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上网40小时就是有网瘾”的网瘾标准被卫生部否认，本刊深入调查显示卫生部已经确认的定论为：网络成瘾是广义的精神疾病；治疗网瘾以药物和心理治疗为主；电击疗法暂停使用。
文 本刊记者 苏枫
“每周上网40小时就是有网瘾”，中南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某博士批露的这一网瘾标准，引发轩然大波。在两位少年猝死“网瘾训练营”的背景之下，网瘾疑似治疗标准的出台遭到了诸多围攻，各路网瘾治疗专家纷纷出马，在指责“40小时网瘾论”不科学的同时，都力推自己制订的网瘾诊疗标准。
风暴中心的卫生部三缄其口，连续九天，卫生部精神卫生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9月9日下午，精神卫生处一女性工作人员一接电话，得知记者询问网瘾标准制订进度，重重摔下了电话。制订网瘾标准的负责人除了否认“40小时”为不实消息外，亦不愿透露此标准的制定方式。
“你就拿这皮筋使劲弹自己的手”
“前几天报纸说的40小时就是网瘾，那个不科学。那个人也不是我们项目组的。他说是我们项目的，但是我们项目没这人。我就是项目负责人，现在网络成瘾的标准还在做，暂时不会公开发布。”田成华，卫生部网瘾诊疗标准课题组负责人断然否定了此前流传的网瘾治疗标准。
8月28日，网瘾患者刘菲(化名)到北医六院就诊，在排队半个小时后挂到田的专家门诊号。田成华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主治网络成瘾、烟酒成瘾等。1点半田开始接诊，在等候了4个小时候后轮到刘菲看病。整个“看病”过程历时17分钟，花费30元。
22岁的刘菲从初中开始迷恋各种网络游戏，一直到大学毕业，自己控制不了的想上网，目前与父母同住。田成华针对刘菲的情况开出了两个“药方”：“你每天固定个上网时间，比如每次30时，其他时间就把笔记本电脑交给你的父母保管，他们不在家的时候，让他们把房间锁上。”第二个药方是：“你弄一个闹钟，就是定上时，比如两个小时，到点你不管怎么按它都响，你就必须关电脑，不管当时正在干正事还是玩游戏！你弄一根橡皮筋，放电脑旁边。到点还玩的话，你就拿这皮筋使劲弹自己的手，把自己弄得很疼。多试几次，就管用了，你就知道疼了。”
田成华解释说，之前有个病人也是大学生，天天上网吧玩游戏，别的什么都不干。田成华的药方是劝他休学回农村，干一个夏天农活，体会生活的艰辛，或让他到社会上去，自己养活自己，体会挣钱的不易。他后来再到医院来说，终于想开了，不打游戏了。“但是你不一样啊。我们一般不会给女孩提这样的建议，让女孩去自己挣钱去。”田成华对刘菲说。
刘菲看完病后，买了根漂亮的皮筋，直接系在了自己的头发上。那天晚上当她习惯性地坐在电脑前的时候，似乎已经忘了后脑勺上那根皮筋的作用。
这种治疗方式如果是按即将制订出台的网瘾诊疗标准来执行，看起来相当容易。
“网瘾”标准课题之争
田成华并不是第一个准备制订标准的人。
诊断网瘾的标准其实一直有人在做，早在2005年11月，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的《中国青少年网瘾数据报告》就提出了国内首个网瘾评测标准。
陶然，北京军区总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近年来与偏居武汉的陶宏开齐名，人称“东邪陶然，西毒宏开”。陶然的网瘾标准在2008年6月被军队卫生部采用，陶然说：“这在我们军方已经到头了。军队的卫生部，是跟国家卫生部平级的。”
诸多标准出台之后，为什么还需要一个新标准？
这是因为缺乏一个权威的国家标准。但卫生部的选择让其倍受质疑，“北医六院是国家卫生部的直属医院，卫生部肯定选它(制订网瘾标准)。”陶然说，“但是我敢说，卫生部的标准95%以上都跟我的标准基本相同！他们非常清楚，谁在这个领域走在世界前沿！田成华的六院那边没有专门的基地，他到我那里要了80个病例进行临床治疗，作为网络成瘾标准制订的参照。”
