所有的权利统统被剥夺殆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补偿给他的，除了学习班，便是白天夜晚没完没了的充满野蛮与疯狂的批判和斗争。
他有生以来几乎没逛过大街，这次倒好，每天他都被押到大街上游逛一趟，而且脖子上还要挂一块方方正正的广告牌，上写“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几个大字。等游街完毕，再回到科学院接受批斗，然后晚上还得赶写检查和交待。每次批斗，他都必须低头弯腰，老实认罪。可他不肯低头，不肯弯腰。再说人老了，腰又有病，也实在弯不下去；即便弯下去了，也无法达到造反派规定的标准。于是，造反派使用烟头烫他的腿，烫他的腰，烫他的嘴，直到烟头烫灭了，他的腰还是没有弯下去。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批斗一次次升级(后来他被强迫坐“喷气式飞机”)，他脑子里原有的那个“也许过一阵子形势就好了”的念头渐渐打消，随之涌出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迷茫和惆怅。刚开始，他不时还能打听打听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情况，到后来，他连打听的权力也被剥夺了。于是，一种莫大的焦虑、莫大的空虚和莫大的失落一并向他袭来，使他每日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就在这时，他想起了一个人：外交部长乔冠华。乔冠华既是中央领导，也是他的朋友。他想给乔冠华打个电话，问问***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不是变了？
然而，当他去查找乔冠华的电话号码时，翻遍了家里全部留有汉字的纸片，最终也没找到那个几乎寄托了他所有希望的电话号码。因为他的家早就被造反派不知翻腾过多少遍了。
他不死心，就白天夜晚地回忆，回忆那个仅有四个数字的电话号码。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挨批、挨斗，甚至是蹲厕所，他也忘不了对电话号码进行一遍又一遍的回忆。也许是连续批斗对他脑子的刺激太大，这位能让地球在脑子里翻上几个个儿的一代科学巨匠，最终也没把四个简单的阿拉伯数码准确地回忆组合起来。
不过，他并不就此罢休。利用一次打开水的机会，他悄悄找到一直跟随他工作了十几年的研究员邓增昆，让他尽快帮着查找乔冠华的电话。可邓增昆回去后使出全身解数，也依然没找到那个仅有四位数字的电话号码。
邓增昆后来这样回忆说：
赵九章先生当时最渴望知道的，是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所以他要我查找乔冠华的电话。可在那个乱糟糟的年代里，什么本都被造反派抄走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没有找到。我怕伤赵先生的心，就躲在家里，不敢见他。
后来，还是被他碰上了。那天，他刚一见到我，眼睛都亮了。当我告诉他没找到号码时，他的身子突然颤抖起来，两眼也顿时失去了光泽。我扶着他在原地站了足足有五分钟，他才一步步地挪回家里。从那以后，赵先生沉默了。他每晚睡不着觉，就一个人爬起来绕着院子走呀走，走呀走。他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并不时抬头望望天上的星星。有时，他干脆站在那里，长久地望着天上的星星一动不动，一望就是好几个小时。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他一边望着天上的星星，脸上还一边流着长长的泪水……
从这时起，赵九章开始了痛苦的失眠，亦开始了石头般的沉默。
但他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依然怀着一线希望。他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一个国家的知识者，怎么就可能永远是个“罪人”？
