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建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强盛、最开放、最繁华的一个朝代，唐代在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上，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精神和文化财富。我们可以从《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看到唐代长安人对异域文化的态度。
李唐盛世，政治开明，军事强大，声名煊赫，威慑西陲边地，特别是贞观之后，“边裔诸国率以子弟入质于唐”，如此，西域文明之于长安，也有他们的功劳。对于异域人士，唐人并未歧视或加以侵扰，而是怀柔安抚，对有才之人也是委以任用，更有官僚阶级和文化名士与西域人交情甚笃，于是西域文明在唐长安的流行就有了基础。
大量异域人士在唐长安定居后，街市出现了许多新的店面— — 胡店。 胡店多以卖酒为生，侍酒者多为胡姬，而饮者多为文人，于是留下了很多说及胡姬的诗词歌赋。其中，或描写她们的服饰，或赞叹她们的美貌，或惊艳于她们的歌舞……可以说，胡店对唐人有着无尽的吸引力。李白在《少年行》当中曾云：“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中国人向来喜好音乐，文人更是常常寄情于歌舞，使得“乐”与“文”相得益彰。胡人乐舞以它独特的异域色彩令唐人甚至统治者为之倾心。流连风景，寄情歌舞，成为了大多唐代士大夫燕居之暇的娱乐。文人对西域传来的歌舞乐曲沉酣咏叹，更写出了很多诗歌，白居易的《听曹刚琵琶兼示重莲》，李绅的《悲善才》，薛逢的《听曹刚弹琵琶》等皆是证明。当时的长安人不仅热衷于胡人的酒肆、歌舞、绘画，也喜欢西域传来的体育运动，比如波罗球。这是一种马上打球的游戏，蔡孚《打球篇》中提及的“奔星乱下花场里，初月飞来画杖头”就是指打球仗的形态的。开元、天宝年间唐明皇经常临御楼观赏、打球。长安的达官贵人、豪侠少年、军中兵卒，乃至文人学士，都非常喜欢这种运动，相习成风。竟然曾经有进士及第集会游赏，设打球之会，四面看棚鳞次栉比。如此盛举，可见唐长安对西域运动、游戏的由衷热爱与陶醉。
我们从唐代的宗教、石刻、绘画，也能窥视到西域文化对唐代长安文娱活动的影响。当然，西域人既来长安，必倾慕于华夏文明的诗词歌赋、婚姻丧嫁，而致使习惯风俗的汉化。
向达先生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长文中，对唐代长安、洛阳的“胡化”现象，包括以上所举的服饰、饮食、宫室、乐舞、 绘画、 宗教、 游乐等，都做了详尽的考察和精彩的论述。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向达著
重庆出版社
