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君瑜/文图
在香港回归之前，有人把香港形容为在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演绎别人的故事。“97回归”，香港是在自己的 时间、自己的空间里讲述属于自己的“新故事”。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笔者受所供职报社的委派，到香港采访，切身感 受到了香港的变化。
我所乘坐的MU/15次航班降落在香港国际机场后，在过边检的时候，我发现前来香港旅游的内地客实在太多了， 8个安检口都排着长长的队伍。排在我身后的是来自安徽的一个旅游团，他们一个团来了21个人，都是亲戚和朋友。在香港 停留的短短几天，我因采访而接触了不少香港人。通过他们，我看到了一个独特的香港。
媒体人相当敬业
在接受这次任务后，我曾绞尽脑汁搜索和香港有关的采访对象。后来发现，这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幸好我是一个调 查记者联盟圈子里的人，通过这个圈子，我和香港《亚洲周刊》的女记者张洁平取得了联系。 在电话里听完我此行 的意图后，她笑呵呵地说:“你是来香港寻找‘新故事’的吧？”我有些不理解，什么叫“新故事”？张洁平解释道，有人把 香港比做以前是在用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讲过去的故事。而现在，香港是在利用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空间，讲属于自己 的“新故事”。我一听，嘿！不愧是同行，对选题把握得这么准。后来才知道，这小女子果然非同凡响，入行虽然不久，但是 已经获过多项新闻大奖。 从香港国际机场往宾馆赶的路上，我发现很多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飘扬。国旗在内地虽然很 常见，但在香港看到国旗，还是有一种异样的情怀。稍作安顿后，我和张记者取得联系。她说:“你下午稍晚一些过来吧，我 还要赶一个稿子。”据有关资料介绍，《亚洲周刊》是全球第一本、且是目前唯一一本国际性中文时事周刊，为全球华人提供 每周最新的区内及全球时事资讯，以华人的价值观报道和分析新闻，也是国际华商的资讯平台。 我乘地铁赶 到杏花村站后，又搭出租车来到位于香港柴湾嘉业街18号明报工业中心的《亚洲周刊》时，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张洁平告 诉我，她是江苏人，三年前从港大毕业后，应聘到《亚洲周刊》做记者。我本想对她做一个采访，她以自己没有经验为由，把 我拉到了他们的总编辑邱立本先生那儿。 说起香港发生的变化，邱先生用媒体人的眼光举了一个例子，说他们刊物 的主要读者群在香港、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但是，通过读者调查，他们意外地发现，读者关心的并不是本地发生的 新闻，而是关于中国内地的报道。因为内地的任何发展和变化，都会对全球华人和香港产生重大影响。所以，他们在对内地的 报道上投入了很多资源。为了更好地解读内地人的心态，他们还专门从内地招了几名编辑和记者。我这才明白，在香港工作够 7年之后，就可以取得居留权，《亚洲周刊》有好多人都是通过这种手段取得了居留权。 经邱先生这么一提醒，我 仔细观察了香港的报刊，发现他们对内地新闻的报道果然不遗余力。香港几家主要媒体，大陆新闻是重中之重，几乎每天都有 四五个版面，甚至超出了本港新闻。大到中央的宏观政策，小到突发性事件，甚至柴米油盐的小事，几乎都是香港媒体关注的 对象。特别是对经济政策，他们更是事无俱细地在解读。据香港同行介绍，现在香港和内地的经济已经血肉相连，所以港人最 关心国家的经济动态。 邱先生因为要开会，便给我介绍了多名宁波籍知名人士为采访对象。随后，他让人把我领到 编辑部，让我和他们的编辑记者进行交流，看有没有什么采访资源供我利用。在这里，我采访的思路越来越清晰。我本来想对 邱先生做一个正式访问，但是邱先生以好多东西他不便说为由拒绝了。 在《亚洲周刊》，我发现这里的编辑记者非 常敬业。除《亚洲周刊》外，他们还出一本叫做《明报月刊》的杂志，但是加起来一共只有30多个人，可见他们的工作强度 之高。好多人既是编辑又是记者，把这个活儿放下，就操起了另一件活儿。从他们发表的稿子来看，从总编到记者，都以写作 为乐。以他们的总编邱立本先生为例，除每期刊物都有大作外，还在网上开了博客，这与许多内地媒体的领导不同。 在《亚洲周刊》采访结束，已经是晚上六点多了，但是他们的编辑记者几乎都还在工作，很少有人离去。据一名副总介绍，因 为人少活儿多，所以香港媒体人经常加班，干到半夜是常有的事。虽然如此，《亚洲周刊》的收入并不高。张洁平对我说，他 们的收入和广州的《南方都市报》差不多。好多人坚持在做，除了喜欢这个职业外，还在追寻一种人生价值。 另据 邱立本先生介绍，他们的新闻采编部门与业务部门是相互分离的，相关的内部规定也避免了直接或间接的有偿新闻。建立独立 的编辑部的公信力，它是有市场价值的。如果有钱就可以“买”新闻的话，终会失去民众的信任；而长期具备公信力、能够表 达百姓声音，这本身就是一种品牌。为了市场价值，他们要拼死维护公信力。
