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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道新（前中）和晚辈的合影 本报记者 杜俊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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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家的老照片
■本报记者 杜俊岭 实习生 王晶
道光 年间，常道新的先祖常客珍创建了“义兴珍”钱号，后又开设7家商号。位于西安的“义兴泰”，以布匹生意为主，最兴盛时资本10万两银。
常客珍的生意大了，就给铺号起名叫“五经堂”，只因其膝下共有五子，常道新是其四子的后人。
渭南市临渭区固市镇板桥南村的“四明斋”里，现如今90岁的常道新和71岁的侄子常明祖居住在同一个大院里。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全国人民都在欢庆，常道新却乐不起来。进出商号的人，不再是往日的生意人，全是向常家讨债的债主。常道新和商号管事人商量后偷着作了决定，不把铺子交给政府，而是卖了用来还账——理由只有一个：欠的债太多，要还账。
2009年8月10日，渭南市临渭区固市镇板桥南村，时隔60年，90岁的常道新再提起此事，他笑了。
常家开始败落
到了1945年，由于战乱常家商号已是债务缠身，部分铺子不得不关门
常道新的笑意味深长，在这个曾鼎盛的商业家族，他的举动让同族无法理解，到如今依然有族人觉得“他就是个‘败家子’”。这位不到20岁就学做生意的人，又何尝不想把生意维持下去。
1937年，常道新不到20岁，第一次离开西安，前往陌生的四川，第一次走进自家商号，接触传承百余年的生意。清嘉庆年间，常道新的先祖常客珍，因贫困学习裁缝手艺，到四川寻找发展道路，在金堂县城设摊营生。道光年间，常客珍得到启发，创建了“义兴珍”钱号，后又开设7家商号。位于西安的“义兴泰”，以布匹生意为主，最兴盛时资本10万两银。那个时期，常家是鼎盛时期渭南钱庄的缩影，这个“陕西集团”已驰骋全国，全部资金已达2000万两银，贷放额达4000万两银。
常客珍的生意大了，就给铺号起名叫“五经堂”，只因其膝下共有五子，常道新是其四子的后人。作为东家代表，常道新参与生意，是从普通学徒开始干起，帮人倒茶水、擦桌子。“干完了学徒，才能真正接触生意，但也只知道些皮毛。”常道新说。那时有头有脸的大生意，东家都不管，真正管生意的是“管事人”（掌柜）。
常家也一样，由雇来的管事人打理生意，东家只等着分红，压根不用操心经营。常家那会儿生活平静，到了每季度最后几天，商号总会派人给家里送钱。只是常道新当上东家后，由于战乱商号经营每况愈下，分红也时有时无。到了1945年时，常家商号已是债务缠身，部分铺子不得不关门。
常家的衰落，给家族每名成员都留下了深刻记忆。
今年71岁的常明祖是常道新二哥的儿子，两家人的房子在同一个大院里。常明祖记得小时候，大家都在吃祖宗的“老本”，家里不停地贱卖东西，家里有个上了年头的铜镜，后面是个外国裸体女人，很稀罕的洋玩意，大伯（常道新）只卖了10块钱。
私卖商号还账
常家偷偷把大部分铺子卖了，只留了四川的几间，卖铺子的钱刚好够还账
常家实实在在地败了，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常明祖偶尔还能体会到有钱人家的生活，“族里偶尔还会聚在一起，我参加过两次祭祖，人很多，浩浩荡荡的，完事还给小孩子发吃的，一次给了我两个饼，一次是两个粽子。”而那时普通人家吃饭都困难。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村上人扭秧歌庆祝，常道新却有点不安：不知道新中国成立，这个家到底会变成什么样。
不久，常道新就感受到了变化，常跟生意人打交道的他，开始不停和解放军见面，商量常家商号未来的事。“政府说要把商号改了，说是改成什么工商业。”大家哪明白什么工商业，只知道要是改了，商号就不归常家了，要去工厂当工人。常道新没觉得有啥不好，反正商号生意不行了，不干也罢。
