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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前身是宝安县，因此习惯上把土生土长的原宝安人称为“老宝安”。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李广镇不算“老宝安”，他生在广州，却被尊称为深圳的“活词典”。1950年8月，深圳刚刚获得解放还不到一年，14岁的李广镇就从广州辗转香港来到深圳“找事做”，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至今已超过59年。
李广镇被称为深圳的“活词典”，不仅因为他在深圳生活的时间长，更因为他的重要人生际遇都与深圳这座城市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并在不同阶段参与了深圳的发展决策，亲历、见证了深圳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一跃而起成为现代化大都市的全过程。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记者登门拜访已经74岁但精神头仍似壮年的李广镇，倾听他讲述深圳这座中国最具标本意义城市的“前世今生”，来管窥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桑田巨变。
从沙头角取道香港到县城开会
宝安县最大贡献曾是缴粮大户
1950年，14岁的李广镇从广州到香港投奔亲戚，看到当时萧条的香港，有点失望的他几个月后又回到深圳的前身——宝安县，在一家私营企业开始了他的奋斗人生。
“当时的宝安是一个边防县，因为解放前这里就是口岸，所以流动人口那时就有一些，主要是搬运工人、报关公司等等，为外贸出口服务。当时的流动人口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聚集有不少来自国内各地的地主、资本家等，他们对新政权心怀恐惧，逃到这里再观望一下，后来多数去了香港。当时去香港也不要什么证件。”
“宝安历史上就是个农业县，以粮为纲，基本没有工业，当时宝安县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就是每年上缴粮食1亿多斤，应该是广东最多的县之一。宝安的产粮基地主要在西部。”
回忆起当时的宝安县城，李广镇说，解放前县城在南头，1952年后又搬到离口岸较近的蔡屋围一带，“那时南头只有一条到广州的路，一条到惠州的路，还都是土路，想去盐田就没路了。当时沙头角的干部要过来县城开会，如果要坐车就必须借道香港新界从文锦渡绕进来，否则就只有爬梧桐山过来了，可想而知交通是多么闭塞。”
首个大型基建项目是深圳水库
港人坐专列到深圳戏院看演出
“深圳开始有些像样的建筑，那要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了”，李广镇告诉记者，当时为了扩大对外宣传，同时也是为了支持香港，深圳开始有了一些比较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比如1959年国务院和广东省支持深圳建设的深圳水库，就是深圳第一个大型基建项目，主要是为了解决香港的吃水问题。1963年前后又陆续建了深圳戏院、新安酒家、华侨大厦等等，“这些都算深圳当时最好的建筑了，新安酒家有四五层，华侨大厦有5层吧。”
“深圳戏院那时很厉害，邀请了全国很多著名剧团来演出，总政歌舞团、东方歌舞团、中国京剧院、中央交响乐团、河南豫剧团、上海越剧团等等当时最出名的团体都来过。这么丰富的文化生活当然也主要是服务于香港的，当时请了很多香港各界知名人士坐专列来深圳剧院看演出，为了方便大家，火车没有停在口岸的火车站，而是临时停靠在今天的茂业和平路店那里，这样就可以方便香港人下车步行到深圳戏院看演出。”
偷渡逃港潮困扰深圳几十年
亲历2个自然村 “人间蒸发”
1954年，李广镇从私营企业进入当时宝安县惟一的一家国有企业——宝安县贸易公司，公司后来合并改名为商业局。1961年，他又被调到葵涌区委（辖坪山、葵涌、大鹏三个公社和国营坑梓农场）当干事，完成了从企业员工到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身份转变。1969年李广镇被调到大鹏公社当书记、革委会主任，一待就是6年。正是在这一段时间，让他经历了至今刻骨铭心的偷渡逃港潮。
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摆脱了大陆解放初期的萧条，走上快速发展的繁荣之路。“和全国各地一样，当时整个宝安县国民经济面临崩溃，我们搞‘文革’的10年，正是香港经济腾飞的10年，两边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一边是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劳动一天的工分只有几毛钱甚至几分钱的分值，而香港即便只是一个新界的农民一天都能挣到50至80元。这种巨大的差异使得一股偷渡逃港潮从1955年开始持续到1980年前后，这也成了当时困扰宝安县委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从1955年到1980年，据不完全统计，宝安全县外逃有好几十万人次，成功跑过去的就有8万多人。“1955年以前也有逃港的，但那时主要是前面说过的来自国内各地的地主、资本家等，而以后偷渡逃港的主要是当地的群众，精壮劳力。”
