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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歇浦在拍摄现场
□晚报记者 蔡颖实习生 曾索狄 报道
1987年，国务院电影局首次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概念，主旋律影片从此诞生。四年后，上影著名导演李歇浦执导了他的第一部主旋律影片，从而开始了他近二十年对此类题材影片的不断探索与创新，他最大的心得是：“越是主旋律，才越要精雕细琢！”
《开天辟地》：
毛主席也是活生生的人
1991年，主旋律影片迎来第一次“高潮”，李歇浦拍摄的《开天辟地》也是其中佼佼者。 “当时这部片子是庆祝建党70周年的，讲的是建党的过程，是一部史诗般的影片，很难拍。 ”谈到自己首次执导主旋律影片的过程，李歇浦记忆犹新：“刚开始我们请了四组编剧和作家来创作，每组写的都是独立的一个本子，最后看他们哪个本子好。 ”
不仅剧本精雕细琢，在演员挑选方面，李歇浦也力求找到外形气质与历史人物最接近的演员，“有一场戏说的是邓小平在法国留学工作的情况，虽然镜头不多，但我觉得一定要找到像的人来演。当时我们是依着邓小平一张16岁时戴着鸭舌帽的照片来找演员，最后是一个副导演在某所大学食堂门口看到一个学生，像得不得了！”在影片后期送审时，这名外形酷似邓小平的学生也获得了中央领导的赞赏，“这个16岁的邓小平怎么会这么像！ ”
不过，让李歇浦最感压力的，还是如何客观地刻画历史人物、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比如说毛泽东，当年是一个满怀激情充满强烈忧患意识的革命青年，我们塑造时，就要创造活生生的青年毛泽东的形象，不能把他神化。 ”有了这样的思路，《开天辟地》中出现了许多以往影片“不敢拍”也“拍不出”的镜头，其中就有青年毛泽东在恩师杨昌济坟前下跪、陈独秀送茶叶蛋等片段。
《开天辟地》放映后得到了不少史学专家的高度肯定，“我的感受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主旋律，哪怕题材再宏大，都要以史带人。如果把人物淹没在历史事件中，就很难打动人。 ”
《走出西柏坡》：
我们一直在“进城”
《开天辟地》取得巨大成功，影片不仅入选当年度“十佳影片”，更一举斩获第12届金鸡奖故事片特别奖和最佳编剧奖。 2001年，在建党80周年之际，李歇浦再度挑起大梁，拍摄了《走出西柏坡》。
《走出西柏坡》聚焦的是从革命胜利到建国这段转折期的一些重要问题：如何从革命者变为执政者，如何从创业到守业？“我们也在思考：在描写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时，除了刻画伟人，还能不能写小人物和普通人？ ”李歇浦说，这一尝试是艰难的，但他深深明白，主旋律影片也要拍得好看，如果只是一味描写前方大战与后方会议，很可能会拍成一部“记录片”，无法撼动观众。
在历经13次修改后，剧本最终锁定以描绘毛泽东身边警卫员耿涛和战斗英雄马宝山为主，而将伟人的宏大思想作为影片的灵魂贯穿其中。李歇浦着力刻画了耿涛和马宝山代表的两种不同的“进城”思想：“马宝山是一个战斗英雄，但进城后他的农民意识没有好好适应新的革命形势的需要，最后在‘糖衣炮弹’前犯了错误，进了牢。而耿涛是从毛泽东身边派去接管天津的，到了天津后参加建设，他贯彻了毛泽东的思想。 ”
在李歇浦看来，这两种不同的“进城”方式，其实在任何时期都存在。“在七届二中全会时，毛主席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我们不要做李自成’，也就是进入一个新的革命阶段以后，不管你过去功劳有多大，你的观念一定要与时俱进。”这一思想在影片中的表达，让不少老干部观影后大为感动，“建国时我们是第一次进城，但到改革开放，我们是第二次、第三次进城，每一次都面临新的挑战。 ”
《邓小平1928》：
在主旋律影片中加入新手法
尽管如今主旋律影片演员选用大牌明星、拍摄手法加入类型片元素的现象已见怪不怪，但在2004年李歇浦拍摄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献礼片《邓小平1928》时，这些模式还很鲜见。 “当时做的一个很大的尝试，就是把类型片中用的惊险手法用到 《邓小平1928》里去。我们的考虑就是1928年其实是一个白色恐怖时期，邓小平等革命党人所处的环境非常危险，他们甚至随时都可能被出卖。这样的内容决定了我们可以尝试引入惊险的样式。 ”李歇浦坦言，在内容适合的情况下，将类型片拍摄手法引入主旋律影片，可以提高影片的观赏价值。
引起更大争议的，则是李歇浦启用了香港演员余文乐出演邓小平的助手、革命者薛浦生。当时不少人质疑，像余文乐这样对历史知之甚少的香港演员，如何能够担纲起一个严肃厚重的革命者形象？李歇浦回应说，演员与人物气质是否相符是他考虑的第一要素，此外，导演也可以通过辅导让演员对历史、对人物有更深的理解。在拍摄期间，剧组副导演就曾受托为余文乐补了三天的“历史课”，“我们给余文乐看了很多资料，他回香港后还专门找港大教授补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知识。 ”
“我的体会是，越是主旋律，就越是挑战。不能占题材的便宜，而要更刻苦地动脑筋，在艺术和人物塑造上下苦功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