他不是党员，没有资格交党费，每次见别的同志交党费，他心里就会涌出一种复杂的滋味。但他是工会会员，他对中国科学院，对自己的国家，始终怀有一分责任，藏着一分爱心。没资格交党费，交工会的会费总是可以的吧。因此，从建国起，他每月只要领到工资，第一件事就是从工资袋里抽出100元钱。拿去交工会会费。现在，他虽然从科学家变成了“牛鬼蛇神”，但每月100元钱的工会会费照交不误。只不过有时当他拿着这100元钱去交费时，却到处找不见人；或者好不容易找见了人，别人又不肯理他。但他不管这些，只要时间一到，该交照交，该找照找，今天找不着明天再找，这个不理再找另一个，直到把这100元会费交出去才肯罢休。
其实，身为大科学家的赵九章经济上并不富裕，生活上一向简朴。他不抽烟不喝酒，一日三餐几乎都是馒头稀饭咸菜，与一般科技干部是—个生活标准。在西南联大当教授时，他是中央研究院里有名的少壮派，可他和夫人长时间轮流合穿三条裤子！在当年工资如此微薄的情况下，在他身陷困境、惨遭迫害的日子里，他之所以要每月拿出100元人民币去交工会会费，无非是为表明他对党的忠诚，表明他作为科技队伍中一个分子的存在。
这一时期的赵九章，尽管身为“651”卫星设计院院长，可所有会议和科技方面的活动，他都不能参加了，也没有资格没有权利参加了，有关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情况，他无权过问，涉及到第一颗人造卫星方面的信息，也一律对他实行封锁。但他无法忘记人造卫星，也无权忘记人造卫星。他只要一想起苏联、美国一颗接着一颗的卫星升上太空，想起毛泽东“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想起两年前自己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的发言，就激动难抑，潸然泪下。
同时，他也无法忘记那些同在一起研制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专家们。他深感自己已力不从心，爱莫能助，便把搞卫星的希望寄托于他们身上。因此，他对每个卫星专家和火箭专家的命运，总是格外关注。他们之中任何一个稍有一点不祥风云，都会令他揪心不已，焦虑不安。尤其对卫星设计院的技术总体负责人钱骥的命运，他更是尤为关注，因为他深知钱骥对第一颗人造卫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便与钱骥中断了正常的工作联系。开始他还能有机会接触一下，偶尔也能见到一眼，可后来连影子也见不着了。他为此十分着急。
一天，他终于逮住个机会，托人悄悄给钱骥捎去一张纸条。为怕钱骥因此受到牵连，他不得不用德文来写这张纸条，其意图只有一点：希望钱骥能尽快告诉他哪怕是一点点关于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进展情况。
然而，这张书写着漂亮德文的纸条却石沉大海。
本来沉默的赵九章变得更加沉默了。他当然无法知道，这时的钱骥其实已陷入了与他同样无奈的命运之中。
1968年春节刚过，赵九章就被押送到北京郊区的红卫大队劳动改造。造反派在他脖子上挂起一个大牌子，上写“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然后再在上面打上一个大黑叉。在押送途中，由于牌子重达十几公斤，而套在脖子上的又是铁丝，故他的脖子很快便被勒出道道血槽。加之他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所以行走起来极为吃力。但造反派不肯放过任何折磨他的机会，一会儿叫他走路的中间，一会儿又叫他走路边的水沟，他刚下到水沟里，又叫他爬上来，等他刚爬上来，又叫他再下到水沟里。如此反复，一路折磨不止。
邓增昆后来回忆说：“赵先生每次劳动途中，被造反派像牲口一样赶着往前走，甚至连牲口都不如，因为老百姓对自己的牲口还知道爱惜呢！”
劳动改造期间，赵九章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接受批斗，或者赶写交待。他的腰因挨批斗时给折腾坏了，劳动时弯不下去，只好蹲在地上干活。白天劳动时准许他摘下牌子，但劳动一结束，十几公斤重的牌子必须重新挂回脖子上。然后等着接受批斗。由于体力耗费太大，他每晚躺在床上，连身都不能翻，痛得无法入睡，他的妻子每晚都用烟草为他熏腿、熏腰、熏背，一边熏，一边抹着眼泪。等熬到天亮，他又被押着去劳动、去改造。