除了卫生部正在制订网瘾诊疗标准，国家科技部也在做相关研究。
“科技部的这个项目很大，叫‘精神疾病的防治与示范’，是个4000万的项目，有10个分题，儿童精神疾病的防治与示范是其中一个分题。山东的分题是以网瘾切入来做的，当时申请的是400万。” 北京回龙观医院专家委员陈彦方说。陈是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的主持人。陈彦方认为，山东临沂杨永信的电击疗法虽然被卫生部暂时叫停，但仍有必要对该疗法进行科学研究。“我跟杨说过，如果你要证明这种疗法没有害处，你应该用科学的数据来说话。”陈彦方帮助杨设计了一个研究，并向科技部申请课题《青少年的心理障碍研究》，但没有中标。
“后来中标的是湖南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就是捅出‘每周上网40小时就有网瘾’的那个地方。山东临沂第四人民医院就没有争取到。”陈彦方苦笑着，遗憾地说，“都已经过去了。”
隶属国家卫生部管辖的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以下简称防治协会)也曾经试图确立一个网瘾标准。“2008年年底，协会向卫生部申请了一个网络行为成瘾方向的课题，交到卫生部之后，直到现在都没有回应，应该是没批。以后能不能批就不一定了。”防治协会副秘书长安莎莎说。
标准由谁来制定，关系到一个庞大群体的未来。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秘书长郝向宏认为这种多头管理的情况并不奇怪，他说：“网络成瘾在国家层面来说，应该说是非常明晰的，它不光是文化部门的职责，也不仅仅是信息产业部门的职责，同时还是卫生部门的职责。”
“卫生部百分之百的认为网瘾是个病”
陈彦方今年全程参加了国家卫生部召集的专家会议。他向记者透露，卫生部召开了三次专家会对网瘾诊断标准进行讨论，治疗标准暂时没有提上主要议程。
“先出诊断标准再出治疗标准，我们一般都是这么做的。”陈彦方说。今年3月份，卫生部疾控司的精神卫生处第一次召集各路专家开会。卫生部在3月份第一次会议上就向与会专家强调，网瘾诊断标准事关重大，需要慎重对待。
同样参与了卫生部会议的陶然说：“卫生部百分之百的认为网瘾是个病！”他所参加的第一次会议讨论的专家有十几个，其中就有北医六院的田成华，但不包括中南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的专家。
3月份开会，与会专家共同的观点是：先谈诊断，再谈治疗。卫生部精神卫生处操办的是次会议确定了“网瘾诊治”标准的课题，并把这个课题交给北医六院做，由田成华负责。有诸多早就参与“网瘾诊治”的专家表示，北医六院在这方面并无明显优势，只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陈彦方称，每一次会议的主题一样，但重点不同。“6月份的会议是中级讨论，确定了三条定论：‘网络成瘾是广义精神疾病；网络成瘾治疗以药物和心理治疗为主，其它手段为辅；禁止使用电休克疗法，关于电刺激治疗需要进行科学研究后再决定是否使用，目前暂时停止使用。”
关于第三条定论，陶然的记忆与陈稍有出入：“卫生部说，绝对不能用电击治网瘾！6月份的会开了三个小时。大家用一个下午先讨论，再签字确定了这三大定论。”
陶然表示，6月份参会的专家除他之外，还有田成华、安定医院的郑毅、回龙观医院陈彦方、中华医学会专家。这一次会议的召集者不再是精神卫生科，而是卫生部医政司。医政司的出面显然加强了这一标准将会成为卫生行业政策的可能。
2009年8月1日晚，15岁的广西男孩邓森山在戒除网瘾的“起航拯救训练营”被打死。邓森山死亡后不到24小时，14岁的湖北男孩姚健被教官打死于湖北腾飞教育服务公司天海培训基地。