其中，有3件亲历事件让李广镇“终生难忘”。
“第一件事，就是1969年4月7日，我到大鹏工作的第二天。当时我到东山渔业大队检查工作，要先踩单车然后搭船过海。下午我刚刚坐船回来，吃晚饭时公社的电话就响了，说送我过海的那条船已经装了人偷渡到香港去了；第二件事是1972年1月，现在的南澳鹿嘴村，一个山海风光特别优美的自然村，一夜之间，全村50多人除了一个走亲戚的人，全部逃港，后来了解到是被香港过来的一条船接走的。第三件事发生在两年后，这次是南澳的一个叫马料河的自然村，也是一夜之间，全村30多个男女老少全部跑光。这件事一天后才被发现，因为设在行政村的学校老师发现这个村的学生都没有来上课，结果到村里一看，已空无一人。”
回顾这一段历史，李广镇的心情很沉重，“身为干部，心里惭愧啊！”
“香港风”“批起来臭吃起来香”
在港考察被误认为“也过来啦”偷渡逃港其实是很有风险的事，有不少年轻人选择海上游泳偷渡，最近的距离也要1700米。这么多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偷渡逃港，原因就是一个字：穷。李广镇说，当时偷渡成功的村民不到一两年就开始寄钱回家，很多人都盖了大房子。他们寄回来的都是港币、外币，拿到中国银行兑换成人民币后还可以拿到“侨汇证”，凭这个“侨汇证”才有资格到华侨商店以很优惠的价格买到很多市面上买不到的“高级”东西。大鹏很多家庭的主要收入都靠这些偷渡出去的人寄回来的钱，“当时大鹏公社的人口也就16000人左右，每年汇入大鹏的外汇有200多万美元，村民个个盖大房子，每次到县城的华侨商店买东西都是大包小包回来，你说别人能不羡慕么，我们基层干部的工作怎么做？当时我们去做思想教育工作，批判资本主义，批判‘香港风’，群众私下都说，‘批起来臭，吃起来香’”。因为逃港潮，大鹏的青壮男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也极大影响了农村发展生产，“剩下的都是妇女，我们70％的生产队长都是女同志，每次开生产队长会就像开妇女大会”，李广镇说。
因为对干部赴港有很严格的限制，自1950年从香港来到深圳之后，李广镇再次赴香港已经是1978年的事了。当时，他已经到了县委，任宝安县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工业、外贸基地。“我带了9个人去考察华润、五丰行，在香港筲箕湾参观批发市场的时候，那里有很多流动渔民都认识我，他们看到我都惊讶地问：‘你也过来啦？’，以为我也偷渡了，真是哭笑不得。这次我看到的是一个和28年前完全不同的香港，用一个词形容就是‘繁荣昌盛’，商品琳琅满目，我们简直没得比，当时真是感慨万千，真正认识到了那种巨大的差距。”
改革开放使深圳开始赚香港的钱
最早“三来一补”企业是外贸公司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的政策才使宝安经济有了转机。先后任深圳市松岗区委书记、宝安县县长、县委书记的李广镇，亲眼见证了宝安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
“以前，别看深圳与香港山水相连，但供港的副食品都是从外地采购运过来的，深圳本地还坚持以粮为纲，只种水稻和一点花生。后来我们就想了，深圳这么远从外地运来副食品供港，为什么我们自己不种不养呢？这才借改革开放的东风开始大力发展种菜、养鸡、猪、鱼，积极发展鲜活产品。后来我们把10多万亩耕地改为鱼塘、菜地，到处建立鲜活产品基地。也可以说从这个时候起，深圳人才真正得到了‘毗邻香港’的好处。”
说起对深圳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三来一补”，李广镇说，现在很多媒体都说深圳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是石岩的一个工厂，其实“三来一补”是不需要注册公司的，只需要和外商签订合同就可以了，所以最早从事“三来一补”的实际上是外贸公司。1979年以后，“三来一补”企业像雨后春笋一样，遍及全县。开始时许多村、镇的仓库、饭堂、祠堂等都用来做厂房，然后，逐步进入集资、合作、独资、联营建厂房的快速发展轨道。整个县的经济搞活了，人民收入增加了，干部、群众感觉有奔头了，“从那时开始，偷渡外逃的情况基本没有了，生活好了，收入稳定了，谁愿意离开家？！”
贫穷“逼”出来新中国首只股票
200股份合作公司是重要财富
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撤县建市，成立深圳市。1981年，国务院决定在深圳市管辖下恢复撤销的宝安县。被任命为宝安县长的李广镇说，“此时，宝安县原来的‘老底’都留给了深圳市，当时的市委书记梁湘问我，你们把县城设在哪里啊？后来决定在现在的西乡建新宝安县城，当我到现场看时，那真是连一片瓦都没有。”
作为县长的李广镇心里着急，县城建设、基础设施、发展经济、行政事业、提高老百姓的生活，哪里不需要钱？另一方面，农村有了大量“三来一补”企业，原来用村里的饭堂、仓库做厂房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要求，盖新厂房也需要钱。情急之下，就想到了集资。“深圳搞了中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发行了新中国第一支股票，这都是被‘钱’逼出来的”，李广镇说。
