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诞生60年了。
60年风雨，60年发展，60年辉煌！
60年来，我们伟大的党，领导伟大的人民，创造了一座座不朽的丰碑——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富起来”，也正逐步“强大起来”。
一座座丰碑，记录着老一辈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新中国建设者的奋斗历程、新时期改革者的惊世之举……我们将永远铭记！
俯视脚下的热土，我们还会发现，60年来，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着令人惊喜的变化。
1956年，新中国第一辆出租车上路；1958年，第一台国产电视机出厂；1980年，第一家个体饭店开张； 1981年，第一个商品房小区迎来住户；1986年，第一辆私家轿车落户普通家庭；1988年，第一家卡拉ok厅对公众开放；2002年，第一个博客在互联网上蹿红……
从吃穿住行，到娱乐休闲；从家庭理财，到文化教育，各行各业都涌现出各自的“第一人”。在他们的引领和影响下，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这些“第一人”，都是离我们的生活最近的人。我们精选其中的60位作为代表，追踪他们的足迹，挖掘其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从一个侧面感受历史的脉动，使我们更加珍惜和热爱今天的生活。
“中国第一家个体饭馆”老板
刘桂仙 开饭馆只因穷怕了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罗旻
9月12日上午10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专程赶到北京昌平区阿苏卫村，采访刘桂仙。这位现年77岁的老太太，因29年前开了被称为“中国第一家个体饭馆”，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
“都是穷怕了，折腾出来的，呵呵。”老人笑着回忆起那段往事。刘桂仙和老伴郭培基膝下有5个子女，这样的家庭在那个年代很普遍。但孩子一多，家里的经济就凸显拮据。“那时候，最头疼的就是孩子们围着我喊‘妈，我饿。’”
刘桂仙曾有多年的厨师经历，丈夫也在工厂当炊事员，两个人都能烧一手好菜，然而两个“厨师”却为自家孩子的吃饭问题犯愁。于是，刘桂仙最先有了凭自己的手艺开个饭馆的想法。
1980年夏天，刘桂仙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郭培基，他也很支持。“我是一个急性子，”刘桂仙笑呵呵地说，“开店也不是干什么坏事，所以我就开始跑工商。”她找到北京市东城区工商局，但当她说明来意，工作人员都犯了难：“你想办个体饭店的营业执照，可是我们这里没有政策，没有文件，也没有先例，我们没法给您办，也不敢开这个头。”但刘桂仙认为事情既然起步，哪有轻易放弃的理！她就“天天往工商局跑，软磨硬泡，同样的话不知说了多少遍，为的就是一定要把营业执照给跑下来！”
就在双方都为难之时，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机。一天，刘桂仙的丈夫郭培基刚下班，一个胖胖的男子走过来与他寒暄：“老哥，听说你们想开一家饭馆？我也有这种想法，咱俩聊聊行吗？”郭培基一听是同行，便把自己和爱人的想法，还有申办营业许可证难等苦衷，一股脑儿地告诉了这位陌生人。
郭培基夫妇万万没有想到，与他聊天的男子是一名记者。第二天一早，他跟“胖子”说的话全都上了广播，还上了《北京日报》，此事的影响也迅速扩大。
过了几天，工商局的人告诉刘桂仙：“经过局里研究，同意他们先将饭馆开起来，随后就给办营业执照”。有了“尚方宝剑”，其他的难题也都迎刃而解：粮食局的一位工作人员送来了粮票和油票；郭培基原单位卖了一大车各种建材给他们，只象征性地收了10元钱；一家商场的经理特批了一个冰箱，把原价1000多元的新冰箱以400多元的低价卖给了他们……
1980年9月30日，在北京东城区翠花胡同，刘桂仙夫妇的“悦宾饭馆”开始试营业。第二天，此事见诸报端，《北京晚报》的标题就是《中国第一家个体饭店开张》。消息在京城炸开了锅。一个美国记者说，3天之内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开了一家个体饭店。
饭馆开业后的营业情况很不错，刘桂仙觉得自己算是找对了路子。但就在饭馆走上坡路的时候，她也遇到了一些外界风言风语的压力。有人说刘桂仙在“走资本主义路线”，有人说她接待外国人“给帝国主义泄露情报”等等，这着实让她很难过。但刘桂仙和郭培基始终抱定一个观念：自己一不做亏心的事，二不做有害国家的事，就没什么好害怕的，无论如何也要咬牙把饭馆撑下去。