两起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事件打乱了原来的步骤，卫生部8月中旬某日上午再次召集专家开会。会议的主题增加了前两次会议所没有的内容，“主要讨论的是‘治疗网瘾应该由哪些部门来协同作战？卫生部门能干啥？治网瘾的机构该谁来管理？”陶然说，“既然是疾病，当然是卫生部管理，这个很明确。卫生部门首先要制订标准，要规范治疗标准，规范市场，戒除网瘾的市场以后主要由卫生部门来管，不能由别的部门来管。大家(专家们)达成了这个共识，但这不是(卫生部)决议。”
这次会议上还出现了伦理学、公共卫生方面的专家，卫生部门显然意在扩大了咨询面，“网瘾问题”的社会反响使政策制定者更加谨慎。
陈彦方表示，那次会上，田成华说，“这个事情目前碰到了问题，现在要冷静一下反思一下，后面的事情以后再说。”实际上放慢了网络成瘾诊疗标准的制订步伐。
在最后一次会上，陈彦方提出了两条意见：“制订标准不应该光跟着国外走，应该由我们自己来做。做出来要得到国际的认可。第一是我们国家人口众多；第二，网瘾这个问题在我国更常见，比西方国家更严重，我们只有独立自主地做出工作来，才能够适合我们国家的国情。”
推迟标准出台时间之后，田成华三缄其口。但参与卫生部会议的诸多专家都确认：网瘾诊断标准将先于治疗标准，首先出台。
网络成瘾在国家层面来说，应该说是非常明晰的，它不光是文化部门的职责，也不仅仅是信息产业部门的职责，同时还是卫生部门的职责。
网瘾治疗基地调查
在网瘾治疗日益兴盛的当下，几乎所有提出治疗和康复的医生和机构，都愿意把自己的治疗场所称之为“基地”。
文 本刊记者 苏枫
医生陶然的“王国”
北京市大兴区，三个武警全副武装站岗的大院里，一栋红色的小楼并不起眼。
铁门铁锁，有护士和教官在门口值班。此地的森严显示了这是一个特殊区域，这是一个不允许自由出入的宿舍，但仍有孩子不断地被送到这里，据负责人陶然说，有85%的孩子是被家长骗来的。
门口挂着的牌子是“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 这是全国最早创办的治疗网瘾的“基地”之一。基地一楼看来比较温馨，有音乐医疗室、绘画医疗室、认知医疗室，但音乐医疗室只是一个10平米的房间，一张办公桌、一个茶几、一个老式收音机，其它一无所有。来陪孩子们治网瘾的家长们则居住在四楼，每天交流孩子的情况。
在这个封闭的“基地“里，只有一个供应盒饭的地方，学员和医生分开在两边用餐。现有的90多个工作人员，分为三类：精神科医生、军事教官、护士。医生负责学员的心理辅导和药物治疗；军官以退伍军人为主，负责军训；护士负责学员的日常生活。
“2006年是最疯狂的一年，一年来了1500多个孩子。”陶然是北京军区总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2005年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成立之前，他的主要工作是帮助病人戒除烟酒毒瘾。接受采访时陶然烟不离手，一个小时抽了五根烟。“非典时期压力太大，染上了烟瘾，这几年我一直在努力戒烟，但是一直没成功。今年十一，我要继续努力，争取戒烟！”
从2005年基地兴办至今，陶然称自己收治了5000多个家庭，治好了4000多个孩子，平均每年1000人。
陶然的原理是——有网瘾的孩子70%以上都有病，因此要吃药。一个上初二的男孩来基地治网瘾，被诊断为注意力缺陷后，要每天吃一片药，一直吃到18岁。
“网瘾是精神病！如果全民都知道网瘾是个病，肯定要送医院！有些家长宁愿相信孩子没病，宁愿到那些什么学校，不愿到我这来，嫌我这里还吃药！”在陶然的治疗经验中，有40%患者都是注意力缺陷，都是需要吃药的。