尽管如此，赵九章那颗痴迷于人造卫星的心，依然“死不悔改”。身陷困境的他，虽然无法准确预测出中国空间技术将来到底会是什么前景，但有一点他却非常清楚，即发射人造卫星的路必须有人往前走，不仅竖着要走，横着也要走。他深知，他们这一代科学家，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未来，而只属于现在。他们的选择，就是让现实拥抱自己，吞没自己，甚至与现实同归于尽；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创造，就是牺牲----以牺牲自己作桥梁，为后人架设一条通向明天的路，而且尽可能让这条路少一点曲折，多一些平坦。
然而，1968年6月，当火箭金属材料研究专家姚桐斌的死讯传来时，他一颗本已伤痕累累的心，仿佛一下又被人猛地插了一刀。
姚桐斌是中国极其优秀的一位火箭材料及工艺技术专家。
1968年6月8日这天，由于第七机械工业部两派群众组织连日不断地发生冲突，许多人都不上班了，也不敢上班了。身为所长的姚桐斌出于对工作的负责，照样顶着武斗的危险坚持上班，并打算找几位干部商量一下，如何解决生产中停工的问题。中午下班时间到了，有人听说他家附近形势紧张，劝他留在办公室。可他家里还有几岁的女儿，他放心不下，还是回了家。
回家后的姚桐斌刚刚拿起碗筷，还未来得及吃上一口饭，几个气势汹汹的“左派”人物便冲进家门，架着他就往楼口推。随之几个戴红袖章的人也冲上来，一边扔掉他的眼镜，一边扇他的耳光，还一边恶狠狠地骂：“打死你这个反动权威！”
姚桐斌被打得满脸是血，一个家伙又朝他阴部猛踢一脚，接着，又有两个家伙举起铁棍向他头部猛烈击去。他顿时鲜血直涌，倒在了地上。
但几个家伙仍不罢休，拖着他就走。途中，他脚上的鞋袜全被拖掉了，也没人理睬，照样将他光着脚丫拖到了所谓的“左派”总部，然后接着拷打。很快，姚桐斌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他靠在一张木椅上，两眼发直，随之便瘫在了地上……
“左派”头头们见状，便吩咐手下人将姚桐斌拖回去。于是，几个家伙又将姚桐斌拖回他家楼前的人行道上，然后又朝他身上猛踢几脚，这才扬长而去。
一位邻居发现了倒在地上的姚桐斌，忙跑去请求将姚桐斌送医院抢救，可得到的答复是：“不行！”。邻居只好把姚桐斌抬到家里，放在客厅的沙发上。
由于姚桐斌头部几处遭到铁棍的重击，一直昏迷不醒，流血不止，下午3时，他终于停止呼吸，惨死家中。
姚桐斌的死，震惊了研究所，震惊了国防部，也震惊了党中央。当秘书将这一消息告诉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的周恩来总理时，周恩来手中的茶杯竟掉在了地上……
姚桐斌之死，对赵九章与其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莫如说是一个绝望的信号，一个微妙的暗示。
姚桐斌死后的几天时间里，他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吃不喝，不言不语，甚至整夜不睡。如果说在姚桐斌死之前，他对眼前的这场“大革命”多少还抱有一种幻想心中还默默燃烧着一盏希望的灯火，那么姚桐斌死后，他的这种幻想消失了，心中那盏本来就不明亮的灯火也开始变得暗淡微弱了。
在那几天里，他的头发陡然增白，恍惚中，他像沿着自己曾经走过的人生之路重新走了一遍，而一路拾到的，都是迷茫、疑问和困惑。
一种人生的巨大困惑像阴云般笼罩着他，让他无法排解，无法超越，他第一次在自己71岁的生命中深深触感到一种本质上无法消化的痛苦。
每晚夜幕降临，他便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从未有过的恐惧感，直至深夜，他也无法入睡。一合上眼，街头巷尾、门前楼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便像雪花般飞来，每一张大字报上，他都仿佛看见写着两个血淋淋的大字：吃人！
为了躲避这人间的恐惧，他只好披衣下床，踱至门外，把一双孤独无望的目光举向繁星点点的夜空。
那一时刻，他恍惚感到，法国罗马塔楼上那悲壮的钟声忽然划破夜空，徐徐飘入他的耳际----他想起了伟大的科学家布鲁诺！透过茫茫夜空，他仿佛看见通往鲜花广场的街道两旁站满了人，僧侣们手中高举的熊熊火炬充满着杀气；布鲁偌被宗教裁判所的刽子手们用铁链绑在一根高高的柱子上，特制的钳子死死夹住他那呼唤真理的舌头；他脚下的干树枝被点燃了，熊熊的火焰炙烤着他的全身，一根长长的杆子将耶稣受难头像朝他慢慢伸了过去……蓦地，布鲁诺转过脸来，一双愤怒的眼睛射出太阳般的光芒……
赵九章禁不住浑身一阵颤粟，再也无法忘记布鲁诺那双眼睛。布鲁诺一生都在异国四处流浪，却始终无限思念自己的祖国，然而当他最终回到自己的祖国时，祖国迎接他的却是熊熊的火刑架！布鲁诺那双充满悲愤与不屈的眼睛仿佛在告诉他：人类是经过火刑架才飞向宇宙的！
