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冯·洪堡的《论国家的作用》
王峰（北京）
《论国家的作用》是德国近代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教育家、外交家、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青年时代反对德国的专制主义制度和国家至上主义的思想传统的一部力作。
《论国家的作用》写作于1792年。威廉·冯·洪堡在青年时代既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又与在魏玛的其他追随启蒙运动的朋友们不同，他系统地研究了如何建立社会和国家的问题，以及如何在现实中确定和划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所以他更倾向于康德的思想，更着重于研究古希腊。1791年，他在致弗里德里希·冯·根茨的一封信里就谈到1 789年法国革命后的法国宪法，这封信以“由法国新宪法所想到的关于国家宪法的若干设想”为题，发表于1792年的《柏林月刊》上。他在信中抨击冯·达尔贝格关于“政府必须关心民族的物质的和道德的幸福和福利的原则”，认为这种原则是“最胆怯的和最咄咄逼人的专制主义”。实际上，这封信表明了洪堡谴责当时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开明专制的基本态度，事实上这是写作《论国家的作用》的前奏。
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自由主义的国家思想陷入困境，被迫处于守势，人们需要从自由主义的立场来论述国家的著作。于是，洪堡青年时代的著作被全文发表，它们被看做是德国自由主义的《大宪章》而大力宣扬。从那以后，《论国家的作用》就一版再版，尤其在德国的专制集权国家制度失败之后，如1918年威廉帝国崩溃之后和1945年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覆亡之后，人们更是不断重新刊印洪堡的这部论著。
早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德国的思想界、尤其是德国哲学就受到英国的约翰·洛克等人的自由思想和法国的卢梭等人的启蒙思想的影响。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是l 8世纪德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启蒙思想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并企图把它们在理论上完全移植到德国来。威廉·冯·洪堡也深受法国革命的影响。法国革命之后，他也曾短期去过巴黎旅行，目睹了法国革命之后的现状。同这三位哲学家相比，他的社会观和国家观与康德和费希特更接近些，尤其受到康德自由思想的深刻影响。与此相反，他的社会观和国家观与黑格尔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
在《论国家的作用》中，洪堡一再强调了费希特原来的观点，即社会的目的是保障自由，改善人类，社会和国家不是一回事儿，国家不是目的本身，而纯粹是手段。同时，洪堡还在这本书中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观。黑格尔特别强调国家的普遍性，他说：“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黑格尔用抬高国家的普遍性来压制“自由意志”。因此，黑格尔的国家崇拜、国家至上主义与威廉·冯·洪堡自由主义的国家观，是完全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
在这部充满青年人激情的著作中，威廉·冯·洪堡围绕国家的作用展开了论述。他认为，国家本身不是目的，国家的基本任务是保障人的自由。在他看来，人在国家里处于中心的位置。洪堡看到的是未来的目标：按其个性特点，最充分和最匀称地培养教育人的力量。这是德国的唯理主义的教育理想，洪堡对于这个目的更多地是从个性和习俗方面来界定的：人愈是自由，他本身就愈是独立自主，愈是会善意对待他人。他认为，“人共同生存的最高理想，是每人都只从他自身并且仅为他自己而发育成长”。国家必须做的事情就是要服务于这个理想—首先是不得提出一些强迫让个人与个人相结合的要求来破坏这种理想。作为卢梭的门徒，洪堡认为，人本身更倾向于慈善的、而不是自私的行为，因此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宗教信仰来促进道德精神：宗教信仰和完全没有宗教信仰对道德精神都能具有良好的结果。
洪堡认为，国家不能通过法律来促成公民积极的行为，相反，只有在没有这类法律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公民的积极行为。他强调，国家有通过界定公民直接的行为来关心安全的义务(警察法律)；此外，国家有通过界定公民直接的而且恰恰是涉及他人的行为来关心安全的义务(民法法律)；最后，国家有通过在法律上裁决公民争端来关心安全的义务。总之，国家在限制它作用的界限方面，必须使种种事物尽可能地接近正确的和真正的理论，如没有必要的理由，不得阻止它去这样做。
《论国家的作用》的全部思想可以用威廉·冯·洪堡的一个说法来概括：国家主要的——如果不是说惟一的——任务是关心公民的“负面的福利”，即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外敌的侵犯和不受公民之间的相互侵犯。这就是自由主义的不干涉主义，或者叫做“放任主义”。洪堡的理想国家是自由主义的“守夜人的国家”。这正好同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国家”或所谓的“福利国家”形成对照。社会国家对公民的关心应该是“从摇篮到棺材架”，国家应该成为“社会的救济施主”。如果说，后来出现的所谓社会国家愈来愈不堪重负，更不可能包办一切，那么，洪堡的国家方案，虽然在反对德国的专制制度方面有其积极的意义，在反对国家机器无限制膨胀和反对官僚体制对社会的步步为营方面也可能有借鉴作用，但它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英国历史学家古奇早就指出：“他(洪堡)的国家只有在一种洪堡式的群体里才有可能。”
尽管不乏对洪堡观点的批评，《论国家的作用》仍不失为18世纪末德国启蒙运动向普鲁士专制制度发出的一份挑战檄文，它在德国的政治思想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对我们了解近代德国政治思想史乃至德国自由主义的发展也仍然具有很强认识价值，它也深刻动摇了19世纪欧洲的专制社会。因此，尽管它诞生在二百多年之前，但是它的思想在今天的世界上仍然具有其深刻的意义，是自由世界的卫道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