陶然给他们吃的药主要为两种：择思达、利他林。“另外30%患者有抑郁、焦虑、社交恐惧等病的，也必须要吃药！”陶然说：“来我这个基地的70%的孩子都必须吃药！剩下的30%可以不吃，主要是心理治疗，但是用药物的话，会更好，那就不是用药抗抑郁、抗焦虑了，而是用药(银杏叶胶囊，主要有效成分是黄酮)改善脑细胞的功能，主要是保健，让孩子心情稳定、高兴。”
“基地从来不打孩子”，陶然说。但基地的学员，正读初中的男孩张明(化名)说：“学员犯了错误，教官会用板子打屁股或者罚站。还有的学员会进行行为矫正，就是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不允许与外界的任何人接触，与外界隔离。每天吃饭的时候由护士送进去，其他活动都不准参加。一般关在里面21天，也有人被关了28天以上。”张明两个月前被父母“骗”到基地戒网瘾，因表现良好，当上了基地学员班长。
“关长时间的禁闭是行为矫正里面的森田治疗，一个日本人发明的。”基地一位姓王的女护士解释道。
“孩子进来的时候这边是没有签任何协议的，第一个月我交了一万多块钱，第二个月交了9300块，我住在基地这边是25块钱一天。”一位来自福建的母亲证实费用相当昂贵。
“陶然是穿着军装的商人”——作为戒网瘾的同道和对手，同在大兴区的新动力阳光家园网瘾科主任王斌这样评价他。陶然则表示自己的工作只是职务行为。“基地是属于军区总医院的，收入都上交了。我们没一点特殊权利，跟内科完全没区别，没有照顾，我们军人为国家服务。”
网协的“心理基地”
9月10日，教师节。
下午5点半，北京永定路百乐宾馆内，一个名为“心理化实践基地”的网瘾治疗机构正在庆祝教师节，这是一场内部的座谈会。
“跟社会上的心理治疗机构相比，我们比较闭塞，要加快市场化进程。”曲家辉，该基地的总经理相当直白地说。
一个戴着厚框眼镜的中年男老师说：“我们应该扩大招生渠道，把普通学校的家长会、各个医院的心理科室都利用起来。”一位20多岁的长发女老师说：“我们应该揣摩每一个客户的心理。现在问题是把人带来了，但是留不下。”会议室的空气里，弥漫起了使未来“客户”迅猛增加的好点子和渴望。
曲家辉因为中午跟郝向宏等人“喝多了茅台”，表现十分亢奋，红着脸大喊：“同志们，向宏说了，我们不能出师未捷身先死！我们要竖起公益大旗，要当先驱，不当先烈！最后，让我们再一次为谭总的壮举鼓掌！”606房间响起了噼里啪啦的掌声。曲又说：“同志们，我们每次开会最后应该怎么做？”20多个老师把手高高举起、大声欢呼——“耶！”
曲家辉提到的郝向宏，是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的秘书长。这一基地正是由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授权，2009年2月26日在北京康隆盛世教育科技中心正式挂牌。“也就是网络协会授权、民间资本投资，基地是独立法人。”基地的总督导应力解释道。
基地业绩不算太好，挂牌至今共接收了17个孩子，应力称今年12月将开始正式大规模招生。
基地老板、康隆盛世教育科技中心董事长谭锋云敦实高大，黑红胖壮。他投资兴办该基地的原因就是自己的儿子老去网吧打游戏，不爱学习。“孩子上网成瘾，我是有切肤之痛！湖南株洲市所有的40多家网吧我都去过！儿子经过老师指导，现在起码算是正常了。”无独有偶，山东网康教育培训学校的老板翟振杰之所以投资办济南的基地，也是因为上初二的儿子逃学玩游戏。
谭锋云从去年开始筹建基地，今年把整个宾馆租了下来，可供800人学习住宿，每年租金600万人民币。一年来已经投了1700万人民币，“砸上了全部身家，用的是自己过去做生意、搞房地产挣的钱，按目前这个赔法，还能赔三到五年。这是一个公益事业，我只是想把这个事给干成，其次，干好！”
谭锋云颇显悲壮：“顶不住的时候，希望青少年网络协会能接手；我把这个事业做得有转机了，也希望他们能继续做。说实话，我现在很困惑。做生意几十年没当过被告，没惹过官司，办这个基地一年多就被两个老师给告了，我是好意培训他们，他们根本不领情。”