管事人常绍伯不同意，觉得祖上留下的产业，怎么能说给人就给人。“那时刚解放不久，都不太了解新政府，有特别多的顾虑，毕竟一大家子人等着吃饭。”常道新说，族里反对的人多，他心里也没底了，这事就暂时放下了。
常道新最操心的还是欠债，债主天天要钱，想躲都躲不及。家当卖得差不多了，这钱怎么给人家还。商号改工商业，政府能给点钱。常道新建议不行就改，毕竟给的钱还能救急。常绍伯没吭声，打听起铺子值多少钱。“不少人开出的价，都比政府给的多。”于是常家偷偷把大部分铺子卖了，只留了四川的几间，卖铺子的钱刚好够还账。“大伯为商号的事操心，家族其他人没这么想，还在等着月底的分红。”常明祖说，大人的事情孩子不关心，每天就是不停地玩，不过要躲土匪乱兵。他记得1949年，打“渭河拉锯战”，村上镇上都特别乱，土匪乱兵动不动就冲进人家抢东西。老百姓人心惶惶，晚上要拿钉子把门钉上，再用杠子顶上才敢去睡觉。后来，大家嚷嚷着“建国了”才安宁了。
赶“时髦”离婚
“废除包办强迫婚姻，实行男女婚姻自由。”常道新不久把这派上了用场
常家商号到了1950年全部都关门了。常道新过起普通农民生活，对从小没干过农活的他来说，任何事都要从零开始，每天累得连话都不想说。
在家人和同村人眼中，常道新还是个“另类”，因为他赶“时髦”离了婚。这事要从他24岁时说起，那年经人介绍他成了家，娶的姑娘是西安人，讲究门当户对，媳妇家自然条件不错，也是有头有脸的生意人。那时，常家还有很多商铺，常道新经常往返于四川陕西，媳妇在西安照顾着家。富裕人家出身的媳妇，习惯了有钱人的生活，大把花钱从不多考虑。
随着常家生意走下坡路，钱成了大问题，两口子开始吵架。这一吵吵到了1950年，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关于这个事，常道新记得最深的是：“废除包办强迫婚姻，实行男女婚姻自由。”没想到学习的内容，不久就派上了用场。
1950年的一天，因为钱的问题，常道新夫妻又吵开了，话越说越难听。“大家生活都挺困难，我也没办法弄钱，她说我没能耐。”常道新皱着眉说，他其实早就受够了，给媳妇放了狠话：“现在解放了，我就是这么个情况，你看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算。”两口子吵得很厉害，还动了手。一怒之下常道新拿起铺盖，直奔区政府要求离婚。很快离婚就被批准，西安的房子给了前妻，他回了渭南老家，到生产队学习当会计。
如果说离婚使常道新的生活发生了变化，那不久即将到来的土地改革，影响的就是他们整个家族。作为家中一分子的常明祖，自然也没办法置身事外。运动中，工作组的人说，常明祖家是“中农”，分地肯定也跑不了，但考虑父亲过世，孤儿寡母，老宅南花园归了他家。家里虽然紧张，但日子还安稳。
钢笔手帕订婚
常明祖念叨，当时给林朝霞的定情信物是支钢笔，而朝霞给自己的是块手帕
1957年，常明祖从西安煤炭工业学校毕业，就在那年他订婚了。未婚妻林朝霞刚上完小学，父亲是秦腔票友。常明祖的父亲也是票友，两家长辈早就认识了。后来委托朋友介绍，帮两个孩子牵红线。
第一次见面，林朝霞看了看常明祖。“凑合，还行！”年轻时的林朝霞很漂亮，细挑的身材，两条黑亮的麻花辫，很是招人喜欢。常明祖第一次见到她就很喜欢，但嘴上没说。见了一面，双方都没什么意见。此时，常明祖被分配去了兰州，而且很快就走。临走的那天，常明祖去了林朝霞家里，呆了一会，告诉林朝霞，他下午去兰州，问朝霞愿不愿意跟自己，要是愿意，现在就跟自己回家吃定亲饭。
林朝霞慌了，父母没在家，自己一个大闺女，总不能就这样跟着回家吧。找了一圈，看自己的姨在家，就喊来跟着自己一起去了。在常明祖家，妈妈早就开始忙活着做饭，这顿饭在当时的农村很隆重，老太太做了压饼子，特意炒了几个菜，在家等着未来儿媳。
至今，林朝霞依然记得自己站在院子里，婆婆给她摘桃子吃的场景。两位老人订婚的事情，经常被儿女拿来开玩笑，他们称老两口是“一见钟情。”
那时的订婚很简单，“大家都穷，没什么好东西。”常明祖念叨，当时给朝霞的定情信物是支钢笔，而朝霞给自己的是块手帕。交换了那支钢笔，那块手帕，他们就算是订婚了。晚上，常明祖去了兰州到了煤矿，一走就是一年半。这一年半来，两人之间的联系只能通过书信。
自行车接新娘
“我家借了两辆自行车去接亲，在村里，那可是最早用自行车接媳妇的。”
