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60年中国之“世界观”
60年来中国对世界的看法，沿着一条螺旋轨迹不断向前迈进，渐趋成熟
文/江涌 王力 黄莺
中国在变，世界在变，中国看世界以及世界看中国的方式也在变。
新中国诞生于特殊的国际环境，建国伊始又专注于国内改造与建设，即便在“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之闲暇看看世界，也只是“冷眼向洋”，世界的归世界，中国的归中国。然而，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如今中国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国际分工，时时刻刻关注着外部经济环境，关注着国际事务，关注着国际社会对自己所作所为的评价。
过去60年，中国对于世界的看法，并非只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并非从前到后或从左到右，而是沿着一条螺旋轨迹不断向前迈进，由相对简单逐渐走向相对成熟。
具体而言，中国的“世界观”的发展与变化可以清晰地分为三个阶段，这恰好与中央领导集体的代际交替相呼应：
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50～60年代，刚刚实现国家独立，主权问题异常敏感，对外部世界保持高度警戒；
第二个阶段是70～80年代，社会主义现代化成就与一系列军事与外交胜利，尤其是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中国的自信心与日俱增，加快走向对外开放；
第三个阶段是世纪之交的前后10年，迅速融入经济全球化，认清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形成“和谐世界”的理念。
思考框架在变化：
对立-平衡-统一
建国之初的20年，中国作为一个新生的主体步入战后国际体系，国家根基与实力有待巩固恢复，在世界格局中处于从属或边缘的位置。中国近乎别无选择地接受了一个两极对立的外部世界，接受了一个以矛盾和斗争为核心的二元观察框架。对世界的基本认知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关于世界的未来，“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在对待具体世界重大问题时，“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逻辑简单，立场坚定，态度鲜明。
上世纪70年代，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观察更加深入，思考更加成熟。此时，外部环境发生剧烈调整，曾经最可靠的盟友，变成了最危险的敌人，同时国内经济发展因受多种干扰而明显放慢。为了正确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更好地保障自身安全与发展，中国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并分别在三个不同的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的朋友。特别是，重视与自己同处于第三世界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使中国对世界体系的认识框架实现了“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平衡，成功地摆脱了对立与孤立，并因此恢复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由此逐渐揭开对外开放的新局面。
历史很快就翻过了两大阵营对峙的数十年，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尚未完全适应冷战结束的国际新格局时，中国已笃定了自己发展的方向。老一代领导人关于开除地球“球籍”的危机意识，成为中国积极应对全球化态势的思想准备。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再次遇到孤立的危险，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阻断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往来与政治联系。但是，中国已经形成了清晰的“世界观”，坚定“扩大开放”、“参与国际分工”的决心，中国领导人站稳脚跟，冷静观察，沉着应对，一一化解各类复杂困局，因此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并没有倒退。从1992年开始，中国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谈判，最终成功加入WTO，为新世纪的经济更上层楼迈出了关键一步。在中国眼中，先前相对离散的世界，不断演变成了相互关联的世界。
认识水平在提高：
直线-交叉-多维
1949年之前，中国的对外关系体现为旧中国羸弱的地位以及对外国列强的屈从。新中国成立后，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从根本上被扭转，中国人对独立自主和自给自足的热情被极大地激发，以至于将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理解为在独立的跑道上与世界强国赛跑，希望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赶超。20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囿于各种主客观因素，中国几乎退出了国际经济体系，香港一度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进行经济活动的唯一窗口。在这个阶段，中国对世界的认识是平行线式的，彼此之间似乎只存在此消彼长，不是你超过我，就是我超过你，只有竞争与零和，没有互利与合作。
经过20年的艰苦奋斗，中国不但没有超过英美国家，反而落后于战后白手起家的日本。这令一些先知先觉的中国人感到迷茫困惑，并开始反思自己的缺失与不足。同时，上世纪70年代东亚“四小龙”依靠外向型战略实现了高速发展，不仅给中国以新的巨大鼓舞，而且也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近距离的榜样。中国第二代领导人开始认识到“发展是硬道理”，接受“国际分工”的理念，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与国际市场发展自己的经济。这个时期，中国几乎同时与所有能够交往的国家改善关系，对外开放与经济合作由沿海向内地辐射，原先看来互不相交的国家发展路线在国际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汇聚成了浩浩荡荡的“国际经济大循环”。
在自上世纪90年代因冷战结束而开启的全球化新浪潮中，中国借助世界市场与资源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世界倚重中国促进增长、抵御衰退，总体上形成了互利双赢的格局。但与此同时，中国突然发现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倾销、补贴、侵权等经济摩擦越来越频繁，“威胁论”、“责任论”之类担忧与指责的声音有增无减。的确，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走向繁荣，并非在任何人眼里都是福音。整体获益、局部致损的情况有之；上层受益多、下层得利少的情况有之；表面要求合作、实际幸灾乐祸的情况亦有之……中国开始了如何理性学习与沉着应对一个多维的世界。
评判标准在调整：
苏式-美式-自式
新中国建立之初，关于如何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振兴与国家崛起，中国人依然没有底。在“一边倒”的政治生态下，中国在经济上也只能选择“苏联模式”——高度计划经济，而且中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也证明了该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明显的优点，如可以集中力量做大事，原始积累效率高、速度快并且道德高尚，避免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缓慢、肮脏与血腥等种种弊端。但是，这种模式的缺点在中国初步实现工业化后也逐渐暴露出来，在指令式经济模式下中国对苏联的经济依赖逐渐加重，同时国内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导致经济发展难以持续。