“谭总，我们要是实在混不下去了，以后就改治老年痴呆症吧，市场也挺大的，哈哈！”基地总经理曲家辉开玩笑说，两个星期前他刚从一个培训中心跳槽到基地，还没来得及印名片。
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上级主管单位为共青团中央。2006年2月26日，网络协会组织的“中国青少年绿色网络行动”活动启动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陶宏开和陶然都是网络协会的专家顾问，同为顾问的还有山东临沂网瘾戒治中心的主任“杨叔”杨永信，他以电击治疗网瘾，在2009年上半年引起全国争议。
“杨永信的电击疗法被卫生部叫停后，我们协会在政策上支持了他，给予他很大帮助。”秘书长郝向宏说，“网络协会确定的戒除网瘾的三个底线是：不合适的手段不能用；不能伤害青少年；监护人必须在场。”
陶然仍然是“实践基地”的首席医学顾问。但谭锋云说：“这只是名义上的，陶然在心理化实践基地不做具体工作。”曲家辉说，“基地名义上归工商部门管，实际上是网络协会管。团中央网络协会给了心理化基地很大的政策支持，我同时也是网络协会专家委员会的秘书长。陶然只是专家委员会的一个专家之一。
在陶然基地的蓝色宣传册上现在仍印着“团中央青少年网络协会等九部委、北京军区总医院联合组建”字样。
“高尔夫”基地
在北京市大兴区，还有一个“治网瘾基地”，名字叫做新动力阳光家园。
这里位置更加偏远，从北京市中心坐公交车，大约三个小时以后才能到达。
“你看，我们的篮球场，可以给国家队训练用；这个高尔夫球场，李宝惠秘书长经常会带着卫生部的老干部来打球。我们还有专业的乒乓球发球机和10套真人版CS装备，已经很久没人用了。”动力家园网瘾科主任王斌边走边到处指点，“我们还养了孔雀、乌鸡和拉布拉多犬，孩子们都很喜欢。”
这个“大公园”占地305亩，慢慢走完一圈要半个多钟头。亭台楼阁和新建的四合院交相辉映，从北向南，孔雀、乌鸡、拉布拉多犬等几十只动物一字排开，蔬果温室大棚就在它们对面。
来戒网瘾的孩子和孤独症儿童共享一个小楼，对面的小院里住着普通精神病人。“你看，那边的新四合院一建成，我们网瘾科就能搬过去了。”王斌指着十米外的工地说。防治协会的官方网站上写着：“阳光家园由国家投资建设，硬件条件在全国乃至亚洲的青少年健康教育机构中首屈一指。”此地的硬件确实令人咋舌——体育健身娱乐区达18000平方米，标准高尔夫球场、网球场、篮球场、沙盘游戏室、音乐美术活动室等一应俱全。
但这些并没有带来生源。自去年成立以来，该基地长期班只接收了十几个孩子。基地有12个老师——美术、体育、音乐、生活辅导员各一名，心理咨询老师3个，另有几个外聘专家，包括陶宏开。“防治协会一直在往里赔钱。一些设备是协会投入的，日常的后勤、人员工资好像是由农疗中心负责，这个我不是很清楚。”王斌说。
在阳光家园的招生简章上，该网瘾治疗机构的全称是“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新动力阳光家园”。
“动力家园业务上归防治协会主管；体制上属于医疗机构，实际是大兴区精神病院农疗康复中心的网瘾科，我们内部习惯把中心叫做基地。也就是说，我们基地是协会和大兴区精神病院一起办的，我也是协会的工作人员。”王斌介绍。
9月11日采访当天上午，王斌刚刚送走了来基地治网瘾的一对母女，这是基地近期的唯一学员。她走了之后，基地的教室、宿舍、治疗室全都空了。
“即使只有一个学员，我们几个老师也要围着他转，该开什么课就开什么课。”王斌揉揉眼睛，有点失落。
“李秘书长对这个事情非常谨慎，一直没有大规模招生。他给我们基地提出的总方针是‘不能二次伤害青少年’，反对暴力戒网瘾。”王斌说。
陶宏开也曾经是阳光家园五天夏令营广告中的活招牌，“2008年10月，李宝惠找到我，说协会在大兴有个基地，投资8000万。李要给我设一个秘密账户，说是每来一个戒网瘾的，给我1000元。”陶宏开气哼哼地说，“我当时没说答应，也没说不答应。”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秘书长李宝惠曾任卫生部官员。李宝惠对陶宏开的说法不置可否，他在电话里非常生气：“我不知道陶宏开是怎么想的，现在谈这些东西还有意义吗？！你说，说这个有什么意思！”
