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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袁振英被认为是中共建党史上的重要人物。此外，作为《新青年》的编辑与撰稿人，他主持的《新青年》“俄罗斯研究”栏目，也被认为是《新青年》变成红色杂志的一个象征。
日前，《袁振英传》一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由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传记，用文字再现了袁振英的一生，填补了袁振英研究的空白。
■人物档案
1894年7月生于东莞县温塘乡。
1915年6月考入北京大学西洋文学系。
1918年6月，在《新青年》杂志第4卷第6号“易卜生专号”上发表著作《易卜生传》。
1920年7月，在上海遇到陈独秀，帮陈独秀组建共产党组织。同年8月，参加中共发起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参与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充当陈独秀和俄共(布)远东局代表魏金斯基的翻译，参与重建广州共产党活动，成为广州共产党组织成员之一。同年8月，公费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读书。
1979年1月，因病去世。
1952年12月，经周恩来总理的介绍，一个失业两年之久的人来到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一年后，此人被调往广东省文史馆做馆员。馆员的工作虽然清淡，但却是终身制的。从失业到终身都有工作，周总理的这次介绍使这个人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个人就是袁振英，袁崇焕的后代，东莞温塘人。
周恩来为什么要给袁振英介绍工作?袁振英和周恩来是什么关系?
在一份于1955年填写的《广东省文史馆工作人员登记表》中，袁振英写有自己和周恩来的关系:法国同学。
袁振英的女儿袁昌淑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听我父亲说，他在法国留学期间，收到过一份通知，是中国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通知书，署名为周恩来。我父亲说他此前和周恩来并不认识。当时他由于很忙，后来就没有参加成立大会。”
如果那时周恩来和袁振英并不相识，那么，周恩来为什么要寄一份通知给袁振英呢?
关于这一点，袁振英曾对女儿说，他留学前在《新青年》上发表过多篇文章，可能周恩来看过他的文章后记住了他的名字，所以就给他寄了一份中国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通知。
主编“俄罗斯研究”专栏
如果上述说法成立，那么，袁振英究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什么文章给周恩来留下深刻印象?
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立平称，袁振英曾在香港读书，英文功底比较扎实，1915年秋天，袁振英考上北京大学文科学院，是该校唯一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译文和著作的学生，其才能得到陈独秀的赏识，这些都为袁振英后来在《新青年》上发表“红色文章”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1920年7月，袁振英来到上海，陈独秀见到他，要求他“帮忙一切”，于是他留在上海协助陈独秀，并为《劳动界》、《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撰稿，担任《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的编辑。
《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特设“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经验，袁振英担任这一专栏的主编。袁振英在这个专栏发表译文24篇，占到这个专栏文章总数的三分之二。
当时每月袁振英只能拿到100元稿费作为工资，还要扣除膳宿费，生活比较清贫，但他坚持用笔杆宣传马列主义。
事实上，《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并不是偶然的，中共发起组成立后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通过创办刊物宣传马列主义。
陈立平在《袁振英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作用》一文中认为，袁振英在《新青年》“俄罗斯研究”这个“树旗帜”的专栏上传播马列主义所发挥的作用，是当时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无法相比的。
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换句话说，那时的袁振英，实际上在为中共发起组工作。那么，中共发起组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1958年9月5日，袁振英填写了一份干部登记表。在这张登记表里，袁振英清楚地写着“曾参加共产党小组民九”的字样。民九是指中华民国九年，也就是1920年。根据史料的记载，袁振英于1920年8月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成立于1920年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历史表明，它并不是上海地方性的党组织，而是全国各地以及国外中共党组织创立的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
根据陈立平的研究，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先后参加中共发起组的人总共16个，袁振英是其中一位，陈独秀是这个小组的书记。
1920年冬天，广东省政府聘请陈独秀和袁振英到广东教育界任职，陈独秀借机在广州宣传社会主义和发展共产党组织。
当时去广州的还有共产国际的魏金斯基，他和陈独秀一样，都不懂粤语。袁振英和陈独秀既是师生，又一起共过事，而且能讲粤语和英语，所以他就成了陈独秀和魏金斯基身边的传话人，充当他们的翻译。在广州，由于陈独秀和袁振英的这种密切关系，袁振英被当时许多人称为“陈独秀的手足”。
自评一生有功无过
然而，就在中共一大召开前两个月，袁振英赴法国里昂大学留学。此后，他再也没有过组织生活，自动脱离了党组织。
从里昂大学博士院毕业后，袁振英就回到国内，主要从事教学、编译和文史研究工作。
袁昌淑女士回忆到:“解放后，我父亲失业了，没有办法维持生活，不得已于1952年给周总理写信。同年12月，我父亲被安排到广东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1953年调往广东省文史馆。”
对于周恩来的帮助，在《袁振英传》中有这样一段表述:“袁振英曾经说过，周恩来知道他的为人，所以才会介绍他工作。这些都归结于周恩来惊人的记忆力和对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关怀，这也是对袁振英参与建党之功的一种补偿。”
1979年1月，袁振英因病去世。在生前，他评价自己为“共产主义马前卒”，并说“我的一生对于人民是有功无过的”。
□对话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2003年8月，在广州中山大学，袁振英的女儿袁昌淑曾与记者谈起过他的父亲，以下为当年对话的摘录。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父亲一生比较坎坷，现在关于他的文字资料很少。
袁昌淑(以下简称“袁”):本来我也想写写我的父亲，但是由于身体原因，一直没有动笔。后来家中起火，很多东西都被烧了，现在我也没有太多的资料。
记:考上北大对你父亲后来的影响很大?
袁:是的，他在北大学的是西洋文学。那时他们还创建了实社，出版新思想刊物，参加这个社的人都要遵守社规，不能抽烟喝酒等。他还说，当时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也看过实社的刊物，毛泽东后来在谈到实社时说自己受到实社刊物的影响。后来运动时，有人质问我父亲:你怎么能说毛主席受过你的影响?
记:你的父亲当时也是风云人物，为什么一直没有谋个一官半职呢?
袁:我父亲不做官，他还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记:你家里经济情况一直都不是很好?
袁:解放前中国长期政治动荡，民不聊生，文化只是上层建筑，不少知识分子失业潦倒。我家生活长期都很清贫困苦，我在省立中学(执信中学)上学时，父亲曾领着我到老乡的店铺借钱交学费……每次借钱时父亲都会声明发工资即奉还。
记:在你眼中，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袁:我父亲常爱说，一生两袖清风，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也就是他所具有的崇高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吧。
□评价
这样一个人物(指袁振英)，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上，曾经实实在在地存在过，而且发挥过重要作用。
他参与过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与共产国际派赴中国帮助建党的人员有过密切的接触，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的上海“中国共产党”、“广州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应该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
因此，我认为，虽然袁振英不是我们可以按通常那样简单、标准的模式来勾画、理解、评判的人物，但他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应该得到实事求是的肯定；他一生数十年的活动，也可以当作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侧面、案例或背景来研究。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
策划南小渭
撰文本报记者南小渭
摄影本报记者苏仕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