上世纪70年代初，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中美关系的改善为中国打开了另一条融入世界的通道。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由于美国带头实施经济制裁，加之国内经济陷入通胀上升和内需下滑的困境，中国领导人清楚看到效法美式自由经济模式的经济弊端与政治风险。在第二代领导人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开始认真而小心地探索着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在最近20年内，“美国模式”不断遭遇重大国际危机，而中国融入世界的“特色模式”越来越鲜活起来。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1999年阿根廷金融危机，尤其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不断揭示“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失败与自由资本主义的道德沦陷，同时在客观上也帮助了“北京共识”获得越来越多的肯定与赞誉。如今，中国已深刻地认识到“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中国已经清晰地向世界表明，绝对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处世心态在成熟：
急切-低调-从容
刚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挣脱出来的新中国，带着与生俱来的炙热革命热情。“革命的风暴席卷着全球，永远舍身迎向前方”，是那个时代富有代表性的扣人心弦的表达，这也是当时的中国人对自己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看法。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判断战争不可避免，要加快工业化建设，壮大国防力量，否则革命成果就可能丧失。在这种“备战”思维下，“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但事实证明，这种“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革命热情不仅在国内造成不小的困难，在国际上也引致孤立。
经过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冷静思考，中国人的政治热情逐渐被经济理性所取代。中国采取“韬光养晦，发展自己”的策略，开始低调地向外部世界学习所有的有效治国之方略：西方的法治观念与国际会计标准，英国和美国的证券法规，法国的军事采购制度，美国的中央银行结构，日本和“四小龙”的经济发展战略，等等，由此，中国的经济体制可谓是集世界优秀经济体制之大成。可是，在经济上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韬光养晦并没有消解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猜忌，也不能保证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不受干扰。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有了一个甲子的历练，中国看世界也就多了一份平和与从容。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已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关起门来独自发展，中国已经深深地镶嵌在这个世界中。另一方面，今日中国已非“吴下阿蒙”，她一旦感冒，周边国家(不久将来也许是整个世界)都要打喷嚏，因此必须习惯在挑剔的目光下壮大，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和平崛起的后起大国所必须经历的成长的烦恼。有调查显示，中国民众认为对“中国威胁论”不必非得反驳的人已经超过半数，表明中国人的心态正变得越来越大气。在这个利益与价值都相互关联、彼此互动的世界上，当代中国人正在培养站在中国看世界、从世界回望中国的世界观，从而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和谐共处。
观察方式在升级：
快照-广角-长焦
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看世界的途径狭窄，主要是通过派往国外的外交人员，而且受到两大阵营对峙的限制，主要是派驻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外交官。新中国的第一批外交官大部分来自军队，既不通外语，也不熟悉对外交流，但他们的亲身见闻与个人感受成为那个时代中国对世界的初步印象。显然，这个印象是直观的、粗略的和感性的，就像一张张只能辨认相貌的快照。
1971年，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中国向外派驻外交人员以及参与国际活动明显增多。在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后，前往国外求学的留学生逐渐增加。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外交人员与留学生多数前往以往联系较少的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他们有更好的环境、条件和更先进的知识和技能储备，也有更开放的机会和视野去感受世界、洞察世界。他们不仅学习各个领域的先进知识技术，还接触当地的社会和群众，广泛了解国外经济社会状况。他们就像给中国装上了广角镜头，中国看世界的视场大为拓宽，为以后全面融入世界体系以及参与国际分工打下了知识与经验基础。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大幅提高，国内企业走出去加快，普通民众赴海外求学、商务、旅游等机会增多。因此，中国不仅需要更加细致地观察主要大国和周边地区，而且有必要将注意力投射到更远的地缘角落，比如中国已成为拉美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与资金来源，并正式加入美洲开发银行；在非洲有着日益广泛的经济利益；作为世界海运大国，中国为应对日益猖獗的海盗问题，开始在亚丁湾部署护航力量；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要出资方，需要考察冰岛与东欧经济体的借贷需求与还款能力。因此，中国的政府、学者、媒体都在加紧学习将世界拉近、放大的观察力。
综观之，60年的中国之世界观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将历史跨度拉得更长一些，那么这种变化可谓是翻天覆地的。首先是中原即天下，而后九州就是天下，再后是世界的中央之国，泱泱大国。鸦片战争后，中国对世界的认识是混乱的，从近百年的华夷“体用之辩”即可看出端倪。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世界观有强烈的感情因素，描绘不久的未来必将是“赤旗的世界”，即都要纳入社会主义阵营。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置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中间地带，成为世界的“独行侠”，第三世界。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次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主动融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建国60年，既要看到已取得的巨大成就，保持前进的信心；同时，也应看到存在与出现的问题，否则会故步自封，失去进步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