李宝惠说：“今年4月份确实与陶宏开合作过，但后来没有继续深入合作。两陶之争，我们并不偏向谁。我们将与哪个陶合作，现在也没定。”
在陶宏开的讲述中，卫生部曾经给过李宝惠两个课题，都跟戒网瘾有关。防治协会原定10月份在济南的网康举办首届全国戒网瘾专家大会，把所有戒网瘾方面的专家都召集起来开会。翟振杰表示，原来的确要组织一个“首届中国戒除网瘾学术研讨会”，李宝惠想成立一个行为成瘾委员会，但是没批下来。
王斌则给出了另一种解释：“协会内部有规定，会长换届选举跟协会改名不能同时进行。这次李秘书长可能要升任会长，协会想改名为‘中国成瘾防治协会’。”
但李宝惠否认了协会将要改名。“改名还很不成熟，还没有提上日程。”
各种“基地”名称的变化，有时是因为行业的归属感无处找寻。翟振杰在创办治网瘾学校的过程中，也是倍感困惑。2007年他开始办学校，需要找一个主管单位，但找了一圈都没人管。“教育局不管，找卫生局也不管，到底归谁管呢？先是找了山东心理卫生协会，挂在它下面，这还多亏是协会的书记帮忙。后来规定协会不能搞经营，只好自己再找，现在学校是归山东省工商管理局管。”
“国家该给这个行业一个规范。主管单位这方面的问题，政府有些部门是不作为。”翟振杰，这位从业者都对这种混乱感到极不适应，在治疗标准缺席的背后，还有更多缺失的东西需要规范。
相比民营训练营相当生猛的训练方式，有着诸多背景的各式“基地”看起来相当有规模，只是除了陶然的基地，其他基地仍在砸钱之中。身处其中的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将2009年的《中国青少年网络成瘾数据报告》的重点确定为“网瘾治疗机构的市场如何规范”。
“现在这个课题遇到了困难，我们需要得到社会的各方面支持，找到钱以后再委托中国传媒大学的团队来做。目前我们缺乏资金的支持，正在找钱的过程当中。”秘书长郝向宏有点无奈，“往年都是11月份出报告，今年只能是尽量争取了。”
(实习生李彪、于靖园对本文有贡献)
一个上初二的男孩来基地治网瘾，被诊断为注意力缺陷后，要每天吃一片药，一直吃到18岁。
“国家该给这个行业一个规范。主管单位这方面的问题，政府有些部门是不作为。”
导师应力
戒网瘾的机构中，应力名声很大，她在两个基地都当过“总督导”，熟悉治疗网瘾圈子里的所有模式，但是“导师”应力也一直处在争议之中。
文 本刊记者 苏枫
应力身材娇小、妆容清淡、长发披肩、气场柔软，是个典型的上海女人。
年近五旬的她有三十岁女人的面孔，六十岁男人的阅历，看尽人间冷暖之后，眼睛清澈明亮，神情困顿浑浊。
“基地”中成长的医师
应力年轻时在政府机关当公务员，搞文字工作。接着，她在上海电影艺术学院当了七年大学老师，教艺术心理学。当老师期间，应力患上了抑郁症，严重到一度想自杀。
“很多心理学大师都有过心理的创伤。我跟很多治疗师的区别是，我有很多直接的、间接的体验。我的心灵真正经历过灵魂的深夜，我自己也很愿意体验这种异度空间。”
2003年，抑郁症治好后，应力在上海一家精神病院进行了两个半月的“自我对话”，“非常痛苦，写下的那些东西我现在看到都会流泪。所有学心理咨询的人都一定进行过‘自我对话’。我有与生俱来的对人的热爱。”应力解释了自己何以从一名患者转化为心理咨询师的历程。
从2004年开始，应力在上海的几家心理咨询机构以心理咨询师的身份做兼职，对一些网瘾孩子进行临床治疗。她说：“04年网络成瘾才刚刚开始嘛，那时候大家还不知道网瘾是怎么回事呢。”
“应力这些年一直在流浪。”熟悉她的王斌说。2005年初陶然基地建成之前，得到陶然邀请，应力只身赴京，受聘于“军区总医院成瘾医学中心”，看了一年的门诊，在第一线做网瘾案例治疗。
