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考量未来：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随着综合国力和自信心的增强，中国未来的发展越来越需要把握与应对未来国际环境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皇甫平丽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的相互联系空前紧密。研究中国的发展，更加不能离开对国际环境的分析和把握。
值此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瞭望》新闻周刊就中国未来发展的国际环境问题专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王在邦。他认为，60年来，中国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跻身世界强国之林的努力过程中既经历了挫折，也有成功的探索，这一历史进程波澜壮阔。其中一些成就举世瞩目，是对世界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未来的国际环境给中国的发展带来的既有机遇，更不乏挑战。”在王在邦看来，中国既要善于把握世界发展的趋势，善用机遇，抓紧发展，更要严肃面对来自自身和外部的各种挑战，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走出一条真正能够展示出中国模式独特性的道路。
未来世界发展四大趋势
判断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首先要看未来5～10年世界发展的几个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经济全球化进程应从冷战后的粗放扩张阶段转入一个调整和深化的阶段。“粗放”体现在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在短时间内通过不同方式朝市场经济转型，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范围迅猛扩展。在这一过程中，多数转型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还未达到完善。发达国家即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对此也没有做好准备，仓促应对，国际经济体系调整明显滞后，导致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中乏力无术。
危机后的“调整和深化”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经济结构调整更趋优化。发达国家不能继续走食利道路，不能完全靠金融扩张和发展衍生品牟利，金融业将“瘦身”，实体经济重新受到重视，一些国家甚至提出要“再次工业化”。适当回归实体经济也是解决失业问题的需要。新能源、信息、生物等技术革命和科技创新将会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可能性，其中绿色经济概念将越来越成为主流，但新能源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产业升级，还不清晰。
其次，国际贸易体系会继续完善。尽管仍有贸易保护主义干扰，但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机制已被证明是有效的，多哈回合谈判仍将继续，世界不会退回到保护主义的旧路上去。随着高新科技成果被广泛应用，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贸易结构、贸易秩序都将有所变化。
再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多少有所推进。美元仍将是核心货币，但世界储备货币多样化趋势增强，人民币的地位和影响力将会扩大。
最后，新兴大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将上升。它们将从发达国家手中接过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大旗，推动全球化与区域化继续深入发展。
第二个趋势是，随着力量对比更加均衡化，一个多极竞争和协调的时代能够到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实力相对弱化，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份额相对下降，中国等新兴大国群起崛起，地位相对上升，这一趋势仍将继续。但在力量对比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不会迎来一个完全多极的世界，各方力量仍有差距。
各国间的竞争态势将更趋复杂，并遍及几乎所有领域。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大国冲突和战争的后果难以想象，大国间的竞争会趋于复杂和激烈，但还是可控的。目前主要大国在和平地竞争而不是处心积虑地准备打仗。这是一种历史性的时代变迁。
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两国间的竞争和合作会日益具有全球性的影响，一个中美引领多极竞争协调时代有可能来临。之所以说中美协调有引领作用，是因为这种合作与协调不是排他的，谋求的也不只是两国独有的利益，因而能够获得其他大国的响应与支持。
第三个趋势是，全球性问题越来越突出。环境和气候变化、恐怖和疫情等问题都不是一个国家可解决的。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也不会无视这些问题，或者只从本国和本民族利益出发来处理问题。
第四个趋势是，信息化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国家关系互动越来越快，频率也越来越高。网络技术加速全球公民社会来临，影响国家关系的主体立体化。除了领导人外，非政府组织和普通百姓也可影响国家关系和对外政策决策。国家关系立体化和主体增多，要求外交不能局限在领导人和外交官之间，也需要民众的参与，外交也要相应立体化。
善用机遇继续赶超式发展
从世界发展趋势看，中国既面临机遇，也不乏挑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产业结构调整面临巨大压力。从全球来看，各国都面临经济结构的转型，那么届时谁能调整得更及时更好，谁就能占据更主动的地位。
今后10年，中国低成本优势仍可保持。机遇是巨大的，利用这一成本优势，中国仍可在全球产业转移中成为主要落脚点，抓住全球产业转移的龙头，继续赶超式发展。例如，在汽车和航空制造业，中国都会有很大发展机会。
中国的绿色经济也已经开始起步，风力发电和太阳能电池都走在前面。加快中西部均衡开发的进程也已经开始，其效果已经显现。中国今年经济增长“保8%”，西部发展作用巨大。随着东部产业优化，西部加快发展，实现梯度均衡发展，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会有一个“协奏曲”。
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影响力有一个新的提升，继续受到国际社会重视。多数国家看待中国作用上升日趋客观、理性，这有利于维护和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确保国家的稳定发展。
随着综合国力和自信心的增强，中国在国际体系变革和维护周边环境方面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争取更大话语权。但中国不会搞扩张，也不谋求单方面、过分排他的利益。
挑战主要还是来自自身
中国未来发展的挑战主要还是来自自身。回首过去60年，特别是近30年，中国成功解决了温饱问题，中国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了2.35亿。世界银行2008年公布的数据表明，过去25年全球脱贫事业成就的67%来自中国。中国扶贫开发取得的成就，为全球反贫困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中国未来能否可持续发展，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走出一条新的能展示中国模式独特性的路子来，能否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在实处，并长期坚持。
第一个挑战是，能不能深入地推进体制改革。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充分显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妨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体制机制性障碍和弊端尚未完全消除，同时又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需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第二个挑战是，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能否解决好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稳定、和谐，对中华民族的复兴进程将产生长远的影响。当前，我国民族地区改革发展形势总体上是好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善区域自治，促进各民族和谐发展，是一个新的时代课题。