两地文化在融合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奔波在香港的大街小巷，寻找所谓的“新故事”。
香港人非常守约，一般情况下，答应接受采访，他们都会很认真地对待，并且穿得很正规，大部分人都着西装扎领带 ，弄得穿了一身运动衣的我“很土气，也很失礼”。接受我采访的香港人年纪大的感慨都很多，新中国成立60年来，他们经 历了从刚开始的疑虑再到认同，再到回归的过程，认为近些年来，是中华民族发展最好最快的年代。对于现在的“新故事”， 他们更是有颇多的咏叹，说现在“因为背后有坚强的祖国”，他们心境“比任何时候都安宁”。 一名老先生对我说 ，上世纪80年代初，他回国时，总要给家里的亲人带好多东西，大到家用电器，小到身上穿的。那时候，内地“真叫穷”， 他带回去用来包电视机的布，也被邻居拿走说要给小孩子做一件衣服。现在回去，他发现老家无锡好多地方和香港已经差不多 了，有的地方甚至比香港还好。每次老家来人，还要给他带东西。他身边的好多朋友也会趁空闲到深圳去买便宜商品。老先生 说，随着开通香港自由行，内地的文化很多也传到了香港，现在香港人喜欢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上寻根，这就是从内地传过来的 。 对于年轻人来讲，他们的新故事更多地包括了“97回归”、“08奥运”等元素。一名香港的大学生对我说， 他们最大的感受是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感越来越强，并且也为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由衷自豪。 9月10日，我采访 了宁波香港同乡会兼世界中华宁波总社会的副会长商学鸣先生。商老先生祖籍奉化，改革开放后为国家和宁波作了很多贡献。 年过七旬的商老先生，平时忙于事务，得知我来自宁波后，破例安排出两个小时接受了我的采访。他说，香港宁波同乡会有8 000多名会员，这几年他往内地去的机会很多，看到国家发展得这么好，自己打心眼里高兴，“国家强，香港才强”。 商老先生在业界有“棉花大王”之称，他说其实他是“毛巾大王”。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列强制裁中国，中国急需棉花 ，却买不来。商老先生通过其他途径一年卖给中国的棉花就达到1.3亿美元。那时候，中国一年的创汇能力才3.5亿美元 。这笔生意做成后，中央领导对商老先生说，我们缺外汇，你能不能把你赚的美元用中国的商品来顶？然后，他又把这些美元 全部换成了毛巾，从而落下了“毛巾大王”的名号。商老先生说：“不管走到哪儿，不管做多大的事业，我最喜欢唱的歌还是 《我的中国心》，别人问我老家在哪儿，我的故乡在宁波！” 对于香港这么多年的变化，商老先生也认为，内地的 经济不但在发展，文化的交流更让两地血肉紧密相连。这些年来，内地的许多东西都在变化，已经潜移默化地在影响着香港。 一个民族什么都可以割断，唯难割断的就是文化。商老先生称，这种文化的融合将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各方面的发展，并且现在 已经见到了成效。 说起文化的融合，在商业领域最能体现出来。我在铜锣湾附近发现，一家卖书的商店取名“人民 公社”，门口写着为人民服务的标牌。进到里面，毛泽东的画像也很醒目，墙上也挂着为人民服务的牌子。店老板告诉我，他 打出这个牌子有两个含意，一个是他感到毛主席提的“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什么时候都不过时，令他很敬仰和崇拜；二是前来 旅游的内地客人很多，想以此招徕更多内地人到他这儿来消费。 在我住的宾馆下面，有一家花店取名“八一鲜花店 ”。店老板是一个女士，她说回归的时候，她看到解放军入城，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都很威武，她从小崇拜军人，看到军人的 帽子上写着八一两个字，知道八一的含义后，就把自己的花店改名叫“八一花店”了。 虽然如此，香港的繁体字还 是让我很不习惯。香港宁波同乡会在一个叫做业丰大厦的写字楼上，那个繁体丰字我硬没有认出来。到了地方，又想不起来这 个字该怎么写，害得我只好为自己的“没有文化”打电话请教以前去过的同行。同理，我拿着简体字的资料，让香港人看，好 多字他们也不认识。这些东西，让人感慨，都是汉字，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走近香港警察