1959年，常明祖回家了。这次回来就是为和林朝霞结婚。那年中国陷入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物资很贫乏，但两人的婚礼办得很“特别”。“我家借了两辆自行车去接亲，在村里，那可是最早用自行车接媳妇的。”常明祖说，自行车接新娘子，当时在村里可是赚足了面子，老人现在提起来依然很自豪。
每提到结婚的事，林朝霞就特不乐意，“当时他告诉我这边没吃的，让我家送亲的少来几个人，结果我结婚那天，娘家就只来了5个人。”结婚置办东西，现在看来很寒酸，但当时很不错了。常明祖给林朝霞买了一套咔叽布衣服，裤子还是男式的。朋友给常明祖送了一红一绿两块缎子的被面，刚好用来缝了两床被子。最值钱的是婆婆把传家的一对玉镯戴在了林朝霞的手腕上。
娘家陪嫁的东西也很简单，两只碗，两个鸡蛋（喜蛋）。当时家里没钱，吃不起食堂饭，只能自己备酒菜。买不起白面，就用苞谷面和着麦子面蒸馒头。酒只打了4斤，菜和肉买是买了，但是很少。村里来了好多人，到后来，就没吃的招待客人了。没办法，只能买了些挂面回来救个急。结完婚，算了算，花了100多块钱。
婚后不久，常明祖又前往甘肃，林朝霞留在渭南。1960年3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常红亚出生。“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受罪啊。”林朝霞说。那时没吃的，林朝霞和孩子口粮加在一起，5天给了4斤粮食，又在月子里，根本不够吃。有次，在食堂，婆婆看到食堂的管理员多给了做饭师傅半块馍，说那是师傅孩子的口粮。做饭师傅有个孩子，和常红亚一样大。婆婆就也去要，管理员不给，争着争着两人就吵了起来。
到最后，那半块馍也没要来。“今天想起来，觉得很丢人，但那年月，这半块馍，就是救命的粮啊。”林朝霞说。
家里箱子被封
贫下中农协会主席带人封了常家的箱子。要开箱取东西，得先写申请，打报告
运动又来了，常明祖家的成分从“中农”又变成了“破产地主”。
1965年10月，贫下中农协会主席带人封了常家的箱子。要开箱取东西，得先找贫协写申请，打报告，批准了后，由贫协的人来家里开箱。入冬后，二儿子常红文出生，棉衣棉被封在箱子里，林朝霞的婆婆去找贫协的开箱，但一直找不来人。拖了好多天，才找来开箱的人。
不仅取东西受限制，亲戚到家来也受限制。家里来人时要先去贫协报到，得到许可后，在贫协陪同下再到家。林朝霞的姐姐听说妹妹生了，挎着篮子，装了几个馍，拿了两个鸡蛋赶来看望。走到门口，被贫协的人拦了下来，里里外外地搜个遍。临走，又被里里外外地检查了一遍。林朝霞看着姐姐被搜查，就哭着告诉姐姐，回去告诉父母，不要再来看望自己了。
月子里，家里没粮食，就弄些烂菜叶子，拌着糠吃，林朝霞常饿得半夜里睡不着，坐着哭着等天亮。后来，村里收了胡萝卜，需要储存起来，村支书打算放在林朝霞家的院子里，林朝霞直接对村支书说：“你放在这行，但提前给你说，我肯定要吃。”村支书说：“放谁家都被吃，你家人少，一个女人带两个孩子，再吃能吃多少？”就是靠胡萝卜，林朝霞才下了奶，和孩子一起渡过难关。
1966年，当会计的常道新，成分是“小土地出租”，本想着不会赶上运动，但发生了意外。“那是个下雨天，刚收的粮食怕淋雨，就放到了仓库里，没人给我说放了多少粮。”常道新说，后来发现粮少了很多，说是被他偷走了，就这样他被卷入了运动。
远在甘肃的常明祖，因为成分问题，预备党员也转正不成了，一开批判会，便被揪出去。
平反摘帽子
1979年，常明祖也平反了，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不仅被评为总工程师，还升为副矿长
1978年12月，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全面展开。“平反、摘帽子”的消息，常明祖是从报纸上看到的，赶紧拿给林朝霞看，林朝霞听到这个消息时，一下子哭了。林朝霞的父亲在国民党时期当过乡长，入了国民党。解放后，一直被管制着。整整30年了，想着父亲帽子要被摘了，林朝霞激动得哭了。
1979年，常明祖也平反了，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不仅被评为总工程师，还升为副矿长，家里日子慢慢好起来。1983年，大儿子常红亚结婚了，儿媳和林朝霞是同乡。婚礼在矿上办的，很是热闹，摆了好几桌酒席，还买了一套家具。常明祖算了算，当时红亚结婚除去酒席花了1500多元，是自己那时候的十倍还多。