当他突然醒悟到这一点时，整个身心似乎都被某种怪异的东西击垮了。面对夜空，他无法抗拒宇宙间那巨大的诱惑；面对现实，他又无力承受从未见过的人身攻击。于是，他也想写一张大字报，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给自己写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名字就叫：自杀！
1968年10月10日晚，赵九章独自一人伏在走廊里的一张桌子上，写着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份检查。
事实上，一封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请柬在国庆节的前三天已经发到了中国科学院。但革命“左派”分子见到这封请柬后，当即便给扣压了。
赵九章对此当然不知。假如他知道有此事，假如他知道他一直忠爱的国家依然还没忘记他，那么，或许他人生的态度会来一个根本的转变，至少他在人间的时日还可再延长一些。
然而，他被政治的黑手死死蒙在鼓里，不但请柬没见着一眼，甚至连一点点信息也毫无所知。
于是，他心中剩下的那一点点希望之火熄灭了，他对自己的命运彻底绝望了！
时针已指向两点。赵九章工工整整写完最后一份检查的最后一个字，起身走进属于自己的卧室，刷了牙，洗了脸，烫了脚，做完平常每晚睡觉前该做的一切，然后再翻身上床。接着，他轻轻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纸包，把平时一粒一粒攒下的几十粒安眠药全部倒进嘴里，这才静静地躺在了床上……
就这样，中国的一代科学巨匠赵九章永远离开了世界。没有任何嘱托、任何遗书，甚至连一句话一个字也没留下。或许，他对这个世界已懒得再说什么了？
赵九章自杀后，国防科委的罗舜初将军很快打电话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报告。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顿时流下了热泪。据有关工作人员回忆说，当年吴玉章先生去世时，周总理也没如此伤心过。并且，日理万机的周恩来还第一次停止了办公，当即向有关部门打电话查问这一情况，随后又委派专人去中国科学院进行追查。
然而在那混乱的年代里，一个科学家“畏罪自杀”，其结果又会怎样又能怎样呢？
赵九章对中国人造卫星事业发展的贡献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1959年4月16日，赵九章出席毛主席召集的第16次最高国务会议。
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中国科学家为之欢欣鼓舞。竺可桢、赵九章、钱学森等纷纷发表讲话、写文章，阐述发射卫星的重要意义，还建议我国也应考虑研制卫星的规划设想，并及早作些准备。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将科学家的建议反映到中央。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随之，主管科技的聂荣臻副总理责成张劲夫等进行研制卫星的规划设想安排，为此，中科院成立581组，组长钱学森，副组长赵九章、卫一清。581组下设技术组，由赵九章主持，成员包括陆元九、杨嘉墀、陈芳允、马大猷、贝时璋等十多位专家。技术组多次开会，讨论卫星的科学技术问题，提出规划设想和实施的技术途径。由赵九章技术汇总，当时的建议是先从探空火箭搞起，再搞小卫星，第三步才搞大卫星。
1958年，中科院派赵九章率代表团去苏联访问，希望参观苏联搞卫星的情况。访苏70天，1958年底回到北京，在当时的中苏关系背景下，事关保密，代表团想参观的东西大部分没有看到。
赵九章与代表团认真作了总结，认为科技方面还是有些收获，有些启发。大家感到发射卫星靠外援是不可能的，只能自力更生，立足于国内，要依靠国家的现代工业基础和现代科技水平。对比苏联和我国的情况，我国发射卫星的条件远未具备。我国空间事业也应由小到大，由低到高地逐步发展。
工作逐步开展