就这样一直坚持到了1981年春节，大年初一，姚依林和陈慕华两位国务院副总理一同来到刘桂仙的悦宾饭馆。刘桂仙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姚依林和陈慕华在饭馆里坐了很长时间，他们先是把小餐馆细细看了一遍，边看边询问饭馆经营的情况，并鼓励刘桂仙好好干下去。姚依林还建议她别只做热菜，还要弄一些可以下酒的凉菜，这样既可以满足顾客的不同需求，又可以多赚钱。两位领导人走后，深受鼓舞的刘桂仙难掩心中的激动，让家人足足放了两麻袋的鞭炮。就在这一年，刘桂仙还在悦宾饭馆不远处又开了一家更大的饭馆——悦仙餐馆。
29年过去了，两个饭馆在刘桂仙的掌管下经营得红红火火，宾客盈门。
第一代房地产开发商
骆锦星 “港商出钱我出地”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 钟园
9月10日，记者拨通了骆锦星老先生的电话。这位盖起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创造中国房地产界多个“第一”的传奇人物，几十年来一直住在深圳政府20年前分给他的房子里。
1979年3月，一直在广东惠阳地区邮电局工作的骆锦星踌躇满志地来到刚刚建市的深圳，原以为按照省里的安排，他将继续负责邮电局的工作，哪知道，领导给他安排的竟然是房管局副局长的职位。
“领导说来了这么多干部，深圳没有那么多房子，建房子的重任就交给你了，过段时间再调整……谁知道就这样，我下半辈子都在盖房子了。”回忆起当年“入行”的经历，年逾古稀的骆锦星哈哈大笑。
骆锦星回忆说：“当时的深圳，真是又穷又乱。苍蝇蚊子臭水沟，到处是棚户区，几代人同居一室。” 1980年，骆锦星受命组建深圳第一家房地产公司——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后来的深房集团。这个房地产公司共有6个人，4辆旧自行车。作为总经理，骆锦星的任务就是给深圳建房，但建房的钱从哪里来，却成为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香港人启发了我们，香港财政收益的三成以上都来自土地拍卖。于是我们就想到了租地的方法，用土地换资金。”带着这个想法，骆锦星开始与香港妙丽集团进行谈判。“最后商定由我们出地，港商那边出资，利润按深房85%、妙丽15%的比率进行分配的建房方案。”一年后，骆锦星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首次推出的108套房一次性售罄。
用骆锦星的话说，这个小区是一个“起点”：住房商品化的起点、按揭贷款的起点、物业管理等等的起点。1981年东湖丽苑小区正式竣工入住，并按照香港的模式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物业管理公司。在这之后，与外资合作建房在深圳获得默许，深圳方面定下规则，多层建筑二八分成——深圳方面得80%利润，高层建筑三七分成——深圳方面得70%利润。
如今，骆锦星已经成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元老”级人物。安享退休生活的骆老形容自己“和普通的老人没什么区别。不过，我对房地产业仍然保持着热情与关心”。
新中国首位女火车司机
田桂英 靠经验控制速度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 徐扬
80岁的田桂英老人，在家闲坐时喜欢翻看过去的老照片。她最喜欢的照片，挂在家里最显眼位置。一张是毛主席接见她的留影；另一张则是她手扶火车车窗、颈上系着白毛巾，两眼炯炯有神地望着前方。
在新中国60华诞前夕，记者来到田桂英位于沈阳的家中采访。作为新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这位与共和国一路走来的耄耋老人，一说起过去，就仿佛回到了曾经激情燃烧的岁月。
出生在大连一个渔民家庭的田桂英，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那年，我在大连铁路机务段食堂卖饭票，听说要招收一批女火车司机，就立即报了名。”要成为火车司机并不容易，尤其是重体力劳动对妇女身体条件的要求高。田桂英清楚地记得，她是从1949年6月18日开始练习投炭的。当时的火车全是蒸汽机车，靠烧煤运行。“10多斤重的平板锹，15分钟要送280锹，相当于每3秒一锹煤。”田桂英说，一个小时下来就腰酸背疼，当天练完就累得直不起腰来。经过种种严格训练，1950年2月，田桂英和姐妹们终于通过苏联专家的考试。1个月后，是新中国的第一个“三八”妇女节，她们九人被铁道部命名为“三八”女子机车包乘组，田桂英则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