从心理咨询治疗到药物理疗的全过程，应力逐渐的都熟悉了，她成为这一行业中相当知名的人物。2005年8月，应力成为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心理发展研究院院长。
“2006年，团中央就开始跟他们(陶然)合作了，搞了一个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专门收治网络成瘾的孩子。”应力说，基地一成立，她就被网络协会正式派驻陶然基地，担任总督导。
四年中，她亲眼见证了陶然基地的繁荣，也逐渐意识到“陶氏”治疗网瘾的弊端。
“吃药吃一百年，网瘾是吃不掉的！”应力说。“网瘾是生理、心理、社会环境不良互动的结果。网瘾绝不单纯是疾病！”
2008年，应力从陶然的基地跳槽到了中国青少年心理化教育中心实践基地(以下简称“实践基地”)，仍然担任总督导，主管基地心理咨询师的培训和网瘾治疗的临床指导。“在陶然那里，是从治疗出发，主要做个体、家庭、团体治疗；现在这边，把脑科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结合起来，更多的从预防的模式来看网瘾。”
不管是在陶然的基地还是现在的心理化基地，她一直都是青少年网络协会的人。
两个“导师”的口水战
跟陶然同是青少年网络协会顾问的陶宏开，现在则同陶然水火不相容。他报料称：“2006年8月，郝向宏派网络协会心理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应力进驻陶然基地，当基地总督导。因为应力的加盟，还把原来的总督导杨莹气跑了。郝向宏与陶然有私下利益，三七分成。基地收入的50%上交医院，50%三七分成。”
郝向宏回应说：“之前，网络协会和陶然的基地确实签过共同合作的意向书。陶然也确实给网络协会提供过经费，在网络协会搞的一些活动和《网瘾报告》中，他都力所能及地提供了支持。但是现在协会跟陶然那边已经没有契约性的合作，只是工作上还是有一些配合。目前网络协会是把心理化中心作为实践基地。”
“这里头特别乱，几句话根本说不清。网络协会本来就缺钱，他们跟陶然合作，陶然肯定会提供经费，这也是人之常情。”同处北京大兴的戒网瘾基地新动力阳光家园的网瘾科主任王斌说。
应力直言陶宏开完全是在报复自己，她回忆称2005年陶宏开想跟她合作办一个素质教育学校。“我这个人比较踏实，他又没有正规机构，我就没答应。2006年，他在深圳主办了个六天的班，我和金锐(网络协会副秘书长)都过去了。头三天我主讲，孩子都好好的，第四天他一开口上课，三个孩子当场就跑掉了！后来我到了陶然那里，他就开始疯狂地对我和陶然进行人身攻击，把陶然都气疯了！”应力非常气愤，“陶宏开这个人最爱出镜，他跟我说过，‘人生最重要的是上媒体，其次才是事业。’”
跳槽，挖角，互相指责，理念上的不认同，利益上的分歧使最初的合作者们逐渐分道扬镳。
目前在燕园博思心理咨询中心担任首席心理咨询师的杨莹在大学里的专业是哲学，2002年开始接触网瘾治疗，她称自己跟陶宏开合作挺多。她现在治疗网瘾孩子一般每小时收费1000元，每次的标准咨询时间是两小时。治疗一个网瘾孩子一般需要10次咨询。
应力指称：“杨莹就是陶宏开派驻陶然基地的奸细。说杨莹比我早到基地，真是可笑。她说孩子网络成瘾，是因为祖坟没料理好，让家长回去烧香！她还私自另外收费，因为这，陶然还被一个家长告上了法庭。杨莹在基地待了一个月，就被陶然赶跑了。”
但是应力的说法在杨莹那里另有一个版本，“ 2007年9月到12月，我在陶然基地当了三个月的总督导。因为我在，应力嫉妒地发狂，跟陶然拍桌子，说‘有我没她，有她没我’！陶然只好找到我说‘杨老师，你忍忍吧，她是团中央派来的。’我不想跟他们争，就回到了燕园博思。”杨莹说，“让家长去拜祖坟这事确实有，我觉得中国传统不能丢。”
身处网瘾治疗的江湖，名声与医术之争让从业者应力倍感疲惫。