1959年初，中科院按照中央的指示进行空间任务计划的调整。提出“大腿变小腿，卫星变探空”的工作方针。据此，赵九章与卫一清、钱骥商量，1959年2月提出今后工作的五项建议：“以探空火箭练兵、高空物理打基础、不断探索卫星发展方向、筹建空间环境模拟实验室、研究地面跟踪接收设备。”从1959年到1965年，赵九章一直按照这五项建议，在他所领导的研究机构里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火箭探空已进行了20多发的探测试验，取得了一批科学数据和一些技术经验；空间环境模拟实验室已初具规模；主要几项卫星预研课题已有较好的进展；空间科学研究也有了良好的开端。科研队伍逐步壮大，由1958年底的8个研究组几十人，发展到1964年底的5个研究室400多人。
建议国家立项
1964年10月，应国防科委邀请，赵九章、钱骥等参观了导弹基地，与搞火箭的同志座谈发射卫星的运载火箭问题。根据在基地了解的情况，结合六七年来卫星预研工作的基础，1964年12月，赵九章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总理，建议将发射卫星正式列入国家计划。这一建议受到周总理的重视。国防科委、中科院遵照总理指示，抓紧座谈讨论，拟定计划方案，积极研究卫星立项的准备工作。经中央专委1965年5月12次会议和1965年8月13次会议研究批准，卫星正式立项。
卫星方案论证
1965年10月20日到11月30日，中科院受国防科委委托召开了“我国第一颗卫星方案论证会”，会议由中科院副院长裴丽生主持，会议的科学技术汇总由赵九章负责。赵九章在会上报告了我国卫星的总体方案(草案)，他对卫星这一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的主要科技问题作了详细阐述，并提出了一些关键技术问题，以及可能解决的技术途径。
钱骥在会上报告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本体方案(草案)》，会上还报告了卫星运行轨道、地面跟踪及布站方案和火箭运载的设想方案等。会前，赵九章、钱骥、总体组与各专业组作了充分技术准备，主要方面都准备了文字材料。会议开了42天，进行了充分讨论。会议集思广益，最后归结的目标是1970年发射；要求是：“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卫星命名为“东方红1号”，卫星外形是一个1米直径近球形的72面体，卫星播放《东方红》乐曲，以及卫星的主要技术指标都得到大会的肯定。
以上都说明，我国早期卫星方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也凝聚着赵九章的心血。
卫星运行轨道
关于卫星轨道问题，早在方案论证会的前半年，就受到赵九章的关注。他认为一个1米尺度的卫星入轨后，就像几公里外的一只苍蝇，要找到它，就要在发射卫星之前，首先要把卫星的运行轨道，轨道的计算、测量、预报以及跟踪站的布置等搞清楚。中科院理应先走一步，把此事承担起来。1965年4月，他找中科院数学所副所长关肇直商量，由数学所承担此事，又找紫金山天文台的同志一起组成小组，专攻卫星轨道选择与计算问题。由于赵九章的及早部署，使我们能适时制定出适合国情又具有较高水平的方案，节省了资源又赢得了时间，对以后的卫星工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卫星系列规划设想
1966年1月，中科院成立卫星设计院(代号651设计院)，赵九章被任命为院长，他除了抓第一颗卫星的研制工作外，还注意到我国卫星型号发展问题。1966年5月，中科院召开卫星系列规划设想讨论会，赵九章在会上报告对我国卫星系列规划设想，主要内容有4点：1.以科学试验卫星作为开始和基础；2.对地观测卫星为重点，全面发展应用卫星(如通讯、气象、测地、导航等卫星，配成一个完整的体系)；3.对地观测卫星基础上发展载人飞船；4.卫星的防御措施，必须使卫星拥有反干扰、反破坏的能力。
会议经过讨论，最后商定卫星系列的重点与排序：测地、通信、气象、载人飞船、导航。
时间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我国空间科技已突飞猛进。结合这些年的实践经历，再来看看当年的规划设想，不禁使人感到它既符合科学，又切合实际，具有相当的预见性。这充分体现出赵九章等老一辈科学家的远见卓识和一心一意为祖国利益谋划的真诚。而绝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只重视科学研究，而脱离国家建设需要。”今天把当年的规划设想原原本本地公布于众，也是还历史一个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