结婚后，儿媳拿出1000块钱私房钱，买回了常家的第一件家用电器，也是当时矿区第一台彩色电视机。“东芝牌，进口的，14英寸，当时时髦得很。”常明祖说。电视买回来后，那段时间正在热播连续剧《霍元甲》，常家便夜夜爆满，最多时候一晚上坐了32个人。
1985年，长孙女常青出生，常明祖当爷爷了。对于这个最先到来的第三代，常家可是没少激动。林朝霞回忆说：“当时医院检查了说要剖腹，心想坏了，怎么生孩子还得手术？”全家人都很紧张。看到孙女平安降生，林朝霞说：“咱家不重男轻女，这第一个不管儿子女儿，我们都喜欢得很。”如今，常明祖最小的孙女也已10岁了。3个儿子，两个女儿，3个孙女，两个外孙，人丁兴旺。
盖起“四明斋”
常明祖盖了“四明斋”，之所以用这个名，是因为南花园以前有个亭子就叫四明亭
如今提起祖上的富贵，常明祖说：“他们再吃得好，也没我们现在吃得好；再过得好也不如今天人过得好。”从工资上，就能看出日子越来越好。1957年常明祖刚工作，工资36.5元，“文革”时涨到62.5元，“文革”结束后涨到70元，上世纪80年代初是120元，赶到1981年退休时，工资涨到了900多元，现在，他每月的退休工资是1900多元。
渭南市临渭区固市镇板桥南村的一户农家院，高大的红漆大门，院落里栽了很多桃树，正对大门是间九成新红砖青瓦大屋，对开的门上有石砌的匾，上面有用楷体书写的“四明斋”几个字。这里就是常家曾经的南花园，常明祖4岁那年，围墙外曾经是3间大瓦房，早年是给看花园的园丁住的，围墙边原本是流水亭台，很漂亮。如今这个院子里，有常道新和常明祖两辈人的家。
当年的少东家常道新，今年已经90岁了，身体还不错，就是耳朵有些背，两个女儿在西安，他自己照顾着日常生活。“这是村上组织拍的。”他指着墙上的新照片说，马上就要拿寿星证了。
常明祖的儿女在甘肃，渭南的家偶尔来看看，大部分时间呆在甘肃。前两年，他盖了“四明斋”，之所以用这个名，是因为南花园以前有个亭子就叫四明亭，他想恢复这个花园的原貌，但是花费太大，建不起，就给新房取名四明斋，给自己个告慰，也给子孙后代一个念想。
常家大事记
1949年
常家变卖商铺，常家商业彻底没落，开始谋划新的生活。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常道新和第一任妻子离婚。
1952年
常家的土地被分，常明祖家得到老宅南花园。2007年在老宅院里盖“四明斋”，也算给自己一个告慰。
1960年
常明祖的第一个孩子常红亚出生，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家里生活条件更差了。
1966年
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常明祖入党转正被推迟。
1979年
常明祖得到平反，如愿以偿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仅被评为总工程师，还升为副矿长。
■名词解释
三大改造
三大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叫农业合作化运动。从1951年12月开始，党中央颁发了一系列的决议，规定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到1956年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阶段后基本完成。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11月开始至1956年底结束，全国90％以上的手工业者加入了合作社。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4年至1956年底全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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