“我真的太累了。”应力重重叹气。“作为心理治疗从业人员，支持系统太弱，来自政府、民众、家长的支持太少太少了。中国的心理治疗市场太不成熟了。我现在就一直想，真的，不做了。我一个上海的南方女人，漂泊在外，有的时候真想放弃。我的父母、我的女儿、我所有的家人都问我，‘这么累，你到底图什么？”
网瘾治疗需要道德底线
《小康》vs 陈彦方
陈彦方：世界精神病协会精神病诊断与分类标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的主持人。
文 本刊记者 苏枫
《小康》：您认为网瘾诊疗应该采用什么标准？
陈彦方(以下简称“陈”)： 我在卫生部6月份关于网瘾诊疗的会议上提出了网瘾诊断治疗的诊断标准和对上网行为的四大分类。
根据人群对网络的使用和依赖程度，可以将上网行为分成健康上网、亚健康上网、亚临床上网、精神疾病型上网。卫生部今年召开的有关会议只注意了把最后一种上网行为作为网瘾诊疗标准的对象，我认为是不够全面的。网瘾不仅仅是个医学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制订网瘾诊疗标准应该确立“大卫生”的概念。
《小康》：把上网人群分为四类的目的是什么？
陈：要对全体上网人群做教育和保健工作，不能说谁沉迷网络，谁就是有网瘾。
要对这四类人的不同上网行为分等级来处理：对于健康上网的人，我们要求他保持健康上网，从健康教育这个角度来教育，这主要是健康教育工作者和教师的工作；对于亚健康的人群的教育，主要属于心理教师、心理医生或者是心理健康工作者的工作，目的就是要尽快地帮助这些人自我调整，恢复到健康的状态中去；对于亚临床的人群，我们不希望他们发展到疾病，由临床心理学家和临床医生来帮助他们，他们不需要住院和系统用药；对于精神疾病这一类，要进行科学的专科治疗，严重者需要住院诊治，当然这只是少数。
《小康》：卫生部把网瘾定为疾病之后，临床的治疗会有什么变化？
陈：目前在临床上对网瘾的诊疗很不规范，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都在做具体工作。由于心理咨询师并不具备医师资格，网瘾被定为精神疾病后，作为真正的精神疾病就得专业的精神科医生来治疗。而精神科专业医生也需要有诊断标准和网瘾防治指南规范诊断和治疗。
《小康》：卫生部叫停电击疗法，杨永信的疗法到底是电击还是电疗？
陈：临沂那个基地我过去看了五次，我对这个基地的评价是三七开，功大于过。
电击和电疗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杨是使用了我们国家的DX-II型治疗仪，这个机器我90年代初期在英国作为访问学者回国后，开展专项研究的时候也用过，经过我们课题组的专项科研实际使用证明我们使用的这种仪器是安全有效的。
8月份卫生部开会，我提出来卫生部一定要组织一个课题组来对低剂量电刺激治疗(媒体称为电击)进行研究，强调不要做电休克治疗。这种方法也许会有一定治疗价值。这二者在专业上是有很大区别的。中华医学会电休克治疗标准是我主持制定的。有些记者根本不了解有关治疗，就对这个疗法批评指责，我看了很反感。
《小康》：你怎样评价目前网瘾治疗专家们使用的网瘾诊断标准？
陈：目前看来他们采用的都是严格程度比较低的标准，或者掌握标准不够严格，使一个过度上网的孩子比较容易被认定为有网瘾。我认为，诊断一个人是不是有网瘾必须依据一个严格的诊断标准。作为医生，有两个底线：法律底线和道德底线。在对病人进行诊断治疗的过程中，即使没有触犯法律，也会涉及道德问题。比如有些机构在治疗网瘾时因为追求利益，造成了一些治疗不当的问题——一种药可用可不用，他用了也没有违反法律，但是我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看得出来用这个药主要是为了赚钱。社会上确实有少数医生的医风不是那么好，在诊疗标准出台前，鉴别诊疗行为是否恰当难度更大。我呼吁每一个医生都把自己的工作认真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