在香港采访的几天，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香港的治安和电影上演的黑社会剧完全是两码事。 香港人在 待人接物方面很讲原则，法律意识很高，所以社会治安相对不错。香港人的节奏很快，大街上到处都是行色匆匆的人。唯有香 港警察是悠闲的，我指的是街面上随处可见的巡警。我仔细看了看，香港警察在巡逻时“漫不经心”，每个警察腰里都挂满了 枪、警械等。一名警察说，他们腰里的东西重10公斤左右。香港的警察都不错，如果问个路，他们会随身掏出一张地图，做 一个详细的路线解读。到那里的第一天，我找不到回宾馆的路，一名警察把我送到宾馆楼下。在香港的几天，我一直想亲眼看 一下港警抓小偷的场面，却一直没有机会。 一名姓邓的老警察告诉我，在香港做警察根本没有什么特权，并且警察 是一个很普通的职业。在香港报考警队时可以报考PC(警员)或者IP(督察)，考取督察最好是大学毕业，拥有学士学位 。但报考警员只需要拥有高中会考成绩即可，但近年也有不少大学毕业生先考警员，然后再通过升级考试考上督察职级；报考 警员和督察必须通过英语及语文考试和体能以及视力考试，这里的语文考试是指粤语；报考警队者必须是持香港永久居民身份 证或在港居住7年以上。被录取者将进行6个月的训练，训练包括射击、法律知识等，然后才能成为正式的警员或督察。 据了解，香港警察升级制度非常严格，在每次升职时都要进行面试、笔试和体能测试。不过警务处副处长升任警务处处长则是 由警务处处长选出接替人选，一般是从警务处副处长里挑选。个人的记录很重要，一些小事就有可能直接影响升职。由于升职 严格，所以很多人干了一辈子还是警察。邓警官说，他干了30多年，还是一般警察，每个月收入只有两万多港币，这个薪水 在香港很一般。虽然如此，他干得还是很认真。我采访时下起了雨，他打着伞站在出租车站牌下，帮买了东西的游客拦车或装 东西。 在香港礼宾府，因为大门靠近马路，我拍照时，一名年轻警察让我注意安全，并且劝我离开。得知我是内地 来的记者后，他很配合我的采访，还留下了我的名片，说没有去过宁波，有时间会过去看看。 我接触的香港警察都 告诉我，香港警察的权力低，市民人权高。对任何报警，警察都需要前往现场，认真处置。香港市民习惯于报警，哪怕是一件 很小的事情，都要报警。除了打架发生纠纷是警察份内事外，连水管漏水、电路出了问题，市民都会报警。接到报警，警察就 会到现场查看，对于不属于自己份内的事，就移交到相关部门。如果警察不好好工作，市民可以投诉，如果查证属实，处罚也 是很严厉。对于投诉不实，一般也不会追究投诉者的责任。所以，在香港警察并不好做。 在香港，我很少听说警察 有什么特权，如果说有，只有警务处处长有，因为他有一辆特殊标志的专车——1号车。但这辆车出行没有车开道，即使遇到 塞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在香港，只有行政长官一人出行，可以有一辆警用摩托车在前方引路，但不封路。在香港警局，所 有公务车，非执行公务，均不允许开回家。香港媒体和市民喜欢监督，若被举报公车私用，且警队高层，甚至需要向立法会作 出解释，说不清楚理由，可能因此事而下台。所以，就连警务处处长，下班以后，一般也不开1号车，而是开自己的私家车做 代步工具。
法院可随便出入
采访的闲暇，我还去了香港的立法院和终审法院，这两个地方，都没有专人站岗。在立法院，一名工作人员问我来做 什么，我说想看看立法委员们开什么会，他拉着我到一个电子显示屏前，说今天有3场会议，你自己选择听吧。我去了一个会 场，看到是一个关于小区物业如何规范的立法会议，由于事关市民的切身利益，前来旁听的人有很多。我发现，这种会议都是 公开的，只要凭身份证就可以旁听，如果旁听者对委员们说的话不满意，事后还可以质问委员，并且可以找媒体表达不同意见 。 香港最高法院离立法院不远，大门也出入自由。大门内侧有一公告栏，张贴着法院即将开庭的案件公告。法院还 将开庭日期在网上公布，便于参与或旁听等。只要有法庭分布的楼层，都有类似的公示栏。 虽然香港是个寸土寸金 之地，但法庭所在的楼层都有200～300平方米的空间，设置有茶水、座椅，供旁听公众休息。与内地法院不同的是，香 港高等法院还设有对外的餐厅，价格与市场相同，供到法院办事人员用餐。香港法院没有类似内地法院的院长、庭长等行政和 专业合一的领导，香港法官独立审理案件，仅服从于法律，其所发表的言论及其他一切行为，都不被追究法律责任，即保障“ 司法人员不受民事起诉”的豁免权。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9年10月上半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