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王夕全，威海市羊亭镇贝草夼村，1923年11月生
采访者：王睿盛林广
和参加过革命的其他村民相比，我似乎很难挺起腰板，家门口挂着的“光荣人家”红牌也比别人晚了几十年。我不像别人那样在枪林弹雨中冲锋，但我经历的艰辛、承受的痛苦一点不比别人少，我是个地下工作者，在日伪军碉堡内做卧底，被人骂作“二狗子”。
红色卧底：
“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
1943年，在羊亭镇鹿道口村北的鬼子据点，虽然一个小队的日军已经撤回了威海，但一个中队的伪军还驻扎在那里。那时的我只有20岁，家里一贫如洗，也没有自家的耕地。当时，我很想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处境，像村里的其他小伙子那样进部队，拿枪打鬼子。
1943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一个叫梁子修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来到我家。他先讲当时的形势，最后和盘托出他深夜造访的目的：日伪军还在10里外的鹿道口村驻守，抗日组织需要自己人插进去，了解情况、传递情报，考虑到我的家庭情况，梁子修觉得我可靠，鼓励我去做地下工作。当时做地下工作是需要严格保密的，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尤其是打入鬼子内部做伪军更要单线联系，也就是说，除了梁子修，没有第二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我坚持想去前线拿枪，但是梁子修说，上前线拿枪打敌人是干革命，做卧底工作也是干革命，“敌中有我，我中有敌，你的工作很重要啊！”听了梁子修的话，我就同意了。
伪军：
“坐下来没人粗，立起来没人高”
回想起第一次踏进鹿道口据点岗楼的情景，我至今都记忆犹新。当时，我由一个同村的伪军领着进了鹿道口据点岗楼大门，那人和一个日本军官咕噜咕噜说了几句日语，我就又被带了出来，同村人说“皇军同意我进去干”。但是出了大门好久，我还觉得自己后背凉凉的。
当时，日本人主要让我们这些“二狗子”下乡抓苦力，同时搜刮老百姓的粮食、鸡、蛋，每次干完这些事，我都担心日本人不满意，被他们打一顿。自己天天小心翼翼，家人也跟着担心，晚上如果回家晚了，家里人会认为是被日本人抓了去。一边做日本人的“走狗”，我一边惦记着心里的“正事”。一有机会，我就拐弯抹角地打听日军情报，包括有多少枪支、弹药、士兵、官员以及人员换防流动情况等。
穿着伪军皮，能接触到关于日军的更多残暴，这让我承受了太多的压力，在日军眼里，中国人连只小鸡都
不如。1944年，我和一班伪军扛着枪，帮日本人押运一批货物进城，走到现在的南竹岛时，看到八个用铁丝穿着的人头挂在路边树上，隔几米就是一个。同行的伪军偷偷告诉他，那些挂着的人头都是日本人抓的抗日分子，我当时被吓呆了。此后，很长时间，我晚上都睡不踏实，害怕自己暴露身份，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砍头。
其实，这些害怕还都是小事，更折磨我的是村里人的眼神和态度。
只有梁子修知道我做地下工作者，村里的人都把我当“二狗子”看待，看我的眼神都变了，充满了仇恨和鄙视，当时，我感觉自己“坐下来没人粗，立起来没人高”，父母都在村里直不起腰来。
终于，我撑不住了，都觉得要得精神病了，就找梁子修反映情况，想换个工作，但梁子修一直鼓励我“革命的工作不是全都要上前线，你现在打探的情报比在战场上打死几个鬼子还重要！”
“罪人”：
找到接头人，名正腰板直
1945年，包括鹿道口在内的威海周边据点都解放了，就剩下威海市区还有一些残余。我也就不用再干伪军了，就跟着梁子修做地下交通工作，当时，梁子修安排我做联络员，在威海市区、郊区之间往来，给城里的地下工作者送粮食和情报。
干这个工作最担心的是危险。路上有很多便衣，可能是敌人也可能是自己人，都不认识。有一次，我走到半路就被便衣截住了，然后被带到了羊亭镇的王家夼，我知道这里肯定是抗日组织的地盘，就大着胆子说了自己的任务，才被放走。这样的工作，我一直干到1947年威海解放。
解放以后，一直和我单线联系的梁子修失去了联系，我回村务农，但没有人能证明我的身份，我就成了地地道道的“罪人”。因为干过“ 二狗子”，我受过批斗，连儿子参军都被拒绝，全家都受到了牵连。
但我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梁子修。1992年，我终于打听到了梁子修的下落，千里迢迢追到杭州找到了他，证明了自己的身份。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腰板终于可以挺直了。
（本报记者 高洪超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