第三个挑战是，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国内经济安全隐患会越来越突出。中国应汲取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警惕国内房地产领域的投机风潮和外资热钱的炒作，这些风险不可忽视。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动力要靠内需拉动，才能够真正将中国的发展导入可持续之轨。同时，还需警惕少数大型国有企业和跨国企业垄断支柱产业对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消极作用。而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来看，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不能满足于走加工制造的老路。
第四个挑战是，对外政策理论观念和体制机制创新仍然滞后，执行力也需要进一步加强。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能力，对突发事件的预知、预案和应变能力，即危机管理水平还很不够。中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际竞争的新来者，经验不足。随着中国企业今后进一步走出去，外部风险会越来越大，危机管理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近代以来，中国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处在世界事务的中心，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所以，要有主动谋划、自觉谋篇布局的新状态，才能应对未来复杂的国际环境。
《瞭望》文章：海外大家新论
21世纪要求一个与当前情况相适应的制度架构。在全球事务的重心向亚洲转移，以及美国寻找一个新的、有别于霸权主义但又与其领导力相一致的角色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憧憬一个建立在中美紧密合作基础上的太平洋框架，这一框架还应具备足够的广度，能允许太平洋沿岸其他国家实现各自的抱负。——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信息革命、科技变革和全球化不会消灭民族国家，但对所有国家而言，它们会继续使世界政治变得错综复杂。21世纪美国实力的悖论在于，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无法通过单干来实现其各种目标。正如现代组织管理中越来越通行分享式、参与式领导，当前的国际形势也需要更多的合作领导。——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
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中国亦需在自身发展进程中实践民主法制的理念。世界需要在多元基础上实现新的融合。——《历史的终结》一书作者、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日裔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
尽管金融危机在所有变化的维度上都产生了压力点，但对于金融危机能够带来一种全新的全球金融秩序观点，我们应该保持小心谨慎。金融秩序与世界政治之间的复杂联系表明，金融危机将会导致世界金融秩序的渐进性变化，而非革命性变化。——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兰德尔·杰曼
中国面临很多挑战。首先是制度环境问题，这是个大问题。中国很擅长工业化，所以部分地解决了这一个问题，但制度建设没有跟上，这非常必要。其次，从长远来看，在今后30年，我认为中国将面临一个人口方面的难题。中国现在人口相对年轻，但将迅速老化。届时，社会保障、退休、医疗成本等各种问题将日益严峻。第三个挑战是，中国需要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期望。随着对世界的了解越来越多，个人成就越来越大，人们倾向于提出更多的要求。政府需要不断地作出回应以维持社会稳定。我认为这是未来的一项重大挑战。——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戴维·蓝普顿
《瞭望》文章：学者荐书
王在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当今世界的复杂性超出任何现有论著的研究与分析，单凭任何一种传统哲学方法论都难以有效回答。理论来源于实践，把握未来世界和中国的前途，最重要的还是综合运用全面、系统、辩证与发展变化的观点，实事求是，密切跟踪，深入思考。
《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本书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世界的发展，影响较大。作者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交往平坦化、便捷化，人们间有更多即时性的交往，交流的障碍也越来越小。
《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作者：约翰·奈斯比特、多丽丝·奈斯比特吉林出版集团、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作者是未来学家、《大趋势》和《亚洲大趋势》的作者。此书拟于数月后以《对话：中国模式》为名推出中、英文版，面向全球发行。
查道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全球性转变：重塑21世纪的全球经济》(作者：彼得·迪肯商务印书馆2007年6月出版)作者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地理系退休教授。第一版《全球性转变》1986年问世，当时“全球化”还没有开始流行。专著目前已经出到第五版(国内翻译的是第四版)。该书从政策、技术、跨国公司等角度，通过追溯纺织、汽车等传统行业，电子、服务等新兴行业100多年来的演变历程，描绘了一个世界经济变化的复杂画卷。这些描述和分析的原本读者对象是欧美国家的专业人士，试图提醒他们如何去适应全球范围内的变化。对中国读者而言，书中所呈现的分析路径可能是最有用的，它能有说服力地提醒我们：要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中安身立命，我们需要眼观哪些路，耳听哪几方。
《全球变暖的发现》(作者：沃特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人类活动能导致大气温度升高，”这个命题在1936年就有科学家开始在专业场合提出。数十年来，在西欧和北美的发达经济体中，地球是否在变暖？人类活动是不是一个引起气温变化的诱因？该书描述了这个争论的变化轨迹，展示了科学与政策之间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的有趣场景。类似“气候变化”的“全球性挑战”，在多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用来打压发展中国家的工具？这本书能帮助读者找到自己的答案。
刘军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后危机的世界——驱动多极化时代的实力原理》(作者：东京大学教授田中明彦)该书强调，驱动世界体系变动的力量将更多体现在软实力和巧实力上。这是对旧有实力原则和传统军事理论的挑战，对于中国来说，今后智慧外交的重要性将更为凸显。
《亚洲三国志——中日印大战略》(作者比尔·艾默特为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前任主编)该书认为亚洲的新实力游戏将在中日印三国间展开。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国，但也是问题的中心；日本在下沉，强大又脆弱、老龄化；印度很有弹性，已进入增长新潮流，但和中国一样存在环境人口等成长的障碍。今后，这三个近邻国家间如何处理彼此关系以及与美国的关系，是“亚洲剧”的重要内容。
沈骥如(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外交新高地》(作者：王逸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这本讲中国外交的书，全面总结了新中国外交的历程，探讨了未来中国的大国外交。全书上篇主要讨论了中国外交体制和观念的改革、发展和进步；中篇以借鉴的眼光讨论了国际关系是如何进步的，世界体系是如何演变的，西方同行是如何捉摸扑朔迷离的大局的；下篇着重研讨更大范围的观念变革和制度创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