“那一天太隆重了，我一生都忘不了。欢送的人们送上了锦旗，上面绣着‘妇女的火车头’，我的眼泪总也止不住，激动得连路都不会走了。”
从此，田桂英的名字传遍了大江南北，成为当时无数女青年的偶像。1951年，由舒绣文、孙道临等人主演的电影《女司机》在全国上映。这部以田桂英为原型的电影再次引发了女青年们对报国择业的思考，很多以前不曾出现妇女身影的岗位，都陆续看到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景象。
1950年、1951年，田桂英作为全国劳模两次进京，受到毛主席的接见。田桂英说，毛主席第一次见到她时有些不相信地问：“你能开动大火车？”田桂英激动得说不出话，事先准备的“全国铁路职工祝毛主席身体健康”的话全都忘了，就是使劲握着主席的手。毛主席觉得她使劲，就说：“你的脾气不小呢！”“我对主席说，想开火车到朝鲜战场上做贡献……主席说，在国内做好工作一样支持抗美援朝。”
毛主席的嘱咐激励了田桂英一生。无论是后来当上了沈阳铁路局第一位女工程师，还是在文革时被打成“假劳模”，田桂英始终心系中国铁路事业。2007年，铁路第六次大提速，田桂英还忍不住买票坐了一趟“动车”。田桂英笑着对记者说，刚解放时火车条件简陋，冬天冷夏天热，驾驶室连速度表都没有，完全靠经验。而如今，“动车舒适又快捷，60年来的变化真是翻天覆地。”
内地第一位手机用户
徐峰 “大哥大”被当成发报机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朱珠
2009年9月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通过一份报告宣布，截至2009年7月，中国的移动电话用户已突破7亿户。这一令全球咂舌的数字，是如何写成的？这要从1987年说起。
1987年，广东省为了与港澳地区实现移动通信接轨，于当年11月18日开通我国内地第一个大容量蜂窝公用移动通信系统。以后被称为“手机”的移动电话，随之出现在中国社会上。但那时，人们叫它“大哥大”或“飞电”。
推出第一批移动电话的，是广州市邮电局无线分局。
那时，做海鲜餐饮生意、年仅23岁的广东人徐峰，已在商业上有所成就。通过在广东省邮电局工作的亲戚的帮助，1987年11月21日，他到广州市邮电局无线分局，填写了一张移动电话入网申请表，买下一部“大哥大”。当时，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张申请表不仅成了中国移动通讯发展史上的一份重要资料，也使他成了中国内地的首位手机用户。同批的“大哥大”只有100部，因此号码也只有100个，都是6位数字的短号，号段从901000至901099。为图吉利，徐峰选中了901088。拿到“大哥大”后，他立即拨通了自己身边的一部固定电话。
徐峰的“大哥大”，跟现在的手机相比，着实让人不敢恭维——它厚实笨重，状如黑色砖头，重量在1斤以上；除通话之外，它没有别的功能；通话质量不够清晰和稳定，通话双方常常得大声喊叫，才能让对方听清楚；一块大电池充满电后，只能维持30分钟的通话；它身价昂贵，仅裸机就需2万元左右，入网费也高达6000元。
虽然如此，“大哥大”在当时仍是紧俏货，有钱难求。用户购买、维修“大哥大”或选号，通常都得请客吃饭，与运营商拉关系。徐峰回忆说：“为了买部‘大哥大’，请客所花的饭钱，甚至比‘大哥大’的价格还高。”此外，在营业厅购买“大哥大”或者办理相关业务时，不但要排长队、看营业员的脸色，还得面对非常复杂的程序，需要反复打申请报告、盖章。
徐峰作为我国第一位移动电话用户，经历的趣事远不止这些。他很清晰地记得，那时，朋友们对他手上的“砖头”非常好奇。徐峰告诉他们，这是不用绳子的电话，能打到很远的地方。为了证明给他们看，他拨通美国的一个查询台后，让朋友们挨个传递“大哥大”。朋友们听不懂电话那头的英语，徐峰就又拨通香港的电话。当大家都听得懂的粤语从“大哥大”里传出时，朋友们震撼得无话可说。现在，徐峰早已忘了他曾经做过多少次类似演示。
有一回，徐峰不慎丢了“大哥大”。拾到的市民认为这是特务用的“发报机”，第二天便把它交给了公安局。公安人员也没见过这个东西。幸好上面还有“广东邮电局”的标签，他们便立刻与广东邮电局取得了联系。经邮电局验证，这是一部蜂窝移动电话，用户是徐峰。5天后，邮电局通知徐峰去取回电话，并建议他向那位敏感的热心市民支付500元的“感谢费”。
还有一次，徐峰带着“大哥大”到香港办事，在出关时被工作人员拦下。海关方面费尽周折，才了解到这并不是国家管制的高科技设备。但是，由于徐峰无法提供这部“大哥大”的报关单，海关方面仍然不放行。徐峰磨破嘴皮也不管用，最后写了一份书面保证，承诺在返回时将电话带回广州，这才得以出关。