“1982年冬，先是成立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建房办厂发展贸易。然后，为了扩大公司规模商议联合投资公司向全社会公开招股。要向全省、全国集资，这要有信用才行啊！于是，我们决定，第一，公司要制定章程，明确依法设立、入股自愿、退股自由、年终分红；第二，县财政拿200万元出来参股，动员党员机关干部带头入股；第三，设计印刷股票，同时对参股者发放股金证，登记股份分红派息。我们还在特区报上向全国、全省发出征股公告。记得当时全国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写信要求入股或者询问，就这样，第一批募集了298万元的资金，加上县政府拿出的200万，差不多500万起家。这件事确实冒着好大的风险，好在第一年下来，我们经营得不错，参股的人都分到了20％的红利，一下子就有很多人参股了。”
就这样，第一家经地方政府批准向社会招股集资的公司——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正式诞生，它就是在深交所上市的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宝安）的前身。而之后，深圳的股份合作公司也如同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现在回头看，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其实在税收、产值等方面的贡献并不是很大，但是他推动了全市股份合作公司的建立，这个意义就太大了。”李广镇说，现在深圳全市以原来的村为单位成立了200多个股份合作公司，按原值算资产总值超过600多亿元，现值则已经是几千亿元的规模了，可以说是深圳公有制经济的半壁江山。
从“三来一补”到转变发展模式
深圳每次都把握住了发展机遇
1984年3月，李广镇任深圳市副市长，一干就是11年。这个时候的深圳快速发展，每个领域都有令人激动的成果涌现。
“在商贸发展方面，深圳就创下了许多个第一：1990年，内地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在深圳市解放路光华楼西华宫正式开业；1992年华润超市进驻中国内地发展，并在深圳开设第一家分店——爱华店，这也是全国第一家超市；1992年，香港牛奶公司在深圳开设内地第一家7－11便利店；1996年8月，沃尔玛在中国第一家购物广场和山姆会员店在罗湖、福田开业；这些项目，都是在国家未对零售业对外开放之前由我们引进，在深圳率先建立和发展的。”
还有一件事令李广镇颇感骄傲，就是深圳建立起全国第一个农产品批发市场。“当时，我们考虑如何满足市民对农产品的需求？能否搞一个不用土地的大‘菜篮子’，吸引全国各地质量好、品种全、供应稳定的农产品都到深圳来销售？这就是布吉农产品批发市场诞生的原因”。李广镇说，最后由7家企业集资500多万，布吉农产品批发市场就建起来了。
回顾深圳改革开放后一路走来的历程，李广镇说，他很庆幸的是，深圳每一次都能比较好地把握住历史机遇，真正做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创新，做了很多别人不敢做的事，成就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圳奇迹”，也为未来新一轮发展打好了基础、积蓄了力量。
“从一开始搞‘三来一补’加工企业，到后来坚决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再到现在面对四个难以为继及时转变发展模式，高度重视自主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深圳始终在实践着‘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始终在努力开创一个新天地”。李广镇对这片浸透了他超过半个世纪心血的土地的未来更加期待：“深圳最大的经验一是大胆创新，二是吸纳人才。今天的深圳，凭借与生俱来的创新精神、日益优良的营商环境和不断提升的政府服务，依然是能够创造奇迹的地方。”(本文摄影：本报记者 林勤)
李广镇
个人档案
1935年10月出生于广州市；1950年8月到深圳，开始在私营企业工作；1954年11月进宝安县贸易公司工作，历任宝安县葵涌区委干事，附城、坪山公社办公室主任、副社长、社长、革委会主任，大鹏公社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宝安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等职；1979年3月起任深圳市松岗区委书记，市政府财贸办公室主任，宝安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1984年3月至1995年4月任深圳市副市长。1995年5月至1996年4月任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96年4月至2000年6月任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为广东省党代会代表，广东省六、九届人代会代表。2000年5月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