如今的徐峰，已是中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南海渔村有限公司董事长。他说，对于自己的“中国第一部手机”，他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一直用到了移动模拟网络转为GSM(全球移动通讯系统)网的最后一天，直到移动公司的客户服务人员通知他，模拟手机已经不能再使用。此后，他一直将它珍藏在家中。只要一谈起它，徐峰就会感叹一番。他说，从当初只有极少数人用得起“大哥大”，到现在几乎人手一部手机，这足以体现国家的飞速发展，意味着中国“国强民富”的时代正在到来。
新中国公开征婚第一人
丁乃钧 70个字震动世界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 木子
对生活在现在的人来说，征婚是非常普通的事情，但在改革开放初期，征婚却往往需要当事人付出巨大的勇气才行。1981年1月8日，当人民日报社主办的《市场报》，刊登新中国第一个征婚启事后，立即就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
这则征婚启事只有70个字，还配有一张照片，征婚人是四川的一位教师。几经周折，环球人物杂志的记者，终于采访到了那则征婚启事中的主人公——现年69岁的丁乃钧。
丁乃钧出生于江苏，从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成都地质学院任实验员。18岁那年，他被划成右派，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一呆就是近20年。其间，和他同去的人大都与当地的农村姑娘结婚成家，但丁乃钧觉得自己年纪小，就一直没考虑这个问题。
1979年，丁乃钧的“右派”错划问题得到纠正，这时他已年近40岁，在重庆永川的教师进修学院(现重庆文理学院)当起了数学老师。当时，他只有两个心愿：一是回江苏老家定居，二是找个媳妇过日子。
有一段时间，在周围热心人的帮助下，丁乃钧几乎每周都要相一次亲，但最终都没有结果。1980年底，他突发奇想：能不能在媒体上刊登一则征婚启事呢？主意一定，他开始筛选合适的媒体。最终，他选择了人民日报社主办的《市场报》。他给《市场报》的编辑写了一封长信，在信的结尾，鼓足勇气提出刊登征婚广告的要求。第二天一早，丁乃钧把信投递出去。但是，当天的第一堂课还没上完，他就后悔了，觉得自己过于鲁莽，而且不切实际。下课后，他跑到邮局，要工作人员把那封信找回来，但邮车这时已经开走。
新中国的第一则征婚广告，就这样阴差阳错地诞生了。
1981年1月8日，《市场报》刊登了丁乃钧的征婚启事。在启事中，丁乃钧简短、清楚、全面地介绍了自己，还附有一张戴着“墨镜”的照片。丁乃钧后来解释说，照片上的“墨镜”其实是变色镜。由于照相时的光线太强，变色镜就变成了“墨镜”。
《市场报》的编辑也没想到，这则征婚启事见报后，被广为转载，使“丁乃钧”这个名字迅速在全国传播开来。与此同时，人们围绕他的这一举动，展开了一场争论。有人支持他，认为他胆子大，很新潮；也有人批评他，说他“破坏社会主义文明、污染社会主义风气”。
后来，新华社用英文电稿，转发了这则启事，丁乃钧因此又成了世界各大通讯社报道的对象。外国媒体评价说，他的这则征婚启事，是中国民众冲破思想禁锢走向解放的典型。
对于这些议论，丁乃钧倒是心平气和，统统置之不理。
很快，丁乃钧的征婚启事有了回音。据悉，至少有270多位姑娘给他写了信，其中有一位内蒙古姑娘，还千里迢迢地赶到四川，但不巧当时他已回江苏老家探亲。在这些来信中，丁乃钧看中了一位家在吉林的姑娘。两人后来通过书信来往，产生了感情。1981年底，两人在四川结婚。
然而，这段婚姻并没有能维持多久。两地分居两年后，丁乃钧带着妻子回到了江苏。他被安排在县城的一个教师进修学校任教，妻子则在一个商校任教。但是，妻子一直向往去南京那样的大城市生活，丁乃钧却给不了她。两人最终只好离婚。
丁乃钧的第二次婚姻也和征婚启事有关。第一次婚姻结束几年后，丁乃钧在一则女方征婚广告中结识了第二任妻子。但两人结合后没多久，她又要与前夫复婚。丁乃钧理解她的想法，两人于是平静地分了手。
1991年，在学生的牵线搭桥下，丁乃钧与一位比他小30岁的姑娘结了婚。他们的年龄差距不小，但在生活上却十分合得来，有共同的兴趣和话题。如今，他们的女儿已经17岁了。
现在，丁乃钧已经退休。他在散步时，不经意间就能看到一家婚姻介绍所；看电视时，随时都可能“碰”上一档婚恋节目；翻看报刊时，满眼都是征婚的广告……他知道，对现在的中国人来说，“征婚”二字早已见惯不怪。每到此时，他都会想起1981年自己的那次“冲动”，以及它给中国大地带来的冲击。不过，老丁现在的生活很平静，他希望自己不要因为那件事而受到打扰，只想与家人平淡而幸福地过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